第一章

出身。体面者。荷尔德林自尊自爱。

生父和继父亡故，母亲孀居。童年的诸神。

跟母亲的关系。科斯特林家族。神童谢林。

1770年3月20日，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在内卡河畔的劳芬降生，在施瓦本地区的“体面者”圈子里长大。“体面者”，高级中产阶层自信地如是自称，其主要成员是所在邦郡和当地新教教会的公务人员。此地要求保持虔敬的生活作风，至少外在应该如此，人与人之间都会谨慎恪守。当地教会征召新生力量，而邦郡为此提供监管与资助。

该阶层人员的社交也限于群体内部，联姻亦是如此。于是圈子里出现了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而所有成员都拥有一段共同的历史。荷尔德林家族也是这个“体面者”圈子的成员，甚至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荷尔德林的母亲、来自查波尔高的一位牧师的千金，是所谓的“施瓦本精神之母”雷吉娜·巴尔迪里的后代。通过这一纽带，荷尔德林就与谢林、黑格尔、乌兰德和卡尔·弗里德里希·莱恩哈德结成了远亲，而最后那位也曾就读神学院，后来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官至外交部部长。

在这些圈子内部，成员都互相支持，对待名誉谨小慎微，大多数时候表现得虔敬、能干、自信，对自身的道德作风颇为骄傲，而正是这一作风，使圈子与充斥着让人心生疑窦的放荡之风的宫廷形成鲜明对照。

跟荷尔德林的祖父一样，荷尔德林的父亲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也曾做过修道院总管。那时，位于劳芬的雷吉斯温迪斯修道院的财物已经移作俗用，由荷尔德林之父掌管。这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位。早在荷尔德林的祖父担任此职时，他就已经积聚了一些财富；而后的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即荷尔德林之父、一位对经济营生颇为在行的法学家，则深谙财富增值之道。但他并无多少时日可以投身此事，因为在1772年，亦即荷尔德林出生仅仅两年之后，这位乐天合群、享受世俗之乐的男子，就因为一场中风出其不意地撒手人寰，而之前的他显然一直身强体健。

对于早年的丧父之痛，荷尔德林并未做过实质性的回忆，即便他在孩提时代闹剧般地描述过父亲下葬的情境：送葬队列静默地迂曲前移，/火把的微光映照价格不菲的灵柩，……/那时我还是个口齿不清的幼童，/哦父亲！蒙福的可亲之人！我失去了你。

年轻的母亲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孀居，分别是荷尔德林、不久夭折的一岁的大妹妹，以及遗腹女小妹妹玛丽亚·埃莱奥诺拉·海因里克 ——大家都唤她里克。

人称“漂亮孀妇”的母亲，其单身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亡夫的友人——约翰·克里斯托夫·戈克很快向她展开了求婚攻势。他是一位普通教员的儿子，并未跻身“体面者”行列，但作为一名能干的公务文职人员，他正在向这个圈子靠近。正如荷尔德林的父亲生前一样，戈克也与当时颇有影响力的行政长官比尔芬格过从甚密。比尔芬格被调任到尼尔廷根之时，戈克也一同搬迁，并得到他的支持，在当地开了一家葡萄酒酒庄。在戈克与那位“漂亮孀妇”之间，很快就生发出一段恋爱关系。戈克不是斤斤计较的人，他真挚坦诚、不谋私利，但是将一位佳偶拥入怀中的愿景让他备感欢欣鼓舞，因为那位年轻的遗孀富庶阔绰。

行政长官比尔芬格也是荷尔德林一家孩子们的教父，他出面撮合这桩婚事，荷尔德林的母亲也不反对。荷尔德林同母异父的弟弟卡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受到鼓动，“出于后代教育和财产管理的考虑，接受了她早逝夫君的一位至交的求婚，其人就是商会理事戈克，不久前刚刚迁居尼尔廷根”（转引自Wittkop，5）。

