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我们隐忍难堪的严冬变成了光荣体面的夏日。”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

我们的司令部很高兴摆脱了占领波兰这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1939 年 10 月24 日到达西线，接掌新组建的A集团军群。集团军群编成内的第 12、第 16 集团军把辖内各师部署在比利时南部—卢森堡边界附近的前线，后方部队向东延伸到莱茵河右岸。集团军群司令部设在科布伦茨。

我们住在莱茵河畔的大皇宫饭店，当初我在附近恩格尔斯镇的军事学院学习，这座饭店优雅的建筑和各种美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现在由于战时管制，这座著名的建筑已黯然失色。我们的办公室设在德意志之角附近一座迷人的旧建筑内，战争爆发前，此处一直是科布伦茨师师部所在地。当初一个个漂亮的洛可可式房间，现在成了空空荡荡、光线昏暗的办公室。这座建筑附近有个小广场，栽了许多古树，还有块很有意思的纪念碑。这块方尖形纪念碑上刻有夸张的铭文，是科布伦茨的法国指挥官 1812 年为纪念拿破仑大军渡过莱茵河进军俄国而竖立的。但铭文下还刻有另一行字，大意是“收悉，照准”，签名的是 1814 年担任科布伦茨城防司令的俄国将领！

可惜，希特勒没看见这块纪念碑！

应我的请求，司令部作训处添了位年长但很出色的总参军官，他就是冯·特雷斯科夫中校，1944 年 7 月，他作为刺杀希特勒的骨干之一自杀身亡。特雷斯科夫是我的老部下，和平时期在总参谋部第一处工作。他是个极具才干的军官，也是个狂热的爱国者。机智、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兴趣广泛、彬彬有礼，这些特点赋予他特殊的魅力。特雷斯科夫贵族派头十足的优雅形象，与他妻子的聪慧和美丽相得益彰，他的岳父是当年担任过战争部长和总参谋长的冯·法尔肯海因。当时的柏林军官圈，没有哪一对儿比特雷斯科夫夫妇更具魅力。

我俩当初在总参作训处共事期间建立了密切的信任关系，可以说是莫逆之交。调到科布伦茨后，我们竭力争取上级批准集团军群司令部主张的作战方案，他给了我很大帮助。

后来，我先是担任装甲军军长，尔后出任集团军司令，一再请求上级把特雷斯科夫调来担任我的参谋长。可上级否决了我的请求，理由是我“不需要这么聪明的参谋长”。1943 年春季，上级准备让特雷斯科夫担任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但我选择了作训处长布塞将军，布塞和我共同经历过多次战役，是个久经考验的军官，我不能弃他而选择特雷斯科夫。我之所以提到此事，是因为某个与特雷斯科夫关系密切的先生散布了这样的说法：由于特雷斯科夫不是个可靠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所以我当时没让他担任集团军群参谋长。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决不会以这种标准选择自己的助手。

特雷斯科夫业务能力超群，而且风趣幽默，非常健谈，每次值夜班，他都是集团军群司令小圈子里最受欢迎的人。有一次，他想好好款待我们和他自己，于是，早餐除了咖啡，还端上一大盘贻贝，看见这般奢侈的伙食，伦德施泰特只是疑惑地摇了摇头。

如果说科布伦茨这几个月是“我们隐忍难堪的严冬”，那这完全是 1939 年年末到 1940 年年初不战不和的状况造成的，也就是所谓的“影子战争”，法国人称之为“奇怪的战争”。要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来年春季发动进攻的话，这几个月的日子还好过些，因为我们可以按照预定计划，有条不紊地部署辖内部队。可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希特勒想在 1939 年秋末发动攻势，待事实证明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又打算在冬季展开行动。每当他那些“观象青蛙”（也就是空军的气象专家）预报会出现一段晴好天气，他马上命令军队开入待机地域。可气象专家的预报并不准确，不是大雨滂沱导致路面沦为泥沼，就是浓雾和大雪致使装甲兵团和空军力量无法顺利展开。结果，进攻令忽而下达，忽而取消，把全体官兵折腾得够呛。很明显，希特勒对不符合他意愿的军情报告满腹狐疑。待集团军群司令部再次报告，由于持续降雨，暂时无法发动进攻，希特勒就把他的副官长施蒙特派到我们这里，看看地形状况是不是真像我们说的那样。特雷斯科夫无疑是应付施蒙特的最佳人选。他毫不留情，拖着昔日在同一个团服役的施蒙特跑了一整天，奔波于无法通行的道路、湿漉漉的农田、潮湿的草地、湿滑的山坡，待他们傍晚回到司令部，施蒙特累得筋疲力尽。自那之后，希特勒再也不用这种方式验证我们的气象报告了。

