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德国空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1885年11月30日出生于下弗兰肯地区基青根（Kitzingen）附近的马克施泰弗特（Marksteft），1904年7月20日成为一名士官生，在驻梅斯的巴伐利亚第2徒步炮兵团开始他的军旅生涯，作为炮兵军官和总参谋部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时期担任炮兵连长和营长，并在国防部供职。1933年10月加入正在秘密组建的空军，成为德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先后率领第1和第2航空队征战波兰、西欧和苏联。1941年年底率第2航空队调入地中海战场，兼任南线总司令，并充当意大利指挥机构与隆美尔之间的协调人。从1942年年底开始直接统帅北非和地中海战场的德国武装力量，1943年11月21日担任西南战线总司令兼C集团军群司令，1945年3—5月担任西线总司令，同年5月2日正式担任集德国南部战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南线总司令。

作为德国最有指挥才能的将领之一，凯塞林于1940年7月19日由航空兵上将直接晋升空军元帅，1944年7月19日成为第14位钻石橡叶双剑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他既是战将又是统帅，了解现代战争的方方面面，包括组织管理、后勤、与盟友的关系，是德军总参谋部制度培养出来的“各种工作能都干，也都能干好”的全才，并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赢得同僚和对手的敬重。曾经作为凯塞林下属和竞争对手的隆美尔说“他具有相当坚定的意志力，一流的外交和组织才能，技术问题上也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并用“卓越”来形容他在意大利战场上的表现。英军亚历山大元帅早在1943年就曾表示钦佩凯塞林的指挥能力，并在196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我们在意大利每一次进攻凯塞林的时候都彻底做到出其不意，但他表现出了非常高超的技巧，让自己摆脱因错误情报而陷入的绝望处境。”美国第5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将军的评论是：“我们知道那些部队的指挥官是阿尔贝特·凯塞林，他是希特勒手下最有能力的军官之一，在德国炮兵和空军都有出色的表现，战前还曾经担任过德国空军总参谋长。无论作为指挥官还是管理者，凯塞林都十分优秀。他在意大利指挥轴心国军队作战的两年里有优异表现，在这之后又调往西线。他的调走让我很高兴。他总是能迅速地重新编组自己的兵力，并调动预备队阻挡我们的进攻……”

凯塞林参与组建一个军种，并亲自率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的战场上赢得辉煌胜利，这样的成就并不亚于古德里安，可是他的名声却没有后者那样显赫，也许只是因为他当时在指挥空军。到战争后期他直接指挥地面作战的时候，德国已经处于全面劣势，只能在战略防御中左支右绌，而他赢得的防御战果又发生在一个次要战区。值得注意的是，从战争后期的严峻考验中脱颖而出的那一批德军将领在能力上并不比他们的前辈逊色，凯塞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他善于独立思考和做决定，不一味听从上级的命令，并且知道怎样与希特勒打交道，争得自主指挥权，而这是一件令众多德军将领头疼的事情。例如，他自行决定主动撤离西西里岛，导致自己一度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他还不顾德国国防军统帅部的命令，力主坚守意大利南部，不惜以1943年8月14日提出辞职来抗争，经过党卫队上将沃尔夫的斡旋，希特勒才驳回凯塞林的辞呈，但仍然在同年9月下令准备解散南线总司令部，而一旦意大利南部的德军撤到北部与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会合，隆美尔就立即接管意大利境内德军的全部指挥权，凯塞林将被调往挪威。然而，最终结果却是凯塞林凭借优异的战绩在11月21日为自己争取到意大利战区的指挥权，可以说，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意大利境内的战争进程。希特勒曾说：“我一直指责凯塞林，认为他看待事情过于乐观……结果证明隆美尔错了，我没有解除凯塞林职务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曾经认为凯塞林是个不可信的政治空想家，也是个军事上的乐观主义者。如今在我看来，缺少乐观精神的军事指挥并不可行。”对于这种“过于乐观”的指责，比如隆美尔形容“他看任何东西都是戴着玫瑰色的眼镜”，凯塞林在书中是这样说的：“我从未在思想上轻视敌人，但乐于承认自己会在外部世界面前表现出一种乐观态度。乐观与轻敌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并用合理的分析来说明他做出乐观判断的依据。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了解他做各种决策的背景和动机，以及他的“为将之道”，这正是出版本书的主要价值所在。

