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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集团军群调往西线——OKH对西线攻势的态度，我对此的印象——希特勒、冯·布劳希奇、哈尔德——波兰战局胜利后，OKH希望在西线保持防御——希特勒下令进攻——希特勒与冯·布劳希奇的冲突——希特勒 1939 年 11 月 23 日的讲话——我们能在西线保持防御吗？——最快何时能发动进攻？——对方的计划——联军打算到 1941 年充分获得优势后再进攻，此前从事消耗战——德国发生政变的话，联军会尽早发动进攻吗？——OKH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吗？
普遍的看法是，直到希特勒解除冯·布劳希奇元帅的职务，亲自担任陆军和国防军总司令，作为陆战重要指导部门的OKH或陆军总参谋部才失去权力。可事实并非如此，波兰战局结束几周后，OKH，特别是陆军总参谋部就失势了，尽管表面上看没什么变化。
1939 年 10 月 21 日，我代表南方集团军司令部前往措森，为计划中的西线攻势接受“黄色展开令”，此时，南方集团军群已更名为A集团军群。我在日记里写道：“哈尔德、施蒂尔普纳格尔、格赖芬贝格的反应不太积极。”时任第一军需长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是总参谋长哈尔德的得力助手，冯·格赖芬贝格上校是OKH作战处处长。
从他们三位的讲话，能明确无误地得出以下结论：OKH以这些展开令阐明的作战方案，是希特勒施加压力的结果。很明显，陆军司令部这三位领导人，和陆军总司令一样，完全反对德国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想法。他们觉得这不是结束战争的正确方式。另外，从他们的讲话明显能看出，他们认为德国军队无法在西线赢得决定性胜利。展开令的具体内容（我会在后文详述）证实了这种印象，另外，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几次到访集团军群司令部，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印象。
讨论德国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合理性和获胜前景，肯定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1939 年秋末或冬季这个时期。但让我震惊的是，OKH在最高统帅部的地位居然一落千丈，而这一切发生在他们刚刚指导完德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战局后！的确，苏台德危机期间，希特勒也没理会OKH的意见，可那次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当时不是军事指挥权，而是政治决断的问题。OKH（主要是总参谋长贝克）与希特勒的根本分歧，不在于如何指导军队展开行动，而是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是否会导致西方国家介入，继而引发一场两线战争，这是德国军队无力应对的。但最终决定这个问题的是政治领导人，他负责以各种政治手段防止危机发展成一场两线战争。虽然陆军总司令当时屈从于政治优先权，不得不承担沉重的军事责任，但并未放弃职权范围内的军事指挥权。
波兰危机期间，希特勒与OKH没有发生类似分歧，反正我们这些局外人没听说过。由于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判断正确无误，所以我觉得OKH可能希望 1939 年秋季的事态发展也会如此。不管怎样，我估计OKH在 8 月底最关键的那几天，可能和我们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一样，认为整件事会像慕尼黑那样，再次以政治解决而告终。此外，希特勒没有干涉波兰战局的指挥权，只是希望组织兵力在东普鲁士展开，而OKH也对此表示赞同。
可眼下的情况完全不同。不可否认，击败波兰后是否要继续战争，战争又该如何进行，这个问题关乎战争的全面指导，只能由希特勒做出最终决定，因为他是国家元首和国防军总司令。可如果以军队在西线发动陆地攻势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决定性因素就是陆军能否、何时、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对这三个问题，OKH显然具有无可争辩的主导权。
但希特勒就这三点给OKH来了个既成事实，他事先没与陆军总司令商量，就在 9 月 27 日向国防军三军总司令宣布了他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决定，他打算 1939年秋季采取行动，破坏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中立也在所不惜。这项决定很快体现在OKW（国防军最高统帅部）1939 年 10 月 9 日的相关指令里。
