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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创建德国的装甲兵。我原先是猎兵军官，技术方面也没受过培训，可命运偏偏把我推到与摩托化打交道的岗位。
1919 年秋季，我从波罗的海地区调回，在汉诺威的帝国防卫军第 10 旅短暂服役，1920 年 1 月，我调到戈斯拉尔的老部队，也就是第 10 猎兵营，奉命指挥一个连队。此前我在总参谋部干过，但从没奢望还能回去，因为我之所以调离波罗的海地区，一是与他人发生冲突，二是在只有 10 万人的小型陆军服役，职业前景并不看好。所以 1921 年秋季，我敬重的团长冯·阿姆斯贝格上校问我，想不想回总参谋部工作，我深感意外，赶紧答应下来。但此事没了下文，隔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1922 年 1 月，帝国国防部部队局的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校打来电话，问我怎么还没去慕尼黑报到，我这才得知，自己已调到运输兵总监部汽车兵处，因为运输兵总监冯·奇施维茨将军要求为该处派一名总参军官。调令 1922 年 4 月 1 日正式生效，但在此之前，他们想让我熟悉汽车兵的具体勤务，所以命令我先去慕尼黑第 7（巴伐利亚）汽车营，我得立即动身。
我对这项新任命非常高兴，立即赶往慕尼黑，向营长卢茨少校报到。接下来几年，我和卢茨的关系非常密切，不仅因为共事的关系，还因为我发自内心地尊敬他，他也以最大的善意待我。我在慕尼黑分配到第 1 连，连长维默尔原先是飞行员，后来重操旧业。我到任时卢茨少校告诉我，我日后在国防部的工作是研究汽车兵的组织和使用。我在慕尼黑实习，主要是为这项任务做好准备。卢茨少校和维默尔上尉想方设法让我深入了解他们的勤务，我学到很多东西。
1922 年 4 月 1 日，我去柏林向冯·奇施维茨将军报到，急于就自己在总参谋部的新工作得到他的任命。冯·奇施维茨将军告诉我，他本打算派我研究如何使用汽车兵的问题，可参谋长彼得少校却做出不同的安排，让我处理汽车厂、储油设施、制造、技术人员的事务，以及道路和交通问题。我非常惊讶，向将军报告，我对这项技术工作毫无准备，也不具备该领域需要的知识。冯·奇施维茨将军解释道，他原本想交给我的工作，确实是卢茨少校对我说的那些，可参谋长引用了 1873 年的《普鲁士战争部工作条例》，还以另一些文件为补充，来说明分配工作是参谋长而不是总监的权限，所以将军无法改变这项决定，对此深表遗憾，但他保证，会让我参加他打算展开的研究工作。他还否决了我调回猎兵连的请求。
就这样，我踏上技术之路，不得不努力学习相关知识。除了部分未完成的公文，我的前任没给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仅有的帮助来自部门几名老员工，他们了解这些文件，也熟悉相关业务，还很友好地帮助我。这些工作当然很有教益，对我日后的发展也有好处。但最具价值的，是冯·奇施维茨将军对使用汽车运送部队所做的研究。通过这项研究，再加上之前在哈尔茨山区进行的实践演练，我首次认识到摩托化部队有可能发挥的作用，就此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冯·奇施维茨将军是个非常严厉的上司，不会放过任何疏忽错误，非常看重准确性，这种作风让我获益匪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确实有使用汽车运送部队的实例。但这种运动都发生在固定战线后方，从来没有在运动战中直接对对手实施过。日后的战争是否会以固定战线后方的阵地战开始呢？对没有构筑防御工事的德国来说不太可能，我们在战争中不得不考虑机动防御。因此，运动战中运送摩托化部队的问题很快引发了新的问题：该如何掩护这种运动呢？只有装甲车辆能有效执行这项任务。所以我寻找相关实例，想弄清装甲车辆的使用经验。调查期间，我结识了年轻的福尔克海姆中尉，他手头有不少资料，虽说德军小型战车部队的使用经验少得可怜，但关于敌坦克部队的内容却很丰富，这些经验应该对我们的小型军队有用。我从他那里弄到些资料，研究了这种薄弱的理论带来的问题。英法军队使用装甲战车最有经验，我得到了他们的资料，认真学习。
富勒、利德尔·哈特、马特尔的英文著作和论文引起我的兴趣，激发了我的想象力。这些颇具远见的军人，当时就致力于让坦克打破步兵辅助武器的局限。我们这个时代新兴的摩托化，他们把坦克置于中心位置，因而成为新式大规模交战的先驱。
矮子里面拔将军，由于国内当时没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很快得到“专家”的美誉。这种情况得益于我间或在《军事周刊》上发表的几篇短文，《军事周刊》的编辑冯·阿尔特罗克将军找了我好几次，还邀请我去他那里做事。他是个心胸开阔的军人，想在自己的刊物上广开言路，对探讨当前的问题非常热衷。
这项工作让我结识了《坦克手册》的作者弗里茨·海格尔。他是奥地利人，在编写《坦克手册》期间，我为他提供了战术方面的一些资料，这位正派的德国男儿赢得了我的敬重。
1923 年年底到 1924 年年初，冯·布劳希奇中校（后来的陆军总司令）让我负责一场图上演习，内容是以摩托化部队与航空兵协同，陆军训练处肯定了此次演习的结果，还提议让我担任战术和战史教官，考核通过后，他们有时候派我参加所谓的“教官旅行”。1924 年秋季，我调到斯德丁的第 2 师师部任职，冯·奇施维茨将军担任该师师长，再次成为我的上司。
但在此之前，接替冯·奇施维茨将军出任运输兵总监的冯·纳茨默上校派我主持了一系列演习和图上作业，测试装甲车的使用，以装甲车与骑兵协同执行侦察任务。我们在演习中只能使用笨重的装甲运兵车，这是《凡尔赛和约》允许我们使用的。虽然这些车辆是四轮驱动，但它们太笨重，所以只能在公路上行驶。我对演习的结果很满意，最后召开的研讨会上，我说希望这些演习能让汽车部队从后勤补给的角色变为战斗部队。可总监冯·纳茨默上校的看法完全相反，还对我撂下这样一句话：“见鬼，您的战斗部队只配运面粉！”我的努力泡了汤。
于是我去了斯德丁，给那些日后想从事参谋工作的军官讲授战术和战史。这份新工作把我忙得不可开交，听众都是些吹毛求疵的家伙，我必须认真备课，仔细考虑他们的回答，还要展开明确的讨论。战史方面，我把重点放在拿破仑 1806年遂行的战役上，由于普鲁士惨败，所以德国国内不太研究这场战役，但从机动部队指挥的角度看，这场战役很有教育意义。我还讲授 1914 年秋季的德国和法国骑兵史。事实证明，深入研究 1914 年的骑兵活动，对拓展自己的战术、战役理念很有帮助，我现在的目标越来越明确，就是要充分利用机动性。
由于我在战术演习和图上作业期间几次宣扬自己的理念，引起顶头上司赫林少校的关注，他在我的评定报告里专门提到我这种倾向。正因为如此，当了三年教官后，我再次调回帝国国防部，分配到部队局运输科，这是作战处的下属部门，当时的科长是哈尔姆上校，后来是韦格和屈内中校。我这个科室是新设立的，负责以汽车运送部队的工作。我们当时没有专用车辆，所以部队局打算以商用卡车运送常规编制的部队。我研究后发现，这种运输方式存在许多难题。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例如在凡尔登，但当时的运输都是在固定战线后方进行，并不需要把全师所有马匹和大车立即运到指定地点，特别是火炮。而运动战期间，用卡车运送整个师和所有马匹、大车，需要的卡车数量多得惊人。所以，就这个问题展开的讨论非常激烈，大多数人对此举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相比之下，支持者少得可怜。
