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请周树人先生为本校教师”

蔡元培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892年高中进士入翰林院。他虽然是传统文人出身但逐渐接受先进思想，倾向革命。1904年创建光复会，后任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曾亲手制造炸弹搞暗杀团。以翰林身份，造炸弹、搞暗杀、干革命，除了蔡元培，世间再无第二人，蔡元培的履历够牛够酷。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一手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又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也开启了自己最璀璨的人生篇章。

在蔡元培抵达北京时，当天报纸上这样写道：“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在北大就职演说中，蔡元培开门见山地说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这便指明了北大的办学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学生来校目的应是“求学”而非像以前一样“做官”“致富”，办学原则则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

根据这一办学宗旨和原则，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蔡元培唯才是举、“无问西东”，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和黄侃、辜鸿铭、章士钊等“顽固派”及没有学历的梁漱溟、写《性史》的张竞生等“怪才”来校任教，成就了“觉醒年代”的众星璀璨。陈独秀对此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在蔡元培领导下，北大率先实行“教授治校”，北大最高权力者并非校长蔡元培而是教授组成的评议会，重大事情都由评议会决定。财务、审计、图书、仪器、学生生活指导等各种专业委员会也主要由教授组成，让教师真正成了学校的主人。

蔡元培还在北大重视美育，亲讲美学，首开男女同校先河，成立各种研究所，支持学生成立各种社团……他尤其主张教育独立，努力保护学生，五四运动时期对学生爱国行为“睁一眼闭一眼”。学生火烧赵家楼后，北洋政府抓了32个学生，其中有20个学生来自北大，蔡元培大力营救学生，甚至放狠话道：“要治罪，治我一个人罪好了！”因为出于对当时政府干涉北大管理的不满，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十年间曾七次提出辞职，“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²⁾

毫无疑问，是“北大永远的校长”蔡元培让北大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对北大及整个中国的发展贡献巨大，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言：“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发挥了提供阵地、支持“新青年”等重要作用，他在坚定支持、保护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亲自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反对孔教，倡导科学。此外，鲁迅在北大任教，也是受蔡元培邀请。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老乡，两家距离不远，“向有世谊”。蔡元培于1903年创办《俄事警闻》，积极倡导拒俄运动但有袒日倾向，鲁迅便写信向蔡元培指出这一点，蔡元培欣然接受了鲁迅的意见。1909年，鲁迅的第一部译著《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出版后不久，蔡元康便寄给堂兄蔡元培一部，蔡元培认为其“译笔古奥”，由此对鲁迅印象更深刻了。

1912年蔡元培担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广揽人才，另外一个绍兴老乡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蔡元培回道：“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请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虽然满腹才学又是“海归”，但就业并不顺利，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不久因参与学潮被“炒鱿鱼”，后又在绍兴府学堂做博物教员但薪水微薄“不足自养”，因此正“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所以他欣然答应了蔡元培的聘请。

1912年2月，鲁迅先是在南京教育部任职，后又跟随教育部到北京，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等。这是鲁迅一生中干的时间最长的正式工作，虽然也不是太如意，但毕竟解决了鲁迅的生计问题。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收入不错，刚开始是220块元，1925年8月月薪已达360块元。因《鲁迅日记》残缺，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教育部薪水累计约有3.3万元。若以1块元折合现在的50元人民币来算，鲁迅这期间薪水共计16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那时，大米的价格折合人民币才1元/斤。鲁迅在当时可谓中产以上了，1919年，鲁迅在北京全款买了一套5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花费3765元。1924年5月，鲁迅又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花了800元买了一处四合院（即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所在地），这两套房子现在的价值都不可估量了。

鲁迅之所以基本实现财务自由，除了本职工作收入高，还因为他在北大、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简称女师大）兼职挣外快，以及写文章赚稿费，是个十足的“斜杠青年”。而他之所以在北大兼职，也是受蔡元培邀请，1920年8月2日，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又“聘请周树人先生为本校教师”，请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鲁迅在北大不仅赚了外快，还受蔡元培邀请帮北大设计了校徽，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简洁大方，意蕴深厚，北大现在的校徽即是在当初鲁迅设计的校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鲁迅在北大的讲稿后来出版，名为《中国小说史略》，被胡适誉为“开山之作”的专著，鲁迅还写过一篇北大校庆文章《我观北大》，认为北大是“常为新”及“常与黑暗势力抗战”。

