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波兰战局，1939年

时间表：

·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南方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发动进攻·1939年9月5日横渡魏克瑟尔河 ²⁸

·1939年9月10—19日布茹拉河会战

·1939年9月16日包围华沙

·1939年9月17日攻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苏联参战

·1939年9月27日华沙投降

·1939年10月1日波军残部放弃抵抗，波兰境内的战事平息

1939年8月25日，也就是希特勒下令进攻波兰的那一天，傍晚时分，我与驻科尔贝格机场的几位联队长正在航空指挥调度室里开会，我的参谋长进来报告，希特勒的决定有变，对波兰的进攻撤销。

希特勒的变化让每个人都不由得喜上眉梢。我当众表示，希望这场看似无法避免的战争永远不要打响。怀着激动的心情，我爬上我那架飞机，手握操纵杆，迎着正在下落的夕阳，飞回位于斯德丁郊外的亨宁斯霍尔姆 ²⁹ 的作战司令部。

我的思绪回到8月23日希特勒的山间别墅 ³⁰ 里，两天之前，他把国防军三军的所有司令和军长及其参谋长召集到那里开会，但没有提前通知会议内容。去听希特勒讲话之前，帝国元帅 ³¹ 先组织我们在党卫队营房里召开一场短会，他在会上再次检查对波兰展开空中战争的准备情况，听取我们的愿望和顾虑。戈林在那一个小时里并未提到动用武力是不可改变的最后决定，我们也知道他仍在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维持和平。

接下来，我们到宽敞的接待大厅去听希特勒讲话，透过大厅的窗户向外望去，雄伟壮丽的山景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他用平静和克制的语气滔滔不绝地讲了很久。这里没有必要引用这篇讲话的细节，因为其文本经过纽伦堡审判早已广为人知。我很高兴地听到，希特勒同样没有提到谈判已经最终破裂。然而，从他的表述来看，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我担心的是两件事：其一，同波兰开战可能导致西方列强给我们制造不可小觑的麻烦。德波争端的武力解决必然会被英国当成一种无法挽回的冷落和侮辱，除非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否则不会另作他想（所以戈林才会不遗余力地试图避免开战）。但我最担心的是其二，即俄国 ³² 的态度。即使我相信我的航空队和国防军整体在战备水平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都足以在波兰人面前占尽优势，但德国武装力量的装备水平还是无法向俄国人看齐。这个认识令我深感不安。希特勒在讲话接近尾声时宣布，俄国将保持中立，并准备与我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让我如释重负。当天晚上，我在飞回柏林的一路上思绪万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记忆又浮现在眼前，那时候，我的心中也是这样充满忐忑和紧张，不过只是想到自己的个人安危，不需要考虑现在承担的重大责任。

对于我们这些空军成员来说，战争就是“空中战争”（Luftkrieg），而除了从西班牙得到的少许经验之外，没有任何从实践中总结的作战准则。我们用尽自己的知识，凭借想象力和换位思考能力制定过一些基本原则，并对指挥机构和基层官兵进行相应的培训。国际法中没有关于空中战争的任何规定；希特勒曾经提议各国宣布空中战争彻底违反国际法，这个企图正如他把空中战争限制在纯粹军事目标上的建议一样，都在国际会议上遭到拒绝。我们凭借自己的良知，在条令中添加一些符合道义的基本准则——时任空军总参谋长的我与有力焉——并且要求飞行员必须遵守。其中包括只允许攻击纯粹的军事目标，这个概念的涵盖范围只是随着受到总体战的影响而扩大；禁止攻击不设防城市和平民。

条令中加入对地面部队的直接支援，但没有就空降行动做任何规定，即使只是出动小股伞兵。我与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当时是大将军衔的冯·博克已经达成必要的协议。作为一名前陆军成员，我相当清楚陆军的需要、顾虑和诉求，以至于只需要简短的讨论便能彻底谈妥。我不是冯·博克的下属，但自愿在涉及地面战术的所有问题上听从他的命令；后来，我还在西方战局和俄国战局期间与冯·博克陆军元帅继续搭档，各种意见分歧难免会不时在这几场东征西讨的战局当中冒出来，而我们只需简单地打个电话便能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就当前局势下的合适做法达成一致意见。即使我要优先考虑空中的作战事务，还是会想方设法满足陆军的要求。我和博克都知道彼此可以相互依赖，而我们的参谋长——集团军群的冯·扎尔穆特少将和航空队的施派德尔总参勤务上校都是堪称楷模的好助手。我与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元帅的合作非常融洽，至于时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耶顺内克航空兵上将，我作为一个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的人，看得出他拥有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和参谋业务素质，体恤下情，并且知道怎样在戈林和希特勒面前冷静和成功地捍卫自己的观点。

经过与手下所有参谋部和基层官兵（第1航空队和平编制中的一部分已经转隶友邻航空队）的最后一轮讨论，我确信我们已经尽可能做到万事俱备，全体官兵都知道迅速而全面地赢得胜利取决于他们奋不顾身地作战。气氛很严肃，但充满必胜信念。他们知道自己面前的对手实力强大，训练有素，按照1939年的标准可谓装备精良，同时也是狂热和残酷的。