1928 年秋季，汽车训练司令部的施托特迈斯特上校找到我，请我给他的学员讲讲坦克战术。部队局的几位上司批准了我这份兼职，所以我又和坦克打起交道，尽管只是在理论上。我对坦克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甚至没在坦克里坐过，现在却要担任坦克战术教官，所以我必须认真备课，仔细研究手头掌握的各种资料。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籍现在丰富了许多，从《外军勤务条令》
可以看出，他们在坦克的使用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所以，眼下的理论研究比我当初在帝国国防部工作期间容易得多。但最初的实践只能使用模型，不过，模型好歹有了进步，已经从原先靠人力推动的帆布模型改进成铁皮打制的模型，还实现了摩托化。所以我们用模型展开演练，布施和利泽中校指挥的施潘道第 9 步兵团第3 营提供了大力支持。演练期间，我结识了第 3 营副官文克，他后来成为我的同事。我们系统性地展开工作，认真研究如何使用坦克，先是单车，随后发展到全排、全连、全营。
虽然我们实际演练的机会不多，但足以让人看清坦克在现代战争中的前景。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有幸去瑞典访问 4 周，在那里不仅见到德制最新式LK II型坦克的实际使用，还亲自驾驶了一番。
前往瑞典的途中，我和妻子先来到丹麦，在哥本哈根和风光秀丽的周边景区玩了几天。托瓦尔森的精美雕塑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站在赫尔辛格城堡前方的露台上，我们不由得想起哈姆雷特
：
“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没有梦想到的。”
我们站在露台上，灿烂的阳光洒向海峡，古老的青铜炮身管泛出淡绿色光芒，没有鬼魂出现。
接下来的旅程从穆塔拉出发，乘船渡过约塔运河和瑞典几座湖泊。我们夜间弃船登岸，参观了弗雷塔修道院，这是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大教堂。第二天，斯德哥尔摩美丽的建筑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风景壮丽，堪称北欧的威尼斯。
我在约塔禁卫第 2 营开始了自己的访问。营长布伦上校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随后把我分配到克林斯波尔上尉的连队，我很快和克林斯波尔成为莫逆之交，这份友情一直持续到他英年早逝。我遇到的瑞典军官，对德国同行亲切友好，态度坦诚。他们的热情款待完全出自真心。野外演练期间，我们在露宿地也得到非常友善的招待。我们拜望了克林斯波尔的岳母，尊贵的塞德伦德夫人孀居在海边雄伟的布兰松德城堡，环境非常优美。著名的瑞典潘趣酒酒厂就在塞德伦德夫人名下，这让我们有幸在原产地品尝到这种美酒。我们还参观了图尔冈皇家庄园，装甲营预备役军官巴耶尔负责管理此处，他在家里盛情款待了我们。布伦上校开车带我去岛礁打猎。我们在斯堪森参观了露天剧场，还欣赏了利耶福斯的画作，他是位伟大的狩猎画家。在皇后岛宫，我们见到了来自布拉格华伦斯坦宫的皮质壁纸，据说三十年战争期间，这些壁纸救了伟大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一命。宫殿管理员给我们讲解了这些美丽的壁纸的重要意义，我们当时对这种奇怪的说法报以微笑，但今天不得不承认，某些珍宝的确以这种方式保存下来，否则很可能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自布拉格的“银色圣经抄本”存放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的玻璃柜里，柜子前面挂着紫色的天鹅绒帷幕。这件无价之宝旁边，我还看见海因里希三世送给戈斯拉尔大教堂的圣经。古斯塔夫·阿道夫当年征服了 250 多座德国城市，这本圣经无疑也是“获救”的珍宝之一。
在瑞典度过的这段时光，不仅美好，还深具教益，每次回想起来都让我格外愉快，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我 1929 年得出结论，坦克单独使用或与步兵协同，都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研究战史，分析英军的演习，以及我们以模型从事的演练，这一切加强了我的信念：坦克始终依赖其他兵种支援，这些兵种必须具备同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才能让坦克发挥最大效力。坦克必须在诸兵种合成中唱主角，其他兵种居于次位。不能把坦克编入步兵师，必须组建装甲师。要让坦克充分发挥战斗效力，装甲师里还得编有各个兵种。
1929 年夏季的实地作业期间，我把参演一方假定为一个装甲师。此次演练大获成功，我坚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正确无误。但在场的运输兵总监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禁止在理论上使用超过团级的坦克力量，在他看来，装甲师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
1929 年秋季，我当初在慕尼黑的保护者、运输兵总监部参谋长卢茨上校问我想不想指挥汽车营。我答应了。就这样，我 1930 年 2 月 1 日出任柏林—兰克维茨地区的第 3（普鲁士）汽车营营长。
第 3 汽车营编有 4 个连：第 1、第 4 连和营部驻扎在柏林—兰克维茨地区，第2 连驻扎在德贝里茨—埃尔斯格伦德的部队训练场，第 3 连驻扎在奈塞。第 4 连是以第 3 骑兵运输营一个中队改编而成的。我接掌全营后，卢茨上校帮着我改编部队，第 1 连配备装甲侦察车，第 4 连配备摩托车，这样，两个连就形成了装甲侦察营的核心力量。第 2 连改编为装甲连，配备模型坦克，奈塞的第 3 连改编成反坦克连，配备的也是模型（木制火炮）。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第 1 连确实配备了老旧的装甲运兵车，但为节省起见，我们还是用模型演练。只有摩托车步兵连用的是真家伙，他们配备了机枪。
有了这支临时拼凑的部队，我以极大的热情展开实地演练，为自己终于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当家做主兴奋不已。全新的勤务让全营官兵干劲十足，原先为 10 万陆军运送物资的活儿枯燥乏味，新工作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股清风。可上级对此不太理解。例如运输兵总监就对我们这支年轻的部队毫无信心，甚至禁止我们在训练场上与其他营合演。我们营隶属第 3 师，但第 3 师演习时，只允许我们派一个排参加。师长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是个例外，当初就是他通知我去慕尼黑报到的。这位正派的将军对我们付出的努力很感兴趣，也很关心我们营，提供了很多帮助。他的正义感确保了演习结束后的评判公正客观。可惜，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与帝国国防部意见不合，1931 年春季决定退役。
