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海狮”行动和英伦空战

旨在进攻英国的“海狮”行动出台的背景和过程证明，我方的战争指导缺乏计划性。我在1946年的一份研究专著中把这种想法概括成下面几句话：“然而，主要错误在于战争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周密的《战争计划》。到最后，继续进行战争的方式完全取决于当前战事的胜负，我们必须把 这个 事实当作德国方面在战争指导上的错误。阿道夫·希特勒应该为这件事负责。”

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像其他国家一样，我国武装力量的作战计划和展开计划从1936年开始也是由国家战争部武装力量局的国土防卫处（der Abteilung Landesverteidigung im Wehrmacht-Amt des Reichskriegsministeriums）起草，后来改为国防军统帅部和具体军种的总司令部负责。由于计划制定后的一年之内可能出现政治变动，军事任务是卡着有可能完成的极限来设定的。缺少军事装备也必然在政治上构成制约，并限制任务的设定。总之，当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我们都没有做好同英法两国开战的准备。甚至到1939年秋季西线的进攻已成定局的时候，也没有证据显示我们对进攻英国的准备工作有任何设想。就算国防军统帅部和希特勒谈不上高瞻远瞩，就算一举击败西方列强的闪电式胜利让希特勒始料未及，他们也不应该彻底忽视登陆的想法，因为这是每一名军人都能想到的。只要知道希特勒在其他几场战局之前是多么一丝不苟地检查准备工作和讨论可能的发展过程，任何人都能从他在面对英国时举棋不定的态度当中得出结论：他想避免与英国的公开较量。在我看来，他真的相信英国人会握住他伸出的和平之手。放弃必要的准备工作当时便能看出是一个严重错误，现在仍然如此。另外，希特勒也像德国总参谋部一样局限于大陆性思维，不愿意“跨海作战”。而他的上述态度又进一步受到雷德尔海军元帅的鼓舞。如果说陆军是不情愿对大不列颠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海军就是直截了当地反对。相比之下，我们这些空军将领的态度更加积极，包括戈林在内。鉴于经常有人指责飞行员是乐天派，我们当然有理由做出这种比较积极的判断——经过仔细考虑，我在这句话里特地使用比较级形式。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任何行动都有风险。判断局势必须以迄今为止的战争进程作为依据。三场战局的大获全胜足以向全世界展示德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力。英国远征军在武器装备方面损失殆尽，震慑效果让他们的抵抗能力大打折扣，重新武装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英国空军遭受重创，其战斗机实力在9月6日降至最低点，许多机场严重受损，尤其是那些地理位置最优越的机场。英国方面没有近距离支援飞机，像“惠灵顿”这样的中型轰炸机不得不为执行寥寥无几的作战任务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英国现有的轰炸机仅凭高射炮便可拦截，也迟早会沦为德国战斗机的猎物，后者早就渴望遇到这种轰炸机目标。我们采用适当的战术措施，完全可以使英国的战斗机部队疲于应付，并将其各个击破和彻底粉碎；何况还可以用扫射、轰炸或伞兵（乘滑翔机）破坏的方式让至少几座雷达站失去作用，从而使英国本土防御的指挥手段失灵。就“海狮”行动而言，没有必要夺取传统意义上的制空权，因为敌方用来破坏海上航渡的空中力量即使存在也微不足道，并且有可能用某种方法使之彻底瘫痪。

空军仅凭一己之力无法阻挡英国本土舰队，这项任务需要动用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全部有生力量。除了水面舰艇和飞机之外，水雷和重型海岸火炮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只要在英国近岸水域大量敷设水雷，又让对方在一定期限内无法清扫干净，那么海峡中可供本土舰队实施机动的水域就会变得非常狭小。我当时就无法理解海军对岸炮火力的评价，而后来根据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得到的经验，更是如此。过去，人们公认海岸炮兵连在重型水面舰艇分队面前占绝对优势，但现在这个评价不但不能成立，而且可以不客气地说，它们几乎毫无用处。海岸炮兵连的数量再多也不能改变这个论断，主要问题在于它们的射击阵地固定不变，有些甚至嵌入筑城工事之内。当然，压制敌方的海岸炮兵连是必要的。我方用海岸火炮轰击和飞机轰炸都完全有机会取得战果，更何况还可以施放烟幕。然而，以进攻区域及其相邻地带内的全部英国海岸火炮都保持沉默作为登陆的前提条件实属过分。这个要求让我想起1942年在意大利最高统帅部（Comando Supremo）的一次会议上，意大利海军的领导班子认为在马耳他实施登陆的前提是彻底摧毁岛上的海岸炮兵连。我的回答是这个要求根本办不到，并补充说，在我参加过的许多场进攻性军事行动中，敌人的防御武器甚至根本没有受到压制也没有妨碍进攻获胜。就算有一两艘小艇被击沉，也是可以接受的损失，因为当前的胜利能够决定整场战局乃至整场战争的胜利，更何况舰船的沉没并不意味着损失全体船员。我还对西贝尔设计的战斗渡船寄予厚望，并亲自驾驶过这种易于大批量组装的渡船。即使1940年的我没有经历过我军在图卜鲁格仅凭8.8厘米火炮击毁四艘英国驱逐舰中的两艘，中小口径的海岸炮火又在安齐奥-内图诺把装甲防护较厚的军舰赶走，还是相信大量运用配备三门8.8厘米高射炮和轻武器的“西贝尔”战斗渡船可以显著提高防空能力，掩护水雷场不被敌方扫雷舰艇清扫，并有效防止英国海军轻型舰艇攻击我方航渡过程。我知道海军不会待见任何一种不符合海军观念的船舶，但这不能否认这种出自西贝尔奇思妙想的渡船和工兵突击艇是实施跨海机动的绝佳手段，它们后来的表现足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在墨西拿海峡内、西西里岛与突尼斯之间。

