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空军总参谋长

1936年6月3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拉丁语：dies ater，引申为致命的日子），戈林把我叫到他跟前，激动地对我说，他的首任总参谋长韦弗将军在德累斯顿驾驶一架He 70起飞时发生事故，与世长辞。同样出于人之常情，作为韦弗的同事，这个消息也令我大为震撼。他像我一样出身于陆军，曾经在总参谋部留下一段辉煌的工作经历，并在基层部队有绝佳表现。他在短时间内掌握飞行和空中战争的基本特点，知道怎样把戈林的想法落实成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以及符合飞行员感受的正确战术战役规则和条令，是担任空军总参谋长这个职务的不二人选。当然，韦弗会开飞机——他几乎每个星期六或星期天都会在总参勤务上尉施佩克·冯·施特恩堡男爵驾驶僚机的忠实陪伴下视察某个飞行学校或部队，与年轻人坐在一起喝着咖啡，吃着他带去的蛋糕，聊上几个小时。他倾听年轻部下的苦衷，很快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这一天，我们才真正知道韦弗对空军意味着什么，他的去世让我们本就缺少高级军官的窘境雪上加霜。而作为他的接班人，恰恰是我最有资格歌颂他，因为我能在接手的事务中体会到他是怎样巧妙而灵活地处理的，所以我不必另辟蹊径，只需萧规曹随。用这种方式，我与总参谋部各处和各兵种总监部之间迅速形成了一种信任的气氛。在这批杰出而称职的军官鼎力支持下，我又可以把工作变成一种乐趣。

如前所述，“兀鹰军团”在西班牙参战虽然是一个妨碍空军建设的沉重负担，但是最终也是有益的。一个又一个联队先后经历战火洗礼，部队训练取得可喜的进步，仪表飞行训练不再是人们眼中的“黑科技”，这种飞行犹如家常便饭。首批投产的Me 109、Ju 87、Do 17和He 111已经列装战斗机、俯冲轰炸机、轰炸机和远程侦察机的各个单位，而近程侦察机和水上飞机的飞行员还不得不继续使用尚可执行战斗任务的老式飞机。高射炮兵装备的8.8厘米、2厘米和3.7厘米高射炮在当时尚属首创，空军通信兵的训练正在努力向海军无线电兵的高水平看齐。教导联队摸索出一套技术和战术的考核机制，可以当作选拔官兵的“过滤器”，这个联队后来在才华横溢的弗尔斯特将军指挥下扩编成教导师。伞兵在施滕达尔机场建立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组织框架，后来不必再做根本性的改编，只需要继续充实。时至今日，我仍然对自己曾与韦弗将军一道在伞兵部队的组建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而感到自豪；他们先是在我的麾下首战告捷于荷兰，后来又成为无与伦比的地面作战力量。因为有施图登特航空兵上将，伞兵部队拥有一位富有开创精神和远见卓识的指挥官。

后来，由于与顶头上司米尔希国务秘书在本职事务和人事上发生分歧，我被迫申请离职。如果不能下部队，我就打算干脆退役。戈林满足了我的要求，派我到德累斯顿担任空军第3军区的指挥官。我的老朋友施通普夫航空兵上将接替我担任总参谋长，此前他不仅亲手打造出德国空军的军官团，还广受军士和士兵的爱戴。米尔希留任国务秘书，仍然是戈林在航空部的副手。我高度评价米尔希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人、娴熟掌握雄辩术的专家、杰出的组织者和孜孜不倦的工作狂，也欣慰地看到我们最初几年拥有的信任关系逐渐得到修复。

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想起告别柏林的那一刻，那让我相信自己在部下心目中既是上级，也是朋友。 yFCnHLWruMz8Oz5k3NB6aGVEx3WuR5D7/tD3Ifd3gdsRFhVmkmUI68dXGrrY4I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