朝令夕改不仅毫无意义，还导致我们工作效率低下，集团军群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大将本来就缺乏耐性，现在更是觉得难以忍受。没过多久，我们的司令部就被潮水般涌来的文件淹没了，和平时期，这些文件定期送交部队和各指挥机构。幸亏德国军队有一条非常正确的条例，高级指挥官不必亲自过问琐事，这才让大将摆脱了堆积如山的文件。他每天早上都沿莱茵河畔的木板路长时间散步，由于我也需要运动，所以经常遇到他。刺骨的寒冬，莱茵河冻得结结实实，伦德施泰特只穿着薄薄的橡胶雨衣。我劝他，这样会冻坏的，他却告诉我，他从来就没穿过大衣，现在这把年纪，也不想再买一件了！的确是这样，军校学员团接受的斯巴达式训练，时至今日对这位老先生仍有影响。他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军校生的那段岁月。散完步，大将返回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等待我或司令部其他人员汇报情况，他喜欢利用这点时间看几页惊险的侦探小说。读侦探小说是很常见的消遣方式，就连大人物也不能免俗，可备受我们敬重的伦德施泰特大将却对自己读此类小说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把小说放在拉开的抽屉里，有人进来汇报工作，他赶紧把抽屉推上。我们在军校里也是这样，上课的时候，教官一进来，我们立马把小说塞入课桌抽屉。

漫漫长夜很难打发，我想让大将放松一番，就请他去战地露天电影院看电影，可惜效果不佳。他非常反感戈培尔的新闻纪录片，幸亏他的评论只有我们几个听见。

不过，也有些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在路上遇到奥地利山地师一名猎兵。这个小伙显然入伍没多久，身上的军装过大，还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完全没有军人该有的样子。最过分的是，他的皮带没有扎在腰间，而是系在更低处，托着肚子。他的模样太可笑了，我拦住他，让他把皮带扎好。这个勇敢的小伙带着友好的微笑说道：“军医少校先生，非常感谢！”就好像我悄悄提醒他衣冠不整似的，除了开怀大笑，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笔墨官司也给我们带来不少乐趣。尽管OKH不太愿意采纳我们的作战构想（后文会详述），但在另一个不太重要的问题上，我们赢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想必大家还记得，那时候的军官，除了皮带，还佩戴肩带。当初海耶将军为“美化”魏玛防卫军的军装，引入了这件纯属多余的装备。后来下级军官把这种肩带戏称为“豪塔娜” 。

纳粹党及其分支也配发了这种肩带，“豪塔娜”彻底声名狼藉了。军方几次要废除肩带，都因为军服装备部门反对而未果。但波兰战局期间，高级军官的伤亡很大，因为敌人从很远处就能通过肩带识别出他们的身份，于是OKH下令，到团一级的所有前线军官不再佩戴肩带。可这样一来，高级指挥部仍佩戴肩带的军官就成了“后方的种马”，因此，集团军群要求取消所有军官的肩带。这项请求没得到任何回应，于是我们再次报告，说我们已命令集团军群辖内所有军官摘掉肩带。可既然OKH还没做出决定，我们也不能自行其是，所以集团军群命令相关军衔的军官继续佩戴肩带。我们成功了！不到三天，上级终于废除了“豪塔娜”。看来，只要找到正确的做法就能达成目的！

这个冬季让我们“隐忍难堪”，部分原因是希特勒反复变更决心，部队无所适从，他们渐渐怀疑上级的命令是否明智，因为这些命令一次次撤销。来回折腾也打乱了部队的训练计划，而那些新组建的师，目前急需加紧训练。

但真正让我们深感不安的是两个重要的情况。

首先是我只能称为“OKH失势”的事态发展。这种情况令我深感痛心，因为 1937 年年末 1938 年年初，我作为总参谋部第一军需长和弗里奇、贝克的助手，一直为之奋斗的就是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让OKH在全面战争的范畴内获得应有的地位。

其次是整个冬季，集团军群司令部一直竭力争取OKH采纳我们的作战方案，该方案似乎是我军在西线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唯一保证，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这番努力徒劳无获，直到希特勒亲自介入，该方案才最终成为西线攻势的基础。但此时OKH解除了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职务，毫无疑问，完全是因为我坚持己见造成的。

这两个情况，也就是“OKH失势”和“围绕西线作战方案进行的斗争”，基本代表了西方战局开始前的主要背景。至于战局开始后的战事发展，早已广为人知，不需要我再赘述。我只想叙述自己作为军长的亲身经历。

不管怎样，“隐忍难堪的严冬”过后，我们会迎来“光荣体面的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