1931 年春季，我们的总监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也退役了。道别时，他对我说道：“您太急躁了，依我看，我们这辈子都见不到德国装甲兵的发展。”他是个聪明人，但种种疑虑严重影响了他的决断力。他看到问题所在，却没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接替他的是总监部原先的参谋长卢茨将军。他也是个才智非凡的人，对技术问题的理解力很强，组织才能非常出众。他认识到我竭力寻求的战术发展的优势，不遗余力地支持我的工作。他委任我当他的参谋长，于是我 1931 年秋季履新。接下来几年动荡不安，纷争不断，但成果很丰硕，我们的装甲兵终见雏形。
我们很清楚，装甲兵日后的编组，必须以作为决定性作战兵种使用为目的。所以编组形式只能是装甲师，尔后再编为装甲军。现在的问题是说服其他兵种和陆军指挥部首脑，让他们相信，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这很难，因为没人相信一支补给部队能在战术层面乃至战役领域提出卓有成效的新思路。传统兵种，特别是步兵和骑兵，自诩为主要兵种，步兵仍把自己视为“战场上的皇后”。由于《凡尔赛和约》禁止 10 万人的德国陆军装备坦克，所以没人见过我们大力宣传的兵器，我们使用的铁皮模型给参加过一战的老兵留下荒唐可笑的印象，他们觉得我们寒酸狼狈，根本不正眼瞅我们。所以他们只把坦克视为步兵辅助武器，绝不会把装甲兵看作全新的主要兵种。
我们与骑兵总监部的斗争最为激烈。卢茨将军问那些骑兵，他们在日后的发展中想担任侦察部队还是战斗骑兵。骑兵总监冯·希施贝格将军说他们更愿意成为战斗骑兵。于是他把作战侦察任务移交给汽车运输部队。为执行这项任务，我们随后决定加紧训练装甲侦察营。除此之外，我们想方设法以装甲战车组建了几个装甲师。最后，我们还希望为所有步兵师组建摩托化反坦克营，因为我们坚信，反坦克防御必须提高速度，才有望挡住敌坦克的冲击。
冯·希施贝格将军的继任者克诺亨豪尔将军是步兵出身，不愿把前任交出的任务继续让给我们。他以 10 万陆军现有的 3 个骑兵师组建了一个骑兵军，还想收回作战侦察任务，重新由骑兵执行，甚至想把我们的新发明据为己有。为此，许多骑兵军官混入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兵种。辩论经常演变成激烈的争吵。但最终，新思想的创造者战胜了反对派，引擎战胜了马匹，火炮战胜了长矛。
要把我们的想法付诸实践，与组织和使用同样重要的是装备。我们在技术领域已经做了些初步工作。自 1926 年起，我们就在国外设立了测试场，专门试验德国的坦克设计。陆军军械局委托不同的公司，生产了两款中型坦克和三款轻型坦克（中型和轻型是他们当时的称谓）。每个型号各有 2 辆样车，共计 10 辆坦克。中型坦克搭载 75 毫米火炮，轻型坦克配备 37 毫米火炮。这些试验车辆以低碳钢而不是装甲钢制造。几款车型最高时速 20 公里左右，平坦地面的时速可达35—40 公里。
负责设计这些战车的皮尔纳上尉对新车型提出许多现代化要求，例如出色的密封性、更好的涉水性能、炮塔炮和机枪的全方位射击能力、充足的离地间隙
、灵活的机动性能。这些要求基本上得到实现。但这些试验车型的战斗舱空间安排存在缺陷，车长的位置在战斗舱前部，紧挨着驾驶员，从这个位置他没办法察看后方的情况，突出的履带和低矮的座椅又严重限制了他两侧的视野。这些战车眼下还没配备电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车结构相比，20 年代设计的坦克在技术上有了很大进步，可还是无法完全满足我们近期提出的战术要求。所以我们不能草率地把试验车型投入量产，必须设计新式坦克。
按照我们当时的想法，装甲师最终需要装备两款坦克：轻型坦克配备一门具备穿甲能力的火炮，炮塔和车首各装一挺机枪；中型坦克配备一门大口径火炮，炮塔和车首各装一挺机枪。每个装甲营编 3 个轻型坦克连和 1 个中型坦克连，中型坦克可以在战斗中支援轻型坦克，还可以对付轻型坦克的小口径火炮无法击毁的目标。对坦克炮的口径问题，军械局局长和炮兵总监与我们的看法不同。两位专家认为轻型坦克配备 37 毫米火炮就够了，而我希望直接搭载 50 毫米火炮，因为外国的坦克很可能加厚装甲板，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但由于步兵已配备 37 毫米反坦克炮，为简化起见，两位专家只打算制造一款小口径火炮和配套的弹药，卢茨将军和我不得不让步。但我们力争后，轻型坦克的炮塔环加大了直径，以便日后改装 50 毫米火炮。中型坦克的火炮口径定为 75 毫米，车重不超过 24 吨。限制车重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德国公路桥的承载能力。坦克时速定为 40 公里。两款坦克都载有 5 名乘员，车长、炮手、装填手待在旋转炮塔内，车长的座位在炮手上方，还专门为他配备了具有全方位视野的小型指挥塔，驾驶员和报务员坐在车首。全体乘员通过喉头送话器接受车长的指令。行驶中，各车靠无线电台保持联系，还能相互交谈。把这些设计要求与上述试验车型相比，就会发现，采用全新战役和战术原则带来的变化非常明显。
我们很清楚，基于这种前瞻性设计，新型坦克还要好几年才能问世。在此期间，我们必须制造一款训练用车。德国从英国购买的卡登-劳埃德底盘很适合我们的用途，它的设计目的是搭载 20 毫米高射炮。但这款底盘的载荷有限，只能在炮塔上装几挺机枪。尽管存在这种限制，它还是让我们在 1934 年前为开赴前线做好了准备，至少能在主战坦克面世前充当训练用车。就这样，上级指示采用这款装备，定型为一号坦克。1932 年，没人想到我们有朝一日会以这款小型训练坦克与敌人交战。
我们计划推出的主要型号坦克，生产周期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因此，卢茨将军决定采用另一个临时性解决方案，也就是曼公司制造的二号坦克，搭载一门20 毫米机关炮和一挺机枪。
1932 年夏季，卢茨将军在格拉芬沃尔和于特博格训练场首次指挥了几个加强步兵团与几个装甲营的协同演习，当然，我们还是使用模型战车。当年的其他演习，还出现了我们临时打造的装甲侦察车，这是德国自《凡尔赛和约》生效后制造的首批装甲车，使用六轮卡车的底盘，再配以装甲钢板。小学生过去经常用铅笔捅穿我们的模型，一窥内部乾坤，他们这次不免大失所望。步兵也是如此，他们以前对坦克嗤之以鼻，演习中用石块击退模型坦克，但从现在起，他们的刺刀再也无法对付坦克了。
此次演习充分证明，摩托化和装甲部队完全可以用于作战行动。诚然，某些骑兵指挥官大加指责，还做出不够客观的评判，但我们取得的成绩太过明显，根本无法贬损。一批年轻的骑兵军官颇具洞察力，对我们的新兵器大加称赞；不少骑兵军官站在我们一边，他们正确地认识到，新的时代必须采用新的手段，这样才能把骑兵久经考验的原则付诸实践。
1932 年这场演习，是年迈的冯·兴登堡元帅参加的最后一场演习。演习结束后他做出评判，清楚地指出了演习期间犯下的种种错误，令我深感钦佩。谈到骑兵军的指挥工作，老先生指出：“战争中只有简单才有望获胜，可我在骑兵军军部见到的情况一点也不简单。”他这句话也许是对的。