1939 年 10 月 21 日，我收到“黄色展开令”，从上述三位领导人的说法得出结论，OKH默然接受了“削权”。尽管他们仍持反对意见，可还是签发了进攻令。OKH的领导者认为无法赢得胜利，至少不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承认，鉴于西线目前的兵力对比，他们的疑虑不无道理。对此，我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当前情况下，OKH不再是陆战权威指导机构，它逆来顺受地降为技术、执行部门。可当初贝克大将和我建议，战时建立合理的领率机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眼下发生的事情。我们当时要求建立的机构，在战争的军事问题上对国家元首负责，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咨询机构，同时统一指导军队和整体战事。战争在陆地决胜负的话，至少要让陆军总司令担任国防军最高统帅，或者选派一位帝国总参谋长，负责领导国防军，同时掌握陆军指挥权。但无论如何不能有国防军、陆军两个总参谋部，更别说国防军总参谋部还能干涉陆军总参谋部的指挥工作。现在发生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希特勒利用他掌握的OKW，不仅决定陆军从事哪些行动，还决定了何时、如何完成任务的问题。OKH现在所能做的，仅仅是拟制相关指令，哪怕陆军执行的行动根本不符合他们的意图。陆军总司令的地位，从国家元首的军事顾问降为只能服从命令的下级指挥官。没过多久，挪威出现的“OKW战区”明确无误地说明了这种状况。
可能有人会问，OKH怎么会被排挤到这般地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事问题，二是击败波兰后战争如何继续的问题。
上述事态发展，主要归咎于希特勒的个性、对权力的不懈追求、过于自命不凡，他的狂妄自大，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在政治方面赢得了不可否认的胜利，另一方面是他那些党徒和身边亲信的阿谀奉承为此推波助澜。与军方反对者相比，希特勒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不仅是国家元首，作为国防军总司令，他还是这些军人的上级。另外，希特勒很擅长以政治和经济理由打压军方反对者，这是他们无法轻易反驳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是政治家，而不是军人。希特勒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政治领导人，可谓大权在握，但最终驱使他攫夺军队统帅权的可能是对权力的欲望。1943 年，我就这个问题与希特勒谈过一次，我深受启发。我当时抓住机会，竭力劝说希特勒对军事指挥机构做出合理的调整，也就是请他放弃军事指挥权，把这项权力交给全权负责的总参谋长。希特勒断然否认自己想当统帅（其实，最高统帅的头衔无疑对他深具吸引力）。相反，他认为决定性因素是他必须独掌权力，这样才能贯彻自己的意志。他只相信权力，视之为意志的体现。另外，波兰战局结束后，希特勒担心军方的赫赫战功影响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他的顾虑也许不无道理。所以，这就是希特勒在西线战局指导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对OKH如此独断专行的原因。
希特勒的权力意志坚定不移，不仅才智过人，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冯·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将军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对手。此人不仅是民众认可的国家元首，而且是这些将领的最高军事统帅。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场实力悬殊的斗争，就算希特勒的军方对手换作别人也是一样。
后来擢升元帅的冯·布劳希奇是个很能干的军人。虽说在高级将领和总参旅行中（当时我在冯·哈默施泰因男爵、亚当将军手下参加了这些活动），冯·布劳希奇还无法与冯·弗里奇男爵、贝克、冯·伦德施泰特、冯·博克、冯·莱布骑士这些顶级将领相提并论，但他的才干仅次于上述几位，事实证明，他完全有能力领导陆军。
至于布劳希奇的人品，他高尚的人生观无可挑剔。我不想否认他的意志力，但就我的印象而言，他的意志力缺乏创造性，经常以某种固执的形式消极地表现出来。他宁愿接受别人的决定，也不愿亲自决定并加以贯彻。有时候他拒不做出决断，想以此避免自觉力有不逮的冲突。布劳希奇多次为陆军的利益勇敢地斗争过，例如，他要求希特勒为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公开恢复名誉，尽管他知道此举会招致希特勒的反感。为悼念阵亡的弗里奇将军，布劳希奇签发了一道日训令，足见他的勇气。但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斗士。布劳希奇从来没有全力以赴地贯彻自己的意志。至少贝克大将当初很不满地告诉我，捷克危机期间，布劳希奇没有全力支持陆军的立场，置贝克于尴尬的境地。但另一方面，贝克也不赞同前驻罗马大使冯·哈塞尔先生那帮人的看法，他们批评布劳希奇在以暴力推翻希特勒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的政客在办公桌上策划颠覆方案（就像冯·哈塞尔先生当时做的那样）与军队领导人发动政变完全是两码事，和平时期的政变会引发内战，而战时政变会让外敌赢得胜利。
冯·布劳希奇元帅气质高雅，举止庄重，贵族派头十足。他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甚至有些和蔼可亲，尽管这种亲切并不总是能让对方感受到内在的热情。由于他天性缺乏让对手肃然起敬或至少谨慎对待的昂扬斗志，旁人并不觉得他是个魅力非凡、深具创造力的人。他看上去通常都很冷静、自制，经常以某种方式流露出羞怯之情，当然也有些敏感。凭借这些品质，他当然赢得了身边人员的忠诚，他们敬重这位绅士，可这些品质不足以让他像冯·弗里奇男爵大将那样，获得部队的充分信任，他也无法让希特勒这样的人产生敬佩之情。当然，泽克特将军比他更冷漠，甚至有些难以接近，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炽热的火焰，钢铁般的意志让他成为领袖。冯·布劳希奇元帅缺乏这两种品质，另一方面，从他身上也见不到军人的大度，而他的前任冯·弗里奇男爵大将，除了高超的军事素质，正是凭这一点赢得了将士的心。
