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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37年年中到1938年9月底指挥驻德累斯顿的空军第3军区，从1938年10月1日开始指挥驻柏林的第1航空队。 17
作为驻德累斯顿的 空军军区指挥官 ，我负责指挥：
第2“高级航空指挥部” 18 编成内的航空兵，该部后来在我的朋友和帝国航空部（C局，即技术局）的同事维默尔中将指挥下改编成第2航空师。他在师长岗位上的表现，就像领导C局的时候一样娴熟和成功。
德累斯顿航空区（博加奇中将）和布雷斯劳航空区（丹克尔曼中将）。
航空区 负责执行其辖区内的任务。编成内有：
飞行训练指挥部及其下属的各种军用机场；
民用机场内全面负责航空兵地勤、技术和后勤的区域；
全部高射炮分队；
航空区的通信部队和后勤部门；
航空区军需部作为航空区参谋部的组成部分之一，负责处理与行政、人事管理、薪饷、不动产、宿营和被装给养有关的全部事务。
军区的管辖范围包括 西里西亚 、 萨克森和德国中部 。
第1航空队 负责掩护东德地区，辖区西抵易北河干流，南到图林根林山和捷克斯洛伐克国界，还包括东普鲁士，而滨海地区和岛屿的各个场站以及海上航空部队，隶属于当时由航空部直接领导的第6（海上）航空区。
第1航空队编成内有下列比较高级的指挥部：
柏林第1航空师
德累斯顿第2航空师
柯尼斯堡第1航空区
柏林第2航空区
德累斯顿第3航空区
布雷斯劳第8航空区
我讲述这些具体细节的意图是通过这个例子，展示空军的组织结构，并简要概括空军高级指挥官的职责范围。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作为空军军区指挥官和航空队司令，我负责指挥的边境地区在我到任后的几个月之内都要面临紧张的军事政治局势。1937年6月离开柏林之前，我前去向希特勒辞行。当时的冯·布劳希奇大将即将前往莱比锡担任集团军群司令，我和他一起应[希特勒的]邀请共进早餐 19 。无论辞行期间还是在餐桌上，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到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政治措施或军事措施。
我最深切的愿望是把年轻的空军打造成一件能与陆军和海军并驾齐驱的军事工具，在我看来已是指日可待。虽然在各级参谋部和部委办公室里度过多年的军旅生涯，但是我内心深处里一直渴望着下部队。为了让案牍工作变得更崇高，我总是试图透过汗牛充栋的纸张和文件看见其中那个活生生的人。毫不夸张地说，我在这方面确实小有成就。
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带到基层。满怀喜悦之情，我登上自己那架舒适的Ju 52，由陪伴我多年的飞行员兼飞行教练、飞机修理工程师策尔曼少校驾驶，在一个战斗机三机小队的护送下从柏林附近的施塔肯飞到德累斯顿。只有一件事给我的喜悦蒙上了阴影：我意识到要从陆军时代的资深战友瓦亨费尔德航空兵上将手中夺走这个他越来越钟爱的岗位。提到瓦亨费尔德的名字，我便有必要再提到几位从魏玛国防军退役的老将军，并用几句话向他们表达敬意，他们当中除了瓦亨费尔德之外，还有来自陆军的考皮施、埃贝特、哈尔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和来自海军的灿德尔将军。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精明强干的总参谋部军官和军事实践家，或者是经验丰富的海员。戈林在当时还是上校的施通普夫的建议下，非常明智地把这些已经退役的军队精英吸收到尚在萌芽阶段的空军里，而不考虑他们还能不能学会飞行。他们为年轻的空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用惊人的换位思考能力把一群个性多样化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军种。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面对面地会见手下的行政官员和基层官兵，倾听他们的愿望和抱怨，并就我们的共同任务阐明我的看法。这要花费大量时间，我只能把办公室的案牍工作保持在最低限度。而我之所以能放心地这样做，是因为有施派德尔总参勤务上校这样一位参谋长，他既勤奋又机智，是一位优秀的总参谋部军官。我特别关注训练空中战争的指挥官和怎样在陆军参与的合同战役中运用空军，其程度不亚于部队训练。每一场大型演习、现地徒步战术作业 20 、兵棋推演、较大规模的轰炸演习和波罗的海沿岸的高射炮实弹射击，我都会亲自参与学习或教学。我乐于学有所获，没有重蹈我原先某位旅长的覆辙：有一天，他在射击讲评会上滔滔不绝地向一位炮兵连长讲解应该怎样射击。第二天的射击讲评会上，当他又提出新的批评的时候，这位连长反驳说：“将军先生，我完全是按照您昨天的教导开的炮。”接着，他便得到一句意想不到的教诲：“上尉先生，难道您是想禁止我不断进步吗？”
