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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的集团军群司令部——头几个小时——初期态势——我们的作战设想：把敌人挡在维斯瓦河前方，阻止对方在河流后方构设新防线——第 14 集团军穿过加利西亚，渡过桑河——第 10 集团军突破维斯瓦河，拉多姆周围的首次合围——奇特的到访——第 8 集团军的危机——布祖拉河会战——集团军群司令部不得不介入——歼灭战大获全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占领华沙——与苏联人就分界线的政治拉锯导致更多战斗——怀念——德国赢得闪电战的秘密——东线总司令——我们的民政负责人——尾声
1939 年 9 月 1 日拂晓，我们的部队跨过波兰边界，当然，集团军群司令部还是设在尼斯的圣十字修道院。这座培养天主教传教士的修道院位于城外，不仅宽敞，与世隔绝，还有些教室和宿舍，对战争期间的高级指挥机构来说，这里的确是个非常实用，也很理想的驻地。修道院里的人把部分房子腾给我们，他们过惯了斯巴达式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司令，虽说慕尼黑勒文布罗啤酒厂就是他们家的产业，可他一点也不想娇惯我们。不用说，我们和所有官兵一样，每天都吃军用口粮。
战地厨房每天中午做的汤还不错，可晚餐除了军用面包只有硬香肠，天天如此，对那些上了年纪的先生来说，嚼烂这些食物很不容易。幸亏修道士经常给我们送些色拉，或是菜园里种的蔬菜。修道院院长有时候会在夜间与司令和他身边的人小聚，讲述传教士在异域他乡艰苦传教的故事。我们很喜欢听这些惊险刺激的故事，至少能在短时间内让头脑放松一下，不再思考当前任务的紧迫问题。
但到 9 月 1 日清晨，这种闲聊彻底结束，我们现在忙于作战事务。司令部人员一大早各就各位，其实没什么必要，主要是受到这样一种感觉驱使：我方部队可能已经与敌人接触，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再过几个钟头，我们才能收到集团军群辖内各集团军发来的重要消息。在高级指挥部门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几个钟头，一切行动都在进行中，只能耐心等待。
上过前线的官兵都清楚发动进攻前极度紧张的气氛。一个个排长盯着不停转动的手表秒针，直到预定的冲击时刻到来。这一刻到来后，前线官兵就抛开一切杂念，专心致志地投入战斗。但对各级指挥部来说，紧张的等待时刻开始了，指挥部的级别越高越是如此。不停地向下级指挥部打听情况，肯定会让他们心烦，而且会显得自己很紧张，所以最好是耐心等待。“坏事传千里”这句俗语通常并不适用于军务，这是经验之谈。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相关报告往往会迅速传到后方。可如果进攻受挫，前线通常会保持沉默，要么是因为通信中断，要么是因为他们想等情况好转后再上报。
所以，只有收到第一批报告（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才能消除司令部的紧张气氛。在此之前，我们不得不严阵以待！我们付出大量心血在短时间内组建的部队，能不辜负我们的期望吗？特别是大型装甲兵团，他们的组织和使用可以说代表某种全新理念，能实现缔造者古德里安将军和我们的希望吗？德军各级指挥部，特别是集团军群司令部，能否控制战役开局态势，在维斯瓦河前方歼灭敌军，彻底赢得胜利，从而避免不得不同时在两线作战的危险？焦急等待的这几个钟头，一切都不确定，这些问题在我们脑中萦绕。
OKH的计划是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出击，对波兰军队实施大规模合围。据此，北方集团军群把波军逐出走廊，在波美拉尼亚与东普鲁士之间建立联系后，就迅速开赴维斯瓦河后方，从背后打击维斯瓦河河曲部的敌军主力。
而南方集团军群受领的任务，是以两个集团军（第 10、第 8 集团军）冲出西里西亚，尽量迫使维斯瓦河河曲部之敌应战，阻止对方撤到维斯瓦河—桑河一线后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投入第 10 集团军全部装甲力量，步兵师紧随其后，一举打垮边界附近展开的敌军，可能的话，先敌到达从登布林到华沙的维斯瓦河各渡场。另外，穿过加利西亚进军的第 14 集团军，尽快到达并渡过桑河至关重要。倘若敌人企图撤到桑河和维斯瓦河后方实施决定性抵抗，那么第 14 集团军就从南面摧毁这道河流防御，深入敌军后方，与从北面而来的北方集团军群东翼会合。第 14 集团军的位置非常有利，因为他们向东深入斯洛伐克的右翼会立即在纵深翼侧对集中在克拉科夫周围的敌军构成威胁，致使对方无法在加利西亚西部实施持续防御。
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根据这种作战思路，指挥辖内部队在波兰的行动。我们始终致力于迫使波兰军队在维斯瓦河前方应战，力争彻底歼灭对方。但同时要考虑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也许不得不阻止敌人撤到桑河—维斯瓦河后方再决战的企图。