说到冯·布劳希奇元帅同希特勒的关系，我相信这场与冷酷无情、意志坚定的对手进行的斗争，早已让他的内心疲惫不堪。希特勒基于国家元首的地位，无所顾忌地使用各种“武器”，而布劳希奇因为自己的秉性、出身、受教育程度，不可能以同样的手段回敬。他只能忍气吞声，特别是因为他的口才不如希特勒。布劳希奇身心俱疲，心脏病发作最终让他在非常有利于希特勒的时机辞去职务。
为公平起见，我们必须指出，面对希特勒这个对手，布劳希奇的地位从一开始就远不如他的前任。首先，自布隆贝格辞去国防军总司令职务后，希特勒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军队最高统帅。帝国战争部长冯·布隆贝格给陆军的最后一击，是建议希特勒接掌国防军总司令职务。当然，布隆贝格不建议的话，希特勒是不是就会偃旗息鼓，这一点值得怀疑。最重要的是，冯·布劳希奇就职时，希特勒对陆军，特别是对OKH的态度，与前几年截然不同。希特勒刚刚上台时，无疑对军方领导人仍抱有一定程度的尊敬，也钦佩他们的能力。他对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就是这样，尽管战争期间两次解除元帅的职务，可他对伦德施泰特的敬佩之情一直保持到最后。
和平时期最后几年，希特勒对陆军的态度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希特勒发现，陆军在冯·弗里奇男爵大将领导下（冯·布劳希奇领导下也一样），秉承质朴、骑士风度的传统观点，以及军人的荣誉观。希特勒无法指责陆军不忠于国家，但很明显，陆军不愿抛弃他们的军人观点，转而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同样清楚的是，陆军这种态度势必会更受广大民众欢迎。希特勒起初并不相信党内人士针对军方高级将领在他面前进的谗言，可这些人对陆军的攻讦最终开花结果，戈林、希姆莱、戈培尔之流可能发挥了主导作用。战争部长冯·布隆贝格无意间为此助了一臂之力，结果引发了希特勒的猜忌。1939 年春季，以“国防军资深军官”自诩的戈林对军方高级领导人发表了近乎寡廉鲜耻的讲话，进一步加剧了对陆军的攻击。他在讲话中肆无忌惮地指责陆军有别于另外两个军种。在座的冯·布劳希奇大将绝对无法忍受这种指责。
导致OKH与希特勒关系紧张的第二点，是他后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尽管侮辱性不那么强：“这些将军总是瞻前顾后。”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OKH对重整军备的速度问题所持的态度，他们认为速度过快势必影响部队的素质，因而想方设法加以阻挠；二是希特勒声称，他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是同过于胆怯的将军斗争的结果，他们总是反对自己的意见。应当指出，正如霍斯巴赫将军在《国防军与希特勒之间》一书里说的那样，冯·弗里奇男爵大将，也就是OKH，在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或占领莱茵兰的问题上并未反对希特勒的意图。而贝克将军也没有反对希特勒进军奥地利的决定（冯·布劳希奇大将当时不在柏林）。帝国战争部长冯·布隆贝格出于对外交政策的担心，起初反对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很快就改弦更张。占领莱茵兰期间，还是布隆贝格，一听说法国实施局部动员，马上催促希特勒撤回莱茵河左岸的守军，OKH事先并不知情。实际上，希特勒确实打算听从布隆贝格的建议，全靠帝国外交部部长冯·诺伊拉特男爵提醒希特勒保持镇定，他才打消了撤军的念头，一想起自己也有过软弱的时刻，希特勒就对那些将军恨得咬牙切齿。另外，重整军备那几年，OKH一再强调陆军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此举不过是职责所在。希特勒也多次同意这种观点，至少表面上赞同。尽管如此，这些警告还是加剧了希特勒对OKH的厌恶。1937 年 11 月 4 日，希特勒与外交部部长、国防军三军种总司令召开会议，首次阐明了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意图，但他对外交政策的构想第一次遭到旗帜鲜明的反对。帝国外交部部长冯·诺伊拉特、帝国战争部长冯·布隆贝格、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男爵大加反对，无疑促使希特勒决心找机会摆脱这些唱反调者。
今天的普遍看法是，陆军将领听凭希特勒解除冯·弗里奇男爵大将的职务，相当于告诉希特勒，他现在可以对OKH为所欲为了。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是否得出这个结论，不管怎样，要是他真这么想的话，就误解了陆军将领的动机。他们当时的态度不是软弱造成的，而是因为不了解这场阴谋的真实情况，正派的军人根本想不到政府会耍这种把戏，更别说及时识破了，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当时的情况，军方不可能发动政变。
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党内大员和另一些人反复在希特勒面前大进谗言，说“陆军将领总是对他的伟大目标顾虑重重”。
