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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那几年时光让我获益匪浅！虽然原本不喜欢去“普鲁士人的柏林”，但是我承认，这座城市在短短几年之内便走进我的心里，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有了这一句坦白，我就不需要再具体解释作为一个“身陷囹圄的人”，柏林经历的苦难岁月让我有怎样的感受。柏林及其人民的开朗、高傲、坦率和对工作的热忱很合我的心意。偶尔，我会在清晨到波茨坦广场徜徉一个小时，观察从火车站和各种交通工具中涌出的人潮，感受这座城市正在苏醒时的气息。1923年的动荡日子又是另一番光景，我不得不从兰克维茨一路步行到本德勒大街上班，或者作为一个正派并因此几乎身无分文的总参勤务上尉，身穿便衣，陪着我的妻子踩在坚硬的石板路上往返 1 小时 15 分钟，只为看看修道院剧场外面的“本地空岗招聘启事”。
然而，我欣然接受这一切，因为星期天去边疆地区的远足能给我带来更大乐趣。作为一个南德人，我还能怎样看待“Mark” 7 这个词呢？我早就学会爱上那里的湖泊、树林和居民。挤进摩肩接踵的火车里早出晚归，无非是让这一天变得更加完整和充实。这种旅行是一种令人无忧无虑的享受，能让我忘却工作中常见的艰辛。
就工作而言，我在柏林的这几年等于在上一所应用型大学。冯·泽克特大将举办了各种讲座——经常就在我的办公室里——亲自到场聆听并以数学般的精准做出适当决定，别的地方哪能得到这样的机会？他绝对是一名总参谋部军官和指挥官的楷模！冯·施莱歇将军关于党派经济的讲座非常深入人心，充满幽默感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辩证法，其他人又怎能让我对国内政局有这样不偏不倚的认识？只可惜，他不能长期留在幕后默默地充当有影响力的顾问，而是在1932年随着国内政局恶化被推上风口浪尖。
又有什么地方能让我深入细致地研究陆军所有兵种的事务，了解各兵种的相互关系和局限性，并参与国防军的建设呢？通过与海军技术局和航空专家的一系列讨论，我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并在当时便产生一种想法：应当整合陆军和海军，实现武装力量的一体化。
1924—1925年，我和当时在陆军组织处工作的普罗伊少校共同编写一份备忘录，首次提出培训和组建一个“武装力量总参谋部”（Wehrmachtgeneralstab）。我发现，在“军队中央机关”（Truppenzentralstelle）担任总参谋部军官的这段经历对我大有裨益，它为我在军队中发展的整个过程指明了方向。处在这样的岗位上，无论你主观上愿不愿意，都必须贴近基层去思考和行动，因为任何错误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在基层成倍放大，并损害指挥机构的威望；你还要学会与技术打交道，并了解它的局限性。经验丰富的军人也像政治家和商界精英一样拥有一种极其杰出的素质，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面前表现出名副其实的精明强干、自我克制和内心谦逊，从而赢得人们的尊重。
国防军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还是接受正派精神教育的地方，这种精神吸引着优秀的补充人员不断涌入。我们远离任何党派政治，在冯·泽克特大将有意识的教导下成为不过问政治的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时期没有受到左右两种思想的毒害，仅凭自己的“存在”和举止便足以让每一场危机都有可能不流血地得到解决。
不问政治的德国武装力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民选政府的主要政治支柱。关于士兵和指挥官是否应该参与政治的问题，我留待下文继续探讨。这里只补充一点，少数例外情况纯属极端的个案，例如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慕尼黑和乌尔姆的偶然事件，民族社会主义 8 在其萌芽时期没有赢得我们军人的任何同情。面对 1933年我在德累斯顿的亲身经历，一个正直的人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如果换成一场流血的革命，会导致截然不同而且更可怕的事件。我一直避免与民族社会主义党有任何个人接触，直到 1933年它几乎被整个社会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党人沿街道行进和武装游行时的喧嚣令我反感。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战争部长冯·布隆贝格1933年在德累斯顿召开的一场军官见面会，他在会上用最恳切的措辞呼吁国防军军官和国防军整体效忠民族社会主义政府，但基本上没有人信服他。直到1933年10月底，我在航空部的领导岗位上注意到这个政权的工作方法能奔着既定目标去努力，更正面的印象才占了上风。这方面的更多内容同样留待下文讲述吧！
国防军受到的人数限制还赋予其指挥机构一些特殊义务。作为国家权威的保护伞和捍卫者，国防军的指挥机构要按传统与喧闹的世界隔绝。它更需要有时间和机会远离公众的视线，不受干扰地致力于另一项重大任务：把国防军打造成一件精致的工具、一个大型实验团队和一支“精英军队”。作为一名基层军官，并在1922年10月调入国防部之后参与陆军和平委员会（Heeresfriedenskommission）的几乎全部事务，我从无数事例中认识到，国际军事管制委员会只顾照本宣科地完成自己受领的裁军任务，没有以合理方式考虑时间及其强制性要求，也就是实际困难。国际军事管制委员会之所以解散，正是因为它分配任务的方式从根本性上脱离实际。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每一个德国人都知道，协约国也知道，除非世界其他国家也按照《凡尔赛和约》裁军，否则10万人规模的陆军不可能是长久之道。任何没有考虑周全的措施，最终都很容易适得其反，而最重要的是，任何不彻底的措施总有一天都会酿成恶果。但是，并不能说当时的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出于编年史记录者的责任，我要补充说明，无论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是后来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联合政府，都承认有限地重整军备是合理的，并支持国防军所做的努力。
