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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的兵力部署，陆军编成B、A和C三个集团军群，A集团军群负责主要突击（冯·克莱斯特的装甲集群在阿登高原实施突破）
·1940年5月10日凌晨5时35分开始进攻，并在荷兰（鹿特丹等地）实施空降
·1940年5月11日，比利时境内的重要屏障埃本·埃马尔要塞陷落
·1940年5月14日，荷兰投降
·1940年5月17—24日，德国坦克突破到海峡沿岸，阿图瓦、佛兰德地区和敦刻尔克的包围战役
·1940年5月28日，比利时投降
·1940年6月4日，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撤离完毕
·1940年6月5日，B集团军群进攻塞纳河沿岸和马恩河下游
·1940年6月9日，A集团军群进攻埃纳河上游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参战
·1940年6月14日，C集团军群沿莱茵河上游的战线转入进攻
·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
·1940年6月16日，贝当元帅组建新的法国政府
·1940年6月22日，停战协定生效
部署在广阔地域内的两个陆军集团军群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再加上空军为他们提供的机动灵活和卓有成效的支援，在短时间内把波兰打得一败涂地。如今到了西线，我们将要击败的对手换成两大强国的军队，他们还得到有利地形和筑垒化阵地的有力支援，战况又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展望未来，我充满信心。陆军和空军都通过波兰战局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德国各军兵种从中得到的经验是其他军队望尘莫及的。这场战局堪称一所无与伦比的学校，让指挥机构和基层官兵都受益匪浅。我坚信，发动进攻之前，还有足够时间把这些经验贯彻到最基层的分队当中去，并填补物资装备方面的缺口。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过去四个月里表现出一种观望态度，几乎可以看作是懦弱。
通过第2航空队前任司令费尔米航空兵上将对我这个新岗位的介绍，我发现这个航空队的战备工作极其优秀。鉴于敌方的表现并不活跃，我们只是适当地实施侦察和攻击海上舰船。
第2航空队编成内现有和将要编入的单位有：
第2高级通信指挥部
第122远程侦察机大队
凯勒航空兵上将指挥的第4航空军
冯·里希特霍芬航空兵上将指挥的第8航空军
克勒航空兵上将指挥的第9航空军（1940年5月23日起） 38
格劳尔特航空兵上将指挥的第1航空军（1940年5月15日起）
施图登特航空兵上将指挥的空降军
奥斯特坎普将军 39 指挥的第1战斗机指挥部
德斯洛赫中将指挥的第2高射炮军
施密特中将指挥的（明斯特）第6航空区
沃尔夫中将指挥的（汉堡）第10航空区
第2航空队奉命配合冯·博克大将的B集团军群和卡尔斯海军上将的海军北方指挥部作战，B集团军群编成内有冯·屈希勒尔大将的第18集团军和冯·赖歇瑙大将的第6集团军。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忙于接管工作和飞行视察。第一次出行是拜访B集团军群司令部，因为我发现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够密切，这有悖于我的想法。冯·博克大将看到我出现在原本属于费尔米的岗位上时颇感意外，但想到能够续写经历过战斗考验的战友情谊，也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一致认为战局计划可能会有所修改，但不会对我们的讨论结果构成直接影响，后来于2月中旬接到的命令也确实如此。我重新向冯·博克通报航空队的编成和作战任务，并向他保证我们不会辜负他的期望。我更郑重其事地谈到两件事情：第一，第18集团军的装甲兵必须在三天之内与施图登特航空兵上将的空降兵会师于鹿特丹市内或附近；第二，陆军的先头部队必须在第一时间与降落在阿尔贝特运河桥梁上的滑翔机小分队会师，因为后者的战斗力过于薄弱，无法长时间坚守所夺占的桥梁。冯·博克大将表示，他非常担心自己能不能满足上述这个“鹿特丹的最后期限”的要求。当我明确指出空降军的命运乃至整个集团军群的作战都取决于陆军摩托化部队能否及时到达的时候，他向我保证他将尽力而为。我也向他保证第2航空队将提供最强有力的空中支援，从而帮助他兑现这个诺言。为了与火速冲向鹿特丹的第18集团军这部分兵力保持接触，作为其左侧友邻的B集团军群各部，尤其是第6集团军，必须全力向前推进，进而也为冯·伦德施泰特大将指挥的A集团军群在更左侧向法国军队发起决定性进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在第8航空军，我发现该军已经与第6集团军和赫普纳装甲军达成最完美的一致意见，而这个印象在我后来拜访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时候得到证实。该集团军的参谋长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闻名遐迩的保卢斯将军，他向我介绍情况时表现出的冷静和清醒让我印象颇佳。由于与他搭档的司令是精力充沛的冯·赖歇瑙大将，这里的战事不可能遇到挫折。
