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并非出身于军人世家。我的祖先曾经在现在的下奥地利地区建立过一个名叫“凯采林希”（Chezelrinch）的据点，先后与阿瓦尔人和匈牙利人作战。后来，奥斯卡卢斯·凯采林希骑士（1180年）成为以这个地名作为姓氏的第一人。从那时起，凯塞林家族便在南德意志地区以及阿尔萨斯和瑞士等地繁衍生息，成为骑士、城市贵族和神职人员，赢得人们的广泛尊敬。但我的直系祖先从16世纪以来一直定居在下弗兰肯地区，经营农场、啤酒厂和葡萄酒厂；还有一些支系成员投身教育事业，其中便有供职于拜罗伊特市教育局的家父。我在位于菲希特尔山区文西德尔和拜罗伊特两地的大家庭里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拜罗伊特也是1904年7月我从古典文化高中 1 毕业的地方。对我来说，选择职业不费吹灰之力。我想成为一名军人，并对这个职业仰慕已久，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我从肉体到灵魂都是一名军人。我的军旅生涯从巴伐利亚第2徒步炮兵团的一名士官生开始，在该团一直服役到1915年，只有到慕尼黑的军事学校（1905—1906年）和炮兵学校（1909—1910年）学习的两段时间除外。
梅斯是巴伐利亚第2徒步炮兵团的驻地，作为一个军事重镇和要塞，也是对一名雄心勃勃的年轻军人来说最合适的训练场。任何一种军事创新都会在梅斯得到验证。训练非常艰苦。黑泽勒 2 的思想和紧邻国界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一级战备的需要高于一切。几乎所有德意志邦国的人民与阿尔萨斯和洛林人民的融洽相处，促进了泛德意志思想不断蓬勃发展。每当我们参观科龙贝-努伊、马斯拉图尔、格拉沃洛特和圣普里瓦等战场的时候，或者在旅途中顺便绕一点路，出国去参观色当战场的时候，都不断得到勇武精神的激励。先辈们的英勇壮举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的灵魂和精神在先辈们奋不顾身的事迹面前得到净化，同样是这里，让牢不可破的传统和对民族历史的尊重深深地植入我们心中。
但对于一个感觉敏锐的人来说，梅斯及其周边地区还有许多诱人之处。谁会对明媚的春日里摩泽尔河畔山坡上绚烂绽放的花朵无动于衷？谁不想去各处林木茂盛的山谷，例如布龙沃谷和蒙沃谷，进行几场引人入胜的徒步旅行？谁又会不乐意牺牲几个法郎去欣赏南锡或蓬塔穆松的美景呢？当你递上一张名片，在法国海关官员欢快的“旅途愉快”的喊声相送下跨过国界，回到摩泽尔河畔帕尼的同一处关卡入境时又有一句友好问候“您玩得开心吗”相迎，你确实能体会到欧洲精神的存在。
情况在1911年突然间急转直下。有人把这种根本秋毫无犯的跨境旅行汇报到柏林和巴黎，德法两国的外交部都大伤脑筋，并出于对“频繁跨境者” 3 的误解，用一种令人讨厌的方式让这种旅行基本告吹。从那时起，要塞里越来越频繁地响起警报声，而我所在的部队每次都要强行军到摩泽尔河畔阿尔斯的“皇储”要塞，占领火炮阵地。因为梅斯以西的几处前沿要塞（名称分别是“洛林”“皇后”“皇储”和“黑泽勒”）非常靠近国界，所以分秒必争无疑是必要的；我们这些年轻军官经常谈论一个事实：假如战争突然爆发，我们从梅斯出发根本无法保证赶在法国人之前抢先到达要塞。
1904年我加入巴伐利亚第2徒步炮兵团的时候，这个团还是一个要塞炮兵团。我们接受操作各种火炮的训练，从3.7厘米口径的转膛炮到28厘米口径的臼炮，但最重要的是按照我们在动员后的预定用途进行装甲炮兵连的训练。我们学会了无论射程远近的精确射击，以及怎样使用侦察、观察和通信等勤务部门提供的最新辅助手段，其中包括气球观察，也就是我奉命从事的专业。乘自由气球飞行是一种绝佳的体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恶劣天气乘坐系留气球时的煎熬，甚至长途运输的麻烦。凭借亲身体会，我很快认识到养好肠胃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