不过，在新婚宴尔之前，戈克还不是“商会理事”。这个头衔是与他联姻的孀妇为他买来的。在第二任丈夫身上，她还是投资不菲。在缔结第二段婚姻之前，她还在尼尔廷根购置了一大片土地，即包括附属田邑在内的所谓的“瑞士宫”。葡萄酒酒庄里储备丰富，但据说做的是亏本买卖。戈克当时还不懂如何做葡萄酒生意，但他天性就是如此，无忧无虑，渴望有所作为，而又自信满满。大量堆积、带有酸味的葡萄酒销路很差，对此荷尔德林的母亲约翰娜在晚年所写的遗嘱中也有微词：她责备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在经营时大手大脚，虚掷不属于他的金钱。

有了比尔芬格的支持，再加上约翰娜的财富提供后盾，戈克在竞选市长一职时大获全胜。1776年，他得以当选。他的平步青云自然引起了“体面者”圈子的妒忌，但除此以外，他倒是做出了令众人满意的政绩。对此，约翰娜感到骄傲。她很看重地位和名声，并把这份雄心壮志传递给了儿子，而荷尔德林对自己跻身“体面者”之列也颇感自豪。就读图宾根神学院时，荷尔德林有一次打掉了一位社会地位在他之下的代课教员头顶上的礼帽，因为该教师拒绝按照自己身份规定的那样先行脱帽。荷尔德林就是这样自尊自爱。

在城市风貌和乡村景致兼有的“瑞士宫”的广阔土地上，荷尔德林度过了他的童年，此后也经常津津乐道地回忆那段时期，声称那个地方是男孩的喜乐之地，那段时期是游戏玩乐与静悄莞尔的时光。在回忆孩提时代的时候，他在《许珀里翁》的诗体稿本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耽于白日梦的孩童，不得不一再被玩伴拉回现实：

当然，我所见所闻时常囿于自身，

人曰右行，我却向左，

被唤迅速取来杯盏，

我却拿来了篮筐，我也听到了

正确之语，就在我

奉命行动之前，我的万民

来到我面前，要求我提供建议，而敌人

要求我再次参战，

在这巨大的惶恐面前

我微小的害怕消散无形，……

我饱受千万重细小痛苦的折磨。

而这总是可以得到宽宥，每当

那些更聪明的人发出会心的笑声

让我从蒙福的至乐中惊起，……

（MA I，521；诗行 218—227，233—236）

回顾往昔，荷尔德林觉得，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的“瑞士宫”周围的花园，正是他与神性首次相识相知的地方：

当我还是个孩子，

有位神常将我拯救

助我逃离众人的责打，

那时我安适地嬉戏

小树林里的花朵，

天上的丝丝微风

也逗引着跟我玩乐。

哦，你们这些忠贞

而友好的诸神！

你们可曾知晓，

我的灵魂何其热爱你们！

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呼唤过

你们之名，正如你们也

从未叫过我的名字，不像人群会彼此称呼，

当他们结识的时候。

但我对你们更为谙熟，

胜过我以往对众人的了解，

我感受到天穹的静寂

众人的话语我却从未明了。

抚育我的是那袅袅之音

来自沙沙作响的小树林

我初次懂得爱的滋味

就在那百花丛内。

在诸神的臂弯里我长大成人。

（MA I，167—168；诗行 1—7，16—32）

照荷尔德林回忆，他当时总是觉得周围人群的话语在天穹的静寂中太过喧嚣。至于他是否当时确实已经感受到作为一种神性自然力量的以太——天宇和大气，抑或那是二十年后回溯式的映射，这一点无法断定。无论如何，在蒙上了神圣色彩的童年回忆中，他从小到大历经的虔敬派氛围里的道德之神仅仅扮演了一个微小角色。在他看来，自己蒙受的、充满爱意的庇佑在更大程度上来自一众尚寂寂无名的诸神；与其说源自基督教，毋宁说这些神灵似乎来自古希腊。

尼尔廷根位于施瓦本山脚下的一片优美宁静的风景之中，周围是良田沃土，其间有果园花圃，内卡河岸横亘着成排的柳树和杨树；在更开阔的周边地区则有大片的草甸山丘，那里到处可见小教堂拔地而起。