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海狮”行动的设想根本没有参考德国在荷兰实施空降行动的经验，企图在没有伞兵支援的情况下作战。如果策划得当，我们本可以使用足够的伞兵和滑翔机摧毁相应海岸地段的防御要点和雷达基地，并占领可供一两个空降师着陆的机场。

在埃塞克斯、肯特和萨塞克斯境内广泛实施欺骗性空投，可以像在荷兰和比利时的空降行动一样迷惑英国统帅部、守军官兵和民众，仅此一项就可以让“海狮”行动变得更容易。即便如此，也必须满足 一个 前提条件：我方非但不能裁减军备，反而必须加强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除了上报空军总司令部之外，我还向布施大将指挥的第9集团军司令部和海军的相关指挥部通报自己的意见。——但是，核心机构迟迟不能下定决心。开展准备工作的那几个星期里，我越来越相信这场军事行动不会付诸实施。与前几场战局的准备工作相反，空军内部没有举行过讨论作战细节的会议，并邀请其他军种参战大部队的司令列席，更不用说与国防军统帅部甚至希特勒本人进行讨论。另外，我在海峡沿岸的作战司令部里与戈林以及预定参加“海狮”行动的陆海军指挥官举行的会谈，也更多是泛泛而谈，不是具有约束力的讨论。甚至连当前对英国的空袭与莫须有的登陆计划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我也从未得到明确指示；两个航空队都没有接到过这样的命令。至于我的航空队要完成哪些战术任务，应该怎样与陆军和海军协同动作，这些统统没有讨论过。更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根据1940年8月6日收到的口头指示，我本以为从1940年8月8日开始的空中进攻战役是在为“海狮”行动做准备，但其具体实施才开始几天便已偏离上述指示，整体进程也不符合登陆的要求。再者，每一位指挥官都心中有数，以我们当时的装备水平，即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一场为期五个星期（从1940年8月8日到9月15日）的空中进攻战役也会把德国的空中力量削弱到无力支援登陆的地步。更何况物资和人员的补充休整，以及在几个月内保持作战部队的全部战斗力都几乎得不到保证。

想要实施登陆，就要通过短促有力的打击震慑英国本岛的对空防御，随即在几乎毫发无损的德国空军掩护下突然发起登陆作战。然而，当时也不应该禁止我们攻击伦敦地区的空军基地，这道禁令使争夺制空权的斗争从一开始便存在问题。同样值得怀疑的是，打击邻近欧洲大陆的英国海港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像人们强迫我们接受的那样重要。尽管英格兰空中战役开始时的作战命令并不让我感到乐观，但与戈林的各种讨论还是让我拾起“海狮”有可能变成现实的一丁点信心。我无法想象，仅仅为了避免无所事事，便在不合适的目标上消耗宝贵的航空兵部队，导致德国空军能否迅速恢复优势都成为未知数。只有设想有人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在不断玩弄登陆行动的念头，但确实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顾虑重重而无法下定决心，我们才能理解围绕在“海狮”行动周围的一系列事件。在上述事实面前，我不得不同意英国军事作家富勒的说法，他说：“‘海狮’行动经常被设想，但从未有计划。”

所谓的“英格兰空中战役”也因“海狮”计划的混沌状态而深受其害。包括希特勒在内的有识之士组成的每一个小圈子里都说得很明白，仅凭空军不可能让英国屈膝投降。因此，就算没有实现不可企及的目标，也不能说是德国空军的失败。同样，我们这些空军指挥官也十分清楚我们虽然能暂时掌握制空权，但是不占领土地就不可能长期保持，因为英国的空军基地、飞机工厂和发动机工厂有相当一部分处在我方轰炸机的航程之外，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能攻击的英国海港也寥寥无几。战斗机的航程不够更是让作战难度陡增。从9月初开始便有小道消息说“海狮”行动可能撤销或推迟，这让我们有些愤愤不平，只有知道对英斗争的重担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将彻底转移到空军肩上的人，才能理解我们的想法。

针对[大不列颠]岛内外目标的经济战无疑是战略性空中战争的一个实际组成部分，倘若经过精心策划，完全可以达成预期目的，但在没有额外提供一切必要手段的情况下，用发动经济战来代替另一场已经撤销的军事行动，只能是一种不合格的权宜之计，具有各种各样的缺陷。

就当时的飞机数量、航程和战斗力等方面而言，第2航空队和第3航空队根本无法完成各自受领的任务。正如1939年仓促对波兰开战一样，我们也没有为对英经济战的纵深和目标多样性做好准备。当然，我们肯定能让岛上的英国人生活得更艰难，但无法彻底切断大不列颠的生命线。

英国文献严重夸大德国军队在“海狮”行动预定日期（1940年9月15日）的实力，例如，据说丘吉尔曾经谈到过1700架战斗机。这个数字不正确，可以根据年度生产数字来核实。1939年度 ^[1] 的产量中大约有450架战斗机，可以认为它们全部在1940年8月以前消耗殆尽。同样，1940年度生产的1700架战斗机当中，大约有600架在此前与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的交战中损失或报废，另外还有大约400架无法在8月以前交付使用，不应列入统计范围之内。各战斗机联队的实际保有量顶多是1700减1000等于700架战斗机。即使再算上从9月开始拥有两个驱逐机联队中的200架Me 110，总共也只有900架战斗机和类似的飞机，而不是丘吉尔所谓的1700架。