徒步炮兵改编成可移动的“野战陆军重炮兵”（schwere Artillerie des Feldheeres），要归功于威廉二世皇帝和他的徒步炮兵总监冯·杜利茨将军。这是我首次直接参与一场重大变革。尽管主要功劳当然属于高级主管，尤其是思维缜密的巴伐利亚徒步炮兵旅旅长里特尔·冯·赫恩将军，可是如果没有基层官兵满腔热忱的配合，那支足以决定会战胜负的新型重炮兵就不可能在1914年登场亮相。然而，我们还是意识到，就算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也到来得未免太早；重炮兵在组织结构和指导思想两个方向上健康的和平建设工作还没有取得最大成果，即告中断。
举例来说，军队的各级指挥机构不应该把重炮兵看作累赘，1914年第6集团军从洛林开赴比利时境内我军右翼的时候，集团军司令部就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他们自以为是的看法：“令人心驰神往的运动战已经打响，我们现在不需要重炮兵了。”人们会本能般地拒绝自己尚未在内心接受的新生事物，甚至是最具决定性的事物，这种现象在我的军旅生涯中屡见不鲜。奇怪的是，这种思维惯性的影响非常广泛，甚至品行最完美的人士也概莫能外，有时还尤以他们为甚。知见太多，太讲逻辑，也会成为障碍。
巴伐利亚战争部要求未来的军官通过全日制高中毕业考试，并在基层部队和军事学校接受比其他兵员更长时间的候补军官训练。只有军事学院和总参谋部的训练采用普鲁士的指导方针，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巴伐利亚，毕业于军事学院仍然是进入总参谋部的前提条件。这种做法有利有弊，战争期间由于对军官数量的需求增加不得不改革。但较长时间的候补军官训练终究有益无害，因此，训练的期限在魏玛国防军时代甚至又有明显而合理的延长。
1914年7月发生在奥地利的一系列悲惨事件，使我的团逗留在格拉芬沃尔靶场的后半段行程笼罩在非常严峻的战争气氛之下。到宣布“战争威胁迫在眉睫”
的时候，各炮兵连已经进驻梅斯以西的前沿要塞；这些日子和第一阶段动员期间，驻梅斯各作战部队有条不紊地进入战争状态，这足以证明动员的准备工作有多么出色！
我跟随我的部队留在洛林直到1914年年底，新年来临之前，我作为巴伐利亚第1徒步炮兵旅 4 的副官前往第6集团军的作战地区，因为我所在的旅参谋部隶属于该集团军司令部。1917年，我调入巴伐利亚第3炮兵指挥部担任副官，并在其参谋部一直工作到1917年年底。离开巴伐利亚第3师之后，我加入总参谋部，前往东线担任驻巴伐利亚第1后备师参谋部的总参谋部军官，后来又先后派驻巴伐利亚第2军的参谋部和巴伐利亚第3军的军指挥部，并于1918年年底在纽伦堡组织巴伐利亚第3军的复员。
1917年年底，我代表巴伐利亚第1后备师在迪纳河 5 沿岸参加当地的停战谈判。我的谈判对手是俄军的一位总参谋部军官，由一位担任翻译的少将军医陪同他出席。当时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这位谈判代表异常热衷于谈论阵地战的战术问题，二是陪同这个谈判代表团的士兵委员会有一些不寻常的举动。我当时评价他们是一群乳臭未干、缺少教养的野小子，随意打断正在进行的谈话，并以军官的上级自居。当时，我以为德国陆军中不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谁知不到一年，事实便给了我一个教训。举例来说，个别军事单位1918年在科隆的所作所为简直就与俄国革命分子如出一辙。
我在里尔的第6集团军司令部期间，经常单独接触担任集团军司令的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我们轮流应邀到他的办公桌前陪他聊天。整个过程几乎都是王储一个人在侃侃而谈。无论谈到高层政治、艺术、地理、历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他都能自如地掌控话题。至于他在军事领域是否同样精通，则很难有定论，因为办公桌旁的聊天总是小心地避免涉及这个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知情者”圈子里经常有人谈到，我们投入这场战争时拥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优秀的首脑”。这个观点有些偏颇。