鲁迅和蔡元培交往密切，《鲁迅日记》中记载的当时两人往来有50多处。鲁迅烦闷之余经常抄抄古碑，作为顶头上司的蔡元培不仅不怪鲁迅“摸鱼”，还常常与鲁迅切磋和互赠碑刻拓本，甚至打算一起印刷汉碑图案的拓本，经常商量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高，最终无果。鲁迅此时对蔡元培非常尊敬，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署名“晚周树人谨上”，即以蔡元培的晚辈自称。鲁迅对蔡元培的教育主张也非常支持，如蔡元培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主管教育部美术工作的鲁迅便组织举办了全国美术讲习会、儿童艺术博览会等，发表了有关美术总纲性质的论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甚至自己多次到“夏期讲习会”讲美术论略。

实际上，鲁迅非常喜欢美术且美学素养非常高，只不过他的绘画才能被写作才能掩盖而不太为人知。鲁迅年幼时，受床头贴着的《八戒招赘》和《老鼠成亲》等年画的启蒙，自小便喜欢上了美术。鲁迅翻阅了远房叔祖收藏的许多带插图的书籍，尤其喜欢保姆阿长给他找到的一本带有很多绘图的《山海经》，逐渐收集了《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丛画》等，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常常偷偷地描摹《荡寇志》和《西游记》等民间绣像。到日本留学后，鲁迅接触到大量西方美术知识及相关书籍，通读过当时所能读到的西洋文艺史，并开始收集一些画本尤其是日本浮世绘。学医时，鲁迅画过一些人体器官、结构，也画过很多死尸图，在《藤野先生》中鲁迅自认为当时“图还是我画得不错”。鲁迅在教育部工作之余除了埋头抄古碑外，便是收集金石拓片、碑帖、版画、汉画像等，光收集的汉画像就有600多幅、历代拓本有5100多幅。

《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一举成名，从此走上了写作的阳光大道。他的美术、设计才能虽被写作才能的光辉遮挡但也常有闪现，如鲁迅和同事一起设计了当时的国徽图案，亲自设计了自己新买的房子，还为自己的书设计了60多种别出心裁的封面，为《朝花夕拾》等书画过插图，为《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书设计过广告，这相当于一个人身兼编辑+美编+封面设计师+粉丝数超百万的KOL ⁽³⁾ 。在继续大量收集版画、木刻画包括裸女画在内的西洋画等绘画的同时，鲁迅还出资印刷了精美雅致的《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等画集，编译了《编近代美术史潮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被誉为“新兴版画之父”，他成立了“木刻讲习会”，印行了许多现代木刻画，发起了新兴版画运动，和司徒乔、陶元庆等画家有很密切的交往，多次将出版的画集无偿赠送给木刻青年，临终前还抱病出席了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著名画家陈丹青曾说：“鲁迅是一位最懂绘画、最有洞察力、最有说服力的议论家，是一位真正前卫的实践者，同时，是精于选择的赏鉴家。”这或许是对鲁迅和美术关系最准确的评价。

另外，鲁迅还是“时尚达人”，穿衣搭配很潮流可谓花样文艺潮男，他曾自己设计过大衣，还为自己设计了很酷的经典造型：平头加隶书的“一”字胡，还曾经教过萧红穿衣之道：“你的裙子配得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

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除了让鲁迅生活无忧之外，对鲁迅的阅历、思想影响也很大，让鲁迅后来得以厚积薄发。如吴海勇在《时为公务员的鲁迅》中所言：“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 qPjSJcL0LghMDgufTZ+ZWgy2LDo3DeJ4rA/NXxx81ukcAiTqOe7oGJ05IjPY7I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