第4航空军主要负责实施远程作战，其任务包括向空降军提供远距离的空中支援，压制敌航空兵的地勤组织，监视并打击敌方腹地的运动，以法国所在的左侧作为关注的重点区域和方向。
第9航空军尚在组建，正在接受空投水雷和鱼雷的训练，预计将在1940年4月底或5月初做好参战准备。
航空队直属的远程侦察机大队（F. 122）已经开始以海上侦察飞行等方式执行其未来的任务。这个大队具有较高的素质，工作卓有成效。他们遭受的损失令人非常惋惜，但尚能接受。
空降军编有第7航空师、第22步兵师、航空运输部队、一批运输滑翔机等，空降行动的战役战术细节都由希特勒亲自敲定，施图登特将军尽可能耐心细致和富有想象力地让这场行动准备就绪。在技术和战术领域的艰难革新工作中，一批深受部下爱戴的基层指挥官（科赫上尉、维齐希中尉等）给予施图登特的支持堪称典范。
尽管我在空降作战方面并不是纯粹的新手，但在敢于提出技术和战术上的建议之前，还是要先学习各种各样的新东西。只有提出纯粹的战术设想和下达命令的时候，我才更有发言权。与此同时，我还高兴地看到少将冯·施波内克伯爵在指挥作为空降师训练的第22步兵师，他是一位有见识、精力充沛和才思敏捷的指挥官，也对空降行动的飞行特点表现出必要的理解 [1] 。
奥斯特坎普将军是一位久经考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鹰”（Weltkriegsadler），他的任务是通过作战飞行提高手下战斗机飞行员的水平，并在航运途中和着陆时掩护实施空降的容克式飞机联队。这同样是一个新领域，需要高超的飞行技巧、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战术洞察力，并能得心应手地掌握三维空间。
第2高射炮军仍然在努力克服仓促组建遗留下来的困难。德斯洛赫将军原先既当过骑兵，又当过飞行员，具有丰富的陆战经验，能够按照陆军的意图有效协调高射炮兵的行动。想要把高射炮部队编入任何一支行军纵队当中都绝非易事，任何一位陆军指挥官都不愿意看到他的部队里面有其他人掺进来，也没有人愿意跟在高射炮后面行军，但当空中和地面发生战斗的时候，每个人又都希望及时得到高射炮的支援。对此，我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并做出妥协，而结果并非尽如人意，事实证明有时我是在帮倒忙。
结束对各个司令部和指挥部的第一轮飞行访问和视察之后，接下来是从2月到5月初连续忙碌的十几个星期，充斥着与各级参谋部讨论作战任务和指挥事务的会议、与部队一起进行的图上作业和兵棋推演、在野外和空中实施的实战演习和操演。这样的三个月下来，我已经充分摸清下属的情况。部队换装He 111（第4轰炸机联队）和Ju 88（第30轰炸机联队）的重新训练在一度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告完成，各级首长和部队都深入钻研自己的首要任务，并与陆军的相应首长充分统一意见。1940年5月8日，我出席空降军的最后一场讨论会，该军所有独立行动的指挥官悉数到场。所有疑虑都已打消，但指挥关系在我看来还是有些复杂，尤其是因为施图登特将军不想放松对第22步兵师的掌控。再加上希特勒和戈林经常在空降行动的准备工作中指手画脚
，在某种程度上把施图登特将军当作他们的直接下属，而施图登特将军又欣然接受这种地位，导致指挥变得更加困难。战斗打响后几个小时内的事实明确显示，航空队作为唯一能发挥作用的主要枢纽，不得不更深入地干预空降行动的指挥。
如前所述，施图登特将军想亲临前线指挥。更好的做法是他在战斗刚打响的时候留在后方指挥所里，直到事实允许从一个前方指挥所统率两个空降师的情况下，才接管战场的指挥权。当然，第7航空师应当有自己的指挥参谋部，单独为它组建一个也不是什么难事。另外，还有一些令我担心的问题。Ju 52作为运输机虽然有明显的优点，但是也存在严重的缺点：没有防弹油箱，只是临时用来搭载空降兵，自卫能力薄弱，航程也不够。着陆场上空的交通需要在数小时内严格遵守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战斗机要保证长达数百千米航线的安全，这对于飞行时间较短的Me 109几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奥斯特坎普将军和他手下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预先轰炸荷兰各个机场与空投伞兵在时间上的协调，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除此之外，5月9日傍晚，空军总司令部还神经兮兮地下达一道命令，要我出动两个重型轰炸机大队攻击突然出现在荷兰海岸附近的敌方舰艇，由于我当时不在场，我的参谋长未能让他们收回成命。