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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再次接触到一群能把共事变成一种乐趣的人们，这种现象在我的一生中屡见不鲜。上文已经谈到不少关于赫尔曼·戈林的事情，后面还会更详细地讲述，这里只发表几句属于这个时期的评论。从第一天开始，赫尔曼·戈林便清楚认识到他要实现的目标是打造一支能在欧洲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空军。他把他的计划加以分解，并提出被我们形容为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工作要求。若干个月的期限过后，当我们不得不向他汇报工作进展的时候，他总是不吝赞美之词，但随即变本加厉地提出下一阶段的要求，它们同样是几乎不可能完成，而我们却又一次把它们变成现实。我们理解他的要求，尤其是建立一支“风险空中舰队” 11 的要求，只是为上述政治措施可能导致的局势恶化做准备。
这项工作极其艰巨，因为航空部和基层只有少数几个人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前线航空兵，例如，航空部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总参谋部的韦弗将军、人事局的施通普夫将军和行政管理局的凯塞林将军都不是飞行员，但国务秘书米尔希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航空领域的奥秘。依靠技术局局长维默尔将军、飞行学校总监克里斯蒂安森将军、助理国务秘书菲施、冯·里希特霍芬上校、耶顺内克少校和维尔贝格将军等人的现身说法，我们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得到了灵感和指导。我们很快认识到，如果自己不会驾驶飞机，就不可能搞好航空兵的建设，正如不会骑马的人不能训练和指挥一个骑兵师一样。就这样，我们学会了飞行，我当时已经有48岁。从此，无论面对经验未必比我们丰富的“老飞行员”，还是稚嫩的“新飞行员”，我们这些“年老的新飞行员”都有更多的话语权，尽管并不容易。这样做自有其好处，总是让我们有机会在工作中不断充实自我。
我一生中从事过多种运动，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在骑马、驾驶汽车和乘气球飞行中体验过人生的巅峰时刻。如今我不得不承认，如果从未亲手握住操纵杆，体验飞行中的升降起落，那么我的人生一定会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除了跳伞之外，我亲身经历过飞行中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成为一名飞行员，会让一个人变得乐观和谦卑。只有这样，他才会理解飞行员特有的人生观；也只有这样，我们这些空军的主要领导才有可能凭借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打造出一支承载着真正的飞行精神的空中力量。这种罕见的情谊把来自不同部门的我们凝聚在一起，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胜利完成史无前例的建设工作和创造性劳动。
1933年10月我接管行政管理局（D局）的时候，它才刚刚成立。凭借曾经担任节约专员的经验，我可以与一批同样优秀的人士和技术娴熟的专家一起投入工作。第一项任务是提出预算案的依据。短短几个月内，我们便在组织和财务两方面以比较切合实际的方式提出航空部和军队的开支预算，这个事实让我们得到了财政部和审计署的一致认可。有人指责空军总是在索要和占用资金的时候贪得无厌，其实，只要他密切关注对每一个预算项目的苛刻审查，只要他参加过我们与财政部总顾问兼处长、如今担任西德联邦审计署署长的迈尔博士，经验极其丰富的助理国务秘书奥尔舍博士或者审计署其他与会人员的激烈交锋，就肯定不会提出这种批评。当然，在绝对必要的需求面前，我确实慷慨大方。我经常与上述主管部门和战争部的有关人员一起飞行视察，让他们了解具体项目在精神和物质上的特点，从而唤起他们对航空事业的理解，实际效果从未让我失望。这种飞行视察历时三四天，不必多费口舌，就可以让与会者忘记连篇累牍的办公室工作和部门之争，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增进互相理解。我把这种工作方法当作我的指导原则。
我们在建筑施工的措施上另辟蹊径，从建筑师和美术师当中招揽一大批青年才俊，并努力使空军建筑的初步设计在艺术和公益方面也尽可能领先一步。发给制砖、水泥和采石等行业的大批订单有利于经济大幅度复苏，并能减少失业人数。
我们彻底打破军事建筑千篇一律的格局。我要求建筑风格应当与周边环境相匹配，设施应当满足最现代化的防空要求，建设新的大型设施应当符合经济上的考虑，而在宿舍和住宅的建设方面，公共部门应当让私人建筑公司优先充当投资者和承包商。航空部的营房处和建设处在支付相关费用之前，有权不接受任何批评意见，只要这样做是公平的。
我要补充说明，希特勒和戈林都没有对这些建设工程的设计指手画脚，戈林只是针对旧普鲁士议会大楼里“德国航空俱乐部”的内部装潢发表过一些指导性意见。在这方面，同盟国后来同样乐于坐享其成。克莱将军肯定知道他和他的参谋部为什么选择柏林市达勒姆区的原航空区司令部，俄国人和东德政府同样清楚自己为什么使用原航空部大楼和阿德勒斯霍夫建筑群。美国空军一定也有充分理由选择慕尼黑附近的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机场，又在[柏林]空运期间使用西部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机场、汉诺威附近的文斯托夫机场、吕讷堡灌木林中的法斯贝格机场以及柏林这一侧的加托机场和滕珀尔霍夫机场。现在的报纸未能充分报道叙尔特岛上的海滨度假胜地利斯特和难民城镇阿德尔海德都是用原来的机场改建而成，事实证明这些设施建造得当，无须大规模改建便可发挥各种民用用途。
军事工业领域同样可以举出大量实例，证明我们在工作中厉行节约，至少在我担任局长期间是这样。飞机工业和发动机工业主要由小型企业组成，由于不看好经济运行的长远前景，这些企业不愿意把生产规模扩大到航空部认为必要的程度。还有一些企业所有者把国家提供的保护措施当作枷锁。
