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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应该觉得有趣的是，从未有人向作为第1航空队司令的我通报西线的兵力集结情况，希特勒9月27日批准的西线进攻计划也未向我传达。我接到的命令仅仅是让大多数部队返回航空队辖区内的原驻地，并把另一些部队转隶西线两个航空队，即驻不伦瑞克的第2航空队和驻慕尼黑的第3航空队，当务之急是让他们在上述驻地进行休整。无论作战计划几经修改，还是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我当时都统统不知情，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听别人说起。与外部消息隔绝得这样彻底，是出于希特勒的亲自要求。人们可能对这项规定有不同看法。我只在这里讨探它的种种弊端之一：不可能统筹全局进行思考，也无法充分预见事态发展的种种可能性并未雨绸缪。
但这真的是一种弊端吗？如果上级或最高级的指挥机构出现失误，导致原本平静的战线在突然来临的军事行动面前措手不及，那么确实可以这样说。而这类失误之所以会出现，多半是因为在过多事务上分心，难免百密一疏。然而，我认为这项规定的核心在于，强制要求所有级别的指挥官集中全部精力完成 唯一的一 项 任务，即他们自己的任务。回想起我在战后进行的战争史研究，我在阅读所能见到的德国战史著作时深有感触，友邻或其他战区的看法、顾虑、建议和批评能给高级指挥官造成多么深远的影响，以至于让他们把其中一些看法和顾虑当作符合自己战线实际的真知灼见。正所谓“贪多嚼不烂”，操心太多的事情不利于深度思考。就我而言，本职工作的负荷和责任一向很繁重，我很高兴无须操心其他战线的事务，否则只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再者，我也高度尊重在那里担任指挥职务的人们，决不认为他们会需要我的建议。
当然，矫枉难免过正，而不幸的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这种错误并酿成恶果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在1939—1940年之交的那个冬季，我有大量的本职工作亟待处理，当然乐于不用为西线的事情费心。我的航空队辖区已扩大到波兰北部，向南直到利兹曼施塔特—魏克瑟尔河畔的登布林一线，这意味着我们要把近几年在东部边境地区建立的空军基地推进到波兰境内，扩建波兰原有的设施，最好是建造新的。这项工作由一位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考验的老飞行员——波森航空区指挥官比内克将军负责。每当我飞越波兰上空的时候，总是高兴地看到地面设施正在拔地而起，于是，早在1939年年底之前，首批飞行员训练学校（例如托伦轰炸机飞行学校）和华沙飞机修理厂便已建成。训练工作的规模当时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而放在波兰境内进行，可以减少对德国有限空域的占用。再者，随着德国空军的大批部队不断涌入，形成一个全面覆盖整个地区的治安网络，也为安定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我的航空队原有辖区内，强化防空建设成为当务之急。英国和法国已经是我们的敌人，空袭只是早晚的问题。柏林、包括马格德堡和莱比锡在内的中德工业区、布雷斯劳及其附近的煤田、以汉堡和斯德丁为重点的海港及其工业设施和造船厂的防空需要是重中之重，而东普鲁士各港口和波西米亚各工业城市的重要性暂时放在第二位。
我一如既往地亲临现场考察情况，尽可能参加各种防空演习、空袭警报演练、高射炮大部队的射击指挥演练，甚至是炮兵连的演练。利用这年的圣诞节假期，我突击视察辖区内的各个地点，基本摸清了整个航空队辖区的防御状况，自信地看到我们已经克服磨合期的缺陷。这段时间大有裨益，对于进一步发展防空，适应进攻性空中作战在技术和战术两方面的进步也是必要的。从心理学角度考虑，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在负责国土防空的高射炮兵中培养兵种自豪感。如果飞行员广受赞誉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大无畏精神和整体上足以决定会战胜负的重要性，那么吸引敌机攻击的高射炮手就不应该被简单归类为“后方战士”。相反，当身处空袭区域的全体军人都在轰炸或低空扫射之下四处隐蔽的时候，高射炮手却要冒着枪林弹雨操作自己的武器装备，要么开炮还击，要么打开探照灯，并且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射速达到最佳防御效果。