自从14世纪开始，尼尔廷根拥有都城权限。当地居民对此感到骄傲，也为此地的各种城市机构自豪：一所拉丁文学校、一家医院、地方特权等级的部门、一个颇具规模的市场以及多座教堂。然而，1750年12月12日到次日的夜间，一场大火突然降临，将133座建筑物化为灰烬。整个中世纪的城市核心部分被焚。城市得以顺利重建，也就是说，荷尔德林的尼尔廷根很大程度上是一座新建之城。火灾让之前就已在本地生根发芽的虔敬精神重又壮大起来。直到荷尔德林上小学的1780年代，都还可以听到如下布道之语：“上帝设立这个可悲的裁判所，其原因可能是什么？可以肯定，是因为你的市民和居民没有听从上帝的声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转引自Wittkop，4）那时候，当地教会相当严苛，极不情愿地容许传统民间节日的存在，比方说邻近地区万人空巷的“尼尔廷根五月节”。节庆之时，居民会载歌载舞、上演戏剧，尤其对青少年来说，那是一年中欢乐臻于顶点的时刻。但居民尽力不让喜悦之情肆意弥漫，他们在喜剧上演之前做礼拜，对此，一位同时代的观察者嘲讽地评价道：“整部戏剧的滑稽之处与弥撒仪式的庄重开端形成鲜明对比。”（转引自Wittkop，15）尼尔廷根的居民都很虔诚，至少对外如此。

在市民循规蹈矩的尼尔廷根，荷尔德林度过了备受庇佑的童年。这个天资聪颖的男孩可以自由成长，继父对他也视若己出。后来，荷尔德林沉痛地回忆他，把他称为一个永远开朗的灵魂。（MA II，775）

荷尔德林并没有真切地经历生父的离世，而继父之死让他感觉如此之近。那是在1779年3月，当时荷尔德林9岁。他的继父、市长克里斯多夫·戈克在一场洪灾中四处奔走效力，身体严重透支，几周之后就因为一场重感冒溘然长逝。对继父过世的回忆让荷尔德林备感痛苦，多年以来一直萦系心间。荷尔德林16岁时所作的诗歌《我的童年》就是献给继父的：

啊，昔日降至我们宁静屋舍的，

是那令人敬畏者，你的死亡天使！

永远尊贵的父亲！将你，那悲叹哀告者

从家庭的中心，从我们身边带走；

当在那沉寂得可怕的临终卧榻旁

我的母亲无知觉地倒卧尘埃——

呜呼！我还能看到它，那苦难之地，

永远浮现在我眼前的，是那漆黑的死亡之日——

（MA I，22；诗行 25—32）

在1799年6月18日写给母亲的书信中，荷尔德林把自己的忧悒倾向归因于继父离世。荷尔德林写道，那时他的灵魂首次被定格到那个严肃之人的身上，自那以后那个人就从未完全离他而去。（MA II，775）

在他爱戴的继父去世以后，荷尔德林就完全依赖母亲了。母子关系变得颇为奇特，也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致母亲的书信一直充盈着真挚和亲切，这样的感情基调延续到1802年前后，即母子关系第一次出现裂痕之时。当母亲再次抱怨儿子与她渐行渐远的时候，荷尔德林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母子之间存在的虔诚精神，在您我之间并未消亡殆尽。（1799.6.18；MA II，774）

一种虔诚精神把荷尔德林母子连在一起，即便儿子当时（1799年）的虔诚之心跟母亲的并不相同。母亲恪守教义，正统而保守，内心深处对虔敬主义执着不已。荷尔德林尊重母亲的虔诚之心，但向她隐瞒了自己完全不同的、超出基督教范围之外的虔诚之情。尽管如此，母子之间还是存在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可能性并不适用于荷尔德林安身立命的中心点——作诗。母亲对儿子写诗执拗地视而不见，当写诗危及他的大学学业和本职工作时，她提出了反对意见。对她而言，诗人根本就不算是“体面者”的身份群体。唯独有一次，她过问了荷尔德林的创作，明确请求给她寄一些他写的东西。儿子满足了母亲的心愿，给她寄去了《致命运女神们》一诗，其中可以让人感受到大作告成之后的赴死意向—— 可一旦萦系我心的，/神圣事业，诗歌，被我完成，/……/那么欢迎你，哦冥界的沉寂！。（MA I，188）诗歌发出之后，他紧接着又寄了一封书信，意在消解母亲的忧虑，其中写道：亲爱的母亲，我必须请求您不要过分在意从我的诗中读到的内容。（1799．7．8；MA II，789）荷尔德林的母亲对诗歌几无涉猎，也无法理解儿子的作诗热情。后来，她坚信最终就是诗歌让儿子走向毁灭。按照她的愿望，荷尔德林应该成为牧师，她也一直敦促儿子朝此方向努力。儿子应当娶妻生子，住在牧师的宅子里，等她上了年纪也搬来同住，这就是荷尔德林母亲的心愿，为此她把继承的钱财节省下来。