就指挥官而言，确实可以说这时担任每一个关键职务的军人都很称职，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总参谋部军官接受过绝佳的预备性训练；他们比1914年的那批指挥官更年轻，更贴近基层，而1914年的指挥官当中也有许多王室后裔凭借自己的风度、阳刚之气和才干赢得人们的充分认可，并非个个都是纨绔子弟“腓特烈”。就总参谋部军官而言，则比较难分高下。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部军官团在纯粹的数量上占优势，训练也更统一。1914年和1939年各有一批才能出众的人，虽然1914年的总人数较多，从中涌现的“佼佼者”也更多，但是1939年的总参谋部军官更贴近基层，这是一个不容低估的优势，因为他全方位地隶属于军事主官，所以从1939年开始不可能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令人讨厌的双重指挥。指挥官要独自在自己的良知面前承担责任——而当前的实际情况却证明——还要在希特勒和同盟国的法庭面前承担责任。这既不排除指挥官与参谋长之间最完美的合作，又不妨碍各级参谋长有高度的独立性。
1918年，我一度考虑从陆军退役，可是驻纽伦堡的巴伐利亚第3军那位政治眼光长远的军长迫切要求我留下来担任作战参谋，组织在该军指挥部的辖区内实施复员。领导复员工作的政治专员是一位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年轻律师。那段时间的工作令我筋疲力尽，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工作和战斗都无法与之相比，除了复员之外，还必须组建新的安全部队和自由军团，并将其部署到纽伦堡周围、慕尼黑市内和中德地区。这份工作很有意思，因为它让我对那个时期的革命事件有独特的了解。但它也令我郁闷，因为我不得不目睹革命者冲击（位于“德意志之家”军营内的）军指挥部之后的行为——即使1945年之后的铁窗生涯也有一些惨淡时刻，我还是把这起事件看作迄今为止最有辱人格的经历。当我看见自己的无私牺牲和合作最终换来通缉和迫害的时候，我的心中终于充满了厌恶。
从1919年开始担任炮兵连长的经历让我直接接触基层官兵和深入第一线长达三年半。当时，改组和转型在陆军内部随处可见，先从30万人缩编到20万人，又进一步缩编到10万人。从稍显庞大和有些自由散漫的战时军队，转变成一支扎实精干的和平军队，即“精英军队”，这是一条必由之路。但是，这项工作也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确实能重新改造人，并为德国的建设工作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1922年10月1日，我调入国防部（Reichswehrministerium）的陆军统帅部参谋部（Stab Heeresleitung），担任“陆军统帅部长官的参谋长的作战参谋”（Ia des Chefs des Stabes des Chefs der Heeresleitung）这个关键职务。我在这个岗位上的工作长达数年，负责就国防军各兵种在训练、组织和技术领域的全部事务做总结或结论；我还频繁参与预算、行政管理、国内法和国际法等事务，并设法解决国际军事管制委员会（Internationalen Militär-Kontroll-Kommission，I.M.K.K.）制造的难题。我还与总参谋部核心机关的前身——部队局（Truppenamt）各处保持密切联系。后来，由于对国防部的工作和部队生活有独到见解，我不得不担任执行改组任务的“国家陆军节约专员”（Sparkommissar des Reichsheeres），这项工作也占用了我担任慕尼黑第7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一度短时间重返国防部任职之后，我前往驻德累斯顿的第4炮兵团担任营长近两年。这里是我在陆军服役的最后一站。1933年10月1日，我在形式上办完退役手续，并以“准将”（Commodore）的身份接掌“空军行政管理局”（Luftwafen-verwaltungsamt）。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