出于政治或军事上的考虑，1940—1941年对英空中战争的过程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40年 8月 8 日的“鹰日”（Adlertag）持续到 9月 6 日，其中包括为预期9月中旬的登陆实施空中的战术准备，换言之，摧毁英国的对空防御，同时继续以海空战打击商业航运，从而切断英国的供应，并使其航空武器工业瘫痪。具体方法包括大型战斗机编队的战斗巡弋和对英格兰东南部各空军基地的低空攻击，为了扩大战斗机扫射的战果，还出动规模不等的个别轰炸机编队在战斗机掩护下轰炸机场和军工厂，而“斯图卡”和战斗轰炸机负责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近海海域攻击英国的供应交通线和这个地区各处港口的卸载作业。禁止实施恐怖性攻击 ⁴⁸ 。

英国战斗机首战失利并遭受重创之后，开始躲避占优势的德国飞机；英国的一部分地勤组织也在交战过程中转移到远在德国战斗机最大航程之外的某处基地。以小型的轰炸机分队作为诱饵，可以引诱英国战斗机飞行员重新出来较量一番，直到后者接到明确命令避免与德国战斗机正面交锋，让这种较量的可能性变得极其渺茫，以至于无法在空中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战果。困难的不是击落敌方战斗机，而是让它们出来迎战，我们有加兰德、默尔德斯、厄绍、巴尔塔扎这些名副其实的王牌飞行员，击落敌机的庞大数量 也可以作证。

飞机中弹或被击落对于双方来说完全是两码事。英国战斗机飞行员在岛上空跳伞或迫降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国土上，根据伤情的轻重和能否得到新飞机，迟早都将重新投入战斗。反观德国飞行员，一旦降落在敌国领土上就会列入不可归队的损失。他应该在飞机中弹之后争取飞到海上迫降，即使我们立即出动救援飞机或使用救生浮标，通常还是无法让他归队，因为英国方面不承认这两种涂有红十字标志的救生装备受国际法保护。 而我们却把派出自己的海上救援勤务搜救迫降在英国沿海水域和地中海上的英国飞行员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事实足以展示我方作战指挥的水平。

尽管英国战斗机消极避战，我方战斗机还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不过付出的代价也不小。英国在作战初期投入大约700架“飓风”和“喷火”，总共损失大约500架；同一时期，德国损失近800架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德国总损失数字较大的原因已在上文提到。航摄照片显示，炸弹命中英国空军的场站，利物浦、伯明翰、考文垂、泰晤士港和赫尔等地的航空工业设施，查塔姆、纽卡斯尔和希尔内斯等港口，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斯图卡”和战斗轰炸机攻击海上航运的行动非常成功，战果远远超过前几个月，但毕竟受到单座飞机航程的限制。许多情况下，我能够从我的作战司令部观察这种攻击的效果。敷设进攻性航空水雷障碍的战果即便完全无法估计，但根据英国人的报道也知道这个数字相当可观，正如第9航空军在这场空中战役期间一再向我报告的那样。到9月初，我们已经在一个有限区域内赢得暂时的空中优势，却因为这时开始攻击伦敦地区，未能长期保持。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仍旧能像和平时期一样在英国本岛之外自由行动，这说明英国轰炸航空兵的实力极其薄弱，在抗击德国登陆的时候不足为惧，因为“惠灵顿”式轰炸机的战斗性能太差，而德国防空力量比较强大，并且协调一致。

把英格兰空中进攻战役第一阶段的计划当作“海狮”行动的准备工作是错误的。有些德国和英国的文学作品宣称，因为德国空军在第一轮战事中受挫，未能赢得空中优势，所以登陆不得不取消，这种形式的批评也不正确。因此，我重申一个基本要点：只有在敌方空军敢于一战的情况下，才能赢得绝对意义上的空中优势，即制空权。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英国空军的战术行为固然正确，却不是实力强大甚至占优势的表现，他们只不过在有限的空间内是优秀的防御技术专家。

第一轮空中交战取得的击落战果相当可观，足以抵消我们自己初期遭受的损失，也显示我们在尚未完善的英国防空体系面前具有战术优势。只有后来的空中交战，才会出现几乎势均力敌的战况。

对英国军事工业、海港、储备仓库和兵营的攻击在物质和心理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也符合登陆的设想，但实际上令人不安地分散了我军的兵力。

德国空中力量完全可以在实施登陆的时候完成自己的任务，只要采取措施夺取有限的、我认为刚好能满足登陆需求的空中优势，避免以任何形式分散兵力，并保证整支德国空军在那个时刻全面完成休整补充，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而这些前提条件原本都可以得到满足。

英国统帅部的眼光局限于单纯的岛屿防御，并把全部技术知识和创新都应用在这个方面；小股轰炸机对法国沿海地区实施少数不成功的夜间轰炸非但不能改变这一点，反而证明英国轰炸机部队在抗击登陆的时候不可能构成威胁。英国攻击德国设在占领区的空军基地只不过是疥癣之疾，而针对德国城市的恐怖性攻击应该得到我们更认真的对待。

随着这场“空中大会战”拉开帷幕，空战指挥也开启新的篇章，需要所有担任指挥职务的人密切关注。因为有明令禁止我亲自飞往英国，所以我尝试用下列方式履行自己的指挥职责：跟随部下出击，直至他们飞离我方控制的海岸线为止，有时还会干预指挥；多次到刚刚着陆的部队，亲自与联队长、大队长和空勤人员交谈，试图了解他们的情绪变化，从而让我的指挥更贴近基层。我的做法当然会让相关的责任人紧张不安，具体表现在飞行编队集结和出击的空域不再是我抬头可见的加来周围，而是挪到南北两侧。我相信我的做法可以避免损失，因为只要让我看见哪个编队的队形不整，就会通过无线电下令返航，但在他们看来，敌人显然还没有令人讨厌的航空队司令那么可怕。战役后续阶段的情形依然如此。

