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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那个多事之秋，始于我 2 月 2 日夜意外地被擢升为中将，随后又接到命令，让我 2 月 4 日去柏林参加希特勒召开的会议。2 月 4 日早上，我搭乘电车驶过柏林街头，一个熟人看见我，赶紧把我从车上叫下来，告诉我，我已获得第 16军军长的委任。我大吃一惊，赶紧买了份早报，这才震惊地获悉，一大批陆军高级军官被免职，其中包括布隆贝格、弗里奇和我的至交卢茨将军。我在帝国总理府得知了个中原因，至少是部分原因。国防军所有军长在总理府大厅站成个半圆形，希特勒走入大厅后告诉我们，他解除了帝国战争部长
冯·布隆贝格元帅的职务，原因是他的婚姻问题，另外，他还不得不解除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男爵大将的职务，因为弗里奇触犯了刑法。希特勒没再详细说明其他人被撤职的原因。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们一直认为几位最高上司是无可挑剔的高尚人士，现在却受到希特勒的严重指控，我们对此震惊不已。谁也无法相信这些指控，但如此重大的事件，帝国元首不可能信口开河。希特勒说完后离开大厅，我们也解散了。众人沉默不语。尽管此事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此刻所有人震惊莫名，而且没调查过具体情况，又能说些什么呢？
布隆贝格的案子很清楚，他不可能再担任战争部长。但冯·弗里奇男爵大将的案件完全不同，需要军事法庭调查审理。戈林主持的军事法庭开庭，尽管军事法庭由戈林领导，可还是做出弗里奇无罪的明确判决。相关证据表明，大将受到的无耻控告纯属诬陷。这起臭名昭著的诽谤案过后几个月，我们奉命来到某军用机场，听取帝国军事法庭庭长海茨将军宣读案件判决书和详细的律法解释。判决书宣读前，希特勒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对这起事情深表遗憾，他还向我们保证，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我们当场要求为大将彻底恢复名誉。经布隆贝格举荐，接替陆军总司令职务的冯·布劳希奇大将派冯·弗里奇男爵大将担任什未林第 12 炮兵团团长，保留了他的军籍。弗里奇再没获得其他任命。鉴于他蒙受的耻辱，这种补偿远远不够。希特勒下令处决了诬告弗里奇的假证人，但这一怯懦的行为，真相没有揭开，幕后的始作俑者也没受到惩处，处决诬告者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8 月 11 日在波美拉尼亚的大博恩军事训练区，冯·弗里奇男爵大将正式接掌第 12炮兵团。希特勒 8 月 13 日观摩了这里举行的演习，但他们俩没有会面。
冯·弗里奇男爵大将高贵的克制态度确实令人钦佩。面对政治战场上的敌人，他的做法是否正确，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此类评价都是基于对事件背景和涉事人物的事后认识。
1938 年 2 月 4 日，希特勒亲自担任国防军总司令。帝国战争部长的职务依然空缺。国防军局
局长威廉·凯特尔将军接管了战争部长的工作，但他的职权范围不超过国防军总司令，也没有任何指挥权。从这以后，凯特尔就自称“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