因此可以肯定，冯·布劳希奇大将发现，他与希特勒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太好。更要命的是，他上任后在人事方面做出诸多让步，例如毫无道理地让一批功勋卓著的将领退役，还让凯特尔的兄弟担任陆军人事局局长。布劳希奇就这样迈出下台的第一步。苏台德危机期间，希特勒的意志战胜了踌躇不决的OKH，由于西方国家做出让步，希特勒大获全胜，给OKH的地位造成致命打击。冯·布劳希奇大将为此失去了他的总参谋长贝克，当然，他在希特勒面前的地位只会进一步削弱，而不是加强。
贝克辞职后，OKH敢于对抗希特勒的第二位重要人物，是后来擢升大将的哈尔德，就军事才能而言，他与后来擢升元帅的冯·布劳希奇并驾齐驱。不管怎么说，两人本着相互信任的精神通力合作，我觉得布劳希奇之所以总是赞同哈尔德的作战方案，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念。和大多数来自巴伐利亚的总参军官一样，哈尔德精通总参各部门的业务，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毛奇“天才就是勤奋”这句话，大概就是哈尔德的座右铭。可是，赋予统帅灵魂的圣火，从未在哈尔德身上闪现过。对苏战局开始前，哈尔德委派各集团军群参谋长和第一军需长保卢斯将军共同研究，最终拟制了作战方案，充分说明了他强烈的责任感。但战局作战方案的基本理念可能出自某位指导战局者的头脑。哈尔德的举止不像冯·布劳希奇那么优雅，但讲起话来客观准确、注重实际。我亲眼见到他以最明确的方式向希特勒阐述自己的观点。哈尔德在这种场合的言辞，充分说明他怀着多么炽热的情感为部队的利益据理力争，被迫接受错误的决定时又是多么痛苦。可惜，仅凭清醒的客观性无法打动希特勒，此人对前线官兵的死活早已漠然。
依我看，哈尔德最终失败的原因，在于他矛盾的意图。他接替贝克出任陆军总参谋长时就宣称以希特勒为敌。瓦尔特·格利茨在《德国总参谋部》一书里写道，哈尔德上任后告诉冯·布劳希奇大将，他之所以接受这项职务，完全是为了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据说，他多次策划推翻希特勒，尽管这些企图不见得可行。
而另一方面，哈尔德是德国人，希特勒掌握陆军统帅权后，他成了希特勒的参谋长。同时扮演负责任的顾问和谋叛者的角色，政客也许能如鱼得水，但军人往往做不了这样的两面派。最重要的是，依据德国的传统，总参谋长对自己的总司令缺乏信任是不可想象的。鉴于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总参谋长也许可以在和平时期策划推翻国家元首兼国防军总司令（其实以德国当时的情况看，这种做法完全无法想象），但战争期间，总参谋长和谋叛者的双重身份必然让他陷入两难境地。作为总参谋长，哈尔德的职责是全力确保陆军赢得胜利，他和他的总司令都对此负有责任，也就是说，他必须协助总司令赢得军事胜利。可他的第二个身份，又让他不希望赢得这种胜利。陷入两难境地的哈尔德大将，无疑决心忠实履行自己的军事职责，全力帮助艰苦奋战的德国陆军。另一方面，哈尔德的第二个角色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眼下的职务，希望有朝一日利用自己的职务推翻希特勒。为此，尽管他并不赞同希特勒某些军事决策，但不得不俯首屈从。哈尔德留任陆军总参谋长，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在这个职位上能让陆军免遭希特勒的军事错误祸害。但他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必须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从军事角度看，他根本不赞同这些命令。双重身份让哈尔德身心俱疲，最后以下台告终。可以肯定，哈尔德大将在陆军总参谋长的职位上待了那么久，绝不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事业。
在我评述的这两位军方要员领导下，1939 年秋季发生的事情，只能称为“OKH丧失权力”。读者通过以上叙述就能明白，为何两位素质不凡的军人对付不了希特勒这样的人。不管怎样，德军在波兰赢得辉煌的胜利后，OKH就沦为纯粹的执行机构，当然，个中原因还关乎后续战争由希特勒还是由OKH指导的问题。
战前和战争爆发时，德国在西线只能保持防御，这一点显而易见。谁能想到西方国家会如此无耻地抛弃他们给予安全保证的波兰呢！他们以虚弱的兵力攻到萨尔区的西墙前方，很快又撤回法国境内，根本不是随后打算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先期准备。
面对这场意料中的进攻，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对方是否会在西墙前方停下，如果对方穿过卢森堡和比利时攻往鲁尔区，我们就从波兰腾出兵力发动反攻，但西方国家的克制，为我们创造了全新的局面。即便考虑到法国统帅部的教条主义和英国人迟缓的行动，我们估计对方也不太可能在波兰战败、德国军队悉数调往西线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到 9 月 18 日，布祖拉河会战落下帷幕，苏联红军前一天跨过波兰东部边界，波兰的命运已定。最迟到这时，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想必已就如何在西线展开行动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但从目前出版的各种书籍（主要是OKW第一参谋洛斯贝格将军和OKW作战日志官格赖纳的著作）看，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认为，德军在波兰赢得辉煌的胜利，西方国家出人意料的克制，希特勒对此的反应可能与OKH领导人截然不同。英法联军没有发动进攻，希特勒无疑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对方软弱无力的表现，这反过来促使他在西线发起进攻。大获全胜的波兰战局也让他相信，德国陆军能胜任一切。但OKH并不赞同后一种看法，我会在后文详述。另一方面，从西方国家保持军事克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参战不过是为了保全颜面。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与他们达成谅解。这种情况下，哈尔德将军可能想为双方的谅解铺平道路，必要情况下推翻希特勒。所以，德国军队此时绝不能在西线发动进攻。