按时间顺序描述作战行动，也许对介绍这场“闪电战”的进程不无裨益，可我觉得简要概述几个最重要的阶段就够了。这些阶段有的是按照时间顺序，有的是同时进行，具体内容如下：
第 14 集团军在加利西亚遂行激烈的边境交战，随后追击败退之敌到伦贝格，渡过桑河；
第 10 集团军突破维斯瓦河，拉多姆合围战；
布祖拉河会战，集团军群司令部指挥第 8、第 10 集团军歼灭强大的敌集团；进攻华沙，德国政府与苏联人反复磋商，最终达成协议，此举引发最后的战斗。苏联红军 1939 年 9 月 17 日跨过波兰东部边界。
第 14 集团军的首个目标是合围疑似集中在加利西亚西部克拉科夫周边地域的强大敌军。该集团军从上西里西亚出击，跨过摩拉维亚的奥斯特劳地区，奔赴喀尔巴阡山，以这场深远推进开始了对敌人的合围。
第 8 军（军长布施将军，辖第 8、第 28 步兵师及第 5 装甲师）首先要突破上西里西亚东部强大的波军边境防御工事，尔后沿维斯瓦河北岸攻往克拉科夫；第17 军（军长基尼茨将军，辖第 7、第 44 步兵师）从摩拉维亚出击，沿维斯瓦河南岸攻往克拉科夫。
另外两个军的任务是从一开始就对盘踞在克拉科夫地域之敌施以翼侧和后方打击。第 22 装甲军
（军长冯·克莱斯特将军，辖第 2 装甲师和第 4 轻装师）从西喀尔巴阡山截断的奥拉瓦峡谷出击，从南面攻往克拉科夫；第 18 山地军（军长拜尔将军，辖第 2、第 3 山地师）从塔特拉山东面出击，穿过波普拉德山谷，取道新松奇，攻往塔尔努夫西面的博赫尼亚，进入克拉科夫周边之敌身后。
更东面，OKH晚些时候投入的斯洛伐克军队，穿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闻名遐迩的杜科拉山口攻击前进。久经考验的巴伐利亚第 1 山地师和两个预备役师随后也加入合围翼。
第 14 集团军最初的交战相当艰巨，特别是第 8 军那群西里西亚将士突破波军边境防御工事的行动。但我军穿过喀尔巴阡山实施的合围有效地决定了这场边境交战的结局。由于敌人意识到危险，迅速撤离加利西亚西部，我们合围克拉科夫敌集团军的企图没能实现。但我们还是通过初期交战粉碎了这股敌军的主力，特别是随后发起的猛烈追击，第 22 装甲军顺利追上溃败之敌。组成集团军右翼的山地军和第 17 军，一路前出到伦贝格和普热梅希尔要塞，顺利攻克这两处。逃往加利西亚东部的敌军残部，以及部署在那里的敌预备队，没能逃入罗马尼亚，在这些交战中遭歼灭。装甲军、第 8 军、集团军群配属的第 7 军构成第 14 集团军左翼，得以在桑河与维斯瓦河交汇处上方渡过桑河。敌人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激烈交战，我们又粉碎了另一些敌军，其中一部分调自华沙，还有些敌军是从北方集团军群战线赶来的，该集团军群的东翼已深入维斯瓦河防线后方。
9 月 15 日，随着我军攻占伦贝格和普热梅希尔，这场追击基本结束，但肃清该地域和桑河以东地区的波军残部还需要继续战斗。
第 14 集团军的作战任务，除了歼灭开赴加利西亚西部的敌军，还要展开追击，以防敌人在维斯瓦河后方构设新防线。而从西里西亚出击的两个集团军，任务是尽量迫使敌人在维斯瓦河前方决战。实力较强的第 10 集团军主要以装甲兵团编成，受领朝维斯瓦河突破的重要任务，实力较弱的第 8 集团军负责掩护此次行动的北翼，抗击卡利什—罗兹周边地域和波兹南省的敌军。
第 10 集团军从上西里西亚出击，左翼从克卢奇堡出发，4 个军摆在第一线。从右翼算起，分别是第 15 摩托化军（军长霍特将军，辖第 2、第 3 轻装师），第4 军（军长冯·施韦德勒将军，辖第 4、第 46 步兵师），第 16 装甲军
（军长赫普纳将军，辖第 1、第 4 装甲师，第 14、第 31 步兵师），第 11 军（军长莱布将军，辖第 18、第 19 步兵师）。第 14 摩托化军（军长冯·维特斯海姆将军，辖第 13、第 29 摩托化师）部署在第二线。位于该集团军身后的是担任集团军群预备队的第7 军（军长冯·朔贝特将军，辖第 27、第 68 步兵师）和第 62 步兵师。
第 8 集团军编有两个军，第 13 军（军长冯·魏克斯将军，辖第 10、第 17 步兵师和党卫队警卫旗队摩托化团）和第 10 军（军长乌勒克斯将军，辖第 24、第30 步兵师）呈纵深梯次配置，朝罗兹方向攻击前进。集团军群预备队的两个师（第213、第 221 步兵师）位于该集团军身后。
1939 年 9 月 1 日拂晓，各集团军跨过边界后，激烈的战斗很快爆发开来，敌人被击退。但对方是否会在维斯瓦河前方与我军决战，还是尽力争取时间，把他们的部队撤到维斯瓦河后方，接下来几天，我们一直没弄清敌人的企图。不管怎样，最初有迹象表明，敌人在凯尔采周围的圣十字山、拉多姆、罗兹周边地域部署了重兵集团。
不过，此次战局首度出现的两个因素，很可能决定了头一周的交战结果。第一个因素是我方装甲兵团撕开敌军防线，渗透到对方的深远纵深，各步兵师竭力跟上。第二个因素是德国空军卓有成效的打击，几乎彻底歼灭了波兰空军，还瘫痪了敌人的指挥、通信、运输网，结果，波兰人几乎无法统一指挥他们的作战行动。
