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加入空军

我在德累斯顿的指挥任期结束之后，有可能被调回到柏林任职；根据小道消息，国防部更高级别的职务几乎都可能有我的份儿。最常听到的说法是，我将担任的职务要么是首次授予校级军官的陆军行政管理局局长，要么是陆军武器局局长。其实，我自己倒是在基层部队里如鱼得水，这个团及其驻地让我和我的家属觉得十分舒适，我也不是一门心思想要在国防部谋个差事。

但是，既然我当时已经晋升上校，就应该在职务上有所变化，只是根本没有想过调进还没有得到正式名分的德国空军。1933年9月的一场昼夜演习期间，施通普夫上校到演习场上找我，企图说服我担任未来的空军行政主管，却发现我根本不感兴趣。我想留在陆军，并建议他把航空部和以后空军的行政事务都交给陆军行政管理局兼管。这件事的结论是在当天傍晚招待外国武官的晚宴上做出的，陆军统帅部长官也来参加晚宴。当我向大将冯·哈默施泰因男爵报到的时候，发生了下面这段简短但意义重大的对话：“施通普夫上校有没有跟你谈过对你的下一步任命？”我的肯定答复之后是他的一句追问：“你同意吗？”简短且合情合理的一个“不”字又换来他的一句评论：“你是一名军人，就必须按命令行事。”

鉴于反抗军事命令根本不现实，我只好在1933年10月1日到帝国航空部的前身——航空委员会报到，以文职人员的身份担任行政主管。

在这个岗位上，我见证了德国于1935年3月16日恢复行使军事主权，并于1936年3月7日挥师进入非军事区。尽管是航空部的局长，但我还是直到进军当天的上午，才通过空军总参谋长韦弗将军得知我军开赴非军事区的消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我听到的事情完全不可思议。投入区区几个营以及个别侦察机中队和战斗机中队，顶多不过是虚张声势；我们只能假设在政治上已有足够理由和成功的保证。我们也唯有寄希望于同盟国受到良心的谴责，不加干预，把德国的举措当作既成事实（法语：fait accompli）予以接受。恢复行使军事主权倒是我们都热切期盼的事情。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在补偿单方面适用《凡尔赛条约》导致的不公正。

后来担任驻德累斯顿的空军第3军区指挥官期间，1938年3月11日德国陆军和空军进入奥地利一事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由于驻地远离奥地利，我虽身为军级指挥官，但对它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当然，作为德国人，我和手下官兵都由衷地对奥地利被接纳到德意志的国家主体当中感到高兴。时任陆军驻德累斯顿集团军群司令的冯·博克大将，作为军队总司令指挥进军奥地利的行动，他回到德累斯顿后用热情洋溢的语言谈到德军官兵在奥地利境内受到怎样的欢迎。后来，我有一次到维也纳出差，并在当地航空队司令的陪同下飞行视察他辖区内的机场基地，以及1947年我被关押在沃尔夫斯贝格拘留营期间，都能感觉到奥地利人民当时展现的热情既非矫揉造作，也不是昙花一现。政界和警方所犯的错误令人遗憾，尤其是因为从事后角度来看，这些错误本来完全可以避免。

我在上文提到，魏玛国防军的军官团是按照有意识地远离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训练出来的，所以这种教育获得了圆满成功。个别例外恰恰说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我们还必须承认的是，魏玛式民主待人接物的方式并非尽如人意，让疏远政治的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容易。我们这些年长的军人也与年轻的民族社会主义政治保持距离。

我们在加入空军之前，无论年龄大小，都接受过这样的教育，而空军却相对迅速地演变成人们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军种，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正如德国武装力量其他成分中的每一位成员一样，空军成员也要宣誓效忠元首，他们毫无保留地遵守誓词——否则誓词还有什么意义？——并效忠于他。

得益于未来的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存在，空军有一位前航空兵军官、一名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和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出任总司令。他的要求固然很高，但也最大限度地给我们这些担任航空部局长的将军们留下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他还庇护我们不受政治方面的任何干涉。在我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从来没有像在1933年之后的空军建设期历任空军行政管理局局长、空军总参谋长和军队司令等职务时那样，不受外界影响，并能自由活动。