第 4 集群司令部设在莱比锡，辖 3 个摩托化军，目前指挥该集群的是冯·赖歇瑙将军，他是个思想进步的人，我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继 1934 年的“6·30”事件后，1938 年 2 月 4 日成为陆军总司令部第二个黑暗日。整个德国将领圈对这两起事件无所作为，事后受到严厉谴责。其实，最该谴责的是高层权威人士，因为下面的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就拿弗里奇案件来说，起初我们觉得不可信，甚至认为不可想象，但必须等军事法庭做出裁决，事情弄清了才能付诸行动。我们敦促新任陆军总司令采取措施，可他迟迟没有下定决心。在此期间，发生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决策事件，也就是德奥合并。弗里奇案件束之高阁，采取行动的机会付诸东流。但整件事说明，帝国元首与陆军高层之间存在信任危机。我虽然不了解具体原因，但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危机。
我出任第 16 军军长，接替了备受尊敬的前任、装甲兵上将卢茨。当时担任军参谋长的是我相识数年的保卢斯上校，他是个典型的总参军官，作风正派，善于思考，聪明机智，尽职尽责，勤勉有加，富有想象力，他纯洁的意志和爱国精神不容置疑。我们合作得非常好，气氛很融洽。保卢斯后来担任第 6 集团军司令，不幸在斯大林格勒兵败身俘，对他最恶劣的指责和猜疑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在保卢斯亲自为自己辩解前，我不会相信这些流言蜚语。
在此期间，几个装甲师也换了师长：
鲁道夫·施密特将军指挥第 1 装甲师；
法伊尔将军指挥第 2 装甲师；
盖尔·冯·施韦彭堡男爵将军指挥第 3 装甲师。
3 月 10 日 16 点左右，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突然召见我，他告诉我，元首正考虑把奥地利并入德国，所以必须给部分兵团下达行军令，贝克要求我对此事严格保密，还对我说道：“您必须重新接掌您的老部队，也就是第 2 装甲师。”我不赞同这种安排，接替我担任第 2 装甲师师长的法伊尔将军非常能干，现在把他换下来，无疑会让他很难堪。贝克答道：“眼下这个关头，您无论如何都得去指挥摩托化部队。”我随后建议，动员第 16 军军部，除了第 2 装甲师，再给军部配属另一支部队。贝克将军欣然同意，为此调拨了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该旗队也参加此次进驻。他最后说道：“真打算合并奥地利的话，眼下可能是最有利的时机。”
我返回自己的办公室，下令视情况做好必要的准备，还考虑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执行自己受领的任务。当晚 20 点左右，贝克再次召见我，要求我 21—22 点务必命令第 2 装甲师和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进入警戒状态，集中到帕绍附近。我这次得知，进驻奥地利的所有部队统归冯·博克大将指挥。我这个军南面的步兵师会按计划渡过因河，其他部队直奔蒂罗尔。
23—24 点，我用电话给第 2 装甲师下达了警戒令，还亲自与警卫旗队的指挥官泽普·迪特里希碰了头。所有部队的行军目标定为帕绍。给警卫旗队下达警戒令没遇到什么波折，第 2 装甲师则不然，因为师部所有参谋人员在师长率领下去特里尔的摩泽尔河地区旅行考察了。所以命令送抵时，该师师长不在。师部人员不得不从摩泽尔河乘汽车火速返回。尽管遇到这些复杂的情况，但命令还是迅速传达了下去，第 2 装甲师辖内部队立即动身出发。
从维尔茨堡附近的第 2 装甲师驻地到帕绍，平均距离 400 公里，从帕绍到维也纳 280 公里，而从柏林到维也纳的距离是 962 公里。
我与泽普·迪特里希道别前，他告诉我，他还要去元首那里一趟。我觉得此次合并对两个国家都是可喜可贺的事，所以不会发生任何战斗。我想到个主意，在坦克上悬挂旗帜，再饰以绿叶，以此表明我们的和平意图。于是我请泽普·迪特里希把此事汇报给元首，请他批准，半小时后我如愿获得批准。