根据当前敌情，集团军群司令部不得不赋予第 10 集团军两个目标。该集团军必须以右翼集群（第 15 摩托化军、第 4 军）进攻并击败敌人集中在拉多姆周围的集群，担任集团军群预备队的第 7 军（该军后来转隶第 14 集团军）跟在右翼集群身后。编有第 16 装甲军、第 14 摩托化军、第 11 军的左翼集群，负责切断罗兹周边敌集群撤往华沙的退路，第 8 集团军则从西面进攻这股敌军。
执行这些任务期间，第 10 集团军先在圣十字山遍布树林的山地击溃敌拉多姆集群，快速机动的第 15 摩托化军楔入这股敌军之间，前出到奥帕图夫和登布林的维斯瓦河渡场，隶属左翼集群的第 14 摩托化军掉转方向，切断了敌人撤往华沙的退路。9 月 9 日，我们困住一个敌集团军，完成了此次战争的首场合围！凯尔采—拉多姆地域的交战持续到 9 月 12 日，因为敌人不仅顽强抵抗，还多次企图突出合围圈，但这股敌军的下场已定。战斗结束后，我们俘虏了 6 万名敌军官兵，缴获了 130 门火炮，7 个波兰师灰飞烟灭。就算部分敌军侥幸逃到维斯瓦河后方，也无法逃脱遭歼灭的厄运。这是因为拉多姆会战结束当天，第 14 集团军辖内第 1 山地师已到达伦贝格前方，集团军左翼早就渡过桑河下游，彻底粉碎了对方凭借维斯瓦河实施防御的企图。
在此期间，第 10 集团军左翼集群的第 16 装甲军，经过战斗后到达华沙南面的维斯瓦河渡场古拉卡尔瓦里亚，还以一个装甲师渗透到华沙西南郊。不过，仅凭一个师的兵力，肯定无法攻克这座预有防御的大型城市，所以只好撤离城防区域。但不管怎样，该师切断了敌人从西面进入华沙的通道。
各集团军攻往桑河和维斯瓦河之际，集团军群司令部迁到卢布利涅茨，这里以前是德国重骑兵驻地，但在旧军队里没有太大名气。我们把营地设在聋哑学校，我并不是说我们装聋作哑，相反，我们认真听取各部队的所有问题，还直言不讳地向上级汇报我们的意图。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波兰战局的重要问题上与OKH存在分歧。不过，双方观点不同的情况的确时有发生，特别是因为冯·伦德施泰特大将最反感上级以任何方式干预集团军群指挥工作。
聋哑学校的房屋不太看重隔音问题，这不难理解，结果，集团军群情报处处长（Ic）的大嗓门整个营地听得清清楚楚，所有人都能及时获悉敌人的情况，我们多次劝说也无济于事。不过，我们在卢布利涅茨接待一位特殊的访客时，情报处处长展现出娴熟的技能。某天，一位著名女演员兼导演带着摄制组来到我们的司令部驻地，据她说是“追随元首的足迹”，受希特勒之托来前线拍摄纪录片。我们这些军人都很厌恶这种事，更何况是让女人来前线，可希特勒的指示无法推脱。
这位女演员很漂亮，看上去大胆泼辣，像个优雅的游击队员，身上的衣服可能购自巴黎里沃利大街。她那美丽的头发犹如一团热烈的鬃毛，精致的脸庞上，一对眼睛靠得很近。她穿着束腰外套、马裤、高筒软皮靴，腰间的皮带上挂了把手枪。除了这件近战兵器，她还在靴筒插了把巴伐利亚风格的匕首。我得承认，面对这样一位异乎寻常的人物，司令部人员确实有些不知所措。于是，我先陪她去见冯·伦德施泰特大将，向他说明来意。大将是个举止优雅的绅士，以最亲切的姿态接待了她，但很快又把她打发给了我。我别无选择，只好让他们开始工作。就这样，她和我们的大嗓门情报处处长携手合作，因为情报处处长也兼管一切宣传事务。
我奉劝这位女士不要去前线，可情报处处长是巴伐利亚人，不仅能干，还风趣幽默，他没照我的吩咐行事。听完女演员耸人听闻的叙述，他完全不为所动，以冷静而又枯燥的官方方式处理整件事。他接待这位女士的态度正确无误，听取了她的请求，还查看了她和随行人员的证件。然后他拿起电话，请一名军医过来。放下电话，他公事公办地说道：“你们几位先得接种疫苗，我已经请医生过来，请脱掉外衣！”听到这句话，我们的客人没有发火，只是笑着拒绝注射疫苗。看来，只好让她的随行人员挨针了，准确地说，代劳的是摄影师。这个皮肤黝黑的家伙来了，医生开始打针，让所有人幸灾乐祸的是，这个倒霉蛋立马晕了过去。
情报处处长想到个好主意，把这群不速之客交给冯·赖歇瑙将军，他跟这位女士很熟，显然适合充当保护人。于是，她和她的同伴驱车赶往第 10 集团军设在孔斯凯的司令部，可没过多久又回来了。原来，我军占领孔斯凯后，那里发生了枪击事件，当地居民参与其中。当时，市中心广场上挤满了人，不知为何突然爆发了骚乱，高炮部队一名军官赶到现场，对眼前的情况紧张过度，下令朝人群开枪，导致数人丧生。摄制组目睹了这场不幸，震惊地离开了那里。冯·赖歇瑙将军批准组建的军事法庭立即革除涉事军官的军衔，还以过失杀人罪判处他数年监禁。这件事说明，陆军指挥机构会对此类事件迅速采取措施。可是，对苏战局开始后，军方这种态度促使希特勒撤销了军事法庭的管辖权，不再审理涉及平民百姓的案件。
拉多姆地域的交战仍在进行之际，虽说胜局已定，但由于敌人采取主动，导致集团军群北翼暴露在外。
战局头 9 天，一切按计划进行，进展非常顺利，所有人都觉得不会出什么岔子，肯定不会严重打断或改变预有计划的作战进程。不过，我这几天始终有种模糊的感觉，总觉得集团军群北翼要出事。尽管我们确定敌人在波兹南省集结了重兵，可这股敌军到现在也没露面。因此，9 月 8 日和 9 日，我一再提醒第 8 集团军参谋长，务必留意对北翼的侦察。
我们与OKH讨论了敌波兹南集群的去向问题，9 月 9 日OKH发来电传电报，说敌人调集所有运输工具，正把波兹南集群运往东面，因而不用再担心第 8 集团军纵深翼侧遭受的威胁。可不管怎样，我们估计敌人仍有大约 10 个师的兵力，盘踞在罗兹与华沙之间的维斯瓦河南面。