按照丘吉尔在《他们最光荣的时刻》一书中的说法，英国不得不面对登陆的威胁，而德国显然倾向于冒一冒险。但是，“德国未能获得制空权”让这个企图不了了之。我同意丘吉尔的部分观点，即反对这个企图的意见主要来自德国海军对作战难度的深刻认识。“……未能夺取海峡上空的绝对制空权，而这是实施登陆所必要的作战条件。”为了推迟甚至取消登陆，雷德尔想方设法把一切反对登陆的观点全都报告给希特勒，其方式可谓不同寻常。总之，德国空军似乎是一切事情的罪魁祸首。但是，我本人曾连续几天从位于格里内角的指挥所观察整个海峡，几乎看不到敌人占空中优势的任何迹象，也看不到他们的海军，实际上根本看不到对海峡有任何持续的威胁——正如我的飞行员所证实的那样。〔也许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后来，英国人在西西里岛与突尼斯之间对我方小型运输队（渡船和驳船）的空中攻击，在我方强大防空火力的拦截之下，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如果希特勒确实想要成功实施某个项目，他就会像进攻挪威的时候一样，深入细致地研究每一个细节，并把他的意志强加于陆海军三军，这种做法很像丘吉尔，他们两人的性格在这方面颇为相似。这种情况下，不会再发布这么多含糊不清的、妨碍各军种指挥官达成一致意见的命令。

英国政府提高其本土防御潜力的努力值得我钦佩。然而，根据从其他地点的登陆方法中得到的经验，我认为筑城工事和其他障碍物的价值固然无可争议，可是如果没有军队持续驻守，过多建造它们有害无益，因为它们可能会成为敌方先头坦克、侦察兵和伞兵依托的有利地形。我赞赏英国人民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但不相信像国民军（Home Guard）这样的乌合之众有任何特殊的战斗价值，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使用的武器性能低劣。即便他们能在正规军的帮助下守住阵地，也终究只会成为炮灰，1944—1945年德国境内的情况便是如此。人民冲锋队（Volksturm）尽管具有强大的宣传作用，装备水平也比国民军更好，结果还是一败涂地。鉴于牺牲人的生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让这种部队投入战斗要背负沉重的责任。根据我们的经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原来参过军的征召人员分配到前线各团。即使考虑到国民军的士气极为高涨，其防御能力也不容高估。

当时，英国能投入英格兰南部战场的兵力始终不超过15—16个一流的、能满足运动战要求的师。但在久经战火考验的对手面前，一切都不能弥补战斗经验的欠缺。调集预备队会受到伞兵、空袭等军事行动的迟滞甚至阻止，随之而来的将是严重逆转和损失。因此，我的观点与丘吉尔的相反，相信至少在8月中旬之前，一场精心准备的进攻必然会取得胜利——而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能否获胜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取决于空军和空降兵的行动。

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威胁当然是英国本土舰队，只有通过集中德国海军和空军的全部力量才能摆脱它，而态度犹豫的德国海军不会提供多大帮助。尽管如此，只要认真策划和执行，这些困难还是可以克服。我们可以使用的手段有：通过空中和海上在港口入口处集中敷设水雷，大批量使用潜艇、驱逐舰、鱼雷艇和“西贝尔”式渡船，同时使用我方海岸火炮和烟幕，甚至有可能让占有优势的敌人动弹不得。按照非常粗略的估计，海军和海岸炮兵在这些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将占60%，空军占40%。

经过几个月来对英国空中活动的观察，我可以总结一下我对9月份局势的印象：

1. 我们无疑掌握着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制空权。

2. 英国的昼间轰炸代价高昂，不得不取消。

3. 英国的夜间轰炸起初使用小股兵力攻击海岸附近的目标，后来改为攻击机场，所获的战果均微不足道。

4. 为“海狮”行动提供的对空防御措施尚未到位，但即便按照我方海军的报告，对海峡沿岸各登船港的空袭也没有造成重大影响。

5. 对德国城市的夜间轰炸越来越频繁，但没有在物质上或心理上造成任何特别的危害。

在遭受进攻的情况下，英国皇家空军以当时的实力不可能完成下列各种各样的任务：实施空中侦察，反击包括伞兵在内的登陆部队，切断供应，防止护航船队驶入法国港口，并为驱逐舰提供战斗机掩护。除了上述任务之外，还要攻击德国人的机场、散布着大量舰船的海峡港口和海峡本身、已经登陆的敌军，并掩护己方的陆地运输和海上运输，不难想象，这明显超出皇家空军实力允许的范围。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我方战斗机、驱逐机和高射炮的作用。至于轰炸机，我无法想象数量有限、性能平平的英国近程轰炸机能造成多大破坏，特别是考虑到我方空军和海军会使用高射炮在港口上空建立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而此前一直被用来攻击德国心脏地带目标的重型轰炸机则要另当别论——但即便如此，我方高射炮和夜间战斗机的强大实力也会把它们在登陆空域的活动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登陆的尝试可能很困难，甚至非常困难，但并非毫无希望。每一项事业都存在风险，除了计划之外，还需要不屈不挠的执行力和某种乐观精神。丘吉尔作为防御一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上述条件。而我认为德国指挥机构也配得到同样的评价。 ⁴⁹

英格兰空中战役第二阶段从1940年9月6日持续到1941年6月，结果是登陆的想法被彻底放弃。主要任务变成破坏大不列颠的生产和供应，这使人很容易认识到更深层次的意图是延缓英国重新武装的进度，并对这个国家发动经济战。所谓的“报复性攻击”（Vergeltungsangrife）也在这个阶段应运而生。

9月初新下达的作战任务让明眼人一看便知，“海狮”行动已经盖棺定论。一个在政治和战略上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2] 即便预定日期从9月中旬先是无限期推迟，再最终推迟到1941年春季，也无法带来任何转机。