第 16 军军部 3 月 11 日 20 点左右到达帕绍。我们在那里接到命令，做好 3月 12 日 8 点进驻奥地利的准备。午夜前后，第 2 装甲师师长法伊尔将军率领他的部队到达帕绍。可他既没有奥地利地图，也没有继续行军的油料。至于地图，我给他找了本供游客使用的《贝德克尔旅行手册》，而油料问题就难以解决了。虽然帕绍有一座陆军油料库，可那是为西墙的防御准备的，接到动员令才能使用。负责油料库的上级不知道我们受领的任务，所以夜间没赶到现场。没接到命令，油料库管理员坚决不肯把宝贵的库存物资交给我们，最后我们以武力相威胁，才让他乖乖就范。
由于没有动员后勤补给纵队，我们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帕绍市长帮我们弄到些卡车，迅速组成必要的油料供应纵队。另外，我们要求途中的奥地利加油站供应油料，确保行动顺利进行。
尽管法伊尔将军百般努力，可第 2 装甲师没能在 8 点准时跨过边界。直到 9 点，该师首批部队才在奥地利居民兴高采烈的欢迎下驶过边界升起的栏杆。第 2 装甲师前卫编有第 5 装甲侦察营（科恩韦斯特海姆）、第 7 装甲侦察营（慕尼黑）、第 2 摩托车步兵营（基辛根），中午前后穿过林茨，迅速赶往圣珀尔滕。
我驱车行驶在第 2 装甲师主力前方，“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从柏林长途跋涉而来，赶上第 2 装甲师，随即担任后卫。坦克悬挂的旗帜和装饰的绿叶发挥了作用。当地居民一眼看出我们抱着和平的意愿而来，极为热情地迎接我们。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胸前佩戴着勋章，站在路边朝我们敬礼。只要我们一停下，奥地利民众就用鲜花装扮车辆，还把各种食物塞给我们的士兵。握手、拥抱、喜悦的泪水随处可见。双方期盼已久、多次受挫的合并，没受到任何不和谐因素干扰。不幸的政治原因把同一民族的兄弟姐妹分隔了几十年，现在终于团聚了，双方都为此欢呼雀跃。
队伍沿通往林茨唯一的道路前进。中午 12 点过后不久，我到达林茨，拜会当地官员，匆匆吃了点东西。在离开林茨赶往圣珀尔滕的途中，我遇到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奥地利部长赛斯-英夸特和冯·格莱泽-霍斯泰瑙。他们告诉我，元首 15 点会赶到林茨，请我沿道路入口和市内广场布置警戒。于是我命令前卫停在圣珀尔滕，派主力的可用部队封锁林茨各条街道和广场。奥地利联邦陆军卫戍部队也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警戒任务。很快，6 万多人挤满各条街道和广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一再朝德意志帝国的军人发出热烈欢呼。
希特勒直到黄昏才姗姗而来。我在城市入口处迎接他，亲眼见到了他以凯旋的姿态进入林茨的场面，还亲耳聆听了他在市政厅阳台上发表的讲话。此前我从未见过这般热烈的场面，此后也再没经历过。演讲结束后，希特勒去看望德奥合并前各场冲突的伤员，随后回旅馆休息。我到旅馆向他报告，部队继续开赴维也纳。我发现希特勒也被广场上的热烈场面深深感动了。
21 点左右我离开林茨，午夜前后到达圣珀尔滕，随即命令前卫冒着暴风雪再次出发，3 月 13 日凌晨 1 点左右到达维也纳。维也纳为庆祝德奥合并举行的大型火炬游行刚刚结束，各条街道上挤满了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居民。所以第一支德军部队到来后立即引发排山倒海般的欢呼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军乐队伴奏下，我们的前卫列队走过歌剧院，接受联邦陆军维也纳师师长施廷普弗尔将军检阅。部队通过后，民众的热情又一次爆发开来。他们把我抬到住处，就连大衣上的纽扣一时间也成了他们抢夺的纪念品。我们受到极为友善的招待。
睡了几个钟头，我 3 月 13 日上午去拜望奥地利联邦陆军几位指挥官，在各处都受到非常客气的接待。
3 月 14 日一整天，我忙着准备 3 月 15 日的大型阅兵式。此次阅兵式的筹备工作由我负责，所以我有幸和我们的新同事首次展开愉快的合作。我们很快达成一致，次日，我们满意地见到，维也纳回到德意志帝国怀抱后举办的首次公众仪式非常顺利。阅兵式上，首先出现的是联邦陆军部队，德国陆军和奥地利联邦陆军各部队尾随其后，交替列队通过。民众的热情空前高涨。