作为空军成员，在总司令当时具备的强势性格的庇护下，我们顺利得到了包括民族社会主义党在内所有社会群体的认可。

当然，作为元首的客人，我们像党政军的其他显要人物一样参加纽伦堡党代会和戈斯拉尔农民节（Goslarer Bauerntagen）。我们受邀正式出席我军阵亡将士的纪念活动和庆祝希特勒生日的阅兵式。我们也不会缺席在元首官邸举办的各种大型宴会，有时是欢迎外国贵宾，偶尔是作为武装力量的一分子接受宴请。我承认，大多数场合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佩服这样的活动能精彩而顺畅地进行一整天。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远离不喜欢的事物也并非办不到。我没有理由提出批评，因为我在自己参与的圈子里没有发现规求无度的行为。可能有人会用戈林的奢侈来质疑我的观点是否正确，而我们又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但除了像大多数人一样带着理解的微笑接受它之外，我们无法提出反对，因为我们的提问总是得到同一种答复：那笔钱来自某个乐善好施的社会团体或公司的自愿捐赠和希特勒发的私人津贴。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听到另一些说法，例如，那些奢华而富有艺术气息的生日礼物是在戈林的亲信深思熟虑的授意之下赠送的。因为我当时几乎没有时间关注柏林发生的这类事情，所以对这一切只是略知一二。另外，戈林还亲口告诉我，他的艺术收藏总有一天会像慕尼黑的沙克画廊（Schackgalerie）那样作为一座艺术博物馆捐献给国家，我便彻底打消了自己的疑虑。来自弗兰肯地区的我同样相当了解历代巴伐利亚国王有多么酷爱艺术，这也能为我澄清戈林的动机。

尽管主要政治人物知道我们在思想上根本不关心政治，可是没有任何人要求我们向民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靠拢。他们把我们当作有用的军人，而我们在忠于誓词的基础上得到无条件的信任，这就已经足够了。戈林知道，只有帮助我们摆脱政治上的所有束缚，我们才能完成各自承担的工作。政治方面必须要做的事情，都由他亲自出面处理。对于我们关心的问题、涉及空军个别成员或整个军种的特殊事务，他通常安排当时还是上校军衔的米尔希国务秘书（Staatssekretär）在局长碰头会上收集我们的意见，再与他协商处理。回想起来，我高兴地发现，通过这种方式，不少错误的举措得以避免，这又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戈林和希特勒的信任。也许说出来会让人惊讶，但除了我将在下文提到的一些军事—政治事件之外，政治事件确实传不到我们这些航空部将领的耳朵里，基层官兵当然更不用说。像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样，我们当中总会有某个人听到从非正式渠道传来的小道消息，但这种在政治动荡时期出现和传播的小道消息并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除非从未在那种神经兮兮和危言耸听的恐怖故事的温床里生活过，否则谁都不能认为我们的做法是一种错误。回想起来，我还相信一些事情，比如我很少听到这种消息，原因也许是我的排斥态度尽人皆知，也许是我作为“民族社会主义”空军的成员之一，与戈林过从甚密，人们觉得不应该向我透露这种消息。

我，可能还有我的许多同僚，是不是过于幼稚，把官方告诉我们的一切都当成事实？有这个可能——但我们是军人，我们在高尚美德的熏陶中长大成人，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努力相信官方报道都是真实的，所以要不加批判地相信自上而下的传达。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我改变态度。更何况，戈林有时会用一种毫不做作的坦诚对待他自己的错误，以至于我们也只能设想他所谓的无心之失基本上符合事实。

下面两个事例可以说明这种态度。

1934年6月30日的“罗姆事件”，空军并未深入参与这件事。

陆军与冲锋队之间的矛盾，就像冲锋队领袖罗姆的野心一样，当时已是路人皆知，而我早在总参谋部的时候便认识罗姆，清楚他与希特勒的友谊怎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敌意。这起事件的导火索是罗姆企图发动针对陆军和希特勒的政变这种说法，在我看来确实能成立。所谓的“政变日”期间，我正乘飞机在南德地区出差，只能依靠报纸和广播的新闻获得消息。小道消息给我带来的困惑，后来也随着希特勒在国家歌剧院向党政军全体高层发表的详细声明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正是因为多年来已经对戈林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我无法相信所谓戈林利用镇压罗姆政变的机会暗中铲除其反对者和竞争者的谣言。戈林无疑具有双重性格，他有多么残忍，就能变得多么体贴。他的残忍行为源自极度冲动的状态，并在最短时间内随着这种情绪一起平复；接下来，善心又会出奇地迅速降临，驱使他做出补救，其程度常常令人费解。