所以 ，我不能那么做，一个新军种的成长需要每个人的通力合作。你必须学会倾听、权衡和认可基层官兵的意见，要打造一个经得起严峻考验的成功集体，这是必由之路。空军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成长起来的，尽管有待完善，还是能够在第一场战局（波兰战局）期间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并不想发动战争，我坚信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尤其是占优势地位的空军，是和平的首要保证。
我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明确表示，倘若我们想为一场迫在眉睫的侵略战争做准备，无论是我还是戈林都不会以众所周知的和平方式扩充空军。在那种情况下，增加作战部队的数量，深化各个领域的知识，有意推迟所有与战争无关的、和平时期不必要的建设工作才是最高法则！——尽管如此，作为军人，我们必须考虑事态向最不利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再者，当时的领土格局和东普鲁士与帝国本土之间的联系是不断引起摩擦的导火索。军人经过［波兰］走廊的时候必须上缴武器，整列火车都要锁上门。包括单引擎飞机在内的全部飞机不得不绕道海上，以免遭到波兰军队的射击或追逐。一言以蔽之：火药桶已经装得够满了。如果问题的根本解决尚需时日，就要设法缓解紧张局势。国防军不能放任事态进一步发展，否则必然遭到全体德国人民的指责。
捷克斯洛伐克好像一个插入德国身体里的楔子。有传言说，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意图是把德国拦腰斩断，分割成南北两部分。人们形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同盟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也并非毫无道理，从法国机场无法攻击的北德、中德和南德地区任何一处要地，从这里都可以覆盖到。往返于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飞行距离也在重型飞机的航程之内。而当时，甚至连最渴望和平的德国人也要对贝奈斯的政策思忖再三，我们有必要对它保持警惕。对于国防军来说，这意味着重新制定防御措施，并在必要时采取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航空兵具有进攻性，因为空中作战只能从进攻的角度来考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除了纯粹的消极防空 21 之外，空军还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保证轰炸机突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纵深，并把战斗机的作战基地推进到国界附近，以便尽可能深入敌方领空拦截其轰炸机。我从1937年夏季开始面临的任务是，在巴伐利亚—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捷克斯洛伐克国界之间勘察一处新的空军基地，用于从靠近国界的地点出动飞机，并扩建野战机场，为其配备必要的营房、技术设施、防空力量和补给物资。西里西亚的机场群在完成勘察和扩建之后不仅能用于对捷克斯洛伐克作战，鉴于西里西亚的纵深较小，还可以在必要时承担针对波兰的作战任务。一场为期数天的野战演习使我如释重负，我们有能力完成自己即将受领的任务。借助发达的通信网，各级指挥机构能够对整个空域和军队的情况了如指掌。
然而，我们都知道空军的学徒期还没有结束，任何中断甚至类似于战争的军事行动都可能招致最严重的挫折，并危及后续的建设工作。我们也是这样告诉戈林和希特勒的。当1938年5月奉命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可能是必要的进攻时，根据空军总司令部的详细通报，我认为准备工作绝不代表进攻已是势在必行，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关系导致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政治摩擦和越来越严重的边境问题令人相当紧张不安，甚至患上了战争恐惧症。