接下来的某个晚上，我邀请这几天结识的奥地利将领来布里斯托尔旅馆参加我举办的小型晚宴，希望以这种私人方式巩固与新战友的联系。随后我就去参观、了解奥地利联邦陆军的摩托化部队，研究如何把他们编入德国陆军。其间遇到的两件事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第一件事是参观奥地利摩托化猎兵营，该营驻扎在新锡德尔湖畔。第二件事是去莱塔河畔布鲁克参观联邦陆军的装甲营。营长泰斯中校是个特别能干的军官，因坦克发生严重事故而致残。我对他的部队印象非常好，很快就与营里的年轻官兵打成一片。两个摩托化营士气高昂，纪律严明，所以我很希望把他们编入德国陆军。
为了让德国军人了解奥地利，也让奥地利军人了解德国，加强彼此同一民族的归属感，奥地利联邦陆军派出几支部队短期访问德国。其中一支部队来到我昔日的驻地维尔茨堡，在我夫人的组织下，他们受到热情的迎接和款待。
没过多久，我的爱妻就到维也纳与我团聚，3 月 25 日，我们一同庆祝了她的生日。
此次合并让德国装甲兵得到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这场进军总的说来还算顺利，轮式车辆的故障率较低，而坦克发生故障的情况较多。准确的数据我不记得了，应该不超过 30%，到 3 月 15 日举行阅兵式，几乎所有发生故障的坦克都已修复。考虑到路途遥远和行军速度，这种故障率并不高，但在不熟悉装甲领域的人，特别是冯·博克大将，在他看来，30%的故障率未免太高了。所以这场进驻结束后，年轻的装甲兵受到猛烈抨击。很多人认为装甲兵不具备长途行军的能力。但客观评价得出不同的结论。评价装甲兵进军维也纳期间的表现，必须考虑以下方面：
（a）此次受领的任务，部队没有任何准备。他们 3 月初刚刚开始连级训练。参谋军官的理论培训，当年冬季在第 2 装甲师驻地进行得如火如荼，本来要以上文提到的摩泽尔河旅行考察结束，谁都没想到突然来了场毫无准备的师级规模冬季演习
。
（b）上级领导对这起事件毫无准备，德奥合并的决定是希特勒做出的。所以整件事就是个即兴行动，对 1935 年秋季刚刚组建的装甲师来说，不啻为一场冒险。
（c）开赴维也纳的即兴行军，需要第 2 装甲师辖内部队在 48 小时内跋涉 700公里左右，而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要行进 1000 公里左右。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这项任务。
（d）装甲兵最大的问题是维修力量不足，特别是坦克的维护。这个问题早在1937 年秋季演习期间就暴露无遗。但解决问题的建议，直到 1938 年 3 月也没获得采纳。我们日后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e）油料补给问题至关重要。这方面暴露出的不足迅速得到解决。由于此次行动没使用弹药，相关经验只能以类推的办法获得，但足以让我们做好预防措施。
（f）不管怎么说，此次行动证明，装甲师完全可以执行作战任务的理论正确无误。他们的行军表现和速度都超出预期。部队增强了自信，指挥机构也学到很多东西。
（g）此次行军还告诉我们，摩托化师以上的兵团，沿一条道路行进毫无困难。摩托化军编组和作战使用的想法完全正确。
（h）但必须强调，以上经验仅限于装甲兵的警戒、运动、补给，不涉及作战。但日后的事实证明，德国装甲兵在作战方面同样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杰出而又著名的回忆录里，对德奥合并所做的描述完全不同。我觉得应该引述这些段落：
凯旋进入维也纳向来是这位奥地利二等兵的梦想。3月12日这个星期六的晚上，维也纳的国社党打算举行火炬游行，欢迎这位胜利的英雄。可左等右等也没人到来。只有后勤部队三个不知所措的巴伐利亚人乘火车到达，为进驻的德军安排营房。国社党人只好把这三名军官抬起来走街串巷，以示庆贺。延误的原因后来渐渐泄露出来。原来，德国的战争机器摇摇晃晃地越过边界，在林茨附近停了下来。尽管天气和路况很好，可大部分坦克抛锚，摩托化重型炮兵也出了故障。重型军用车辆把林茨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希特勒青睐的第4集群司令赖歇瑙将军应对此事负责。这件事也暴露出，处于重建阶段的德国陆军还不成熟。