希特勒 1933 年出任帝国总理，帝国内政和外交政策随之发生彻底转变。2 月初，我在柏林举办的汽车展览会开幕式上首次见到希特勒，还聆听了他的讲话。帝国总理亲自致开幕词，这种情况很不寻常。另外，他讲的内容与过去那些部长和总理在类似场合发表的讲话截然不同。希特勒宣布取消汽车税，修建帝国高速公路，还要生产“大众”汽车。
军事方面，希特勒任命冯·布隆贝格将军为帝国国防部长，派冯·赖歇瑙将军担任部长办公厅主任，对我工作领域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两位将军都崇尚现代理念，所以我好歹在国防军最高层找到了理解装甲兵的人。另外，希特勒很快也对摩托化和装甲兵产生兴趣。这方面的首个证据，是陆军军械局在库梅斯多夫展示兵器研发状况期间，我得到半个钟头，为帝国总理讲解汽车运输战斗部队的情况。我给他介绍了一个摩托车步兵排、一个反坦克排、一个仍在试验状态的一号坦克排、一个轻型装甲侦察车排、一个重型装甲侦察车排。几支分队展开运动，速度和准确性给希特勒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一再惊叹：“这是我用得上的！这就是我想要的！”通过这场展示，我觉得只要自己的观点引起希特勒的注意，他也许会赞同我对打造现代化国防军的见解。主要难题是我们的官方途径僵化，陆军总参谋部某些位高权重者态度消极，挡在布隆贝格与我之间。
顺便说一句，自 1890 年以来德国政策极为显著的一点是，俾斯麦侯爵是唯一到访库梅斯多夫，对陆军兵器研发状况深感兴趣的帝国首相；自那之后，除了希特勒，没有哪届帝国总理来过这里。陆军军械局局长贝克尔将军请希特勒签名，来宾簿上的其他签名证实了上述说法。
1933 年 3 月 21 日，我在波茨坦驻军教堂参加了帝国国会开幕式。我的座位在楼厢里，位于皇后的空椅子和年迈的冯·马肯森元帅身后，面对腓特烈大帝墓穴前方那幅令人难忘的画像，老元帅的情绪激动不已，我看得清清楚楚。
波茨坦驻军教堂这场庄严的国事活动，由于国民阵线和中央党投下赞成票，1933 年 3 月 23 日，恶名昭著的《授权法》通过，赋予帝国新总理独裁的权力。社会民主党以令人钦佩的勇气投下反对票，当时只有少数政治家意识到，这份法案日后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对于《授权法》造成的恶果，投赞成票的政客难辞其咎。
1933 年夏季，国家社会主义汽车运输军领袖阿道夫·许恩莱因邀请我去戈德斯贝格参加冲锋队领袖召开的会议，希特勒也答应出席此次会议。我很想看看希特勒在他的亲信圈里作何表现。另外，许恩莱因是个率直、正派的人，值得一交，所以我欣然答应。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关于革命发展史的讲话，这番演讲表明他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他一口气说了几个钟头，竭力阐明每一场革命实现目标后过一段时间必然要演变。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就到了演变的时刻，他敦促追随者未雨绸缪地考虑这个问题。他的谆谆教导，国社党徒能否听得进去，只有天知道了。
我在会上结识了最高党务法官布赫，他是个严肃而又沉稳的人，有理智，讲原则，遗憾的是，接下来几年他没能秉持自己的立场。
我满怀期望地离开戈德斯贝格，但愿希特勒宣扬的演变很快会成真。
新生的德国装甲兵，1933 年获得长足的进步。我们以模型车辆展开一连串试验性和教学演练，多兵种协同的观点更加清晰，强化了我的信念：坦克必须作为主要兵器使用，必须编为装甲师，必须与彻底实现摩托化的辅助兵种协同行动，这样才能在现代化军队里充分发挥效力。
如果说战术发展还算令人满意的话，那么装甲装备的发展就让人忧心忡忡了。《凡尔赛和约》解除了德国的武装，导致我们的工业多年来在军事领域无所作为，既没有专业人才，也没有机器设备，根本没办法迅速实现我们的愿景。制造具有足够刚性的装甲钢板，遇到的困难特别大，我们收到的首批钢板脆得像玻璃。电台和光学设备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这种愿望也用了很长时间才实现。但我从不后悔自己一再坚持的要求：坦克必须具备良好的视野和杰出的指挥设施。我们在指挥方面始终优于对手，这一点后来弥补了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某些劣势。
1933 年秋季，冯·弗里奇男爵将军出任陆军指挥部司令。军官团非常信赖他，紧紧追随这位一跃成为陆军首脑的军人。弗里奇气质高雅，颇具骑士风度，是个聪明而又审慎的军人，战术和战略判断力都不错。他对技术问题没什么天赋，但总是愿意不带偏见地审核各种新思想，如果这些想法合情合理，他会欣然接受。因此，每次同他正式商讨装甲兵的发展状况，比我与陆军指挥部其他成员打交道愉快得多。弗里奇当初在 10 万陆军的部队局第一处担任处长期间，就对摩托化和坦克的问题很感兴趣，为研究装甲师，还特地组织了旅行考察。如今他身居高位，但我们觉得他未忘初心。有个小插曲很能说明他的风格。我提出个技术研发问题，心存疑虑的弗里奇说道：“您知道，技术人员都在撒谎。”我答道：“他们当然经常撒谎，但您通常要到一两年后，技术人员的想法没能实现，才会识破他们的谎言。战术家也撒谎，而您要到下一场战争输掉后才会发现，到那时一切都太晚了。”弗里奇习惯性地转了转单片眼镜，若有所思地说道：“您说的大概没错。”弗里奇平素态度冷淡，大庭广众下甚至有点羞怯，但在他信赖的同事面前又显得坦诚率真、平易近人。另外，他很有幽默感，和蔼可亲的劲头让人着迷。
新任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不太好打交道。他性情高雅，是个从容不迫、行事谨慎的老派人物，甚至有点太冷静了。贝克是毛奇的信徒，一心想以毛奇的观点打造第三帝国新陆军的总参谋部。他对现代技术全无了解，还把亲信安插在总参谋部的关键岗位，特别是他周围，久而久之，陆军中枢竖起一堵起到反作用且极难突破的墙壁。贝克反对装甲兵的规划，想让坦克继续充当步兵辅助兵器，故而规定我们这个兵种的最大编制只能是装甲旅，对组建装甲师不以为然。
为组建装甲师并通过装甲兵训练条例，我不得不与贝克将军展开斗争。他最后同意组建两个装甲师，而我要求组建三个师。我以最大的热情向他描述了新兵团的种种优势，特别是装甲师的战役重要性，贝克却答道：“不，不，别再说了，我觉得您的步子太快了。”我提出异议，装甲兵团的行进速度确实很快，但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发展，完全能确保指挥顺畅。可他怎么也不相信。我们的战斗条令反复要求各级指挥官靠前指挥，贝克对此很不满意：“没有地图桌和电话，您根本没办法指挥。您没读过施利芬的文章
吧？”就连师长也得赶赴前线，甚至与对手发生接触，他觉得这种观点太超前了。
除了对装甲兵的异议，贝克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也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无论他出现在哪里，似乎都会造成麻烦。每个进步，每个发展，他看到的都是困难，对此顾虑重重。贝克大力鼓吹“阻滞抵抗”的防御样式，很能说明他的思维方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们的作战条令就提到所谓的“阻滞战斗”，可他现在把这种交战样式拔高到 10 万陆军的作战原则。贝克的“阻滞抵抗”得到广泛演练和检查，直到步兵班一级。这种作战样式毫无特点，我从未见过哪场演习让观摩者满意过。装甲师组建后，冯·弗里奇将军废除了“阻滞抵抗”。