我在前面说过，集团军群打算投入第 10 集团军切断罗兹周围强大的敌集群（5—6 个师）撤往华沙的退路，与此同时，第 8 集团军奉命从西面打击这股敌军。另外，该集团军原先的任务保持不变，也就是以纵深梯次配置在北翼掩护集团军群的整个作战行动。
可是，第 8 集团军似乎更看重第一项任务，没太留意北翼。总之，该集团军 9月 10 日上午报告，辖内第 30 步兵师突然遭到攻击，敌人投入优势兵力，从北面而来。那里的态势相当危急。第 8 集团军力图以反突击恢复态势，可这些进攻没取得进展。不过，该集团军仍希望挡住敌人，因而命令两个军掉转方向，正面朝北转入防御，敌人的兵力无疑相当强大，其中大部分可能调自波兹南省。另外，第 8 集团军请求尽快调拨一个装甲军，阻止敌人向南突破到罗兹，这座城市 9 月 9 日已被我军兵不血刃地占领。
但集团军群司令部并不打算加强第 8 集团军防线，帮助他们恢复态势。我们认为，从战役角度看，即便那里发生危机，哪怕相当严重，也算不了什么。相反，这种情况倒是给我们提供了赢得重大胜利的契机。强大的敌军目前在维斯瓦河西面作战，如果我们正确应对，就能歼灭这股敌军。
因此，集团军群司令部没批准第 8 集团军请调装甲军支援他们防线的要求，而是着手合围敌军。不管怎样，第 8 集团军身后担任集团军群预备队的两个师正从西面开来，敌人从北面进攻第 8 集团军，这两个师刚好对他们的西翼构成威胁。拉多姆会战即将结束，我们抽调一个轻装师加入上述行动。集团军群司令部主要是想迫使第 8 集团军当面之敌在邻近战线应战。为此，集团军群命令第 10 集团军，立即让华沙前方和南面的第 16 装甲军，以及该军身后的第 11 军转身向西，从东面加入第 8 集团军这场交战。第 8 集团军的任务是挡住仍在进攻的敌人，待对方的冲击势头减弱，就转入进攻。
这几天，冯·伦德施泰特大将和我几次视察第 8 集团军（其中一次希特勒也在场），得到的印象促使集团军群司令部亲自掌握此次行动的指挥权。冯·赖歇瑙大将亲自指挥第 10 集团军两个军从东面和东南面发动进攻，第 8 集团军以两个军向北攻击，从西面包围敌人。最后，应集团军群的请求，隶属北方集团军群的第 3 军奉命赶来完成合围，该军已从北面渡过维斯瓦河，进入敌军后方。交战进行期间，大股敌军显然企图沿维斯瓦河逃往莫德林要塞，于是，集团军群司令部把第 15 摩托化军从拉多姆地域调来，切断敌人最后一条逃生路线。
敌人一次次企图突围，先是向南，尔后向东南方，最后又逃往东面，经过激烈战斗，敌人的抵抗于 9 月 18 日土崩瓦解。到 9 月 20 日，第 10 集团军报告，俘虏 8 万名波军官兵，缴获 320 门火炮、130 架飞机、40 辆坦克。第 8 集团军报告，俘虏 9 万名敌军官兵，缴获大量作战物资。敌人 9 个步兵师、3 个骑兵旅、另外10 个师的部分力量遭歼灭，数量之多完全出乎我们意料。
布祖拉河会战是波兰战局期间规模最大的一场交战，尽管不具有决定性，但可以说是整个战局的顶点。从战略角度看，具有决定性的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合围，北方集团军群从北面，第 14 集团军从南面，把所有波兰军队一网打尽。波兰统帅部发起这场大规模反突击，无论是想扭转维斯瓦河河曲部的颓势，还是仅仅想为维斯瓦河南面的波军肃清撤往华沙的通道，都无法改变波兰军队的命运。
尽管不能与我们后来在苏联的一次次大规模合围相提并论，但布祖拉河会战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合围战。这场合围并非预有计划，以强大的装甲兵团突破敌军防线后实现的，而是敌人对德军翼侧发起反突击，出乎意料地为我们提供了绝佳机会的结果。
为确保第 10、第 8 集团军统一行动，集团军群司令部迁到凯尔采。冯·伦德施泰特大将和我对两个集团军从事交战的这片地区非常熟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将一度担任华沙总督府的参谋，因而对整个波兰都很了解。1914 年晚秋，我作为第 2 禁卫预备役团副官，跟随部队从上西里西亚开赴维斯瓦河，在维斯瓦河畔的伊万哥罗德要塞（现在的登布林）前方经历了激烈战斗，最后撤回上西里西亚边界。第 10 集团军战斗的地方，圣十字山，维斯瓦河河谷，都深深地铭记在我脑中。
我们从卢布利涅茨驱车赶往凯尔采，途中经过卡托维兹镇附近的旧战场，1914 年 11 月 16 日夜到 17 日晨，我在这里身负重伤，多亏英勇的战友救了我的命。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危险，我们团隶属第 1 禁卫预备役师，跟随冯·沃伊尔施元帅指挥的军，从维斯瓦河撤回上西里西亚边界防线。我们估计优势之敌很快会发动进攻，仅我们团正面就有两个高加索军的部分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高加索人民不堪忍受苏联人的残酷压迫，完全站在我们一方，但当年的高加索军却是沙皇军队的精锐力量。就在这种情况下，1914 年 11 月 16 日傍晚突然传来马肯森在库特诺赢得胜利的消息。