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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胜利之后，更须系紧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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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却没有遵守这条基本法则。即使他相信确实有外交谈判的可能，我们这些军人还是无法理解在战争结束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局部复员陆军的做法。即使有人从中推断出希特勒至少当时不愿意与英国发生武装冲突，也无意把战争扩大到东方，他也一定知道，一支强大和做好战斗准备的军事力量才能最有效地推动外交谈判。单纯依靠没有复员的空军，不足以达成同样的效果。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前两场战局的经验证明空军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飞机、高射炮和高射炮弹的采购直到1941年10月初才整合成一个优先的采购计划。众所周知，飞机的采购需要较长的启动周期，因此，提升产能和启动新型号的准备工作不可能开始得足够早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们这些身处前线的指挥官无法想象希特勒打算怎样与英国人达成协议，因为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时间白白流逝，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在越来越激烈的海空战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休整部队。
我当时不得不更深入地研究海空战，并从第9航空军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个军几乎专门负责实施这种类型的空中战争。在多次会见优秀的军长克勒将军并视察其部队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老水手们具有高超的飞行技能和丰富的想象力，也听他们讲述过一些真实的“海员历险记”（Seemannsgarn）。这个军的重型飞机部队除了负责监视整个英格兰东海岸的航运交通之外，还要在航运路线上和港口的入口处敷设水雷，并通过高空轰炸或鱼雷攻击直接打击同盟国舰船。在航空鱼雷这件事情上，空军总是无法摆脱海军的制约。这不难理解，因为海上航空兵是海军的附庸，却不隶属于海军；然而，我们未能研制出任何一种与飞机性能相匹配的鱼雷，也给空军指挥机构造成很大压力。我们早在1940年就应该提出自己的建议，为速度快和机动能力强的飞机配备能在高速状态下投掷的鱼雷，更应该在与海军打交道的时候更坚决地捍卫它。海上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当时驾驶着自己那慢吞吞的“老爷车”（Schlitten）——我认为He 111也在其列——迎着令人望而生畏的防空炮火从低空接近敌方舰艇，越过其上空后还要冒着军舰舷侧火力的追击飞走，这样英勇的壮举足以让任何人肃然起敬。
相比之下，航空水雷也是由海军研制并提供给我们的，情况就比较理想。每一种矛都迟早会遇到它的盾，航空水雷当然也不例外。令人欣喜的是，我们总能领先一步列装新型号的水雷，只要发现敌人有能力清扫某种水雷，就立即改用新的型号，让敌人损失大批舰船或者彻底阻塞航道，直到使用更新型号的下一个回合比赛拉开帷幕。
就这样，我们从可设定为一艘或多艘舰船的磁场强度引爆的磁性水雷，一步步切换成可在不同磁场强度和噪音类型之间调整的声磁水雷。
姑且不考虑下一步的政治动向，空军总司令部批准成立“比利时”航空区和“荷兰”航空区，前者在精明强干的勒布将军死于飞机失事后，由我的老朋友巴伐利亚人维默尔航空兵上将指挥 44 ，后者由原海军飞行员西堡航空兵上将指挥。与此同时，对空观察勤务和报知勤务以及四通八达的通信网也开始动工建设。有了荷兰和比利时这两处前沿阵地，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比过去更从容地抗击英国人势必发动的更猛烈的空袭。
上述各项工作的真正意义，直到7月中旬我的航空队接到准备实施英格兰空中战役 45 的命令以后才显现出来。为了在海峡沿岸部署轻型飞机联队，我有时会亲率部下勘察地形，只是尚未收割的庄稼妨碍我做出无可争议的判断。新成立的两个航空区以及配属给它们的帝国劳动勤务营想方设法保证全部机场都在8月初之前投入使用，并备齐这场大规模进攻所需的弹药和燃料。各飞行联队刚刚在机场上安顿停当，就要马上起飞执行首次战斗任务。相比之下，高射炮兵的日子显然更轻松，他们早已与空军通信兵一起各就各位。
除了上述工作和考虑之外，第9航空军和芬克上校指挥的第2轰炸机联队还“在武装侦察的过程中”成功实施战斗飞行，打击海峡内和周边港口的英国航运，但这也向奥斯特坎普将军手下的战斗机飞行员和驱逐机飞行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这个阶段，我们只能严重干扰进出英国的海上航运，还不能将其彻底切断。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空袭训练轰炸机飞行员，让他们适应自己的新任务，并为海空战制定基本原则。我们还不时空袭英国的各个军工厂，特别是雷丁、维克斯、阿姆斯特朗的飞机制造厂 46 ，但与英国人在汉诺威、多特蒙德等地的做法不同，我们的空袭不针对城市。敌人使用维克斯的“惠灵顿”式飞机闯进我军占领区，遭受相当惨重的损失，以至于一度中断这种飞行；英国战斗机部队的状态也依旧在最低谷徘徊。
1940年7月19日，我在柏林国会大厦的现场。国会大厦的那场演讲和其间宣布晋升我为元帅的插曲让我们大为宽慰。我们觉得希特勒的和平提议相当郑重而诚挚，并认为英国有可能做出让步。怀着这种印象，我们7月20日在卡琳庄园 47 庆祝这一轮晋衔。我问戈林：为什么我们空军的元帅不是单独起名“Luftmarschall”，而是用现成的“Feldmarschall”？他回答说：这是为了让空军和陆军的这一级将领完全对等。这个答案令我很惊讶。我坦白承认，姓名前面若是冠以Luftmarschall，会让我觉得高人一等，因为这个名称凸显出我的服役经历非同寻常。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些陆军军官认为空军的元帅根本不配与陆军的元帅相提并论。而我至今仍然坚信的是，倘若不是希特勒认为有望结束战争，那么我们谁都不可能在西方战局结束后成为Feldmarschall。
我身兼陆军和空军的军官，战争后期还同时统领着航空队和集团军群，因此，我相信自己有资格评判具体某一位指挥官承担的责任。首先也最重要的一点是，战绩是根据战果来评定的。不可否认，空军在陆军的作战行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空中战争在战役和战术范畴内的胜利也足以决定整场战局的胜负。至于指挥机构和指挥决策，它们在不同的空间层面上发挥作用，也就不能相互比较。因此，谈论哪一个指挥机构“更有价值”或“更没有价值”是错误的，只能说承担的责任不一样。长期以来，各国海军的指挥机构一直是空军指挥机构效仿的榜样。与陆军相比，这两个军种指挥机构的业绩更多取决于技术方面的因素。毫无疑问，策划一场战略性空中战争或空中战役需要博大精深的知识和深思熟虑，虽然考虑的事情不在同一个空间层面上，但是涵盖的重点专业学科并不比陆军的策划工作少。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除了具备战略性空中战争的特殊知识之外，在陆军作战区域内或海战中使用航空兵还需要深入了解构成武装力量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要素，并有换位思考的能力。一个决定的对错能在最短时间内转化成战场上的胜负，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指挥官肩上的责任是多么不同寻常，更何况还要考虑技术的局限性和局势的瞬息万变。评价一位指挥官够不够资格晋升元帅的依据只能是战绩，至于他来自哪个军种，无论陆军还是空军，连问都不应该问。不过，我要向所有的空军元帅发出一个呼吁：“不要埋头做片面的技术员，而要学会从武装力量整体的角度去思考和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