193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某一天，耶顺内克将军首次向我透露改组国土防空体系的设想。他想把本土的全部积极防空力量和消极防空力量整合到一个大型编制之内。我们一起反复斟酌其中的利弊。结论是，新的组织结构不但优秀，而且是用最少资源实现最强大防空的唯一解决办法。为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未来的“帝国航空队”司令施通普夫大将和高射炮兵专家魏泽大将做出了巨大贡献。戈林提供的指导意见也很关键。即使他知道怎样用一种堪称典范的方式放手让下属为自己工作，还是偶尔会从大把的闲暇时光中专门抽出一些来做这种天马行空式的思考，从而为空军提出许多启发性意见。把高射炮兵整编成大部队，即高射炮师和高射炮军，就是戈林自己想到的主意之一。它的实现是一项伟大成就。高射炮师和高射炮军将在接下来的几场战局中为赢得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不过，它们编入陆军的战斗队形，却直接隶属于航空队，从而间接隶属于空军总司令部，这样的组织结构本身并不完善，有可能损害作战指挥的统一性，除非航空队主动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力。
1940年1月12日，作为驻柏林的航空队司令，我准备像往年一样当面向陆军元帅表达我个人和整个航空队的生日祝福，并希望随后在与诸位“巨头们”共进早餐的时候澄清一些工作上的事务。早在11日，便有传闻说戈林和希特勒之间的气氛异常紧张，但谁都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有人通知我1月12日提前一个小时去见戈林，我猜想这肯定与那件“坏事”有关。果不其然！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我从未见过戈林在精神上如此萎靡不振，就他的秉性而言，这足以说明问题很严重。接下来，总算真相大白！实际情况是一名航空兵军官携带着西方战局的基本计划搭乘飞机，却偏偏紧急迫降在比利时境内，这足以令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紧张不安。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份报告能讲清楚计划中到底有哪些章节未能销毁，将会落入比利时总参谋部的手中，进而不可避免地被他们交给法国人和英国人，所以我们无法预计这起事件将在多大程度上妨碍战争进程。
随后到场的驻伦敦空军武官文宁格航空兵上将当时还负责维护我们在比荷卢三国的航空权益，可是他提供的消息也一样无法令人彻底放心。我们都感觉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正在等待那两位不幸的飞行员，而判决书早在这时便已定稿。到最后，运气又一次像首场战局时那样站在我们这边，简单说来就是对方没有认识到缴获文件的重要性，而德国方面迅速更改全盘计划。当时，一场暴风骤雨席卷德国空军的领导层，至于第2航空队的相关人员是否应该为这起事件负责，显然并不重要。第2航空队司令费尔米航空兵上将和他的参谋长卡姆胡伯总参勤务上校都被调任闲职。不仅如此，戈林还用多少有些激烈的言辞逐个把我们这些将领教训一番，并把新的任务当作礼物分派下去。他唠唠叨叨地冲着我发了一通牢骚（我只能使用这个词表达） 37 ，最后是一句不太友善但很直白的话：“你去担任第2航空队司令。”——（停顿）——“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人选。”这才是要点！施通普夫成为我的接班人，接管我在第1航空队的指挥工作。于是，接下来的早餐时间变成了我就施通普夫的新任务向他面授机宜。
对我而言，两场战局之间的时光到此结束。早在1940年1月13日，我便坐进自己那架老旧的Ju 52，由从未出过差错的老飞行员策尔曼驾驶，在飞机严重积冰的情况下飞往明斯特，空军通信兵在那里有一座很气派的军营，第2航空队的作战司令部就设在里面。我在第1航空队的老参谋长施派德尔总参勤务上校随后也前来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