1934 年，我们从陆军总参谋长那里得到一份题为《战车战》的手稿，作者是奥地利将军冯·艾曼斯贝格尔骑士。贝克将军对这份手稿的重要性深表怀疑，但卢茨将军和我意识到，作者的观点与我们不谋而合。所以我们觉得必须出版这份手稿，这样就能从中立方的角度宣扬我们希望广而告之的思想。这种做法存在风险，国外专家可能会借此了解艾曼斯贝格尔的思想，但我们不得不做出这项决定，因为我们必须消除德国各个机构设置的障碍，这些部门更愿意听取国外的意见，而不是身边顾问的观点，其他办法很难打破他们的“崇洋媚外”。我后来结识了冯·艾斯曼贝格尔骑士将军，他是个真正的德国人，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军人，德国装甲兵从他那里获益颇多。他的著作成为我们部队图书馆的重要藏书，我们的装甲兵从书中学到很多东西。
总参上校冯·艾曼斯贝格尔和他父亲一样能干，二战期间负伤后，他与伤病展开长期而又英勇的斗争，1951 年去世。
汽车运输兵司令部 1934 年春季成立，卢茨将军任司令，我还是担任参谋长。卢茨将军兼任汽车运输兵总监，是国防军陆军办公厅军械局的上司。
这个时期，希特勒去威尼斯首次会晤墨索里尼，结果似乎不太令人满意。回国后，他把国防军将领、国社党和冲锋队领导人召到柏林，对他们发表了讲话。很明显，冲锋队领导人对希特勒这番讲话反应冷淡，离开会议厅时，我听见他们议论道：“阿道夫还得多学学。”我震惊地得出结论：党内存在严重分歧！6 月30 日，谜底揭开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和大批冲锋队领导人遭处决，但遭殃的不光是他们，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一批男男女女也成为受害者。正如我们今天获知的那样，这些无辜者遇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某个时候、某个问题上反对过国社党。遇难者包括前帝国国防部长、帝国总理冯·施莱歇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同僚冯·布雷多将军。军方一直想为两位将军公开平反，但种种努力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只有年迈的冯·马肯森元帅，在 1935 年的“施利芬晚会”（这是新老总参军官举办的年度聚会）上明确指出，两位将军的名誉不容玷污。希特勒在帝国国会上对此事做出的解释远远不够。当时，众人都希望党尽快克服发展期间的弊病。回顾往事，国防军领导人当时没有要求涉事方赔罪，这一点令人遗憾。要是他们真这样做的话，对他们自己，对国防军，对德国人民都是莫大的贡献。
1934 年 8 月 2 日，德国遭受了重大损失。冯·兴登堡元帅与世长辞，丢下他的人民，让他们独自面对后果无法估量的内部革命。我当天写信给妻子：
我们那位老先生去世了，大家都对这种无法弥补的损失深感悲痛。在全体人民，特别是在国防军看来，他就像我们的慈父，我们只能缓慢而又艰难地弥补民族生活中巨大的缺口。在外国人看来，他的存在远比书面条约和华丽的文字更有分量，他赢得了全世界的信赖。我们这些热爱他、敬重他的人，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希特勒了。这场宣誓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上帝保佑，但愿双方都能为德国的利益忠诚地恪守誓言。军队向来信守誓言，但愿他们会为了荣誉恪守自己的誓言。
你说的没错。要是各个组织的代言人，利用这次机会暂时取消所有庆祝活动，停止夸夸其谈，那就太好了……现在需要的是恪尽职守和谦虚谨慎。
我 1934 年 8 月 2 日写的这几行文字，描述的不仅是我，还包括我许多同事，甚至是大部分民众的心声。
1934 年 8 月 7 日，德国士兵把这位伟大的元帅、帝国总统安葬在坦能堡纪念碑下。希特勒最后的悼词在众人耳边萦绕：“逝去的统帅，魂归神殿吧！”
但早在 8 月 1 日，帝国总理和帝国内阁就根据授权法宣布，兴登堡去世后，帝国总统和帝国总理的职务合而为一。因此，阿道夫·希特勒 8 月 2 日成为帝国元首和国防军最高统帅，再加上他兼任帝国总理，这样就把帝国的所有权力抓在了手里。从这一刻起，他的独裁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忙碌的冬季过后，1935 年到来，我们 3 月份听到德国重整军备的公告。所有军人欣然接受，为此欢呼雀跃，《凡尔赛和约》让我们蒙羞的部分条款终于废除了。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冯·马肯森元帅亲临现场，各军兵种举办了阅兵式，年轻的装甲兵也派了几个营首次亮相，不过，这是场徒步阅兵，大多数参阅部队没有携带技术装备。阅兵式准备期间，装甲兵就受到严重歧视，就像指挥阅兵式的总参军官说的那样：“你们的卡宾枪那么短，恐怕连举枪致敬的动作也做不了。”尽管受到严厉批评，可我还是让部下参加了检阅。
3 月 16 日，英国武官邀请我参加晚间聚会。我刚要离开住处，收音机里传来帝国政府的公告，德国恢复了普遍义务兵役制。那天晚上，我与这位英国朋友和应邀到来的几位瑞典熟人聊得热火朝天。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对德国国防军是件好事，几位朋友对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的兴奋之情深表理解。
德国开始重新武装，从理论上说，我们寻求的目标是与装备精良的邻国保持同等水准。但从实际情况看，我们的武器装备，无论是数量还是性能，都与对方相差甚远，装甲兵更是不值一提。所以我们必须在装甲兵的组织和指挥方面寻求某种均衡，紧密集中小股部队，编为装甲师，再把几个装甲师编成装甲军，这样也许能弥补数量的不足。
我们首先要让上级相信，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不仅正确，而且可行。为此，卢茨将军领导的汽车运输兵司令部 1934 年 6 月成立，把我们现有的若干分队编为装甲师，打算 1935 年夏季举行历时四周的演习。指挥这个训练性装甲师的是冯·魏克斯男爵将军。该师集中到明斯特军营训练区，按照我们模拟的四种不同战斗场景，展开系统性训练。我们的目的不是锻炼指挥官自主做出决定并加以贯彻的能力，而是要证明大型装甲编组的运动和战斗完全可以和他们的辅助兵种协同。冯·布隆贝格将军和冯·弗里奇男爵兴致勃勃地观摩了此次演习。卢茨将军也邀请了希特勒，可由于他的陆军副官消极抵制，希特勒没有到场。
此次试验、教学演习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示意演习结束的黄色机动气球升空，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开起了玩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气球上应该写上‘古德里安的坦克是最棒的’。”卢茨将军出任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司令，我们本打算和其他兵种一样，再组建个军级指挥部，但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反对，此事只好作罢。