不管怎么说，OKH还坚信这样的事实：希特勒此前从未有过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想法，甚至击败波兰后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1939 年年末到 1940 年年初，我在这方面得到明确无误的证据。当时，希特勒又一次下达了西线攻势展开令，与A集团军群协同作战的航空队司令施佩勒将军找到我，说机场跑道湿软，他的战机无法起飞。我反驳道，他们有几个月时间，完全可以修建永备跑道。施佩勒解释说，希特勒严令禁止与日后西线攻势有关的一切工作。另一个证据是，我们的弹药产量还没达到在西线发动进攻所需要的规模。
OKH显然认为希特勒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因而误判了他的心态。正如格赖纳指出的那样，9 月份下半月，波兰战局大势已定，OKH收到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就后续指导西线战争的问题拟制的报告。施蒂尔普纳格尔在报告里得出结论，1942 年前，陆军无法在物质方面做好突破马其诺防线的准备。他没有考虑穿越比利时和荷兰，绕过马其诺防线的可能性，因为帝国政府近期还向这些国家保证，尊重他们的中立。基于这份报告和希特勒先前的态度，OKH显然得出结论：西线继续保持防御。因此，波兰战局结束后，OKH下令加强陆军在西线构设的防御，此举显然没预先征得希特勒同意。
面对波兰彻底崩溃造成的全新局面，OKH这种做法相当于把制定一切新方案的决定权拱手让给希特勒。无论怎么看，这肯定不是军方领导人确保对后续战争发挥作用的正确方式。顺便说一句，施蒂尔普纳格尔的研究结果也不能视为后续战争问题的解决之道。要是我们等到 1942 年再突破马其诺防线，那么西方国家届时很可能已赶上德国目前的军备优势。另外，就算我们顺利突破马其诺防线，也无法把这场突破发展成决定性胜利。1939 年，对方的可用兵力至少有 100 个师，所以我们没办法以现有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就算敌人以强大的兵力据守马其诺防线，他们也会留下 40—60 个师作为战略预备队，足以挡住我军在筑垒防线达成的宽大突破。交战无疑会沦为胜负难分的阵地战，这绝非德国的作战目标。
当然，也不能说冯·布劳希奇大将和他的总参谋长认为，从长远看，纯粹的防御作战会取得进展。不过，他们目前大概寄希望于德国仍有可能与西方国家达成谅解，或西方国家先行发动进攻。但第一个希望能否实现由不得他们做主，而西方国家先行进攻的第二个希望也不现实，稍后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实，从军事角度看，1940 年春可能是德国有望在西线顺利发动攻势最早，也是最后的时机。
据格赖纳说，希特勒不知道上文提到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的备忘录，但他无疑清楚OKH想在西线保持防御。照理说，最迟到 9 月中旬应该召开会议，商讨后续战争的相关事宜，可希特勒 9 月 27 日做出决定，10 月 29 日通过OKW下达相关指令，给陆军总司令来了个既成事实。希特勒事先没征询陆军总司令的意见，不仅下达了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指令，还自行决定了何时、如何进行的问题。按理说，没有陆军总司令的参与，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轻易做出决定。希特勒要求尽早发动进攻，最迟到 1939 年秋季。据冯·洛斯贝格将军说，希特勒最初把进攻日期定于 10 月 15 日。就算运输情况不出岔子，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准备也得满足以下条件：待布祖拉河会战结束后，从波兰腾出装甲和空军力量。另外，希特勒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如何从事拟议的进攻行动，也就是穿过比利时和荷兰，绕开马其诺防线。
陆军总司令所能做的，仅仅是在技术上执行进攻行动，他事先对此一无所知，1939 年秋季采取行动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他毫无把握。
也许有人会问，陆军总司令怎么会接受希特勒的意图，听凭对方以近乎侮辱的方式打压他的地位呢？依我看，格赖纳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一书里给出的答案可能是正确的。据他说，冯·布劳希奇大将大概觉得，立即提出反对意见根本行不通。冯·洛斯贝格将军基于对希特勒的了解，以及对方当时的态度，也持相同的看法。另一方面，冯·布劳希奇大将可能抱有这样的希望：如果自己先展现出善意，也许能让希特勒放弃他的计划。他大概还期望，气候条件会导致深秋或冬季无法实施进攻。倘若能以这种方式把希特勒的决定拖到来年春季，那么届时也许能以政治协议结束战争。