本书是凯塞林的第一部回忆录，书名《最后一日的士兵》（ Soldat bis zum letzten Tag ）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一是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章反复强调并解释的“Halten”（坚持），而第二十三章提到他和他的司令部成员是整个阿尔卑斯山区最后一批投降的德国军人，确实坚持到战争的最后一日；二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始至终担任高级指挥职务，从未间断，这在当时的德军将领当中极为罕见；三是第二十四章提到他要捍卫德国军人的荣誉，这不仅适用于审判期间，从他的战后经历来看，也指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日”。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凯塞林对战略态势冷静而准确的判断，例如衡量马耳他的价值，讨论在罗马以南坚守的必要性，预判盟军的行动并做出相应决策。德军在意大利境内的防御战绩主要来自他早在1943年9月10日——意大利脱离轴心国的第三天——就已经规划的一系列依托有利地形节节抵抗的阵地，并着手构筑工事。而意大利战场上的盟军却缺少长远规划，双方的表现充分印证了军事家孙子所说的“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在战役层面，凯塞林对作战进程的掌控和充分利用微薄资源的能力，使他成为战争中德国最优秀的战场指挥官之一。他直接指挥的安齐奥战役更是把这种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顾剑在《独一无二的空地双头鹰——绝对天才凯塞林元帅传》一文中提到，美国陆军利文沃斯堡指挥与参谋学院曾经有一篇硕士论文分析他在这场战役期间的几次决策，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他当时拥有的情报和兵力，这些决策不但完全正确，而且在时间上非常迅速及时。顾剑评论道：“凯塞林无论在战役还是战略层次，都很好地把握了‘坚决’和‘灵活’之间的度的问题：该坚守的时候坚决不退，比如安齐奥登陆之后的古斯塔夫防线正面；该撤的时候决不恋战，全身而退。很好地把握利害变换之间的这个‘度’的问题，把灵活性和顽强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需要非常准确的战场感觉，超出了军事作为科学的范畴，是一种艺术。所谓‘过刚则折’，比如希特勒任何时候都要求德军死守到最后一人；‘过柔则弯’，比如阿拉曼战后和北意大利时期的隆美尔。”

凯塞林的战术能力不仅体现在书中对灵活运用航空兵和高射炮兵的描述，出身于陆军炮兵的他还凭借对空地协同的认识，成为同时代人中的翘楚。他经常亲自驾机飞临前线，以至于上级有时会下令禁止他这样做。曾经担任非洲集团军作战参谋的韦斯特法尔在其回忆录《枷锁中的陆军》（ Heer in Fesseln ）中说：“没有一名空军指挥官能在支援陆军的努力中超过凯塞林……一直以来，每当非洲的天空中将要发生重大行动的时候，我们就能肯定凯塞林已经亲临沙漠。无论天气还是敌人的威胁，都无法阻止他不断飞到非洲来帮忙，尽其所能，或者在必要时调解德意两军之间的纠纷。他也像隆美尔一样很少考虑自己的安危。他飞越受敌人威胁的地区不下200次，而仅仅是他的一架‘鹳’式座机就先后有5次被击中。”

作为相对独立的战区指挥官，凯塞林不但要指挥作战，而且要考虑整个战区的后勤、与盟友的关系、占领政策、与其他战区的协同等诸多因素。他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曾经让希特勒在1942年9月考虑用他接替凯特尔担任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只是因地中海地区的战事让他无法脱身而作罢。他还是一个勤奋的人，比如第十一章提到1941年新年前后是他在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正常休假。