其实，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伞降可能受到干扰，无法按计划实施。然而，我在重大事件发生之前的一贯做法是平静和充满希望地等待，后来的几场战局中也经常是这样；我们这些卑微的地球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能否顺利实施，只能仰仗上帝保佑，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开战之初的军事行动完全按预定计划进行。第一批捷报传来，称已经攻克阿尔贝特运河上的桥梁和埃本·埃马尔要塞，准时在穆尔代克附近的马斯河大桥和鹿特丹机场上空跳伞并夺取这两个目标，听到这些消息让我不禁长舒一口气。
接下来可谓风云突变，关于Ju 52在海牙以南海岸实施机降的报告相当含糊，一位空中运输联队的联队长口头报告在鹿特丹—海牙公路干线上降落时，遭到敌方从地面和空中的攻击，鹿特丹机场周围爆发新的战斗，导致后续不断着陆的飞机遭受较大损失，情况的瞬息万变让我和空军总司令部都很不满意。我的作战参谋亲自飞去侦察，终于带回来关于鹿特丹附近局势令人放心的消息。空降军发回的报告显得非常迟疑，无线电通信只有在每一次要求提供支援的时候才会变得密集和响亮，但仍然闭口不提第22步兵师的处境。不久，航空队派出的空中侦察发现占领海牙机场的行动未能成功。5月13日上午，施图登特将军多次请求轰炸机支援对鹿特丹市内敌军支撑点的进攻，重点是伞兵未能攻占的几座桥梁。时间：14时整 41 。空袭应要求实施，大获全胜并最终导致荷兰于1940年5月14日投降。
我们赢得的军事胜利有多么辉煌，荷兰人在战后指控我和戈林的罪状就有多么严重，并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一再提出。关于这件事，我还要指出，轰炸机联队起飞之前，我和戈林曾在电话里就施图登特要求的轰炸应该怎样实施，乃至这样的轰炸到底有没有必要激烈争论长达几个小时，其结果是，我反复提醒那位联队长要特别注意战斗地域出现的信号弹和识别标志，并与我和空降军的无线电台不间断地保持无线电联系。局势之所以变得如此紧张，是因为自从上午与施图登特的通话结束后，无线电通信即告中断，这不仅意味着航空队无法得知鹿特丹市内和周围的战况，还造成有可能误炸友军的危险。当时，无论航空队司令部还是集团军群司令部都不知道，施图登特已经开始与荷兰人谈判，他本人身负重伤，并把指挥权交给装甲军军长施密特装甲兵上将。作为一名老兵、炮手和飞行员，通信中断对我来说有如家常便饭，尤其是在战斗最关键的时刻。正因如此，我才会事先反复提醒那位联队长，从而避免他手下的第2轰炸机大队向城市投弹。那位联队长关于这起事件的报告如下：
我当时指挥的第54轰炸机联队，奉当时还是少将的普齐尔命令，前往鹿特丹支援施图登特将军的部下，把荷兰人从城内的某些地点赶走，他们正在那里纵射马斯河上的几座桥梁，阻止施图登特的部下继续前进。为此，需要轰炸的各处目标都标明在一张地图上。
起飞前不久，航空队向联队通报施图登特已经要求鹿特丹投降的消息，并下达相关的命令，一旦鹿特丹确实在此期间（接敌飞行的途中）投降，就改为轰炸备用目标。出现这种情况的标志，是从鹿特丹城外马斯河河心的小岛 42 上发射红色信号弹。为了执行这项任务，我们联队划分成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纵队。浓密的烟雾使能见度变得很差，再加上联队得到严格命令，只准攻击地图上标明的那部分区域，于是我们不顾地面的防空炮火在大约750米高度投弹攻击。——我率领右纵队，因为马斯河那座岛的上空没有任何红色信号弹的迹象，所以攻击按计划进行。
炸弹精准地落入命令规定的区域。第一批炸弹落下之后，地面防空炮火几乎彻底停止。——当时中校军衔的赫内率领左纵队，他观察到有红色信号弹从马斯河的岛上升起，于是改变航向，攻击备用目标。
我着陆后用电话向普齐尔将军报告这次飞行情况的时候，他问我，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岛的上空有红色信号弹。我告诉他右纵队根本没见过，但左纵队确实见到一些零星的信号弹，并问他鹿特丹有没有投降。然后，他告诉我，我们与施图登特将军的联系又一次中断，但鹿特丹显然还没有投降，联队要立即再次起飞实施同样的攻击。
整个联队又一次起飞，但在途中被无线电召回，因为鹿特丹已经投降。最后，我要声明的是，这次飞行任务明显属于战术行动，即空军对地面部队的支援。