如果这就是陆军总司令和陆军总参谋长的想法，那么就气候影响而言，他们的想法正确无误。
但在我看来，OKH劝说希特勒改变如此重要的决定，这种念头毫无希望，就算他们派冯·赖歇瑙将军去做说服工作也无济于事，除非他们提出更好的、让希特勒赞赏不已的全新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当时根本没有以和平手段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波兰战局后，西方国家断然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和平倡议。另外，如果我们合理解决波兰问题，也许能与西方国家达成谅解，但希特勒可能不愿意这样做，更何况苏联吞并了波兰东半部，“合理解决”根本无从谈起。倘若没有希特勒，德国当时能否达成光荣的和平，这个问题值得怀疑。最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推翻希特勒？要是哈尔德将军 1939 年 10 月重新提出以军事行动对付柏林政府的计划，那我只能说，他会发现，战胜波兰后，军队里的追随者比 1938 年秋季少得多。
我们先谈谈冯·布劳希奇大将如何应对希特勒的意图。按照希特勒的指导方针，OKH制订了“黄色展开令”。但格赖纳指出，陆军总司令在他的总参谋长支持下，10 月 27 日以军事理由为借口，建议希特勒把进攻日期推延到更有利的季节，也就是 1940 年春季。几天前，冯·赖歇瑙将军也向希特勒提出同样的建议，可能是受冯·布劳希奇大将所托。另外，陆军总司令在这个问题上无疑得到西线几位集团军群司令全力支持。虽然希特勒没有断然否决布劳希奇的观点，但他 10 月 22 日定下的进攻日期保持不变，还是 11 月 12 日。
11 月 5 日，陆军总司令再次劝说希特勒更改进攻日期。如果真要在 11 月 12日发动进攻，那么今天就要下达命令，让部队开入集中地域。
他们俩私下交谈了一番（据格赖纳说，凯特尔后来才被叫进去），但此次会晤的结果广为人知，我相信希特勒与冯·布劳希奇大将的关系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凯特尔后来告诉格赖纳，布劳希奇向希特勒宣读了一份备忘录，总结了OKH反对秋季发动进攻的种种理由。除了气候条件、新组建的部队尚未完成战斗准备这些无可辩驳的理由，布劳希奇还提出另一个理由，导致希特勒大发雷霆。陆军总司令批评了部队在波兰战局期间的表现，说步兵没有展现出1914 年那种进取精神，还说重整军备的速度过快，导致部队缺乏纪律，承受压力的能力欠佳。如果冯·布劳希奇大将对军方高级指挥官阐述这种观点，无疑会得到理解。指责步兵没有展现出 1914 年那种进取精神不太公平，至少有些以偏概全。他没有看见这些年来步兵的进攻方式已发生变化，1914 年的进攻方式早就过时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某些部队的表现确实有点紧张，特别是在局部战斗中，但这是每场战争爆发后没经受过实战考验的部队普遍会出现的情况。另外，各高级指挥机构也对违纪现象做出严厉惩处。鉴于 10 万人的魏玛防卫军短短几年内扩充为数百万人的大军，再加上大批部队是在动员期间组建的，出现上述现象不足为奇。想想波兰战局的胜利，上述情况无法得出以下结论：由于这些缺点，我们的军队无法在西线发动进攻。倘若冯·布劳希奇大将只是明确指出，新组建的师训练不足，缺乏内在凝聚力，而进攻行动又不能仅靠经受过考验的现役师，那么，他的观点就和他提到的季节问题一样，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布劳希奇不该在希特勒面前提出以偏概全的理由，因为此人向来以新国防军的缔造者自居，陆军总司令现在却批评这支军队缺乏能力。的确，如果希特勒缺乏政治胆识，没有不懈地推行重整军备的政策，没有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振兴魏玛共和国时期遭排斥的尚武精神，那么德国国防军就不可能实现 1939 年的战斗力。但希特勒刻意忽略了以下事实：原魏玛防卫军做出的贡献，与他取得的成就同样重要。要是没有魏玛防卫军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准备工作，没有来自这支军队的军官和士官的奉献精神，希特勒可能得不到“他缔造的”这支国防军，更无法在波兰赢得胜利。
冯·布劳希奇大将在希特勒面前陈述了种种顾虑，可这位独裁者早已自命不凡，所以此次会谈完全可以说事与愿违。希特勒没理会陆军总司令合情合理的论据，待布劳希奇大胆地批评他的功绩，希特勒勃然大怒，粗暴地中断了会谈。他固执己见，要求 11 月 12 日按计划发动进攻。
幸亏天气不合适，希特勒被迫推延进攻。相关指令反复修改，到 1940 年 1 月底就达 15 次之多。
OKH在进攻日期的问题上反对希特勒的决定，虽说做得没错，但上文叙述的事态发展导致领导层出现危机，给日后的战事进程造成灾难性后果。首先发生的情况是，希特勒和布劳希奇不再见面。不管怎么说，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后来擢升将军的豪辛格 1940 年 1 月 18 日告诉我，自去年 11 月 5 日起，布劳希奇再没见过希特勒。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完全无法想象。两人 11 月 5 日的会谈不欢而散，还造成另一个后果，希特勒 11 月 23 日把各集团军群、集团军司令和他们的参谋长召到帝国总理府，对他们发表了讲话。