1935 年 10 月 15 日，我们组建了 3 个装甲师：
冯·魏克斯男爵将军指挥的第 1 装甲师，驻地魏玛。
古德里安上校指挥的第 2 装甲师，驻地维尔茨堡。
费斯曼将军指挥的第 3 装甲师，驻地柏林。
1935 年型装甲师的具体编制，参阅附件 23。
10 月初我离开柏林的总部，下部队从事具体勤务。我尊敬的卢茨将军牢牢掌握着装甲兵司令部，但不难预料，陆军总参谋部的反对意见会越来越激烈，接替我的参谋长面对这些影响，能否顶住外来压力，我有点担心。另外，装甲兵总监部隶属OKH
，装甲兵的利益现在由陆军办公厅主任负责，是否还能按照原先的规划继续发展，我对此深感怀疑。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在这两个部门发生了：陆军总参谋长竭力组建装甲旅，目的仅仅是以装甲旅与步兵协同。出于这个目的，他1936 年年初在斯图加特组建了第 4 装甲旅。另外，旧式骑兵为加强他们对摩托化部队的影响，不断施加压力，组建新装甲师的计划泡了汤，取而代之的是 3 个所谓的“轻装师”，每个师编有 2 个摩托化步兵团、1 个侦察团、1 个炮兵团、1 个装甲营和其他支援兵种。装甲营进行了试验，用挂载平板车的卡车运送坦克，以此提高公路行驶速度。这种做法纯属多余，因为卡车挂载的平板车只能载运现有的一号、二号坦克，待三号和四号坦克 1938 年面世，这些平板车就无能为力了。
除了轻装师，还组建了 4 个摩托化步兵师，也就是把常规步兵师彻底摩托化，这需要为他们配备大批机动车辆。几个摩托化步兵师编为第 14 军，几个轻装师编为第 15 军，装甲兵司令部改为第 16 军军部，辖 3 个装甲师。上述三个军最终编入新组建的第 4 集群司令部，由冯·布劳希奇将军指挥，驻地莱比锡，组建该集群的目的是训练和发展。
装甲兵原先的兵种色是粉红色，现在也改了。装甲团和反坦克营继续沿用粉红色；装甲侦察营起初用黄色，后来改为棕色；装甲师的步兵团、摩托化步兵团、摩托车步兵使用绿色；轻装师的骑兵步枪团沿用骑兵的黄色，摩托化步兵团保留原先的白色。当然，步兵和骑兵总监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发言权。
我们的摩托化力量就这样分散到摩托化和装甲领域，我对此痛心不已，但无力阻止这种发展趋势，直到后来才部分纠正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摩托化领域的有限资源，还被陆军其他兵种在编组方面犯的错误浪费了。例如陆军办公厅主任弗罗姆将军，他下令让各步兵团第 14 连（反坦克连）实现摩托化。我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些连队跟随全团徒步行军，继续以马匹拖曳反坦克炮更好些。弗罗姆却答道：“步兵也得有几辆汽车。”我提出，应当实现摩托化的是重型炮兵营，而不是步兵第 14 连，可他否决了我的建议。所以重型火炮仍以马匹牵引，后来在战争中吃了大亏，特别是在苏联战场。
充当坦克辅助武器的履带式车辆，发展速度没达到我们的预期。很明显，师里的步兵、炮兵和其他兵种，行军期间的越野能力越强，坦克取得的战果就越大。所以我们要求为步兵、工兵、医护兵配备轻型半履带装甲车，为炮兵和反坦克营配备装甲自行火炮，为侦察和通信营配备专门设计的坦克。但各个师始终没能彻底装备这些车辆。虽然产量有所增加，但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有限，无法满足国防军、武装党卫队摩托化兵团大幅度增加和经济生活对车辆的需求。尽管专家一再规劝，可最高当局没做出任何限制，另外，某些野心勃勃的当权者在这方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后面描述 1941 年的战事，我还会再谈谈这个问题。
我和第 2 装甲师当时驻扎在维尔茨堡，完全是在无意间听到上述种种问题。我的工作是组建、训练新部队，师里的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队。1935 年年底到1936 年年初安然度过。派驻维尔茨堡期间，我在城内和乡村都受到热情对待，勃兰特将军指挥的原驻军对我们也很友好。我住在博尔克大道一座小房子里，前方美因河河谷的城市美景尽收眼底，还能观赏圣母节和圣母朝圣教堂，那是巴洛克建筑的一颗明珠。
1936 年春季，我们震惊地获悉，希特勒决定军事占领莱茵兰。这场占领只是个军事姿态，所以没动用装甲兵。我的师进入戒备状态，调到明辛根军事训练区，但装甲旅留在原地，以免毫无必要地增加紧张气氛。几周后，一切恢复原状。
当年 8 月 1 日，我擢升少将。
我师只有第 4 装甲团参加了当年在施韦因富特举行的秋季演习。把孤零零一个装甲团编入步兵师，根本无法展现我们真正的实力。
从远东返回的冯·泽克特大将观摩了此次演习，我有幸就装甲兵的问题向他做了介绍，此前他对这个新兵种一无所知。我还给应邀采访演习的新闻记者介绍了新兵种的编组和作战方式。
1937 年平静度过。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训练，以全师在格拉芬沃尔军事训练区的演习而告终。受卢茨将军所托，我 1936 年年底到 1937 年年初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注意，坦克！》，阐述了装甲兵的诞生、发展史，以及组建德国装甲兵遵循的基本理念。我们想以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想法，而不是仅仅依靠枯燥的官方渠道。我们总是受到各种刁难，所以我想方设法在专业军事刊物上发表文章，一是宣扬我们的主张，二是驳斥那些反对意见。经过简化，我们的观点刊登在德国军官协会 1937 年 10 月 15 日出版的官方期刊上，我想在这里引用全文，因为这篇文章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意见分歧和斗争。
谈到坦克进攻，门外汉马上想起战争报道里提到的康布雷和亚眠战役中的钢铁巨兽。他们想象的场景是，坦克像碾压秸秆那样推开层层叠叠的铁丝网，压塌掩体，碾碎机枪。坦克的碾压威力，引擎的轰鸣，排气管喷出的火焰，引发了“坦克恐惧症”，而这种恐惧症成为我们 1918 年 8 月 8 日宣布战败的原因之一。碾压威力的确是坦克的一个特点，但绝非最重要的特点。不过，基于上述原因，许多评论家把碾压威力想象成坦克的主要特点，还从这种片面的理解出发，凭空设想出坦克进攻的理想模式：大批坦克排成密集编队，犹如为炮兵和反坦克炮兵开道的压路机，以均匀的速度朝同一个方向攻往防御方，一举碾碎对手，即便奉命在不适合的地形展开行动也是如此。其实，他们低估了坦克的威力，许多人认为坦克既聋又瞎，不具备坚守既占地域的能力。