虽然母子关系中不乏紧张和对立，但荷尔德林很长时间都对母亲怀有深切的感情，亲近而又依赖她。如果他不能得到母亲的尊重给予的护佑，就很难做到自尊自爱。接下来，他又担心自己会流离失所：我可以跟您说一下这个问题吗？如果我经常感到居无定所，永不消停地在人海中凤泊鸾飘，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您在我身上找不到愉悦之感。（1798．12．11；MA II，720）

荷尔德林不辞辛劳地给母亲写了很多信，他的大多数书信都是写给她的。这些信件感情真挚，但同时总是敬意满满，有时甚至充斥着极度可怕的刻板和拘谨；另外，从中还可以窥见策略的运用。他不愿意让她担忧，在信中淡化了某些东西，也隐瞒了很多。他在给母亲的信中从不透露自己的爱情经历，但是会不断地宣称他是多么深爱着她。他害怕跟她发生冲突，不过，一旦母亲流露出悲伤之情，让承认自己有忧悒倾向的荷尔德林心生愧疚，或是产生类似压力之感，他就会将自己保护起来。尽管他知道母亲也曾经历些许坎坷——两任丈夫和三个孩子先后离她而去，但这个19岁的青年就是有点早熟，提醒她注意自己身为基督徒的道义责任，不要沉湎于深切的悲恸之中，另外还建议她享受曼妙的春光。（1789年4月和5月；MA II，450）荷尔德林就这样抗拒自己的母亲，以及她传递过来的忧郁。还有一次，他在信中写道：您不要退避到一个隐秘的团体之内承受痛苦，不要太过慷慨地对痛苦听之任之。（1797年7月10日；MA II，660）

然而特别奇怪的是，母子关系破裂之后，这位从不间断地监管儿子生活的母亲却几乎完全退居幕后。从1807年直到她辞世的1828年，她可能从未探访过住在图宾根塔楼里的儿子。在那里居住的头些年，一旦有人哪怕是旁敲侧击地让荷尔德林想起家庭和亲属关系，他都会疾病发作、勃然大怒。

在担任家庭教师之时，荷尔德林不得不一再央求母亲经济上的救助。实际上，他恳请要回的钱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在继父戈克过世的时候，母亲与子女——里克及荷尔德林可供继承的财产是分开的：母亲因为第一段婚姻继承一部分，而子女因为母亲的改嫁享受另一部分。荷尔德林兄妹俩与同母异父的弟弟卡尔一开始所得空空，因为母亲的第二段婚姻中并没有产生财富增值，而戈克本人也没有为这段婚姻带来什么财产。这一状况将会损害荷尔德林与其继弟之间的关系，因为后者不被允许接受大学教育，而不得不满足于接受行政办事员的职业培训。卡尔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从荷尔德林意在提点他的众多信件中找寻慰藉。荷尔德林打算与小他六岁的卡尔分享他的精神世界，为此弟弟也心怀谢意，但同时也意识到更好的方式是选择自己的世界。他正经八百地完成了这场转变。他是个能干的人，工作也干得风生水起，一直做到了斯图加特附近地区酿酒厂的行业顾问，这可是个颇有名望的职位。当时他被视为符腾堡公国最内行的葡萄酒专家，也专门为本地的这一行业写了一本书。1831年，他得以擢升，步入贵族行列。在1820年代，是卡尔·戈克建议荷尔德林出版一本诗歌集，后来诗集的付梓由乌兰德负责。集子于1826年6月出版，卡尔·戈克寄了一本给他的哥哥荷尔德林，附言如下：你的卓越创作结出的成果如今在世上留存下来，你的思忆也将在这些诗歌里记录下来，被每一位深切感念的文化人士永远敬仰。（1826.7.25；MA II，960）荷尔德林对此事的直接回应没有流传下来。不过，后来有位拜访者谈到诗歌的编辑堪称上乘的时候，荷尔德林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说并不需要别人的代劳，自己就可以对作品进行最好的编辑。