希特勒此次讲话的详细内容我不想赘述，因为许多已出版的著作早有涉及。他强调的重点是，尽早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决定不可更改，他担心帝国在东面无后顾之忧的局面保持不了多久。希特勒阐述了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必要性，在我看来，这些理由令人信服（除了进攻日期的问题），由此可见，他这番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另外，希特勒还大肆攻击OKH和陆军将领，认为他们总是给他的大胆进取设置障碍。就这方面而言，我觉得希特勒的话一点也不客观。陆军总司令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提出辞呈，但希特勒没有接受。不用说，领导层的危机没有解决。不管怎样，OKH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不得不为他们并不赞成的进攻行动做好准备。陆军总司令不再是全面指导战争的顾问，已沦为没有发言权的执行者。
国家元首与OKH的关系恶化到这种地步，还导致OKH丧失权力，究其原因，关键因素可能是希特勒攫夺权力的欲望，以及他日益加剧的狂妄自大。戈林和希姆莱之流大肆攻讦陆军将领，纯属火上浇油。但我必须指出，波兰战局结束后，OKH对继续进行战争的问题处置不当，结果被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剥夺了权力。
OKH决定在西线保持防御，等于把主动权拱手让给希特勒！毫无疑问，陆军在空军有效支援下迅速击败波兰后，OKH的主要工作是就后续行动事宜向国家元首提出建议。
1939 年秋季，鉴于季节原因，再加上新组建的兵团准备情况欠佳，暂时无法发动进攻，OKH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仅仅提出这种观点，再下达几道指令加强西线防御工事，无法解决如何让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圆满结束的问题。如果OKH想对战争的全面指导继续发挥影响，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陆军总司令当然有权建议与西方国家达成政治谅解。可如果双方没有达成谅解的前景，又该怎么做呢？面对希特勒这样的人，就算目前在西线发动进攻似乎不太可行，OKH也应该立即建议以军事手段结束战争。至于军事手段，波兰战局结束后，需要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如果我们在西线继续保持防御，这场战争能否取得有利的结局？或者说，要想达成这个目的，是不是只能靠德国在西线的进攻大获全胜？
第二，何时发动进攻才有望赢得决定性胜利？
第三，如何实施进攻，才能在欧洲大陆取得决定性胜利？
第一个问题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帝国击败波兰后，与西方国家达成谅解。OKH想必从一开始就对这条道路的可行性深表怀疑。首先从英国人的民族性格看，大不列颠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是因为德国战胜波兰后，很难说希特勒仍愿意做出理智的让步，以此解决德波边界问题。最后一点，希特勒把波兰东部让给苏联人，已无法重建波兰，继而与西方国家达成谅解。其实，就算希特勒垮台，换上另一个德国政府，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种可能性是西方国家决心发动进攻，我们在西线实施防御，直到胜利结束战争。届时，德国统帅部就有望发动反攻，在西线赢得决定性胜利。这种想法出现在《哈尔德谈话录》一书里，也可以称之为“后发制人”。但豪辛格将军指出，这个想法很迟才对OKH的作战构想产生作用，也就是 12 月前后，而不是对OKH的地位至关重要的 9—10 月。
毫无疑问，后发制人的作战思想深具吸引力，特别是敌人进攻西墙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或是因为破坏卢森堡、比利时乃至荷兰的中立而背负罪名。但这番如意算盘近期能实现吗？德军主力被牵制在波兰，西方国家也没敢发动进攻。那么，又怎么能设想他们会在德军大举增兵的时候发动进攻呢？我那时候就觉得，德国实施后发制人的先决条件当时根本就不具备。
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下令制定的战争计划明确证实了我的观点，这份计划后来落入德军手里，该计划的主导思想如下：
联军要到 1941 年春季才能获得所需要的物质力量，从而在西线进攻德国。地面部队要想获得数量优势，必须争取更多盟友。
英国军队没做好准备，1941 年前无法参与大规模进攻，除非德国发生部分崩溃（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希望德国国内发生政变，所以我们应该料到，一旦发生政变会遇到怎样的情况）。
西方国家 1940 年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法国领土的完整，当然，如果德国入侵比利时和荷兰，他们会赶去支援这些国家。
另外，他们还要努力开创更多战区，以此消耗德国，例如在北欧国家和巴尔干地区（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的话）。当然，他们还会继续努力，争取比利时和荷兰加入联军阵营。
最后，除了上文提到的开辟新战区，还要对中立国施加压力，加强封锁，切断德国获得重要资源的渠道。
因此，从这份战争计划清楚地看出，西方国家企图打一场消耗战，可能的话在其他战区进行，待他们取得明确的优势，就在西线发动进攻，但 1941 年前肯定做不到。
就算OKH此时对联军的战争计划一无所知，也应该估计到西方国家可能会从事上述的长期战争。