希特勒乘汽车经过林茨，见到交通拥塞的情形大为震怒。轻型坦克好不容易才驶离拥挤、混乱的道路，周日清晨陆陆续续驶入维也纳。重型坦克和摩托化炮兵只好用火车运载，这样才总算能及时参加庆祝仪式。希特勒乘车驶过兴高采烈或惊慌失措的人群，进入维也纳的照片，大家都看过。但神秘的光荣时刻却有个令人不安的背景。实际上，德国元首为他的军事装备显而易见的缺陷大动肝火。他厉声训斥身边的将领，这些将领反唇相讥。他们提醒希特勒，弗里奇警告过，说德国的军事状况目前还不能冒引发大战的风险，可他没听。不管怎样，面子保住了，还举行了正式的庆祝和游行……
温斯顿·丘吉尔显然受到误导。据我所知，3 月 12 日那天，没有火车从巴伐利亚驶往维也纳。
“三个不知所措的巴伐利亚人”肯定是从空中飞过去的。我命令“德国的战争机器”停在林茨，是为了迎接希特勒，没有其他原因，否则我们当天下午就能到达维也纳。气候很恶劣，下午下起雨来，夜里又来了场很大的暴风雪。从林茨到维也纳只有一条公路，而且正在翻修，好几公里路面被掘开，其他地段的路况也很恶劣。但大部分坦克还是顺利到达维也纳，没发生任何意外。重型火炮出故障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就没有重型火炮。公路根本没堵塞。冯·赖歇瑙将军 1938 年 2 月 4 日才接掌第 4 集群，到任仅仅 5 周，所以对技术装备的故障不负任何责任。他的前任冯·布劳希奇大将在职时间很短，根本不能归咎于他。
如前文所述，我在林茨迎接了希特勒。他脸上丝毫没有动怒的神情，相反，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深受感动的样子。他在林茨市政厅的阳台上对欢呼的人群发表讲话时，我就站在旁边，他的表情看得清清楚楚。泪水从他面颊滚落，他绝对不是在演戏。
我们当时只有轻型坦克，既没有重型坦克，也没有重型火炮，所以根本谈不上用火车运载重装备。
没有哪位将军受到训斥，至少据我所知没有。所以丘吉尔说的“反唇相讥”纯属子虚乌有，反正我对这两个情况一无所知。就我个人而言，3 月份这几天，无论在林茨还是在维也纳，希特勒对我的态度都很客气。我唯一受到的责备，是进驻军队司令冯·博克大将不赞成坦克悬挂旗帜，他认为有违军队条例。我解释此举得到希特勒批准后，他就不再追究了。
丘吉尔说我们的战争机器“摇摇晃晃地越过边界”，可这支力量稍事改进后，1940 年就足以在很短时间内彻底打垮西方国家过时的军队。很明显，温斯顿·丘吉尔想在回忆录里说明，要是英法两国政治领导人 1938 年发动战争的话，胜算很大。可他们的军方领导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他们很清楚己方军队的弱点，也没有踏上革新之路。德国将领也想要和平，但不是因为自身实力虚弱或害怕革新，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以和平手段完全能实现民族的目标。
第 2 装甲师留在维也纳周边地区，当年秋季开始接收奥地利补充兵。党卫队警卫旗队和第 16 军军部 4 月份返回柏林。1938 年秋季，第 4 装甲师在维尔茨堡周围腾空的营区组建，赖因哈特将军任师长。另外还组建了第 5 装甲师和第 4 轻装师。
1938 年夏季几个月，我作为军长，全身心投入和平时期的工作，主要是视察麾下部队。这让我得以了解自己的官兵，为日后战争中的互信关系打下了基础，我一直对这份战友情谊深感自豪。
当年 8 月，我在柏林终于搬入分配给我的官舍。匈牙利摄政霍尔蒂和他的夫人、匈牙利首相伊姆雷迪当月到访柏林。我参加了车站迎接、阅兵式、希特勒举办的晚宴、歌剧院的招待演出。晚宴结束后，希特勒到我的桌子旁坐了会儿，还和我谈起坦克的问题。
希特勒对霍尔蒂此次到访的政治成果深感失望。他可能想说服摄政缔结军事同盟，但没能如愿。他的祝酒词和晚宴后的态度毫不掩饰他的失望之情。