另一方面，防御方占有各种优势；坦克无法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他们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总能击中目标，无须担心自身伤亡及硝烟、雾气、地形、地面植被；无论坦克对何处发动攻击，他们总能到达那里；利用光学器材，他们在雾气和暮色下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哪怕戴着钢盔，他们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照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看，坦克进攻没有任何前景可言。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像某位评论家建议的那样，废除坦克，直接跳过坦克时代呢？这样，我们就不用为改变各个旧兵种的战术操心，踏踏实实地沿用 1914—1915 年的阵地战模式好了。但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贸然行事。因此，只要评论家没有为我们指明比自动解散更好、能确保进攻大获全胜的新办法，我们就得捍卫自己的观点：只要使用得当，坦克就是当今从事地面交战的最佳进攻兵器。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坦克进攻的前景，有必要介绍坦克最主要的特点。
准备投入激烈交战的所有装甲战车，至少要能抵御穿甲子弹。但这种防护不足以对付反坦克兵器和敌坦克，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战胜国，特别是法国，大力加强坦克防护性能的原因。例如要击穿夏尔 2C坦克，就得使用 75 毫米火炮。如果一支军队刚刚遭遇敌人就以坦克发动进攻，而且这些坦克完全能抵御对方的大批防御兵器，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完全能打垮这群危险的敌人。消灭对方的反坦克防御后，在更重型的坦克掩护下，就连轻型坦克也能打垮对手的步兵和工兵，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反之，如果防御方把能够击穿进攻方所有坦克的防御兵器投入战场，把火炮及时用于决定性地点，那么坦克要想赢得胜利，势必付出重大代价，倘若对方的防御具有足够的密度和纵深，进攻方就很难获胜。如我们所知，剑与盾的斗争已有数千年历史，而且还会继续下去，装甲兵也不能幸免，这种情况还发生在筑垒工事、海军和近期的空军身上。斗争的现实和不断变化的前景，不能作为在地面作战中放弃坦克的理由，否则我们等于倒退到把羊毛军装作为进攻方唯一防护的时代，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没人认为靠这身军装就够了。
有人说“只有运动能确保胜利”，我们赞同这种说法，希望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手段实现这种思想。运动的目的是让己方部队与对手接触，为此可以徒步，也可以借助马匹、铁路或近期装备的汽车和飞机来实现。一旦与对手接触，运动通常会在对方的火力作用下停止。要摆脱这种状况再次转入运动，就得消灭对手，或至少压制对方，或迫使对方弃守阵地。这一点可以利用优于对手的火力来实现，只要打哑对方的火炮和机枪，一切抵抗就会土崩瓦解。从固定阵地发射的火力，射程有一定的限度。这段距离内，步兵可以利用火力为掩护；重兵器和炮兵随后必须变更阵地，掩护步兵再次向前运动。这种战斗样式需要大量兵器和大批弹药，准备工作很费时间，而且难以伪装。突然性是取得胜利重要的先决条件，但这种战斗样式很难实现突然性。就算达成突然性，进攻方的企图也在进攻伊始暴露无遗，守军预备队不断开赴进攻地段，彻底挡住进攻方；预备队实现摩托化后，防御方构筑新防线比以前容易得多。因此，步兵和炮兵的协同仍受到时间限制，获胜的前景甚至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一切取决于比先前更快的运动，然后面对防御火力继续运动，让防御方难以构设新防线，一举楔入对方的防御纵深。装甲兵的支持者相信，在有利条件下，坦克能做到这一点；而质疑者则认为，1918 年发生过的突袭，“今天的坦克进攻已无法做到”。照这么说，坦克进攻再也无法对防御方达成突然性了吗？可战争史上采用新旧手段取得的突然性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步兵上将冯·库尔1916 年建议最高陆军统帅部，实施突破进攻时，要特别强调出敌不意，但他当时并没有新的进攻手段。尽管没使用新式兵器，但 1918 年的米夏埃尔攻势大获成功，完全是实现突然性的结果。除了采用能达成突然性的其他手段，如果再投入新式兵器，那么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新式兵器不是达成突然性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以坦克实施进攻，推进速度比以往更快，更重要的是，达成突破后，进攻方仍能继续运动。我们还认为，只要符合某些前提条件，就能保持运动，坦克进攻成功与否目前取决于：把兵力集中到合适的地形；对手的防御不够完善；敌坦克处于劣势，只有寥寥几辆。也许有人会批评，我们不可能无条件地赢得每一场进攻，只配备机枪的坦克也无法攻克敌军堡垒。那么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其他兵种的进攻力在许多方面更加不济，还要补充一句，我们也不是万能的。
有人说，任何一款新式兵器，只有在刚刚诞生、不用担心相应的防御手段出现的这段时间，才能发挥最大效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炮兵就太惨了！空军也很可怜，因为飞机总是在防空武器上方翱翔，可以说“未老先衰”了！但我们认为，兵器的效力取决于当时与之对抗的兵器状况。坦克遭遇优势之敌（敌坦克或反坦克炮），会被对方击败，自身的效力会很低下；反之，坦克就能发挥致命的威力。可除了防御力量，一款兵器的效力还取决于使用者的意愿，也就是迅速利用技术成就，确保自己处在当代最高峰。就这方面而言，其他兵器很难超越坦克。有人说“防御方发射的炮弹，速度比坦克进攻射出的炮弹更快”，迄今为止没人质疑过这种说法。但早在 1917 年和 1918 年，数百辆坦克就部署在步兵线后方，这些坦克冲向敌人的弹幕，身后跟着几十个步兵师，甚至是骑兵师，在没有炮火准备的情况下遂行冲击，也就是说，进攻发起时，防御方的炮兵力量毫发无损。只有在特别不利的情况下，坦克的运动才会受到敌炮兵的严重阻碍；一旦坦克突入敌炮兵阵地，对方的若干炮兵连很快会被打垮，再也无法给进攻方的步兵造成伤害。“朝受威胁地域前方施以不间断的急袭炮火”，这种僵化的炮兵战术恰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失败告终。地面突出物、尘埃、防御火力激起的烟雾和硝烟也许会给坦克的视野造成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在平日已学会如何克服。即便在夜间和雾中，坦克也能靠罗盘继续行进。
如果进攻取决于装甲部队的成功，那么行动中唱主角的就是装甲兵，而不是步兵，因为装甲部队失利就意味着整个行动失败，装甲部队成功的话，整个行动也就大获全胜。
装甲和运动不过是装甲兵作战特点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还是火力。