国家全额垫付影子工厂 12 的建设费用。我的原则是保证企业盈利，使它能够用自己逐渐积累的储备资金向国家偿还债务，从而尽快实现经济上自由竞争的最终目标，这个原则得到米尔希国务秘书的基本认同。另一方面，我们大幅度削减个人工资和超额收入。必须承认，工业界当时并不待见我们，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有时还指责我们无能，而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只要自己的个人诚信没有受到质疑，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对外与工业界进行这一番较量之后，航空部内部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对决，双方分别是维默尔航空兵上将领导的技术局（C局）与我手下的预算处和经济处。C局的立场简单而明确：航空武器工业应尽快实现最大产能，并在充分考虑防空要求的前提下进行搬迁，但在财务领域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D局主持的谈判最终把经济因素放在首位，并规定资本的投入和摊销方式。
即使是今天，只要对亨克尔、阿拉多、容克斯、道尼尔、阿耳戈斯、戴姆勒、福克-沃尔夫、西贝尔、宝马、博世或IG法本等工厂进行一次现场考察，就可以断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美观、防空措施和社会福利的密切结合。如果航空部没有得到亨克尔、科彭贝格、道尼尔、西贝尔、波普和博尔贝特等杰出企业家，梅塞施米特、汤克、布卢默博士等天才设计师和众多一流制造工程师的鼎力相助，如果全体工人没有主动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奉献精神，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说到这里，我特别想念爱护和领导航空工业的退役海军少将拉赫斯主席 13 。
如上文所述，财政问题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除了国家财政部、经济部和国家银行所做的各种让步之外，如果没有大银行令人欣慰的无私合作，就不可能圆满解决筹集资金这个在心理学方面同样十分重要的问题。国有“冶金研究学会” 14 的成立，与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成员兼教授迈尔博士负责的顾问处的工作一样有价值。令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向纽伦堡国际法庭提交的宣誓证明或许有利于澄清一些捕风捉影的指控，把教授迈尔博士从纽伦堡审判带来的沉重压力下解救出来。倘若能代表航空部向这些大银行回报以我们的一小部分感激之情，那么我会感到特别满足。
为了表明航空部的态度，这里有必要提到两起事件的经过。
根据《纽伦堡法》 15 ，柏林阿耳戈斯工厂的所有者施特劳斯博士不能长期留任。我们听从自己的直觉，假称奉戈林之命，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与施特劳斯博士达成协议，没有做任何可能给他造成精神负担的事情。我相信我可以从施特劳斯博士战后的行为中推断，他同样知道怎样感谢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
另一起事件是把容克斯工厂收归国有，当时可谓闹得满城风雨。应当指出，航空部在谈判过程中从未贬低容克斯教授的杰出成就，并全然不顾知识界当时在某些方面对他的质疑，在完全独立人士的建议下制定接管协议。航空部把这些工厂收归国有的主要原因有二：首要任务是确保组装生产的最大效率，让教授这样一个洒脱和富有艺术气息的人管理企业，无法保证这一点；其次，根据他们的政治态度，无论教授本人还是他的家庭成员都无法充分证明自己能百分之百地守口如瓶，而这是作为空军样板工厂绝对必要的一个前提条件。科彭贝格博士自从接手这个企业的管理以来，为在德国中部建设工厂所做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
最令人感兴趣的工作领域与公务员、职员和工人有关。首先是要组建一支涵盖所有学科，从行政管理人员到气象学家和工程师，再到司法人员的公务员队伍，据我所知，总共涉及60个以上的专业。这支队伍最初的班底是来自陆海军的一小批军官，大部分人员是从其他部门招募的志愿者，其余人员要么是在私营企业里郁郁不得志的退伍军官和前公务员，要么是业绩优秀的职员。这是一群乌合之众，必须首先整合成一个团队。这是处长桑德尔博士的特殊贡献，他在短时间内建成了一个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部门，完全可以满足我略显苛刻的要求。我至今还能愉快地回想起我在柏林等空军驻地举办的那些军需官会议（Intendanten Besprechungen）。虽然必不可少的公开讨论让我倍感压力，但是也能换来人们同等程度的理解。这些人罕见地集技能、知识和热忱于一身，与他们共事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最初几个月里遇到过一些困难，直接原因是给工人规定的劳动量太大，他们的工作地点过于偏远，也与临时措施不到位有关。然而，通过相互理解，困难很快得到了解决，所以我在多次视察的过程中，尤其在偏远的建筑工地上和公共设施中，实际上只看到一张张满意的面孔，没有听到任何特殊的抱怨。另外，我们还努力帮助职员融入企业的整个团队，对他们的照顾不在任何人之下。“劳动监察员” 16 是支持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
“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飞行员更是如此。不仅飞行员本人，还包括那些喜欢用手臂挽着飞行员来引人注目的女眷们，都能证明我们已经在空军成员当中成功培养出这种自豪感。他们带着不屑一顾的微笑，接受“领带兵”（Schlips Soldaten）这个略带讽刺意味的评价。空军成员在和平时期与战争中的一流表现和奋不顾身的精神证明他们即使身穿某种平民式的制服也能保持军人风度。只要你在舞厅里见过一位身穿晚礼服的年轻飞行军官，就不会提出任何批评。
总而言之，我有权声称，年轻的德国空军在战争头几年里取得的胜利是对那几年建设成就的最大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