与此同时，我们截获了俄军的电报，由于遭受了那场挫败，他们显然打算撤离我军防线。遵照师部下达的命令，每个团组建一支营级追击支队，任务是追击据传夜间后撤的敌军。我请求团长批准我这个副官加入匆匆组建的追击营，参加此次行动。脾气素来有些暴躁的冯·克拉默上校用低沉的嗓音批准了。很不幸，实际情况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截获的那份电报是假的，苏联人根本没打算后撤。我们营在卡托维兹附近遭遇敌军阵地，我们以为这不过是敌人的后卫阵地，因而打算发起冲击。全营官兵都很敬重的营长冯·巴塞维茨少校、我、挥舞旗帜的旗手冲在最前面，就要到达对方的堑壕时，苏联人朝我们冲来。可他们不是高举双手投降，而是挺着刺刀，高呼着“乌拉”冲来！混战中，我挨了一枪，顿时倒在地上。一个敌兵扑到我身上，没等他干掉我，就被冲过来的一名掷弹兵击毙。第二颗子弹击中我膝盖，就在这时，巴塞维茨朝我喊道，他也负伤了。两名照料他的掷弹兵打算把他抬回后方，可他们三个在途中中弹牺牲！我们的旗手和他举着的旗帜都消失了。后来发现他跌入苏联人的堑壕，也负了重伤。二级下士哈赫特从战壕里抢出我们的军旗，他以前是我手下的新兵。我听见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没法动弹，最后，两名战友把我抬了回去。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团部，团长迎接我时说了句：“您真是捡了条命！”25 年后的今天，再次见到这片战场，昔日的记忆又浮现在我眼前。英勇冲锋的营，挥舞的军旗，黑暗中枪口闪烁的光，敌人的炮弹落在我们前方坚硬路面上的轰鸣，这些场景历历在目。但最让我怀念的是，在那一刻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救助我的战友！
这趟行程我还经历了另一件事。途经琴斯托霍瓦，冯·伦德施泰特大将和我参观了这里的教堂，此处摆放着著名的“黑色圣母像”，可能是波兰人最敬重的圣像。无数蜡烛闪烁着温暖的光芒，散发出蜂蜜般的香气，金光璀璨的圣坛前跪着虔诚祈祷的人，昏暗中不时发出鬼魅般的祈求。这是一个民族为胜利祈祷，母亲为她们的儿子祈祷，就像我们的人民和我们所做的那样！
我们把司令部迁入凯尔采一座昔日的亲王宫殿，虽然这里长期作为波兰省长的办公地，但过往的美丽并未褪色。厚厚的墙壁上有许多深邃的窗龛，透过这些窗龛，围绕古城堡而建的城区尽收眼底，美丽的天花板、拱顶、烟囱见证了往日的辉煌和奢华。
司令部人员用作餐厅的一个小厅里，挂着毕苏斯基的继任者雷兹-斯米格雷元帅的大幅油画，这是新波兰的象征。雷兹-斯米格雷元帅威严庄重，手里握着银质元帅权杖，权杖末端有个粗大的圆头，让人想起中世纪的棒槌，油画的背景是冲锋陷阵的波兰骑兵。他以自信而又傲慢的目光俯视着我们。此人现在会想些什么？他麾下的军队命运已定，至少在布祖拉河会战那几天，一切就已成定局。他统治的国家陷入崩溃边缘！事实证明，他不是英雄。没过多久，他就抛弃了自己的军队，只身逃往罗马尼亚。我们后来在华沙听说，为防万一，他早就把家私运走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
我们在布祖拉河会战中歼灭了最强大的敌集群，尔后在莫德林南面的森林地域作战，对付企图从莫德林森林逃往华沙的部分敌军，这些交战结束后，集团军群受领的任务是攻克华沙。集团军群部分兵团已奉命开赴西部，但出乎我们意料，作为盟友的英法两国无动于衷地看着波兰军队灰飞烟灭，没有任何作为。
集团军群司令部预先报告OKH，进攻华沙的准备工作要到 9 月 25 日才能完成。此次进攻，我们打算动用所有直属重型炮兵，包括加利西亚第 14 集团军的炮兵力量。
可是，苏联 9 月 17 日加入波兰战争，两国政府把维斯瓦河定为苏德军队的分界线后，希特勒急于占领华沙。他下达指令，9 月 30 日前必须攻克这座城市。政治领导人要求前线将领赢得胜利，这很正常，但就连赢得胜利的日期也要做出规定，无疑是不正常的。
集团军群司令部希望此次进攻尽可能减少伤亡，不想为规定日期付出无谓的牺牲。这场进攻不可避免，因为敌人在华沙构设了防御，尽管守军是各部队的残余力量，但兵力多达一个集团军，另外，波军总司令宣称他会在这里坚守到最后一刻。集团军群司令部很清楚，鉴于眼下的情况，突袭华沙毫无成功的希望。但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我们都不想让麾下部队卷入这座大型城市内的巷战。这种战斗会让进攻部队付出高昂的代价，还会导致城内居民大量伤亡。
因此，集团军群司令部命令负责攻克华沙的第 8 集团军大致沿围绕华沙的环形铁路线进攻，确保严密封锁这座要塞。然后，我们以炮击和空袭迫使守军投降，要是没达成预期目的，就以断粮断水的办法逼对方就范。应当指出，集团军群司令部早些时候抵制过希特勒空袭华沙的想法，因为当时轰炸这座城市，与作战行动没有直接关联，也谈不上任何好处。但现在从这两方面看，都成为实施空袭的理由。
9 月 25 日，我们开始对城市外围堡垒、军事支撑点、重要的公用设施展开效力射。与此同时，为到达预定封锁线，我方部队还发起局部进攻。9 月 26 日，我们朝城内投掷传单，警告对方，德国军队即将实施炮击，要求守军立即投降。由于波军负隅顽抗，当天傍晚，我们发起猛烈炮击。