无论如何，我的看法与空军总司令部一致：依靠一支比捷克军队更优秀的武装力量，德国领导层越能坚决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越有可能实现某种政治解决方案。希特勒用一种令我们军人感到意外的方式，成功地向对手透露了德国武装力量的实力。尽管我作为第一线指挥官知道我们确实有一些缺点，还是像基层官兵一样有必胜的信心。经常有人形容［捷克斯洛伐克的］边防工事是第二条马奇诺防线，而我根据所见的侦察照片并不赞同这个观点。我从未怀疑过我们的陆军战友能攻克它们，我的8.8厘米高射炮部队也将用穿甲弹和混凝土侵彻弹充分实施炮火准备。为了打消陆军的最后一丝顾虑，“空降兵”还会在筑垒防线后方的耶根多夫地区着陆，从背后撕开苏台德战线。最终得知我们从北、西和南三个方向发动进攻的消息，一定会让捷克斯洛伐克的统帅部和广大官兵不知所措，也将极大鼓舞我军官兵的士气。8月，为了便于指挥下属部队，并向陆军靠拢，我把我的作战参谋部迁到劳西茨地区的森夫滕贝格。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举行四方会谈的结果让我摆脱了一场噩梦，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否则便是违背我的良知。双方都因此免遭原本不可避免的重大牺牲，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苦难已告结束。
民众得到解放的喜悦是发自肺腑的，它不仅证明四方会谈的决定完全正确，还证明德国的立场也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空军的看法，那就是促使列强就德意志民族的问题迅速表态。
［捷克斯洛伐克的］边防工事在坚固程度和纵深方面根本不像阿勃韦尔 22 侦察报告所说的那样，8.8厘米炮的猛烈轰击完全可以将其粉碎。
随苏台德地区一起落入德国人手中的整条边境山脉，同样不值得从军事角度作高度评价。
我方空中力量的展开过程表明，空军已经步入正轨，但航空兵的实力和技术水平仍显不足，各个方向上靠近国界的空军基地需要彻底翻修。斯图登特航空兵上将指挥第7航空师（空降师）在弗罗伊登塔尔实施的军事行动带有演习性质，证明空降不但在战术和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能引领军事行动走上新的方向。但正如我所言，我们只是刚刚起步！
在结束本节之前，为了履行一位编年史记录者的职责，我还要指出，这个时期的经验不但应该收集起来，更要侧重于分析和利用。我们这些一线军人对苏台德问题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感到十分满意，并相信至少短时间内无须担心这个地区出现新的危险。我们希望，作为德波关系沉重负担的［波兰］走廊问题能在不久的将来以类似方式得到解决。局势起初看上去并非对我们不利：全世界都已经知道快速修订《凡尔赛和约》是可能的。
航空队的建立是空军建设更进一步的明显体现。1938年春季，我前往柏林指挥第1航空队。我自己在德累斯顿过得很自在，我的家人不仅加深了对这座美丽城市的热爱，还重拾旧日的友谊。然而，回到柏林，回到我亲爱的第二故乡，还是让我很开心。德累斯顿可谓天高皇帝远，我在工作上比较独立，希望在柏林面临更艰巨任务的时候也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令我万分尴尬的是，我不仅再次让瓦亨费尔德航空兵上将搬出了他的住所，还要把我的朋友考皮施航空兵上将 23 从原本许诺给他的岗位上挤走。尽管如此，我还是理解戈林当时希望指挥班子实现年轻化的想法。随着这次人事变动，考皮施、哈尔姆和埃贝特这批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只能与瓦亨费尔德一起退役。戈林知道怎样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安排这些将军离开岗位，以至于他们当中除了一个人之外都毫无怨言。现在换成一批年轻人担任司令和师长，例如后来指挥“帝国航空队”的魏泽高射炮兵上将，来自航空兵的弗尔斯特、格劳尔特和勒尔策将军，来自高射炮兵的博加奇和霍夫曼将军，飞行训练指挥官出身的冯·科策和卡斯特纳将军，我们才可以共同努力，锐意进取。我的任务主要是：
借助现代化的通信兵，把航空兵和高射炮兵整合成一个协调一致、机动灵活和有军种自豪感的集体；
宣贯航空兵部队在兄弟军兵种交战中的作战原则和作战方式，使之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落实消极防空的概念，满足民众对防空的迫切要求，并实现空中安全；
在边境地区的适当地点扩建地面设施。