9 月 10—13 日，我和妻子在纽伦堡参加了党代会。帝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紧张关系当月到达顶点，火药味十足。希特勒在纽伦堡国会大厅发表了重要的闭幕式讲话，充分体现出当时的气氛。众人只能怀着沉重的焦虑之情，观望局势的发展。
党代会结束后，我赶往格拉芬沃尔军事训练区，第 1 装甲师和党卫队警卫旗队驻扎在那里。接下来几周，接二连三的演练和视察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临近月底，我们着手准备进驻苏台德区。由于捷克共和国不愿做出任何让步，战争爆发的危险与日俱增，气氛越来越紧张。
但《慕尼黑协定》为和平解决问题铺平了道路，我们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合并苏台德区的任务。
我也不得不为政治做出些个人牺牲，因为 10 月 1 日是我的银婚纪念日，可我一个人待在格拉芬沃尔，而我亲爱的妻子独自在柏林，我们的两个儿子驻守在边境地区。当天最珍贵的礼物是暂存的和平。
10 月 2 日，我的军部迁到福格特兰的普劳恩，10 月 3 日开始进驻苏台德区。
进驻苏台德区的任务交给第 16 军，我的军编有第 1 装甲师、第 13 和第 20 摩托化步兵师。占领行动分三个阶段执行。
10 月 3 日，奥托将军指挥第 13 摩托化步兵师占领了埃格尔、阿施、弗兰岑斯巴德，10 月 4 日，第 1 装甲师占领卡尔斯巴德，10 月 5 日，三个师占领了卡尔斯巴德以东直到分界线的地区。
这场进驻的头两天，阿道夫·希特勒一直待在我的军部。第 1 装甲师从卡姆开赴萨克森州的艾本施托克，行程 273 公里；9 月 30 日夜到 10 月 1 日晨、10 月 1—2 日，第 13 摩托化步兵师从格拉芬沃尔向北开进，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埃格尔地区，这场行军执行得非常漂亮。
10 月 3 日，我在阿施附近的边界等待希特勒，向他报告几个师已进驻。我随后驱车穿过阿施，在埃格尔镇外找到个战地厨房，和希特勒共进早餐。战地厨房提供的是军队常规伙食，牛肉熬的浓汤。希特勒看见汤里有肉，就吃了几个苹果充饥，还请我让战地厨房明天提供些素食。我们随后在埃格尔受到极为热情的迎接，大批当地民众身着埃格尔地区的传统服饰，为希特勒送上热烈的掌声。
10 月 4 日，我在第 1 装甲师师部的战地厨房与希特勒共进早餐，我坐在他对面，与他闲聊了一番，我们都对这场兵不血刃的进驻深感满意。希特勒随后乘车沿道路而行，停在路边朝他欢呼的部队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到处是欢声笑语，与 3 月份在奥地利的情形如出一辙，我们的车辆也缀满鲜花和绿叶。我随后先行赶往卡尔斯巴德，去检查等在剧院前方的仪仗队，第 1 装甲团、第 1 步兵团、党卫队警卫旗队各抽调一个连组成仪仗队。装甲连右侧，站在连长身旁的是我的长子，目前担任第 1 装甲团第 1 营副官。
警戒工作刚刚完成，阿道夫·希特勒就到了。他穿过夹道欢迎的部队走入剧场，在剧场内又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外面的雨势越来越大，但剧院前厅的场面令人动容。赶到这里的妇女和姑娘身着美丽的传统服饰，一个个泪流满面，许多人跪倒在地，欢呼声震耳欲聋。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历经苦难，不仅失业、一贫如洗，还备受民族压迫，许多人早就失去了一切希望。现在，新的局面即将到来。我们立即把战地厨房的口粮分发给穷人，直到社会救济机构付诸行动。
10 月 7—10 日，我们占领了另一处日耳曼居民地。为此我取道卡登和萨茨，驱车赶往特普利茨舍瑙。德国军人在各处都受到同样感人的迎接，一把把鲜花覆满所有坦克和车辆。欢呼雀跃的青年男女把各条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我们的车队一时间难以行进。数千名具有日耳曼血统的士兵脱离捷克军队，步行返回各自的家园，大多数人仍穿着捷克军装，拎着箱子或背着背包：一支军队未经战斗就土崩瓦解了！捷克共和国第一道筑垒防线落入我们手里；我们觉得这道防线并不强大，但不用流血牺牲就征服它毕竟是件好事。