9 月 27 日中午，冯·伦德施泰特大将和我正在视察我原先指挥的第 18 步兵师，该师刚刚夺得两座外围堡垒
，就在这时，传来守军请求投降的消息，我们立即停火。
9 月 28 日，波军总司令和第 8 集团军司令布拉斯科维茨大将共同签署了降书。这份降书规定，立即救助当地居民和波军伤员；尊重英勇战斗后失败的波兰军人的荣誉；准许军官保留佩剑；被俘的军士和士兵短暂羁押一段时间，办完必要的手续即可开释。
据波兰全权代表称，12 万波军官兵在华沙投降！
签署降书时，波军将领说道：“车轮仍在转动。”他说得没错，但从后来降临到他祖国的命运看，这句话根本没有应验。
虽然我们在布祖拉河会战和攻克华沙的交战中，歼灭了维斯瓦河上游的敌军主力，但第 14 集团军位于加利西亚东部和桑河下游对岸的作战地域，侥幸逃脱覆灭厄运的个别敌集群与我方部队多次交战，有些还很激烈。在此期间，第 10 集团军也派一个军从登布林及其北面渡过维斯瓦河，准备开赴卢布林。这场交战进行之际，统帅部突然下达指示，让我们把刚刚向第 14 集团军辖内部队投降的伦贝格交给苏联人，集团军群把整条战线撤到里宾特洛甫与苏联人商定的分界线后方。这条分界线从乌佐克山口延伸到普热梅希尔，再沿桑河和维斯瓦河递延到华沙北面。这样一来，集团军群辖内兵团在桑河和维斯瓦河另一侧的战斗纯属徒劳，白白便宜了苏联人！撤回桑河这一侧，要求我方部队与敌集群脱离接触，估计对方的兵力有 2—3 个师和 1—2 个骑兵旅，这股敌军打得很英勇，但完全误判了总体形势，他们转入进攻，企图阻挠第 7、第 8 军撤过桑河。此处再度爆发激战，完全是德国和苏联政府在政治上讨价还价造成的。充分说明这一点的是，分界线 10 月1 日重新调整，卢布林省再次交给我们占领。为此，第 14 摩托化军又一次渡过维斯瓦河。最后一个波军集群竭力避开苏联红军，在维斯瓦河畔向第 14 摩托化军投降。
波兰战局就此结束！
此次战局，南方集团军群俘获 523136 名敌军官兵，缴获 1401 门火炮、7600挺机枪、274 架飞机、96 辆战车和大批作战物资。波兰军队战斗得非常英勇，即便陷入绝境也以顽强的决心继续奋战，无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集团军群的损失如下：
军官：505 人阵亡，759 人负伤，42 人失踪；
军士和士兵：6049 人阵亡，19719 人负伤，4022 人失踪。
与此次战局赢得的胜利相比，我上面列举的伤亡数似乎微不足道，但还是令我深感悲痛，所以，请允许我缅怀三位战友，他们的死深深地触动了我。我觉得本书不能仅仅描述军事行动，还应当以适当的篇幅反映自己的心路历程。
原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在华沙城下阵亡，1934—1938 年，他创建了德国新陆军。面对那些策划邪恶的阴谋企图除掉他的恶棍，这位品德高尚的人没有屈服，他说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弗里奇大将是个秉承普鲁士传统的军人，肩负的责任不允许他动用自己亲手缔造的军队对抗国家。我后来听说，战争爆发后，冯·弗里奇大将与他昔日的总参谋长贝克大将道别，临走前低声说了句：“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活法了。”与这种无声的绝望相对应的是，他在华沙城下被子弹射断了大腿动脉，副官徒劳地为他包扎伤口，弗里奇大将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算了，不值得了。”
我的老朋友威廉·迪特里希·冯·迪特富尔特上校也阵亡在波兰，9 月份的拉多姆会战中，他作为摩托化步兵团团长，行进在队伍最前方。我和他自幼相识，一同成长，12 岁那年，我们加入普伦少年军校，成了至交。身边的好友都叫他迪科。我后来转到利希特费尔德的高等少年军校，他留在普伦，成了普鲁士王子奥斯卡的同学。但 4 年后，我们重逢了，都是第 3 禁卫团的少尉。我俩作为新任军官在同一个营服役，不仅执勤时在一起，闲时更是形影不离。我们自普伦结下的友情，这个时期日益加深。他牺牲后，我会把这份友情铭记到生命最后一刻。
我结识的朋友里，迪特富尔特是最讨人喜欢、最和善可亲的一个。他个头很高，聪明机智，善于接受一切美好的事物。年轻的时候，他就表现出罕见的沉稳特质。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充满爱意的和睦家庭给孩子打下的宝贵的内在基础往往会伴随他们一生。与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待在一起非常快乐。短短几年后，我们又一次分开了。皇后选中迪特富尔特，请他辅导最年轻、有些叛逆的皇子。不过，我俩还是以频繁的书信保持联系。令我高兴的是，迪特富尔特 1913 年回到团里，我俩后来一同进入军事学院深造。可他很快被召回，在我们团担任团副官，这充分说明了上级对他军事素质的评价。不管怎样，我俩至少都在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天各一方，迪特富尔特作为现役团副官、我作为预备役团副官投身战场。命运的巧合，生活中时有发生，索姆河战役期间，我俩作为总参军官在第 1 集团军司令部再度重逢。1917 年夏天，迪特富尔特调离，因为皇帝夫妇想起他出色的教育能力，希望他继续辅导皇太子的几个儿子。这是个美差，但在迪特富尔特看来，战争期间，他作为军人却返回国内，实在有些为难。迪特富尔特始终没成为宫廷内侍。革命爆发后，可以说他的工作已告结束，可他还是忠于职守。辅导完几位皇孙，迪特富尔特又为皇太子效力，直到他确定对方不再需要自己，这才重返军队服役。和平时期的几年，他先后在自己的营里和团里担任教官。此次交战期间，迪特富尔特拎着步枪亲临前线，冲杀在队伍最前方，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后阵亡。