照片中的凯塞林经常面带微笑，他的幽默风趣让他广受同僚、上下级甚至昔日对手的欢迎，部下们称他是“阿尔贝特大叔”，盟军官兵则称他是“微笑的阿尔（贝特）”。另一方面，对于犯错误的下属，例如1941年新年前后未能成功拦截空袭的夜间战斗机部队、杰代达机场遭受奇袭时惊慌失措的内林、安齐奥抗登陆战中自作主张的施莱默、1944年5月抗命不从的冯·马肯森，他又是一个不惜以雷霆手段解散部队和撤换指挥官的严厉上级。书中还写到，德军传统的任务式指挥和他作为空军元帅的身份，让陆军将领在执行他的命令时有一些抵触情绪，尤其是他调到西线以后，他是怎样看待和处理的。另外，凯塞林还谈到他对指挥官的责任、德国军队建设和欧洲一体化等问题的看法，并在附录中详细讨论德国空军的兴衰。这进一步增加了本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另一方面，本书记录了凯塞林为德军的侵略行径辩解，开脱德国国防军及其将领的罪责，声称他们的举止符合国际法，其实他的辩解根本站不住脚。凯塞林还对德军占领意大利期间残酷迫害意大利人民的行为要么闭口不提，要么轻描淡写，比如宣称反游击战中报复性杀害人质的做法是合法的；要么推卸责任，比如把在罗马附近的阿尔代廷洞穴（ardeatinischen Höhlen）枪杀人质事件的责任推给党卫队保安处，而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出于某种原因以“赫尔曼·戈林”师有直通戈林的渠道为由，把该师1944年6月29日在奇维泰拉（Civitella）屠杀212名上至84岁下至1岁的男女平民的责任推给戈林。他出狱后曾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表示，马尔扎博托的索莱山（Monte Sole，意译太阳山）屠杀事件是一次“正当的军事行动”，招致意大利朝野的强烈愤慨和抨击。本书中凯塞林详细描述了他出庭受审的过程，并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但他作为意大利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无疑对德军的各种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必须对他的这些观点加以批判。

获释后的凯塞林于1953年出版本书，1955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回忆录《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 Gedanken zum Zweiten Weltkrieg ）。他还继续同他认为“抹黑德国军人荣誉”的一切而战，并经常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现在审判前国防军将领的法庭上，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陆军元帅舍尔纳。1960年7月16日，时年74岁的凯塞林因心脏病在巴特瑙海姆的一家疗养院里去世。

那么，怎样评价凯塞林呢？我同意顾剑的看法，他说：“凯塞林是一个残忍的人吗？他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很难用好人或者坏人来形容。我认为他对华沙、鹿特丹和考文垂轰炸中平民的大量伤亡负有责任。尤其是华沙，用铲子从Ju 52运输机上向下铲燃烧弹的行为，恐怕很难被称为精确轰炸。……我想，‘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可能是一个对凯塞林比较公允和准确的说法。如果他相信，战争中某些残忍行为能够避免拖长战斗和更大伤亡的话，他是会做出这些残忍行为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凯塞林还是个开明和正直的军人。这也是战后他能赢得这么多身居高位的对手尊敬的原因。”

凯塞林在战俘营和监狱中为美国陆军历史部（Historical Division）撰写战史，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德军将领在从事这项工作。美国陆军欧洲战区首席历史学家马歇尔在本书美国版的序言中说：

我们发现这些新“同事”在性格、精神面貌和反应上有很大差异，正如任何其他人群一样。一部分人渴望取悦于我们，以至于他们看上去几乎有些奴颜婢膝。因此，他们的工作需要额外监视。另一部分人则有条不紊而高效，就像是他们在自由地做日常工作一样有条有理。这是最好的一批人，他们比我们更能有效指导其他人的工作。还有一小部分人仍然闷闷不乐、愤愤不平和沉默寡言……[凯塞林来到阿伦多夫]那时候，德国人已经对这项工作非常消极了。他们放弃合作的原因是从纽伦堡传来的大量诽谤。凯塞林刚刚离开那个诽谤的滋生地，却要么硬性压制其他人，使之不再反对这项工作，要么用理性来开导他们……当英国人在意大利对他的审判迫在眉睫之时，对他的影响力的关键性考验出现了。阿伦多夫的大部分人因为他受到的“严重不公正待遇”而罢工，不再写作。通过我们这些在战俘营里工作的美国人永远没能搞明白的某种方式，凯塞林说服那些德国人回到简陋的写字台前。他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和尊严，仿佛他永远是一个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人。