希特勒后来下令对伦敦发动的报复性攻击，只是在表面上与刚下达的新任务有冲突，因为这些目标仍然属于“经济战”的范畴。

根据气象条件、敌方防御、自身训练水平和装备水平，我们使用的战法、进攻兵力和攻击目标都会发生改变。有人指责空军指挥机构没有充分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结力量，也就是在琐事上浪费打击效果，这样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我自己几乎是一个“集中兵力的狂热分子”，更是为遭受这种指责而深感痛苦。除了个别情况是由于上级武断地下达命令，又不幸地拒绝收回成命之外，广为诟病的改变攻击目标实际上是1940年秋季和1941年春季具体战况的必然结果。正确做法是根据目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先后顺序，连续攻击直至将其彻底摧毁，然后实施监控，一旦发现重建工作的迹象，就立即加以干扰和破坏。经济战的应急计划确实存在，但执行计划的手段要么干脆没有，要么还停留在不完善的技术结构图纸阶段。我们既没有航程远、爬升能力强、速度快、载弹量大和防御火力猛的四引擎轰炸机，又没有可以伴随轰炸机进入敌方纵深空域的远程战斗机。我们还严重依赖那几个月里变幻无常的气象条件，这意味着一个严重受损的目标有可能借助持久不散的浓雾、大雨和乌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躲过后续的编队攻击。奇袭能在避免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达成最大战果，甚至有可能不止一次达成。而随着英国积极防空力量（航空兵和高射炮兵）迅速做出反应，加速集结到重点目标空域和往返航线上，我们的损失不久便会增加到无法承受的程度。为了避免伤及空军的元气，我们唯有违背比较优秀的战术认识，不断调整攻击的目标、时间和方法。

戈林亲临现场指挥我们对伦敦的军事设施发动第一场大规模空袭，这场空袭以一系列辅助攻击拉开序幕，战果相当辉煌，并通过夜间攻击进一步扩大战果。飞行编队大举出击的壮观景象和在作战司令部里听到的战果汇报令戈林深受震撼，以至于他忘乎所以地向德国人民发表了一通多余和夸张的广播讲话。这种事情与我的性格和作为一名军人的感受完全背道而驰。为了实现目标，我们不但要充分运用一切技能和奉献精神，而且需要运气，绝不是空喊口号。第二天的天气转坏，并持续了很长时间，导致战斗条件变得极其艰难，战果也大打折扣。对伦敦的这场空袭以及后续空袭的主要目标是这个庞大的指挥中心、交通中心和商业中心的重要军事设施，它们在9月份的几乎每个昼夜都遭到不同强度的轰炸。另外，舰船密集的海港及其永久性设施和各种军事工业设施也作为备用目标遭到攻击，破坏效果各不相同，但基本令人满意。主要的攻击目标有南安普顿、朴次茅斯、利物浦、伯明翰、德比和查塔姆，等等。

对英格兰南部空袭的主要制约因素是Me 109的航程不够，而它们的掩护不可或缺；我们尝试过使用Me 110驱逐机 提供护航，从轰炸行动中腾出战斗机独立作战，但未能成功；Me 110的速度太慢，更离奇的是机动性太差，如果不想陷入疲于奔命的自卫状态，那么连它们自己都需要战斗机掩护。为轰炸机编队提供战斗机护航在当时和后来都是一个特别的难题。浓密的云层足以使轰炸机编队在集结和保持密集队形时遇到困难——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辅助手段当时还没有问世——而对于无法进行仪表飞行，又要直接掩护轰炸机的战斗机部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不幸的是，这种气象条件对英国战斗机部队的不利影响较小；对于飞行技术和战斗素质都很优秀的单机、双机或三机小队来说，云层的出现反而恰到好处。

根据与第3航空队达成的一致意见，我们两个航空队有时集中兵力实施重点进攻，有时同时攻击多个目标，有时轮番攻击不同的目标，有时全天不间断地攻击同一个目标。我们还使用外挂炸弹的战斗机和驱逐机攻击英国本岛的目标，从而在短时间内使英国的防御力量不知所措。

与此同时，英国越来越频繁地对德国本土实施恐怖性攻击，但没有造成任何特别的物质损失和心理影响。卡姆胡伯将军指挥的夜间战斗机部队对飞越其上空的敌机构成严重干扰，逐渐成为覆盖作战区域全纵深的积极防空体系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墨索里尼提出派一个航空军 ⁵¹ 参加对英国的进攻，我们尽管有所保留，还是欣然接受。德意合作的主要特点是翱翔蓝天时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这里不对意大利空军做盖棺定论的评价，但应当指出，意大利战斗机还不能与英国的现代化战斗机同日而语，即便是与“飓风”式相比。意大利轰炸机无法胜任白昼的战斗任务，后来参加夜间作战的时候，又暴露出仪表飞行训练不充分和仪表性能不佳的缺陷。意大利各部队曾经对赫尔的港口设施进行过一两次小规模攻击，每当他们返航着陆的时候，我总是如释重负。他们遭受的损失很可能远远超过战果。意大利航空军军长富日耶航空兵上将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当然知道抓紧时间强化训练。

英国的积极防空是以强大的高射炮防御作为基础，但不是整个防空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防空的骨干力量始终是负责英国国土防空的战斗机部队。这个认识促使我向空军总司令部提出建议，除了轻型轰炸机的编队作战之外，还有另一种运用重型轰炸机的攻击方法，我希望通过它可以在出动更少架次、付出更小代价的情况下达成更大战果。

空中战役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不放弃重型轰炸机部队现有任务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轰炸机空勤人员的个性、技术和作战积极性。我们偶尔有意识地放弃同时投下大量炸弹的规模效应，尝试攻击一些工业目标的要害部位，例如摧毁机器和设备，从而长时间打乱生产进度。当然，这种飞行任务需要一丝不苟的准备工作。有时，我还会亲自检查核实。为了保证轰炸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把炸弹投掷在重要的目标上，通常还会事先规定一个或多个备用目标。虽然轰炸机空勤人员满怀热忱，但是这种攻击终究无法获得一鸣惊人的战果，这种零敲碎打的冒险行为好比是针刺，肯定能起到骚扰作用，但很难拖延英国重整军备的进度。