就连我的家人也在波兰战局期间付出了牺牲。我妻子的大哥康拉德·冯·勒施骑兵上尉率领一支侦察支队，在 9 月 9 日的布祖拉河会战中，因脊柱中弹而身负重伤。他继承了他父亲在西里西亚洛岑多夫的庄园，与策德利茨伯爵夫人喜结连理，有 3 个孩子。就连著名的外科医生绍尔布鲁赫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但这位名医以自己的医术，特别是他和蔼可亲的态度，极大地缓解了勒施最后几个月的伤痛。我这位大舅哥，1940 年 3 月在柏林夏里特医院去世，年仅 40 岁。勒施离世令我们悲痛不已，特别是我妻子，她只比大哥小一岁，他们俩是一同长大的。勒施满怀理想，不仅讨孩子喜欢，与庄园里的人也关系密切，是个热情奔放的骑士和军人，除了家人，他那些朋友也会永远铭记他。
10 月 5 日，希特勒在华沙举行了胜利阅兵式。华沙城内和周边一个个获胜的师，沿着望景楼到王宫的宽阔大道，从希特勒面前列队通过。尽管经历了战斗的官兵相当疲惫，可他们士气高昂，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年轻士兵的眼中闪烁着自豪，为他们在这场“闪电战”中取得的战果深感骄傲。遗憾的是，这场阅兵式以令人不快的不和谐音而告终，希特勒对陆军将领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预定计划，希特勒离开前，应该在机场短暂接见参加此次阅兵的部队指挥官。我们希望他讲上几句感谢的话，这种期待合情合理。机库里放了张桌子，希特勒要和战地指挥官一同喝几口战地厨房做的汤。可他走入机库，看见铺着白色桌布，摆了些菊花的餐桌，突然转身离开，到外面的战地厨房喝了几口汤，与身边的士兵聊了几句，随后就上飞机离开了。他显然想以这种姿态展现自己的亲和力。但这种做法能否赢得我们那些英勇的掷弹兵的赞许，我对此深感怀疑。赢得重大胜利后，国家元首与军队指挥官待在一起，我们的士兵不仅会深表理解，还会觉得荣幸。可希特勒的做法对军队指挥官就是一种冷落，这种情况发人深省。
波兰战局很快被称作闪电战。这场战局就执行速度和战果而言，的确前所未见，但德国军队后来的西方攻势，可以说在更大范围重演了这一幕。
不过，为做出公正的评价，我们必须记住前一章对波兰作战前景的分析。实际上，鉴于德军极为有利的作战出发位置和兵力优势，只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必然赢得此次战局：
要想在东面形成必要的优势，德国统帅部就得在西面冒上巨大的风险；
西方国家无法利用这个机会，及时支援波兰。
要是西方国家尽早在西面发动进攻，那么波兰战局的进程无疑会截然不同。可以肯定，波兰统帅部会积极应对，作战部署也会更加务实，不会从一开始就分散兵力，企图守住他们不可能守住的东西。相反，他们会在战争伊始就把兵力集中到决定性地点，按计划行事，竭力争取必要的时间，把德国人拖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波兰军队奋战到底的英勇作风，本来能让波兰统帅部坚持到联军到达莱茵河，届时，德国统帅部就不得不考虑提前结束波兰战局的问题。因此，就像施利芬伯爵说过的那样，劣势一方在这种情况下也为敌人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但另一方面也得承认，波兰战局之所以如此迅速地赢得这般辉煌的胜利，除了有利的作战出发位置，以及德国方面敢于冒险而形成的兵力优势，德国军队出色的指挥和优异的素质同样功不可没。
大型装甲兵团独立作战的全新打法，彻底占据优势的空中力量提供的支援，为我军迅速赢得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真正具有决定性的，除了德国军人久经考验的英勇和无私奉献，当属主导德国统帅部和部队的精神。当然，重整军备主要归功于希特勒的不懈努力，但仅凭物质优势无法确保我们迅速赢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最重要的是，当初被许多人轻视的小型魏玛防卫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阴影下挽救了德国军队伟大的指挥和训练传统。全新的德国国防军作为魏玛防卫军的继承者，可能是唯一懂得如何避免战事陷入静态战，或沦为富勒将军二战末期所说的“钢铁交换”。德国国防军借助新式兵器，在机动作战方面重新掌握了真正的指挥艺术。获胜的秘密在于各级指挥官独立自主的能力，以及步兵的单兵作战素质，这是其他军队无法比拟的。魏玛防卫军接受并传递了这份遗产，新国防军光荣地经受了首次考验。到目前为止，整个军队的领率机构仍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主指挥作战，军事指挥官仍掌握全权，部队从事的依然是纯粹的军事斗争，因而能以颇具骑士风度的方式进行。