鉴于这份证词在国际上的重要意义，我认为有必要引用其中的主要部分，尽管它与我自己的陈述在某些内容上有出入。另外，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和当时在鹿特丹的伞兵的个人陈述，我想补充说明：轰炸一座城市的守军是国际法允许的，在战术上是炮火支援的延伸。炸弹确实命中了目标。破坏的发生主要来自火焰的燃烧效果，火势又借助燃料和油脂的泄漏和燃烧进一步蔓延。利用战斗的间歇期，火势原本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有件事情也许会让人感兴趣，西方战局开始的时候，第7航空师还没有完成全员的跳伞训练，于是只能有一部分参加伞降作战。参加空降行动的主要是4500名伞兵，其中4000人在荷兰伞降，500人乘坐滑翔机降落在埃本·埃马尔要塞附近；其余人员乘坐容克式飞机和水上飞机实施机降。
5月13日中午，为了支援冯·克莱斯特的装甲集群强渡马斯河，第8航空军转隶负责支援冯·伦德施泰特集团军群的第3航空队。至此，第2航空队编成内主要剩下第4航空军和第2高射炮军，只有更密集地出动，才能有力协助第6集团军和第18集团军左翼艰难地跨过河道纵横的各处地段，粉碎法国坦克大大小小的攻击，例如5月14日在让布卢，并有效支援我军各师在勒芬和阿拉斯与英国远征军交战。航空兵的有生力量在人员和物资两方面都遭受巨大的消耗，实力下降到30%—50%。部队转移到更靠近前线的机场对于每天的总飞行架次数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越来越严重的损失无法以同样的速度得到补充。
比利时军队于5月28日投降后，我希望英国远征军很快也束手就擒，特别是考虑到我手下航空兵部队的利益。鉴于装甲兵和航空兵之间出色的协同动作、德国军队的杰出指挥和快速部队的强大实力，我估计这只是几天之内的事情。当我的航空队奉命在几乎没有陆军参与的情况下单独消灭英国远征军余部的时候，虽然我可以把这看作是对我们迄今为止所获成就的奖励，但更多是感到惊讶。空军总司令部一定很清楚我的飞行员不间断地执行对敌作战任务近三个星期之后是什么状况，不应该下达这样一个没有新锐兵力补充就无法完成的任务。我非常明确地向戈林表达这个观点，并表示，即使得到第8航空军的支援，这个任务也无法完成。耶顺内克大将告诉我，他也有相同的想法，但戈林出于某种令人费解和骄傲自大的理由，已经在元首面前夸下海口，他的空军可以彻底消灭英国人。与戈林提出这个不切实际的建议相比，希特勒要考虑的作战事务太多，接受这个建议所需承担的责任相对较小。我向空军总司令部指出，最近出现在战场上的现代化“喷火”式战斗机使我们的空中攻击变得困难和代价高昂；到最后，正是它们让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上撤离成为可能。
向他们表达我的担忧并没有让任务有任何改变——犯下错误之后拒绝承认，是出于固执还是懦弱？实力严重削弱的航空兵部队只能一点一滴地得到补充，为了完成任务已经拼尽全力；第4航空军军长把自己当作一名联队长，亲自率领他的部下出击；过度疲劳的部队还要比往常更频繁地出动，自然导致“喷火”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尽管如此，如果不是恶劣的气象条件使飞行变得更加危险，我们就不会只赢得一场普普通通的胜利。凡是亲眼看到沿海水域和海滩上遍布各种残骸和散落物资的人，凡是亲耳听过完成攻击任务后返航的战斗机、驱逐机和轰炸机的空勤人员汇报敌军撤退情况的人，都不得不对航空兵克服一切困难取得的成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对英国人的不懈努力以及他们表现出的创造力和英勇顽强赞不绝口。1940年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逃出生天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竟然有今天公布的30万人之多，当时认为漏网人数充其量不会超过10万。希特勒的决定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例如地形不利，过度磨损的坦克需要保养和修理，等等，但无论如何，这个决定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英国留下了重新组织其武装力量的机会。
只用略多于三个星期的时间（1940年5月10日到6月4日），向海峡沿岸的快速进军便令人难以置信地迅速结束了；荷兰和比利时以及英国远征军都被排除在战事之外。我们付出损失近450架飞机的代价，支援陆军赢得一场空前的战术胜利，在地面和空中击毁3000多架飞机，除此之外，还击沉或击伤相当数量的军舰，击沉50多艘、击伤100多艘商船和小艇。