敌军航空兵中的战斗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可小觑，而轰炸机显然要略逊一筹。尽管德国战斗机在数量上占明显优势（德国的近500架Me 109和Me 110迎战波兰的250架战斗机），我们还是猛烈攻击敌方地面设施（机场和停机坪），试图加快夺取制空权的速度。同样重要的是防止波兰的150架轰炸机对我方领土发动毁灭性攻击。德国空军还没有能力攻击波兰的军工设施，只是在轰炸华沙各个机场的时候附带破坏机场内的个别设施。再者，我们完全可以暂时不考虑这类目标，因为这场战局如果能像预期般的速战速决，波兰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与此相反，决定性因素是在军事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猛烈攻击并摧毁波兰的各级指挥机构及其通信枢纽，包括无线电发射中心，从而使之彻底瘫痪。最后，针对波兰陆军中有能力在德国陆军面前做出迅速反应的那一部分，必须设法在其离开营房之前便加以攻击。战役层面的空中侦察由第1航空队和各集团军司令部派出的侦察机小队实施，其任务是尽快查明敌方纵深地带内远至魏克瑟尔河对岸的动向。另外，还有一项特别任务是与海军舰队一起攻击海尔半岛，并为登陆兵的突击登陆做好火力准备。

在这场战局的战斗序列中，航空区的位置保持不变，只需要派出几个流动的航空区参谋部。航空兵在执行第一轮战斗飞行任务的时候分别编入配合第4集团军和海军作战的第1航空师（格劳尔特将军）、配合第3集团军作战的航空教导师（弗尔斯特将军）。

高射炮兵共有散布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全境的近一万门轻型和重型高射炮，其主力仍然留在各航空区的编成内，负责掩护机场等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空军设施、连接东西两线的铁路和港口等交通运输设施、主要的经济设施；部分兵力作为队属防空小队，伴随陆军各部队行动。当时还没有考虑过把高射炮兵整编成大部队 ³³ 。

总而言之，任务与现有的部队数量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只有依靠灵活机动的指挥、部队整体和空勤人员个体的奉献精神，才能弥补这个差距。第一天的战果证明，这个希望没有落空。关于敌军指挥机构和基层官兵行为的航摄照片表明，波兰空军遭到重创，总动员的进程受到严重干扰，更不用说其指挥状况极其艰难。接下来的几天里，除了通过不定期的骚扰性袭击，监视已经攻击过的目标和敌方腹地之外，当务之急已经变成对各集团军的直接支援任务，以及打击敌军的集结、展开和兵力调动。

出于对波兰统帅部的尊重，也作为对德国方面表现的肯定，我要在这里明确指出，波兰军队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各级指挥机构克服艰难的指挥条件和通信条件，积极地求战求胜。而德国方面之所以能克服一系列危机，例如在图黑勒灌木林 ³⁴ 、在波兰人突破布茹拉河的交战中、在华沙外围地区，都是因为果断地集中使用全部近距离支援飞机和轰炸机，实现空军与陆军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教科书式的协同动作。“斯图卡”、战斗机和驱逐机是承担战斗任务的主力，每天多次出动已经司空见惯。只要见过波兰人在漫长的道路上死伤枕藉的惨状，任何人都会得到一个印象：德国空军已经成长为一个足以决定战争胜负的军种，她与陆军的完美协同更是夺取胜利的可靠保障。

然而，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得出另一个结论：德国的地面力量为了避免在敌方占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落得同样毁灭性的下场，有必要加强军队防空，从而保证自身的安全。

在我负责的作战地段内，波兰人每一次实施战役规模的运动都几乎无法避开华沙。于是，华沙作为一个交通枢纽，不可避免会成为我军攻击的重点。为了防止破坏城市，我下令只使用“斯图卡”和对地攻击机轰炸市内的桥梁和铁路场站设备，并用在其上空盘旋的战斗机和驱逐机提供掩护。另外，在此过程中还投下大量1000千克炸弹——以当时的条件而言，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轰炸铁路交叉点的效果令人满意，但有些坚固的桥梁却能经受住1000千克炸弹的破坏，这表明空袭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认识直到战争后期才被推翻。当时，我经常飞临波军控制区上空，其中包括有大量战斗机和高射炮守卫的华沙。我满怀喜悦和自豪地看到，我们的飞行员按照命令，成功地把攻击限制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目标上。但这不能彻底避免炸弹击中目标附近的居民住房，它们只是弹着点散布规律的受害者。我经常到作战机场迎接轰炸华沙后返航的“斯图卡”大队，与空勤人员谈论他们的感想，检查防空炮火造成的损坏。有些飞机能飞回来简直是奇迹，它们几乎被撕成碎片——半截机翼被打掉，机翼的下翼面千疮百孔，机身内部结构暴露在外，以至于能看见操纵机构只是挂在几根极细的钢索上。我们感谢科彭贝格博士及其手下的工程师和工人们，是他们用完美的团队合作，让前线拥有Ju 87这么优秀的飞机，它在1942年年底以前始终是同盟国武装力量难以应付的对手，在东线更是一直持续到1945年。我们还要感谢全体空勤人员，他们驾驭这种战争工具的本领让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飞行员都望尘莫及。