10 月 3 日，冯·伦德施泰特大将出任东线总司令。弗兰克部长到他身边担任波兰占领区民政机构负责人，新设的帝国大区很快接掌了这项权力。集团军群司令部现在增添了军需处，继续配合东线总司令执行军事任务。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调往西线。
冯·伦德施泰特大将和他的司令部当然对这种安排感到不快。南方集团军群在波兰战局期间执行了大部分作战任务，眼下留在波兰靠边站，新的大规模作战任务却交给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
先前为进攻华沙，集团军群司令部迁到城西郊的赫莱努夫小宫殿。这是座漂亮的洛可可式小型建筑，长长的林荫大道通到这里，一座美丽的公园环绕四周，还有个很大的池塘。华沙陷落后没几天，日后的民政负责人来这里拜访我们。餐桌已摆好，大将和身边的参谋人员等候客人到来。预定的时间已过去一个多钟头，对方还是没出现。伦德施泰特气冲冲地说道：“不等了，我们吃吧！”我们刚吃完，一支车队就驶到小宫殿前方停下。第一辆车上下来个醉醺醺的家伙，浑身上下穿金戴银，换个场合，我们会以为他是个古巴海军上将。此人就是弗兰克先生。令我们震惊不已的是，其他车上下来一大帮随从，个个穿着不同的制服。厨师为我们准备的饭菜，显然不够这么多人享用，可还是端了上来。不过，碗里的辣味红烧牛肉大半是汤，肉块寥寥无几。我们饶有兴趣地看着弗兰克先生仔细挑出肉块，把汤水留给他的随从，看来，这就是“先公后私”口号
的实际应用。吃罢，弗兰克先生站起身，与大将在宫殿前合影，还摆了个最佳姿势，他随后解释道，时间不多了，他得去柏林谒见元首。弗兰克说完就上了车，那帮随从也赶紧爬上其他车辆，随即驶离。冯·伦德施泰特大将默默地看着他们离开。我们没有讨论日后这位民政负责人的任务，后来也再没提起。
不久后，我们搬到罗兹，这里是东线总司令的最终驻地。我建议大将把司令部设在沙皇的狩猎行宫，那里位于城郊，是个树林环绕的所在。可冯·伦德施泰特先生更喜欢罗兹，他觉得城内更便于开展工作。最后的结果肯定让他大失所望。我们住在原先的波军司令部，条件还可以。可城内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我在其他地方从没见过这种场面。总司令根本不可能混迹于人潮中。他别无选择，只好在公墓里散散步，这里是他唯一能运动和放松的地方。
我们的新任民政负责人一直没来罗兹，可民政管理机构必须设立，没办法，我们只好派军需长克吕维尔将军去接弗兰克。克吕维尔回到国内四处寻找，好不容易在上巴伐利亚湖畔的乡间别墅找到弗兰克，反复劝说后，弗兰克才答应去罗兹一趟。总司令与弗兰克这场会晤气氛冷淡，我也在场。冯·伦德施泰特大将指出，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党卫队全国领袖在自己的管辖区另立政府。弗兰克可能早就知道伦德施泰特要说什么，他毫无保留地赞同大将的观点，还郑重其事地说道：“大将先生，您知道，我是个正直的人！”说完这句漂亮话，弗兰克先生匆匆宣布时间不多了，他得去柏林谒见元首……随后就告辞离开，简直和他在赫莱努夫做的一模一样。我们再没见过他。直到我们的司令部离开，弗兰克才来到波兰，不过，他这次担任大权在握的总督，而不是总司令部辖下的民政机构负责人。
在此期间，我们的 3 个集团军已调往西线，接替他们的军事指挥官只负责占领区相关事务。军队主力西调，留下几个师执行占领勤务，与开入波兰东部的苏联红军相比，我们的兵力少得可怜。我们知道，希特勒打算不久后就在西面发动进攻。而我们唯一的军事任务，是保卫既占的波兰领土，训练近期组建的新师，勘察地形，准备构设一条正面朝东的筑垒防线。
早在华沙阅兵期间，冯·伦德施泰特大将就告诉陆军总司令，他觉得把自己的司令部留在波兰担任占领机构，无异是一种冷遇。我也对哈尔德将军说过同样的话。最后我找到第一军需长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总算让他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仅凭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根本无法执行西线攻势。
10 月 15 日，OKH作战处的豪辛格上校来看望我们，还带来个好消息，我们这个司令部 10 月底就会调到西线。布拉斯科维茨大将的第 8 集团军司令部接替我们。没过多久我接到命令，10 月 21 日到措森的OKH报到，接受西线展开令。
10 月 18 日我离开罗兹，去看望了家人和身负重伤后在布雷斯劳住院的大舅哥。
接下来就要执行新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