然而，改变战法也让我们有机会利用突然性因素，以较小代价完成战斗任务。第2航空队多次以这种方式在轮番作战中对伦敦的军事目标和英国各地的空军基地，以及利物浦、曼彻斯特、朴次茅斯、考文垂等港口和军工生产中心非常有效地实施大规模攻击。轻型轰炸机部队继续打击护航运输船队，并按照精心制定的计划抓紧敷设水雷。不过，尽管我们尽一切努力向主要突击地点集中更多的兵力，并且充分发挥个人的作用，整体结果还是不理想。随着经济战愈演愈烈，飞行目的地势必越来越遥远，我们在充斥着恶劣天气的几个月里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想更沉重地打击英国的战争机器，我们就有必要改变作战方法，于是，从1940年11月起基本上改为夜袭。

空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专门对英作战的第2和第3航空队，并组织施通普夫大将麾下第5航空队（驻挪威）的协同动作。我们已经在漫长的海上飞行和实施夜袭方面积累许多经验，而它们只是证明一个事实，即这种形式的战争已经让德国空军的能力发挥到极限。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用尽最后一滴汽油飞回机场，或者依靠仅有的一台发动机飞越数百千米海洋是什么样的滋味。因此，我们必须对在寒冷地带和在英国夜间战斗机的威胁下执行这种战斗飞行任务的空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上述作战任务的总体原则是：根据对英国战争经济的重要程度选择目标，使用大型飞行编队实施攻击，然后通过骚扰性攻击，增加清理工作的难度；只有得到最新的航摄照片和最详细的地图材料，明确具体目标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军事领域和军工技术领域的重要性之后，才发动攻击；还要向参战的所有飞行编队和单独行动的空勤组详细通报情况，并由航空军指挥部、航空队司令部或空军总司令部核查。我们选拔一批最优秀的轰炸机空勤组，先于主力飞抵目标实施侦察和照明，他们的任务与后来名噪一时的英国“探路者”（Pfadfinder）大致相同。有关战果的报告还要通过航空照相加以核实。除了距离、导航和天气造成的困难之外，敌方反制措施的力度在每个星期都会变得更大。

我们逐渐适应了这一切；只要无线电设备完好无损，就算万事大吉，但如果它们失灵，那么在恶劣天气和大雾中引导完成战斗任务后返航的轰炸机回到任何一个合适的机场，对全体地勤人员都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即使他们全力以赴，用尽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也不一定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机腹在海岸上迫降，飞往以新勃兰登堡为代表的西德地区或中德地区，或者让空勤人员跳伞逃生，都是至少可以保住他们性命的救援手段。有趣的是，飞行员在布鲁塞尔一带弃机跳伞之前会对飞机进行适当的配平，让无人驾驶的飞机耗尽储备燃料之后在像佩勒贝格或施滕达尔这样的地区着陆。

这是一块让所有飞行联队啃了许多个星期的“硬骨头”，而除了潜艇和小型舰艇之外，全体陆军和海军都有机会进行休整，并为未来的不测事件做准备。在此期间，空军投入全部可以动用的兵力，攻击伦敦、朴次茅斯、南安普顿、普利茅斯、布里斯托尔、利物浦、赫尔、贝尔法斯特等供应港口，伯明翰、考文垂、曼彻斯特、谢菲尔德、格拉斯哥等军事工业中心，并抓紧在各个港口的入口处空投水雷，从而给大不列颠的物资供应制造困难，并推迟其重新武装的进度。尽管目标众多，还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集中兵力。

进攻性军事行动只中断过几天。总体而言，气象条件对作战进程有决定性的影响。空袭次数从8月和9月的高峰开始，逐渐减少到1940年12月的低谷，然后从1941年1月再度增加到4月的高峰，直到6月大幅度减少。从各部队的作战报告和航摄照片来看，战果应该相当可观。然而，正如盟军后来的错误判断一样，我们也把轰炸效果估计得太高。炸弹命中的效力固然无法否认——航摄照片可以作证——但即便是重磅炸弹的摧毁能力也终究是有限的，不足以造成毁灭性打击。更好的办法是使用燃烧弹，可以在较大的目标区域投下数千枚甚至数十万枚燃烧弹，点燃和烧毁高爆弹命中但未能彻底摧毁的目标。防御迟早能跟上进攻的步伐。人们也能学会对这样的暴风骤雨习以为常——通过每个人的齐心协力，加固和修缮受损的建筑物，可以取得原先在理论上公认不可能的成就。那时候，针对同一个目标倾泻大量弹药，直至寸草不生，就像不断重复攻击同一个目标一样，都是史无前例的特殊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削弱英国军工生产潜力的预期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后来的事实证明，要真正打败一个坚韧不拔和军事工业潜力雄厚的民族，不但需要一支强大的空军夜以继日地连续实施攻击，而且要持续数年越来越猛烈的恐怖性攻击。异常辉煌的战果纯属机缘巧合之下的例外情况，例如1940年11月对考文垂的轰炸。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人们问过我一些关于轰炸考文垂的问题，而这座城市遭受的破坏令英国人群情激愤也在情理之中。我在纽伦堡声明，考文垂作为英国的“小埃森”（Klein-Essen）确实列在目标清单中，其军工设施的位置也精确标在地图上。这场攻击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战果，不仅是因为飞行距离较短，轰炸机编队可以在同一个晚上出动两三次，还因为气象条件和照明条件非常理想，有利于仪器的导航和瞄准，更是因为防空力量不够强大。即使是精确轰炸，也难免造成令人极其遗憾的副作用，而每一场大规模轰炸更是根本无法避免。火光和烟云导致不可能精确地瞄准和投弹，每一轮投弹又会因为散布规律造成整个弹着区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最终波及绝不应该成为攻击目标的地点。军人在发表和平主义言论的时候，经常受到人们的嘲笑，但他们的真实情感不应该受怀疑，毕竟有责任感的军人才是一个民族在这个领域的领导者。自古知兵非好战，既然他们掌握现代战争武器的知识，就当然知道一场全民战争将有多么恐怖。