5月29日，即我军攻克里尔的前几天，希特勒在康布雷机场的飞行控制室向右翼各部的司令通报他的下一步意图，标志着战局的第二阶段正式拉开帷幕。首先由各位司令简要总结过去几个星期里的军事行动，而希特勒为此向基层官兵和指挥机构表达了特别的感谢，随后讲解接下来的作战意图。他的讲话非常严肃，提到他担心法军主力可能会发起强大的侧翼突击，为了抗击这种突击，摩托化部队应当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行动期间全面做好迅速变更部署的准备。他清醒地看待局势，警告我们不要过于乐观，关于时间和地点的指示也非常谨慎。我们怀着欣慰的心情离开会场，觉得他一定妥善考虑过后续的军事行动，而他所预见到的困难之大，是我们根据与法国人作战的经验和自身的战斗表现没有想到的。
敦刻尔克的军事行动结束后，第2航空队在向南变更部署的过程中仍然不断接到要求，导致作战实力进一步削弱。首要任务是向索姆河沿岸和塞纳河下游的B集团军群提供战术上的空中支援，并为陆军的地面运动提供空中掩护。凡是像我一样从空中和地面亲眼见到过冯·克莱斯特和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在北面完成直扑海峡的快速机动之后，调头向南和东南开赴索姆河和埃纳河沿岸的人，都不禁会发自内心地为德国陆军指挥机构的应变能力和高超技艺以及基层官兵的训练水平感到自豪。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顺利进行，完全是因为德国人掌握着制空权。
我从设在索姆河北岸的一处前进指挥所里目睹第4集团军和霍特的装甲集群乘胜长驱直入塞纳河沿岸，第16和第14装甲军在亚眠和佩罗讷附近不太顺利的交战，并再次变更部署到冯·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航空兵各部队重点攻击法国人沿公路和铁路的兵力调动，摧毁桥梁，并为法国陆军的秩序瓦解和随后投降做出巨大贡献。不幸的是，尽管飞行员试图只攻击法国陆军中仍然保持建制的单位，但这些从高空和低空实施的攻击还是殃及一些混杂在军人队伍中的平民。
另外，还有一系列重要任务要执行，有时甚至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也不能中断。丢失海峡沿岸之后，英法两国之间的航运集中到更南面的港口和沿海地区，又遭到我们的沉重打击，从海上撤出英国军队的运输彻底陷入瘫痪。从1940年6月5日开始的20天内，除了2艘小型军舰之外，还有大约30万吨商船沉没，4艘军舰和25艘商船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针对铁路线和火车站的攻击也取得同样的效果，例如在雷恩和布列塔尼半岛，仅一天之内便有30列火车被毁。1940年6月3日，针对巴黎空军基地的一场大规模突然袭击中，超过100架法国飞机被击落，毁于地面上的飞机达到这个数字的3—4倍。这一次，我军空中战术的改进不仅明确体现在低空接近目标时用故意改变航向的方式迷惑对手，还表现在高空、低空和俯冲的攻击过程中。
军事行动的进展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导致法国在短时间内彻底崩溃。随着6月22日停战协定的签订，这场战局实际上已经结束。当我听说德国陆军有些部队开始复员的时候，觉得希特勒就此结束战争的希望并非空穴来风。他这样做无疑是在遵循某种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政治构想，又出于暗地里对英国人的好感，他后来不止一次表露出这种态度，而我也亲眼见到过。我记得那是在1943年，有一次我在向希特勒汇报的时候称赞英国人的战斗表现，他挺起身来，用锐利的目光直盯着我说：“没错，他们也是日耳曼人！”
[法国]投降带来的喜悦固然令人陶醉，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总结得失。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继续迈进；波兰战局的经验得到了广泛吸收，成为各级指挥机构和基层官兵的共同财富。实际战果证明这个战局的计划是正确的。同样的评价也适用于计划的执行过程。B集团军群和第2航空队齐心协力的奋斗，变更部署和集中过程展现的战术灵活性都堪称经典。近距离支援飞机部队、远程轰炸机部队和高射炮军的实战表现证明，空军的组织结构基本正确；虽然它们承担的任务多种多样，但能在关键时刻协调一致地出现在足以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地点。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集中空军的有生力量于 唯一的 目标，也是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
[1] 原注：后来，冯·施波内克伯爵因在克里米亚违抗上级命令，擅自退却而被送交军事法庭，战争结束时在盖默斯海姆被枪杀。据我所知，这是在某种恐慌状态下，执行希姆莱或希特勒下达的即决命令。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