总的说来，所有人都为政治局势转向和平的一面深感高兴。真爆发战争的话，不仅会给德国本土造成最沉重的打击，德国的母亲们还要付出诸多牺牲。
我在特普利茨入住克拉里-阿尔德林根侯爵的疗养宾馆，侯爵和侯爵夫人亲切而又热情地招待了我们。我们结识了一些德意志—波西米亚贵族，他们仍保留着真正的日耳曼精神，这让我们深感高兴。我认为朗西曼勋爵对捷克共和国处境的判断完全正确，他的看法为维持当时的和平做出重大贡献。虽说这份和平方案没能保持下去，但不是他的错。
不管怎样，当前紧张的政治局势得到缓解，我们沉浸在喜悦中。我趁此机会去狩猎，两周内打了好几头鹿。
风云动荡的 1938 年即将落下帷幕，尽管先前有过种种风暴，但像我这种不问政治的军人，都希望随后会迎来一段和平发展期。我们认为，帝国新增的土地和人口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消化吸收，德国近期在欧洲赢得的地位，必须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巩固，我们的民族目标应当以和平手段来实现。我亲眼见过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情形，尽管当地居民对合并欢呼雀跃，但这两处的经济状况都很恶劣，新旧地区行政管理方面的差距非常大，从长远看，似乎迫切需要一段较长的和平期，才能把新旧地区融为一体。《慕尼黑协定》看上去能让我们顺利贯彻这种解放方案。
希特勒的对外政策大获成功，消除了众人对二月危机的坏印象。当年 9 月，哈尔德取代贝克出任陆军总参谋长，由于合并苏台德区的行动胜利完成，陆军总参谋长更迭一事没造成太大影响。贝克将军不赞成希特勒的对外政策，认为过于冒险，因而辞去职务。他还建议全体将领发表和平宣言，可惜冯·布劳希奇反对，而且没把此事告知其他将领。我从苏台德区返回柏林，还以为会在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从事工作，可我错了。
10 月底，大象饭店的新楼落成之际，魏玛区党部召开党代会，希特勒亲临会场，我作为第 16 军军长和魏玛地区驻军司令也应邀出席。党代会在城市宫隆重开幕，希特勒对拥挤的人群发表了露天演讲，把此次会议推向高潮。演讲中，希特勒对英国，特别是对丘吉尔和艾登的抨击极为尖锐。他先前在萨尔布吕肯发表讲话时，我在苏台德区，所以无缘得听，不免对近期的紧张气氛深感惊讶。希特勒结束演讲后，在大象饭店举办了茶会。他请我与他同桌，趁此机会，我和他畅谈了两个钟头左右。交谈期间，我问他为何要激烈抨击英国。希特勒解释道，张伯伦先前到戈德斯贝格与他会晤，却毫无诚意，另一些到访的知名人士也在他面前故意做出失礼的举动。他告诉英国驻德大使亨德森：“要是你们再有谁衣着随意地跑来见我，我就让德国驻伦敦大使穿着套头衫去见你们的国王，请把我的话转告贵国政府。”希特勒觉得自己受到轻慢，事后仍对此愤怒不已，宣称英国方面根本不想达成真诚的和解。这件事让他备受打击，因为他原本很尊重英国，希望与对方不断加强合作。
尽管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但德国仍处在高度紧张、不被信任的境地。这种状况不免让人倍感失望而又忧心忡忡。
区党部召开党代会当晚，魏玛歌剧院上演《阿依达》。我的座位安排在元首包厢，所以我坐在希特勒的桌旁，与他共进了晚餐。我们这次只是泛泛而谈，话题主要围绕艺术。希特勒谈了他的意大利之行，在那不勒斯欣赏《阿依达》演出的情形。凌晨 2 点，他去看望参加演出的艺术家。
我刚刚返回柏林，陆军总司令就召见我。他告诉我，他打算设立一个类似于总监的新职务，统管摩托化部队和骑兵，合称“快速部队”。他亲自草拟了新职务的勤务守则，还给我看了这份草案。草案赋予新职务视察权和提交年度报告权，但没有指挥权，也没有编写、出版勤务条令权，更没有组织权和人事权，所以我不愿接受这个有名无实的职务。