请允许我再次提醒读者，德国政府曾经希望宣布空中战争违反国际法，因此攻讦这场空中战争的指挥者是搞错了对象。我想在此重申，尽管空军总司令部下令把纯粹的恐怖性攻击作为个别情况下的报复措施，可是航空队淡化了这道命令的执行，并把它限定在重要的军事目标上。我还要在这里明确指出，对不设防城市的第一场攻击是英国空军发动的，顺便说一句，这一点也得到英国战争历史学家们的证实；另外，德国统帅部并不情愿实施报复性攻击，例如9月对伦敦的那种攻击；然而，随着同盟国变本加厉地发动攻击，我方有必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实施报复。

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某种动机，空袭大不列颠的次数逐渐减少，而我作为在即将到来的对俄作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航空队司令之一，起初也不知道这些动机是什么。

到这时，攻击英国的飞行任务已经让我比以前有更多机会去考虑部队的休整补充、官兵的需求和气象条件，这固然令我大为宽慰，但航空队肩上的重担却几乎没有任何缓解，直到1941年5月才开始明显减轻。然而，我下令1940年12月24—26日和31日不对英国发动攻击，并一心以为对方会桃李相报，只可惜这是一厢情愿。我感到自己罪不可逭，无论是这件事，还是后来的另一些事情，我的行为经常出于人之常情。尽管我背负的罪名是在指挥战争时违反人道主义，并因此被判死刑，但我还是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也不相信有人能提出反对。

1941年新年前后的几天休假，是我在整场战争期间仅有的一段假期，却没有带来期待的宁静，因为我下属的几个航空区内有一些德国城市遭到猛烈轰炸。我中断休假，飞到荷兰，与夜间战斗机部队举行了一场纲领性的严肃讨论。卡姆胡伯将军和法尔克上校是当时在场的最高级夜间战斗机指挥官。我给他们撂下两种选择：要么从根本上实现转变，要么干脆解散夜间战斗机部队。我保证考虑和满足与会者提出的一系列个人要求，其中大部分是合理的，但要他们拿出实实在在的战果作为满足要求的回报。这次谈话结束后，我一直与夜间战斗机部队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卡姆胡伯的组织下，富有作战经验的法尔克和一批令人难忘的飞行员，例如中尉军衔的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亲王和后来成为夜间战斗机王牌的施特赖布上尉等人，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用事实证明夜间歼击航空兵是一个令英国人闻风丧胆的防御兵种。作为“夜战之父”，我从未缺席他们组织的任何一场重大官方活动和业余活动。击落敌机的数量相当可观。这种值得称赞的改善首先得益于技术领域的进步。地面雷达装置不间断地记录来犯飞机的踪迹；探照灯与雷达装置一起整编成一个探照灯师，成功地实现“明亮的夜战”（helle Nachtjagd），而安装在战斗机上的雷达装置保证“黑暗的夜战”（dunkle Nachtjagd）也能赢得胜利。夜间航空军成立后不久，英国的夜间轰炸机部队便改为经海上接近我方目标，这件事进一步证明夜间战斗机的威力。

从这几个月直到1941年，英国对德国本土的攻击确实造成了一些破坏，并在波及的一些地区引起短时间的混乱，但从未取得重大战果。敌人遭受的损失相当可观，但很容易弥补。他们加大力度对荷兰和比利时两个航空区的地面设施实施夜间攻击，可以印证我们先前攻击英国地面设施的效果，两者都以失败告终。英国人也不在晴朗的白昼实施轰炸。相反，他们会派出一些战斗机巡弋，有时还侥幸有所斩获。我手下优秀的第1航空军军长格劳尔特航空兵上将 ⁵² 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敌机突入我方占领区的次数越少，我方高射炮手越容易变得神经质。1940年圣诞节与1941年新年之间的某一天，我前去奥斯特坎普将军的战斗机指挥部拜访他。当我那架小飞机冒着纷纷扬扬的小雪降落时，狠狠地挨了几发2厘米高射炮的炮弹，这完全有理由让我大发雷霆。我无法接受所谓的当时有报告称一架“英国轰炸机”正在逼近的借口，更不能接受那是“陆军的防空炮火”这个听上去有些荒唐的理由。无独有偶：1942年的一个夜晚，意大利高射炮手又在突尼斯附近把我的“鹳”式飞机当成一架英国轰炸机，并开炮射击，幸运的是他们高估了飞机的速度，设置的提前量偏大。

回想起来，英格兰空中战役的整个过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这是一场不断追求正确决策的斗争，而接到的命令并非总是适应当前局势、个人意愿和严酷条件，导致这场斗争变得异常艰难。由于种种原因，我自己也感到不满意。

那么，从策划和效果的角度来看，这场空中战役算不算一场失败呢？

西方战局的迅速结束让德国统帅部面临一种始料未及的局面。这是他们第二次，并且用一种特别明显的方式表示自己没有长远的战争计划。如果没有为下一个步骤奠定必要的基础，没有明确目标，只是被事态的发展牵着鼻子走，绝不是什么好事。无论希特勒对英国的态度出于什么原因，我都敢肯定他在那几个月里从未认真考虑过攻击英国本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场同英国的空中较量应运而生，它并非势在必行，只是为了显示某种“莫须有”的意志。这肯定会影响作战的进程和战果，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还有一个无可否认的关键事实是，战果在许多情况下未能达到预期水平。然而，所谓德国空军输掉英格兰空中战役的说法是荒谬的。考虑到当时局势的发展状况和可以参战的飞机数量，以及即使在最恶劣的气象条件下也能长期使用的飞机数量，任何批评都必须作罢。