坦克在静止和运动状态都能开火。两种射击方式都能直接瞄准。如果在静止状态射击识别出的目标，使用出色的光学仪器在有效射程内直接瞄准，就能在最短时间内以少量弹药造成毁灭性效果。坦克行驶期间，由于观察受到限制，坦克炮手识别目标较难，但坦克较高的炮位又为识别目标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在遍布植被的地面；坦克的炮位较高，很容易沦为防御方的活靶，因而经常受到批评，但高高的炮位对坦克炮手来说还是有用的。如果在运动状态射击，近距离的命中率较高；随着目标距离加大、坦克速度加快、地面起伏加剧，命中率会下降。
不管怎么说，地面交战中只有坦克具备以下能力：凭借自身火力冲向敌人，哪怕对方的机枪和火炮还没被打垮。我们并不怀疑，静止兵器的命中率优于运动的兵器，但我们在两种状态下都能开火射击，所以确定一点就够了：只有运动能确保胜利！面对敌人纵深配置、装备反坦克兵器的步兵和炮兵据守的主战场，我们现在还能遵循第一次世界大战物质战的模式，以坦克进攻发起猛烈的冲击和炮击吗？当然不能。提出这种打法的人，都抱有“步兵坦克”的思想，他们认为装甲兵的任务仅限于在战斗中与步兵紧密协同，速度方面也要迁就步兵，可我们认为这种速度太慢了。我们不能也不想耗费数周乃至数月实施侦察——也得不到庞大的弹幕墙支援——而是希望在规定时间内，把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同时打垮。我们很清楚，我方坦克获得的弹药补给有限，无法实施“预有计划的炮火准备”，也做不到“炮兵集火射击”；我们的企图恰恰相反，是对目标施以直接瞄准、准确的单发射击，特别是因为我们从多年的战争经验里获知，世界上最强大的炮兵历时数周的弹幕射击，无法确保步兵赢得胜利。但基于对手的经验，我们认为，以坦克发起具有足够宽度和纵深的进攻，对付敌人各种防御配系，也能大获成功，而且比遵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模式取得的有限渗透更有助于赢得深具决定性的全面胜利。我们目标明确的火力，不会像毫无意义地浪费弹药的面积射那样，从敌人头上“呼啸掠过”，而是在具有足够密度、宽度、深度的进攻中，准确摧毁识别出的目标，在敌军防线打开缺口，让预备队穿过缺口发展突破，速度比 1918 年更快。我们希望预备队也以装甲师的模式编组，因为我们无法让其他兵种获得进攻和追击所需要的战斗力、速度、机动性。因此，我们认为装甲兵不仅仅是“决定交战的辅助手段，只能与其他兵种协同，可能的情况下也许能协助步兵运动”。如果装甲兵只能起到这些作用，那么一切就与 1916 年没什么不同；倘若不摆脱这种状况，战事从一开始就会沦为阵地战，日后迅速赢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切希望将化为泡影。无论我们预测日后的敌人储备了多少弹药，无论各种口径的火炮增加了多少精度和射程，也无论对方的射击技术取得多么大的进步，都不能动摇我们的观点。相反，我们必须把装甲兵视为进攻的主要兵种，而且会继续保持这种观点，直到新技术带来更好的兵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仅仅为遵循“只有火力能为展开运动创造条件”的信条，在炮火准备上浪费时间，给实现突然性的想法造成危害。相反，我们认为不需要炮火准备，坦克引擎完全能让我们携带着武器冲入敌军阵地，但我们必须记住使用坦克最重要的先决条件：适合的地形、突然性、集中使用。
“集中使用”这个词让怀疑论者不寒而栗。他们在文章里写道：“那么编组方面的问题来了，也就是说，集中使用所有装甲部队的原则是否正确，或者说，步兵原则上也应该获得装甲战车，以便他们遂行进攻，这种观点是否也应该考虑呢？”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们承认没有坦克，步兵就无法获得任何突击势头，所以结论是，具备这种突击势头，而且能让其他兵种获得突击势头的兵种，无疑就是主要兵种。至于坦克是否该分配给步兵，这个问题可以用几个数字来说明：
红军和蓝军是战争的两方，各有 100 个步兵师和 100 个装甲营。红军把坦克配属给各步兵师；蓝军把装甲力量编为装甲师，担任统帅部预备队。我们假设战线长 300 公里，其中 100 公里坦克无法通行，另外 100 公里给坦克的运动造成严重限制，还有 100 公里适合坦克展开行动。进攻中很容易出现以下情形：红军把很大一部分配备坦克的步兵师部署在蓝军阵地前方坦克无法通行的地段，所以他们无法使用这些坦克；另一部分部署在坦克难以通行的地段，情况稍好些，但赢得胜利的机会不大。而在适合坦克行动的地段，红军只有部分装甲力量可以使用。相反，蓝军把所有装甲力量集中在寻求决定性交战的地段，那里的地形也适合这种交战。因此，他们至少能以两倍的坦克优势投入交战，而且仍能在其他地段实施防御，抗击红军寥寥无几的坦克。配备 50 门反坦克炮的一个步兵师，对付 50辆敌坦克的进攻，比应对 200 辆敌坦克容易得多。所以我们认为，把坦克分配给步兵师的建议，等于重拾 1916—1917 年的英军战术，这种原始的战术当时就证明行不通，直到他们在康布雷集中使用坦克才取得成功。
能迅速冲入敌军阵地，能直接射击，还获得装甲防护，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摩托化兵种赢取胜利。有人说：“发动机不是新兵种，不过是以新的形式升级旧兵种而已。”人人都知道，不能用发动机射击；我们说装甲兵是个新生事物，意思是说这是个新兵种，就像海军用发动机打造了潜艇，飞机上安装了引擎，才有可能组建空军，这些都是大家说的军种。我们当然认为装甲兵也是个“兵种”，而且确信我们日后在战争中赢得的胜利，会在相关事件里留下浓重的笔墨。如果我们的进攻大获成功，其他兵种必须与我们保持同样的进攻速度。所以我们要求，发展战果的辅助兵种也得具备和我们相同的机动性，而且在和平时期就应当配属给我们。遂行大规模决战，需要集中装甲兵主力，而不是步兵主力……
1937 年晚秋，国防军举行了一场大规模演习，最后几天，希特勒和一群外国来宾赶来观摩，其中包括墨索里尼、英国的西里尔·德弗雷尔爵士元帅、意大利的巴多格里奥元帅，还有个匈牙利军事代表团。参演的装甲部队是费斯曼将军指挥的第 3 装甲师和第 1 装甲旅。我当时担任装甲调理组负责人。
演习的正面结果证明装甲师完全适用，但后勤供应和维修工作还有些不足，必须大力整改。我向军部提出改进建议，可惜他们没有立即加以考虑。结果，演习中出现的问题，1938 年春季再次暴露无遗。
此次演习的最后一天，我们为外国来宾专门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总攻演练，我亲自指挥所有坦克参与其中。尽管我们当时只有小型一号坦克，但演习的场面还是给众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演习结束后，在柏林举行了阅兵式，冯·弗里奇男爵大将随后与外国军方来宾共进早餐，我也受邀出席。趁这个机会，我与英国的西里尔·德弗雷尔爵士元帅和意大利的巴多格里奥元帅展开饶有趣味的交流，他们还把我介绍给其他来宾。巴多格里奥谈到他在阿比西尼亚战役中的经历。西里尔·德弗雷尔爵士询问我对摩托化的看法。一群年轻的英国军官感兴趣的是，我们在演习场为墨索里尼展示的大批坦克的运动日后在战场上能否实现。他们对此深表怀疑，显然认为装甲兵是步兵的辅助兵种。但不管怎么说，会谈的气氛非常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