利用研究战史的机会，凯塞林在狱中秘密撰写了这本回忆录。他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当时也无法参考档案文献，除了借助美军历史部提供的资料和公开出版物，以及与一些外国军事作家的书信联系之外，他主要依靠自己的记忆。因此，书中经常出现含糊的日期和地点，或者对某些事情一笔带过。另外，凯塞林元帅的养子赖纳·凯塞林（Rainer Keßelring），在本书德文版2000年再版时的序言中提醒读者需要注意几件事情，有必要在这里引用。他说：

回忆录的风格和表达方式当然取决于它们的写作时间，而人们也当然希望在历史学家一直关注的问题上有更多了解。例如，他作为当时的空军总参谋长对于为德国空军研发重型远程轰炸机的问题持什么意见，或者作为当时的第2航空队司令对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谓的“敦刻尔克奇迹”（西方战局尾声中法国崩溃时拯救英国远征军）的文学作品有什么看法，而我父亲写这本书的时候仍在英国人掌管的牢狱里，只能在这些问题上做非常简短的评论。

一般来说，记忆受到创作环境的强烈影响。我父亲1952年从韦尔监狱获释之前不久写完这本书，我的生母——已于1982年去世的伊姆加德·霍恩-凯塞林（Irmgard Horn-Keßelring）利用一次探监的机会将手稿偷偷带出韦尔监狱，并打印成文。——当然，监狱里的条件当时已有了很大改善，由于政治“大气候”的变化，监狱当局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宏大量，成功为他进行喉癌手术，并于1952年年底出于健康原因假释——不是最终释放。尽管如此，战争结束刚过七年，一个被判死刑然后减刑至无期徒刑的人在书面陈述中还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考虑。

这种思想还起到另一个作用，即不用轻率的言论危及昔日的同僚、下属和上级；我父亲也不想通过重新讨论旧日业务上的争端，像人们如今形容的那样——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的形象。因此，他留下的文字可能与不少“回忆录文学”有区别，其中一些作品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现的。

2000年重新发行的德语版没有对原著的正文做任何修改，甚至连一些明显的笔误（例如I写成J或L）都未订正。赖纳·凯塞林在他的序言里说他曾经考虑过对某些内容进行修订，例如，书中对个别意大利将领背叛和出卖情报的指责已经由于“超级机密”的公开而不成立，但经过考虑还是决定保持原文不变，把修订工作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

上述几个因素导致书中的某些内容语焉不详，谈到争议话题时的委婉方式经常令人无法领会语句背后的含义，还有一些内容不准确甚至有错误，例如，第一章两次提到在东线的迪纳河沿岸与俄军举行停战谈判的巴伐利亚第1后备师（1 .bayerischen Landwehrdivision），这个番号要么是作者的记忆有误，要么是打字和排版时把手稿中的2错当作1，因为巴伐利亚当时有三个后备师，第1和第6师在西线的洛林和阿尔萨斯，只有第2师在东线的迪纳河以北。我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查证和译注难免挂一漏万，由于篇幅的限制，也无法引用较长内容的参考资料，敬请读者谅解。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参照各种版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瓦利蒙特的《德国国防军大本营》《隆美尔战时文件》和双方将领的回忆录等资料来阅读，这样有利于我们了解争论另一方的观点。