每当我回忆起那几个月的建设工作，总是满怀喜悦：空军全体成员共同实现的成就无与伦比，无论他们是军人、公务员、职员还是工人。人们几乎可以感觉到空军各部队在怎样茁壮成长，怎样逐渐形成战斗力。我还记得我们首次举行的防空演习是在莱比锡和中德地区，这场演习不但提供了人民防空和防空作战准备的大量宝贵经验，而且证明防空勤务和警报勤务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在抗击空袭时达到令人满意的防御效果。电子侦察技术设备即将问世——基础已经奠定，也很扎实。
1939年年初，这种按部就班的冬季战备工作戛然而止，转变成可能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展开必要军事行动的准备措施。我们还来不及思考自己的参与是否合理和必要，谣言和暗示就突然间变成战争般的现实。戈林告诉我，也就是他的军种内的主要参与者，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侵犯，局势很不乐观，但仍有希望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解决危机。这一次，我军的集结同样应当严格保密，尤其是不能因此打消政治解决的可能性。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说明保密有多么严格：我军开进的前一天晚上，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航空兵上将（时任空军加托参谋学院院长，战争结束后在巴黎的候审监狱中自杀身亡）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参加一个小型社交聚会。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当晚23点与24点之间告辞。当时，全场没有任何人察觉到第二天即将发生重大战事的蛛丝马迹。第二天，当收音机里传出第1航空队司令正在亲自率领他的先头联队飞往布拉格的新闻报道时，参加过聚会的人全都大吃一惊。这份报道不完全准确，因为我们已经连夜与哈赫总统达成协议。
尽管我从未有片刻怀疑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能做到速战速决，伤亡也不会太大，可是像现在这样就能避免军队的公开对抗和可能引起的麻烦。这是一场按照协议的占领，却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恶劣气象条件，其难度不亚于一场战争。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经常前往第1航空队奉命进驻的布拉格等有机场的捷克城市。接管不动产和机场的过程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尽管由于捷克空军已经自行解散，几乎没有什么交接手续可办。机场上现有和后来找到的设备种类残缺，质量低劣，能够升空作战的飞机寥寥无几。这个航空区由一位旧奥地利人 24 指挥，他和第2航空师师长得到一份待遇优厚但也相当艰巨的美差：按照德国标准改造地面设施，并为德国的利益争取民心。这两方面看上去都完成得很出色；德国人，尤其是军人，不久之后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周围的捷克民众不把他们当成异类的最佳证明。
我已经指出，局势的不断恶化和由此产生的后果出乎我的意料。这让我很沮丧，因为事实证明，列强共同制定的慕尼黑解决方案并不能长期维持，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它还成为加剧摩擦，甚至可能引发战争的根源。我们认为捷克人的侵犯是事实，而不是宣传的谎言。我们甚至认为，这些摩擦有可能来自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其目的是为西方列强制造一个借口，以便重新实施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
我们至少相信，哈赫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作为军人，我们满足于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版图没有造成任何恶劣影响，边境地带的安全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得到巩固，考虑到波兰人在此前、期间和此后不久通情达理的合作，有理由推断德波分歧同样可以用某种方式和平解决。令我们这些军人由衷感到遗憾的是，德国原先对波兰侵犯行为的控诉很快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果说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得知的冲突由于无法证实而只能“相信”，那么波兰却要另当别论，尤其是因为我们的飞行员就经常是侵犯行为的目击者。