联军进攻西墙会付出重大代价，他们的民众可能会为此对“影子战争”心生厌倦，这些情况的确有可能发生，但OKH的决策不能建立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
把发起决定性进攻的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似乎是个颇具吸引力的构想，可这种计划几乎没有真正的基础。无论如何，帝国绝不能坐等敌人扩充军备，获得地面和空中优势，在这方面，鉴于罗斯福的态度，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想到美国为他们提供援助的问题。至少要考虑到苏联！他们从希特勒手里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德国的切身利益现在对他们毫无吸引力。西方国家越强大，德国背靠苏联这样的强国，处境就越危险！
对军方领导人来说，波兰战局结束后面临的问题如下：
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西线保持防御，能否顺利结束战争？答案是否定的，除非政治领导人与西方国家成功达成谅解。毫无疑问，陆军总司令建议希特勒走和解之路是合理的，哪怕只是考虑到继续进行战争的军事风险。当然，西线军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暂时等待。不管怎么说，OKH为希特勒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既是任务也是权力。他们必须告诉他，如果无法以政治手段结束战争，那在军事上该做些什么！
希特勒显然希望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上达成谅解，如果这种可能性没有出现，OKH就必须把军事应急方案呈交国家元首，不能寄希望于击败波兰后，希特勒仍抱定原先的宗旨，不肯在西线发动进攻，也不能坐等他自行做出军事决策。
至于后续战争的军事建议，不能仅限于在西线保持防御，除非假设我们能以空战和潜艇战击败英国，但这种假设毫无根据。
如果无法达成政治谅解，军方只能提出在西线发动进攻，继续进行战争的建议。
但OKH提出这种建议的同时，必须把何时开战、如何从事战争的决定权掌握在手里。
关于何时开战的问题，OKH和西线各集团军群司令一致认为，1939 年秋末或冬季发动进攻，无法赢得决定性胜利。季节是关键因素。秋季和冬季，德国国防军的两张王牌，也就是快速装甲兵团和空军，由于气候条件的关系，无法充分发挥效力。另外，这些季节的白昼较短，一天内通常就连一场战术性胜利也难以赢得，因而增加了快速作战的困难。
另一个原因是，战争爆发时组建的新部队训练水平欠佳。1939 年秋季，只有现役师具备发动进攻的能力，其他兵团缺乏协同、射击训练，内部凝聚力也不足。另外，波兰战局结束后，装甲兵团尚未完成整补工作。要是我们打算 1939 年秋季在西线发动进攻，就得尽早腾出驻扎在波兰的快速师。可希特勒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德国空军也存在严重缺陷。
所以很明显，1940 年春季前在西线发动进攻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从军事角度看，这段时间刚好可用于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但希特勒 10 月初提出的和平倡议遭西方国家拒绝后，他没在这方面继续付诸努力。
至于如何从事战争的问题，也就是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战略规划，是下一章的内容，这里就不详述了。
有件事需要先说一下。希特勒 10 月 9 日责成OKH拟制的进攻计划纯属权宜之策，目的不是在欧洲大陆赢得全面胜利，仅仅是针对局部目标，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就这一点而言，OKH本该明确无误地告诉希特勒，他的军事顾问完全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为局部目标发动进攻是不值得的。但此举的前提条件，是OKH自己要坚信，通过进攻能在欧洲大陆赢得全面胜利。
波兰战局结束后至关重要的几周，OKH领导人对西线继续进行战争的问题持克制态度，结果把军事决策权拱手让给希特勒，个中原因目前仍未公之于众。他们也许是想促使希特勒寻求政治谅解，也可能是对再次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心存顾虑，这些想法合情合理。但外界当时的印象是，OKH领导人对德军的进攻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至少是有所怀疑的。
不管实情是什么，反正OKH把军事决策权让与希特勒。另外，OKH作为指导陆战的权威机构，屈从于希特勒的意志，还下达他们的领导人并不赞成的作战指令，实际上已大权旁落。没过多久，A集团军群司令部提交了一份作战建议，可以说为OKH夺回他们失去的地位创造了机会，可惜OKH没有采纳。
A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作战建议为西线攻势赢得的胜利甚至超出了希特勒最初的预期，他本来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忽略OKH这个机构，即便在作战问题上也是如此。
希特勒掌握的权力，按照施利芬的说法，堪称我们这个时代国王、政治家、军队统帅三驾马车的职权，他现在甚至攫夺了军方将领的地位。施利芬当初指出，对三驾马车中的至少一架来说，“撒母耳的膏油”不可或缺，可是，这种膏油真会落在希特勒头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