本书出版后的同一年即译成英语，发行以《凯塞林元帅回忆录》（ The Memoirs of Field-Marshal Kesselring ）为名的英国版，但令人遗憾的是，篇幅由原著的474页删减到317页。1954年发行的美国版《一名军人的记录》（ A Soldier’s Record ）又在英国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删减。后来，又发行分别名为《最后一日的士兵》（ Soldato Fino All’ultimo Giorno ）的意大利语版、《德国空军：胜利与失败》（ Люфтваффе: Tриумф и поражение ）的俄语版、《凯塞林元帅回忆录》（ Memorias Del Mariscal De Campo Kesselring ）的西班牙语版。由于两种英译本发行较早，数十年间多次再版的影响较大，再加上英语的普及面较广，其他语言的版本大多根据它们转译，也照搬其中的删改，无法体现原著的全貌。

英译本删减的内容中，仅有个别段落是针对英国当时某些政要（例如第二十四章对莫里森和肖克罗斯）的评价，更多的是组织架构、作战序列、职衔（含军衔）和爵位、较长的分析和评论，以及几乎所有关于高射炮兵和后勤的内容，还有附录《德国空军及其兴衰》等，而每处删减实际上通常包含一个或多个德语专业词汇、俗语、多义词或生僻词。

从译文质量来看，英译本不符合原著的地方多达数百处，比较常见的是时间（如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9月写成10月）、地名（如莱茵河Rhein写成兰斯Rheims）、方向（如东西颠倒）和数字（如第二十一章最后一节的特殊事件从每天10—50起改成5—6起）等错误。前几种固然可以用笔误来解释，可是最简单的笔误也会让读者看得一头雾水，例如把上文提到的迪纳河（德语的Düna，即拉脱维亚语的道加瓦河、俄语的西德维纳河）写成Duna（匈牙利语的多瑙河），导致其他译本也大多当作多瑙河。1917年年底的东线只有最南端的一小段在多瑙河沿岸，也就是普鲁特河汇入多瑙河干流处与入海口之间，离匈牙利还相当远，而迪纳河却在东线的最北端，正所谓差之一字，谬以千里。另外，英译本还有改动原文顺序和内容的现象，例如第十九章在不了解历史背景的情况下，仅凭“较晚的”这个形容词，把德军发动第一次安齐奥反击的时间从早上6时30分（6:30 Uhr）改成下午6时30分（6:30 p.m.），实际上，原著通篇使用24小时制，从未使用下午几点的说法。尤其严重的是，个别词汇还彻底颠倒了原著的语意，例如第六章中让空军与陆海军并驾齐驱的愿望“能实现”（erreichbar）译成“难以实现”（unattainable）。与此同时，英语的两种译本还添加了一些原著没有的文字，例如第一章倒数第二段担任炮兵连长的三个地点——安贝格、埃朗根和纽伦堡，而美国版《引言》独有的第一句话，“1952年10月23日，我终于获释出狱，并在不久后得到彻底的赦免”，既不符合本书在狱中完稿的事实，又不见于其他版本。

本书的翻译工作从2020年3月开始，历时超过两年，力求忠实地体现原著的全貌，并在分段、用词、标点符号和语气等方面也尽量保持其原有的风格。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样做是为了体现本书对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作者个人经历和军事能力的价值，读者在阅读时必须对书中的部分观点加以分辨和批判，不能照单全收。

由于原著经常使用地名的简称，在指出他人的缺点时以被动语态隐去人名，为便于阅读和尊重原著，译文在不作译注的情况下直接补齐缺失的文字，并按照国际惯例加方括号表示并非原著内容。原著中带圆括号的说明、特殊词汇和语句等，在译文中仍然用圆括号表示。

书中的人名、地名主要根据《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8年版）和《GB/T 17693-2008 外语地名汉字译写导则》，正文中不再列出原文，后附列表供读者参考。军事术语主要根据《德汉军语辞典》（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6年版）。

翻译工作的完成离不开许多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我的表弟钱瑞在斟酌具体文字时给予的极大帮助，赵玮在核对部分地名的过程中提供的参考资料，顾剑慷慨地允许我在这篇序言中引用他的文章，在此谨向他们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少错误，恳请读者指正。

孙渤
2022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