1938年的“弗里奇绯闻”。

如今已有一大批真相公之于世，很难还原当时的看法，也很难唤起人们对将领们当时所持立场的理解。尽管我有多年未与冯·弗里奇大将直接合作，可是他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名军官，都是我和每一位出身于陆军的空军军官心目中的楷模。出于这个原因，我特别不愿意相信所谓冯·弗里奇大将道德败坏的谣言，暗地里期盼很快有人证明它们纯属恶意诽谤，并希望能有一种方法为这位大将彻底恢复名誉。我们这些空军军官同样未能逃脱这种通常互相矛盾的谣言抹黑。我认为，希特勒或戈林不可能有预谋地用一种在我看来无法容忍的诽谤方式算计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将。后来，当戈林向我讲述他是怎样成功揭穿诬告者的面具以及这让他有多么高兴的时候，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让我深信戈林无疑是清白的。而希特勒把陆军和空军的众位司令召集到波罗的海沿岸巴尔特机场的军官礼堂里，让军事法庭代理庭长海茨炮兵上将当众宣读司法调查的结果，其中显示出一系列离奇的关联和巧合，但也证明陆军总司令的彻底清白，这让我相信希特勒也像戈林一样是清白的。我像大多数军官一样都希望受到诬陷沉重打击的冯·弗里奇大将能官复原职，从而在世人面前恢复名誉，但希特勒没有这样做，其原因至今无法断定。根据我当时的想法，这可能与希特勒无法与冯·弗里奇进行内心深处的交流有关，也使公务中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这两个人有本质上的不同：冯·弗里奇是典型的普鲁士人，是旧陆军训练出来的一名军官；而希特勒既无法否认自己的奥地利生活方式，又不希望在这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圈子内有人质疑他的成员资格。

1939年希特勒在华沙城外得知冯·弗里奇战死沙场的消息时，我恰巧在他身旁。他表现出惊人的倦怠，面部表情极其凝重，拖着沉重的步伐，沿着长长的楼梯回到他的观察所，每爬上几个台阶就停一停。

是什么想法，让他有这样的感触呢？

无论是对是错，我们都不必也不能操心政治事件——戈林把出面代表我们和干预这种事件当作他自己独享的特权。这对我们的事业有极大好处。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得不承认我在担任空军行政管理局局长期间由于任务分配导致对政治问题的漠不关心是个错误，可是换一种态度也几乎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1936—1937年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那一年里，我确实正式参与了政治事务，但也没有遇到特别复杂的问题，除了采取措施，扶持西班牙的佛朗哥之外，这一年可谓平安无事。

1936年7月某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收到属于民族社会主义党国外组织 的一位德国侨民转达佛朗哥的需求和愿望，以及希特勒从拜罗伊特发来的指示，我当时并不太乐意。空军刚刚有能力组建第一批部队，组建工作也刚开始着手。少数部队已经装备第一批国产作战飞机，例如战斗机部队的阿拉多（Arado），而装备Ju 52的轰炸机大队正在强化训练，但还不能参战。侦察机的状况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新的型号正在测试。8.8厘米高射炮的列装，让我们拥有一种性能优秀的火炮。在人员方面，干涉西班牙同样令人头痛，我们有一大批杰出人才，他们全身心地投身飞行专业，并有令人钦佩的热忱。但这两样东西都不能代替编队飞行的战斗训练。我们势必会抽调最优秀的精英去西班牙战场，从而影响国内的部队训练工作。如果不想鲁莽行事，那么还必须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因为这种援助不可能长期保密。另一方面，我们当时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战术和技术领域进行验证的可能性。举几个例子：任何一种远程飞行训练都不能比从柏林经罗马到塞维利亚的转场飞行更加优秀。逐步列装的Me 109具有性能优势，也给我军战斗机飞行员带来一种将会始终保持下去的心理优势。Ju 87俯冲轰炸机的试验性参战在指挥和技术上具有重要意义，这种飞机直到1942年以前都是一种足以决定会战胜负的作战手段。最后，8.8厘米高射炮连抗击空中目标和参加地面作战的经验，有力推动了高射炮兵的组织扩充和运用方式的进步。因此，无论人员和技术领域的需求与现实之间有多大差距，我们这些留在国内的人都必须设法克服困难。我们胜利完成了这项任务——感谢各级司令部和指挥部、基层官兵、工业界和汉莎航空公司全体成员付出的努力。斯佩尔勒空军元帅以及他的继任者冯·里希特霍芬和福尔克曼有权宣称，没有他们的部下和德国陆军的战友们，就没有佛朗哥的胜利。 bdusIxhLhcrh640XsFgV628CdrGBpBBA6XQjRGRKGGUJHnJRDANT0w513eeN2y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