过了几天，陆军人事局局长博德温·凯特尔将军，也就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的弟弟，受陆军总司令所托跑来，再次敦促我就任新职。我还是没接受，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凯特尔随后对我透露，设立这项新职务不是布劳希奇想出来的，而是希特勒的主意，所以我必须接受。陆军总司令居然不告诉我设立新职务的命令出自何处，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接受，并请凯特尔把我拒不接受的理由转告元首，还告诉他，我想当面对元首解释这些理由。
没过几天，希特勒单独召见了我，询问我不愿接受新职务的原因。我向他解释了陆军总司令部的指挥结构，还汇报了陆军总司令为新职务拟制的勤务守则的主要内容。我随后指出，我现在是指挥 3 个装甲师的军长，对发展装甲兵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新职务。我非常了解陆军总司令部那些领导，也很清楚他们对发展装甲兵，以此作为大规模进攻兵种这个问题的态度，所以不得不把设立新职务视为一种倒退。我解释道，陆军总司令部倾向于把坦克配属给步兵，我们以前在这方面发生过冲突，所以我对装甲兵日后的发展深感担忧。把装甲兵和骑兵凑到一起，不符合骑兵这个古老兵种的意愿，他们视我为敌，对重新编组肯定会满怀猜忌。骑兵急需实现现代化，但此举势必引发陆军总司令部和传统的骑兵军官强烈抵制。我以下面几句话结束了这番详细解释：“赋予我的权力不够，我没办法克服上述阻力，最后必然是持续不断的摩擦和争执，所以我请求留任。”希特勒听我滔滔不绝地说了 20 分钟，没有插话。待我说完，他解释了设立新职务的用意，是要统一管理所有摩托化部队和骑兵的发展，他否决了我的请求，命令我就任新职。希特勒最后说道：“要是您提到的抵制情绪构成障碍的话，您直接向我报告，我们一同来推动必要的革新。所以我命令您就任新职。”
尽管种种困难很快就出现了，可我从来没向他直接报告过。
就这样，我出任“快速部队”司令，还被擢升为装甲兵上将，简朴的新办公室设在本德勒大街。总参军官冯·勒·叙尔中校和勒蒂格尔上尉被派到我身边，里贝尔中校担任我的副官。委托我“监督”的每支部队都有个负责人。我随后展开工作，这完全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装甲兵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训练条例。我们起草了一份，把草案呈交陆军训练处审批。陆军训练处没有装甲兵军官，他们审核这份草案，不是考虑装甲兵的需要，而是从其他角度出发，给出的批注是：“草案的章节与步兵不符，故此驳回。”章节和术语的一致性，是他们评判我们这份草案的重要标准，根本不考虑部队的实际需求。
我认为骑兵必须革新，故而建议把他们改编成几个机动灵活、配备现代化兵器的师，可这项建议遭否决，因为陆军办公厅主任弗罗姆将军不肯批准为骑兵购买 2000 匹马。结果直到战争爆发，骑兵的编组情况依然无法让人满意，除了东普鲁士一个旅，我们只能以骑兵为步兵师组建混编侦察营，每个侦察营编有 1 个骑兵中队、1 个自行车中队、1 个摩托化中队，配备少量装甲侦察车、反坦克炮、骑兵炮。这种奇特的混编部队指挥起来很麻烦。动员时，骑兵只能为和平时期的现役师组建这种侦察营。新建部队不得不与骑自行车的部队配合，只好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案。骑兵早已陷入窘境，可上级仍对他们青睐有加，百般呵护。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差别。
另一件事很能说明我目前的处境：我作为快速部队司令发出的动员令，首先要请一名预备役步兵军军长提出；要想在装甲兵范畴内贯彻实施，还得向上级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