随着这场战局接近尾声，华沙再次成为我军攻击的重点。第1航空队与楚克尔托特将军麾下强大的炮兵共同致力于粉碎抵抗，并彻底结束这个战局。短短几天之内，对华沙的炮击和轰炸便在9月27日实现了这个目标，这是空中战争史上罕见的一场胜利，后来的战争年代也未能再现这种形式的胜利。最重要的是，我的航空队负责攻击超出陆军火炮射程之外的地点或者无法有效炮击的点状目标。围城战的总指挥布拉斯科维茨大将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他利用向希特勒做总结汇报的机会（1939年10月6日），宣称决定这场胜利的是陆军炮兵，而我为了避免航空兵的战绩被他掩盖，不得不指出，根据战俘的供述，波兰军人打心底害怕“斯图卡”，华沙城内的目标也是毁于自上而下的攻击，这些都能清楚地证明航空兵为胜利所做的贡献。接下来对城市的视察，让希特勒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当天发生的一件小事可以反映他那时的心态：他原本安排在机场上用行军灶举办一场会餐，但布拉斯科维茨让人在机库里临时摆好长凳和桌子，桌面铺上白纸，并摆上鲜花做装饰。他认为这样布置一番，才能让行军灶做出的饭菜配得上这场战局的辉煌胜利。然而，希特勒却根本不这么想，他不顾冯·布劳希奇大将的劝阻，拒绝参加会餐，直接率领他的随从离开华沙，飞回柏林。我相信，军人们与“最高统帅”之间的纽带并不会受到雪白桌面和鲜花的损害。但从此，希特勒便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布拉斯科维茨，后来表现得非常明显。 ³⁵

当时，我们发现俄国人在战局结束前的干涉没有什么帮助，俄国战斗机攻击我航空队的飞机又引起了摩擦，更让我们恼火的是俄国人很少表现出战友应有的态度，甚至连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气象报告都要隐瞒。这是我第一次见识“联盟战争”中的奇特关系。

经过短短几个星期的军事斗争，我们粉碎了波兰的武装力量，消灭了这个国家，并将其置于我们的军事指挥和行政管理之下。从空军的角度看，这场战局证明我们正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但危机和挫折也表明，我们还要在许多方面做出补救，才能在与一个更强大对手的较量中生存下来。

陆军部队需要更有力的空中支援，这意味着需要更密切的协同动作和更多的近距离支援飞机，尤其是“斯图卡”、战斗机和驱逐机，同时还要增加轰炸机的数量，这又进一步要求增加飞机产量和飞行训练学校的毕业人数。

所有刚刚问世和列装的飞机型号（Hs 126、Do 17、Me 110、Ju 87、He 111、Ju 88、Do 18、He 115、Ar 196，后三种是水上飞机）都基本上完成了在实战中的检验，但即使速度最快的型号还是太慢；它们的航程和武器装备水平也不够，载弹量太小。这些都是亟待技术部门解决的新任务。

高射炮兵未能在防空领域找到特别的表现机会，但在作为防空炮兵出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优异的表现，并在地面战斗中享有盛名。高射炮兵在组织上整编成大部队，已经变得与增加他们的数量一样重要。

当希特勒亲自向我和国防军的其他几位司令颁发骑士十字勋章的时候，我只把这份奖励看作是对第1航空队全体飞行部队、高射炮部队、空军通信部队和地勤部队所获成就的表彰。我相信自己有权声称，没有空军，就不会出现所谓的“闪电战”（Blitzkrieg），我们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句话既非出于傲慢自大，又不是贬低陆军和海军的表现。

这场战局需要我在身心两方面全力以赴，无暇顾及那些与我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事件，例如1939年9月3日英国和法国不出所料地对德国宣战，我只是知道这些事，并把它们封存在我的记忆里；它们只会激励我为了尽快结束波兰战局而更努力、更热情地投入工作。我一有机会就向手下官兵解释，“身处东线的我们”能给予西线战友的决定性帮助，是尽可能迅速地粉碎波兰的抵抗，腾出西线迫切需要的军队。

我在我的最后一处司令部驻地柯尼斯堡登上飞机，飞往柏林与家人团聚，中途在波兰战局期间的首个司令部驻地——斯德丁附近的亨宁斯霍尔姆庄园做短暂停留，那是冯·博登豪森家族的产业 ³⁶ 。博登豪森全家和我的家人及时举办的一系列小型庆祝活动，足以让我忘记身心两方面的疲惫。 3HUB7SbrERTfet5dnA7QES9grymQfXTVeEw7Dq3ryGNJCVciDpUJ9P1TosNaBJ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