国防军当时做过哪些实际工作呢？因为我恰好在相关岗位上，所以能充分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国防部所做的理论工作侧重于整理战争经验，积累技术、组织和训练计划的经验，并制定新的战役、战术、管理和技术条令。不用说，“预算”问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领域的实践工作是为了保证我们及时跟踪协约国在同一时期取得的进展，并在时机成熟之时使德国军队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限制，获得现代武器。训练领域的工作有两个重点：首先是建立一支诸兵种合成的模范野战军，其次是把国防军的士兵训练成未来的下级指挥官和指挥官 9 。根据当时的政治和战略态势，作战设想刻意局限在“保卫国家”上，因此，首要问题是在东部边境和东普鲁士构筑防御工事，并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展开一支掩护它们的边防军。另外，还要训练原来的军官、士官和一定数量的临时志愿兵，努力填补国防军在人员方面明显存在的缺口。总而言之，实际效果并非尽如人意。然而，对工作内容的这段简要介绍足以表明，国防军中的生活并不是“闲暇之乐”（意大利语：dolce far niente）。
我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对武器部门实施最后改组。在我看来，把设计和采购这两个互相敌视的兄弟部门整合到 同一个 管理局内，由该局局长统一领导是一大进步。这样就可以把两个部门之间原本不可避免的思想冲突转化成纯粹客观、互相促进的合作。这个工作制度经过深思熟虑。根据总参谋部对未来进行战争的战略设想，各兵种总监部按照每一种武器的类型下达带有明确规格的任务，由测试部门（武器局及其前身武器装备监察部的检验员）负责设计，由武器局采购处负责采购。上述技术部门直接与工业界打交道。各工厂先在自己的教练场完成前期测试，再提供样品在武器局的各个试验场进行仔细检查，确定武器是否满足军队的使用要求，直至超过破损极限。如果检查通过，这种武器就会配发到军队的第一线实验单位，在军中最严酷的使用条件下找出缺陷，并由工厂负责解决。即使非专业人士也明显能看出，从总参谋部提出任务到军队全面列装需要经历好几年，而像火炮这样的大块头更是需要六七年的时间，因此，肯定会出现某种新研制的枪炮刚刚列装便已过时，也就是在技术上已经落后的现象。这个时候，工厂通常还会用木质模型或预定将要使用的材料制作一个改进型号的样品。出于技术、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原因，这种工作方法在和平时期是正确的，但在战争中可以放弃它，也必须放弃它，因为它肯定会导致一些挫折，并且确实不能保证野战部队每一次都满意。这种工作方法还存在两个缺陷，在和平时期的运作中尤其明显：一是政府部门太想在设计方面亲力亲为，或者对工业界管得太严，而不是千方百计去挖掘和支持工业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聘任优秀的技术人才担任政府职员，因为财政部不会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特殊待遇，毕竟区区职员的工资怎么可能高过某位部长。某些政府岗位，例如陆军武器局的检验员，必须由主要领域的专家担任，他们在才智和技术两方面都要强于工厂的工程师，从而能够根据军队的需要进行统筹或指导。财政巨头的目光短浅、老于世故和预算的制约，实在是令人遗憾。
至于把涉及所有知识领域的研究部门合并到军备核心部门当中去，以及两者在专业上的密切合作，是后来由它们自主实现的。即使最富有的国家也要在工作中厉行节约，而节约更是成功的唯一途径。我在担任国防部关键职务的过程中发现“文书战”（Schreibkrieg）的蔓延势必威胁到国防军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我认为迫切需要采取对策，并要求实施全面审查。这个请求得到批准，但令我遗憾的是，我被任命为“国防军（陆军）节约专员兼精简专员”〔Spars- und Vereinfachungskommissar der Reichswehr（Heer）〕。毫无疑问，在国防部的全体军官和公务员当中，对国防军组织结构了解得最透彻的人就是我。而我欠缺的东西，只有亲临第一线的工作现场才能弥补。从这个过程中获得的知识还必须与海军、工业和商业的经验协调一致，从而为国防军各组成部分制定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工作方式。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
清理文员办公室和行政管理部门，用腾出的军人充实部队的有生力量，并提高其训练水平。
更广泛地下放权力、义务和责任，减少对内和对外的公文来往。
依靠具有一定素质的人，逐步组建一支不断壮大的骨干队伍，这些人应当把主动承担责任当成一种生活习惯。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弗罗姆大将、施通普夫大将、霍斯巴赫上将和伦茨处长 10 先后协助我开展工作。国家节约专员（Reichssparkommissar）与我保持着密切联系。国防部的两位局长男爵冯·德姆·布舍少将和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少将经常成为我在上级面前的挡箭牌。人们对我的工作成果褒贬不一。虽然在审查过程中裁掉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腾出大批军人充实基层，但我关心的不是人数多少，而是指挥机构和行政部门的思想转变。每当我听说某位首长或行政官员事后又重新往办公室里偷偷塞进一个人，从而让“专横跋扈的节约独裁者”前功尽弃时，我也只能一笑置之。这项工作之所以困难重重，不仅是因为涉及面甚广，还因为人们安于现状的惰性之强令人难以置信，即使睿智的人也概莫能外。再者，人们在组织上和事实上对国家权力机构内部关系的认识通常也相当模糊。另外，权威部门还一贯抵制激烈的变革。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可以轻易接受循序渐进，但不会接受革命性的改变。
后来，陆军的朋友们经常笑话我，看一看空军的基建工作花钱如流水，就知道我当初肯定是一位古怪的节约专员。对于这种批评，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反驳，如果我没有从根本上学会节约，负责空军行政事务的那几年就不可能那么合理地花那么多钱。沙赫特部长曾经在一场信托会议上指责我说空军的基建费用太高，而我只用下面的回答便让这个话题到此结束：他说的没错，建造时也许可以更省钱，但综合考虑建造和修缮两方面的花费，那这个钱肯定就不该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