如前所述，历史无法证明所谓的德国空军战败和未能完成其任务，导致不得不放弃登陆（“海狮”行动）的说法。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对英国的连续轰炸就不可能在“海狮”行动取消之后再持续九个月之久。同样，德国空军遭到强大防空力量的抵抗，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图，导致登陆夭折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另外，还有一种纯属子虚乌有的说法是：1940年9月15日德国遭受高达185架飞机的重大损失，注定“海狮”夭折的命运。鉴于9月15—21日损失的德国飞机总共只有120架，英国人所谓一天之内损失185架飞机的说法很可能是蓄意夸大。事实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海狮”行动计划，为了填补下一个作战方案（俄国）付诸实施之前的空档，德国空军“被动地投入战斗”（batailliert）。然而，在充分肯定自身成就和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只是行至中途，离目标的实现还相去甚远。只要拿为期十个月的英伦空战与同盟国为期三年的德国之战做个比较，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个论断并不是负面评价。

温斯顿·丘吉尔认为，9月底以前的空战是德国在为“海狮”行动做准备，而这种说法也在德语出版物中屡见不鲜。以下是反驳它的几条理由：

（a）戈林在所谓的“海狮”行动预定日期的前几天里连续下达数道命令，向第2航空队和第3航空队布置的一系列任务基本上与“海狮”行动无关。

（b）航空队司令一如既往地被排除在“海狮”的策划和筹备工作之外。

（c）德国9月5日的命令指出，对伦敦的空袭不是集中攻击政府中心，而是主要针对泰晤士河沿岸的设施，后者虽然是很有价值的目标，但对它们的攻击与登陆的意图几乎没有直接联系。

（d）希特勒在第17号训令中提到的准备阶段为期一个星期。鉴于起初设想的最短准备期限是五个星期，仅此一项便足以证明，他从未认真考虑过这项行动。

丘吉尔（第291页）称，英国人在法国面临的劣势是1∶2—1∶3，敦刻尔克战役期间甚至达到1∶4—1∶5。这些数字可能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我相信德国飞机每天出动的次数较多（每架轻型飞机每天可达3—6次），很可能造成视觉上的假象。不幸的是，战斗机之间很少出现传统意义上那种交战。对我们有利的一点是，作为 攻击一方 ，军事行动通常可以按计划进行，而英国人不得不因敌而动，从而导致分散和浪费兵力，丧失赢得胜利的机会。他们的侦察和指挥设备也或多或少会受到干扰。

8月20日，丘吉尔告诉英国议会， 经历过所有的战斗之后 ，英国战斗机部队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这句话必须从心理方面加以解读，因为在我们看来，截至那时尚未发生重大空战。更何况，按照我方的经验，即使平均损失率高达30%—50%，也能保证按期得到补充。丘吉尔在第284页称，经历过几个阶段之后，“戈林无计可施，只能改为对伦敦和工业生产中心的狂轰滥炸”。另外，“（9月底之后）德国人把集中攻击改为四面出击”。这些话暗示，我们是在某种程度上被迫放弃既定的作战计划。然而，后面提到我们多次分兵原因的一句话，才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因为他们可以集中庞大的兵力对付我们，并用伪装和欺骗措施掩盖真正的攻击地点。”战术上的机动灵活绝不是实力薄弱的表现。我们能在面临最不利的气象条件和抵抗的情况下避免严重削弱己方的军队实力，在这场空中战役中几乎始终以基本不变的兵力不断进攻；1941年6月结束进攻以后，又在英国上空积极活动的同时动用强大的兵力投入俄国战局，并在几个月内取得重大战果，这个事实足以显示我们的实力和信心。

丘吉尔说英国皇家空军“远未一败涂地，反而高奏凯歌”，我欣然同意他的溢美之词。毫无疑问，英国飞行员的勇气和技巧、整个防御体系在新的技术方法面前堪称典范的响应能力，都值得这样称赞。另一方面，我不能接受所谓的德国空军在7月、8月和9月的第一轮交锋以决定性失败告终的说法。主动中止一场正在顺利进行的战役，与遭受决定性的失败绝对是两回事。英国官方小册子《不列颠之战》里面就有最好的回答：“这可以解释德国人为了实施他们的下一阶段计划，为什么几次在当前的进攻方式 即将收获回报，从而能继续坚持下去的那一刻 放弃它。”

总之，双方在这场斗争中势均力敌，你追我赶地履行着自己的最高职责。

[1] 原注：这些数据摘自鲍姆巴赫的著作《太迟》（ Zu Spät ）。普勒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比勒费尔德，1951年版）中给出第2航空队和第3航空队的总实力是1361架轰炸机和1308架战斗机。本书作者认为，这1308架战斗机应该是把正文所述的400架尚未交付的战斗机也计算在内。

[2] 原注：丘吉尔对9月11日局势的看法，体现在他当天发表的广播讲话里，这里摘录其中部分内容：“……进攻随时可能开始。——有一件事确定无疑，希特勒不能再推迟他的入侵计划了——因此，我们必须把下个星期看作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完全可以拿它和当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逼近英吉利海峡，即将遭到德雷克迎头痛击的时候 ⁵⁰ 相比，也可以和纳尔逊在布洛涅为我们挡住拿破仑大军的时候相提并论……” 7BwCl8a818F8m849us1p1SYPl4KbQaDkVMZH4hb+5aZDupalBtJko50PWof/Y0u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