母亲1828年驾鹤西去之后，家里爆发了一场遗产纷争，因为妹妹里克坚持要求削减荷尔德林的份额，原因是长年累月的生活供养几乎将他的那部分财产耗尽。但负责处理此案的法院并没有接受妹妹的提议，而是提醒她注意母亲的生前指令——“只要荷尔德林循规蹈矩”，就不要克扣他的生活用度。

母亲过世之时，其现有资产已经积累到1.9万古尔登（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万欧元），当时荷尔德林已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但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事实上，此前他就已经物质优渥，因为生父1774年过世时4岁的荷尔德林就分到了几千古尔登，这些钱被母亲转化成了典契和贷款，随着时间流逝已经大幅增值。母亲当然非常善于经商，但不是止步于自己发家致富。她还想为儿子，以及后来出嫁时才能分得所属遗产份额的女儿打算，保证他们有个好的将来。至于荷尔德林，她却期望他有一个如她所愿的未来，即成为一名牧师。因此她一直托管着儿子的那部分资产，这样就可以对他施加压力，让他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她。荷尔德林却没有勇气要求自由掌握名下的那部分财富。假如他做出这番举动的话，他的生活可能会是另外的模样。他也许会提早结束自己的牧师职业培训，可能也不必遭受经常让他感到屈辱的家庭教师职位的折磨。他本来可以更为自由地摆摆架子。直到他住进图宾根的塔楼，事实上坐拥钱财也无法施展拳脚的那一刻，至关重要的经济独立才姗姗来迟地降临到他的身上，这可谓是他人生命运中的一个悲剧性的讽刺。

木匠师傅齐默尔住在图宾根，是忠心地照顾荷尔德林的房东，他有一个谣言传世：荷尔德林的母亲在第一次妊娠不顺期间曾经立下誓言，如果生的是男孩，他要“注定效忠上帝”（KA 3，677），即从一开始就已经献身宗教职业；然而荷尔德林总是与之对抗，因为神学无法吸引他。正如齐默尔所言，荷尔德林修了“太多的自然哲学课程”。

实际上，当荷尔德林被送到尼尔廷根的拉丁文学校之时，母亲就已经放弃让他学习神学。拉丁文学校旨在帮助学生通过当地的三次统一考试，首先是为了进入邓肯多夫和毛尔布隆的修道院附属学校，最后则是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在公国的支持下，地方引入众多严苛的选拔考试，旨在从准入年龄为14岁的少年中间挑选天资聪颖的精英，为新教神职机构储备力量。

荷尔德林的母亲不满足于拉丁文学校的教学，另外还为儿子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执事纳塔内尔·克斯特林，不过这对成长中的荷尔德林倒是一桩幸事。因为年少的他对那位既博学又热心、施威而不压制的家庭教师很是依恋。按照同时代人的描述，克斯特林传递给众人的是一种“自身存在完美无缺的独特印象”，以及“温情脉脉的善情美意”，因此众人对他报以“敬畏”和“爱戴”。（转引自Wittkop，20）这位家庭教师对荷尔德林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因为荷尔德林在老师那里认识了他的外甥，也就是当时年仅10岁、但已经可以轻松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神童”谢林。谢林后来还会回想往昔岁月，忆及他如何被年长的同学霸凌，而比他大5岁的荷尔德林承担起保护他的任务。跟荷尔德林不同的是，谢林不需要在邓肯多夫和毛尔布隆的学校就读，因为他在那里已经无法再学到新知识。谢林的父亲是一位学富五车的牧师，于是暂时充当了儿子的老师，直到儿子获得特许，以15岁的年纪进入神学院。在那里谢林再次遇到了荷尔德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人都跟黑格尔同住一间宿舍。

对荷尔德林而言，谢林的舅舅纳塔内尔·克斯特林是其少年时代的一位重要导师。荷尔德林在以后的岁月里一再向克斯特林请教，而这位老师也极为关注自己昔日学生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