令我无法理解的是，英国作为波兰的庇护者，竟没有及时谋求缓和，以便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尽管国防军要尽一切努力合理应对局势向任何方向发展，但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包括赫尔曼·戈林在内，还是在努力阻止它演变成战争，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纽伦堡审判期间，人们曾经围绕具体措施进行过充分和令人信服的讨论。作为这段紧张时期站在舞台边缘的旁观者，我必须指出，这件事只能归咎于 唯一的一个人 ——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他向希特勒提出的建议既不负责任又愚蠢，在当时命运攸关的情况下就是犯罪。我记得赫尔曼·戈林的专列停靠在狩猎场时发生的一件事，就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让我看清楚这种气氛。当时，我在戈林那里等待“战争还是和平”的决定。戈林刚一收到最终决定1939年9月1日是“X”日 25 的消息，便万分激动地要接线员接通冯·里宾特洛甫的电话，并冲着话筒咆哮道：“现在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战争，唯一的罪魁祸首就是你！”随即怒气冲冲地挂断电话。后来，当戈林的首席副官兼派驻希特勒处的联络官博登沙茨将军报告意大利人拒绝参战的时候，戈林的愤怒达到顶点，他对意大利人的批评简直不堪入耳。但我们越是冷静思考，越觉得意大利的立场有道理，直到有人发现意大利置身事外实际上是件好事。
话题转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事件之前，我想先谈谈我们军人在和平岁月的生活。在德累斯顿，一位军级指挥官的生活既属于他自己，又属于他的家庭。一般来说，社交的对象仅限于国防军成员，尤其是空军成员。有时应邀到公寓里参加私人聚会，有时在各种军官礼堂里参加更大范围的小型社交活动。无论在空军军事学校富丽堂皇的大礼堂里，还是与空军通信兵在一起，年长的已婚夫妇们都能与“少年队” 26 无拘无束地欢聚一堂。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所以这种聚会很少使用贝尔维（Bellevue）酒店的场地，也只是偶尔去一趟口味尚佳的葡萄酒馆。到了星期日或公众节假日，我们经常在德累斯顿风景如画的郊区遇到有共同爱好的熟人。繁重的工作和经常外出旅行，意味着我只能尽量减少与普通民众和民族社会主义党员的社会交往。不过，这种交往确实能增进相互了解，有益无害。根据我的记忆，民族社会主义党当局从未蛮横无理地反对过我。然而，必须声明的是，辖区内的防务由陆军军区指挥部负责，战事说不定哪天便会蔓延到这里，但时任该军区指挥官的李斯特步兵上将却从未向我抱怨过任何特殊的困难。
德累斯顿本身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与柏林相比，它只是一处穷乡僻壤，却具有首都无法比拟的一些优点，而这些优点既不可忽视，又不能否认。
一个人若是在通货膨胀时期失去财产，又视一切证券交易等手段为敌，就很难让自己“恢复元气” 27 ，对他来说，户内和户外的社会活动需求很容易超出微薄工资的严格限制。仅仅达勒姆区一座独栋别墅里的公务住房，便让生活成本急剧上升，因为它位于高消费地区，面积也很大。作为上级要肩负的教育任务，让我有必要与下属员工及其家庭保持社会交往，这在我们之间培养出真正的情谊，我在1945年以后遭到诽谤的岁月里明确感受到这一点。再者，除了定期接到元首、帝国元帅和各部部长的邀请之外，每次到首都出差都会给日常生活带来额外的负担。与从事外交工作的外国军人和航空俱乐部的飞行员保持联系是当然要做的事情，还要见缝插针地出席军事活动、学术活动和观看戏剧。总而言之，这种压力简直可以让一名军人想要解甲归田。如果你每天都只能在午夜过后才能得到休息，如果你总是被迫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还要表现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部下面前扮演从不犯错误的上级，就等于在透支自己的健康。但倘若能用它换来世界和平，我宁愿再这样活上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