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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李大钊不仅在《新青年》并肩战斗，还共同参与了对北洋军阀等的斗争，“革命友谊”进一步升华。
1926年3月18日，发生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当天，鲁迅奋笔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后来又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等人。“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鲁迅没有想到“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但他相信“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还在《〈守常全集〉题记》中生动地描述了李大钊在“三一八惨案”中示威的经历：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此外，鲁迅还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八）》中写道：“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一流人。”鲁迅是在嘲讽曹锟政府对李大钊的通缉，因为把“李大钊”误认为了“李大剑”就此通缉。
不久，李大钊和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提出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在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李大钊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还与陈独秀开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组建、领导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罗章龙曾写诗道：“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1924年夏，中共北京区委在李大钊指导下创办了机关刊物《政治生活》，鲁迅是这一刊物的忠实读者，北京鲁迅博物馆里现保存有鲁迅珍藏的《政治生活》第62、78和79期。1925年春，进步青年刘弄潮受李大钊委派到鲁迅家中看望鲁迅，转达了党对鲁迅的期望，希望鲁迅团结青年共同战斗，鲁迅听后也表示了对李大钊亲切的问候。1927年，鲁迅南下广州后，有一天在广州遇到北京来的一位青年，便焦急地询问：“守常先生还好吗？”
一句“守常先生还好吗？”让人动容。
对鲁迅及其作品，李大钊也极为关注。比如他高度评价了鲁迅发表的小说《长明灯》，认为这篇小说是鲁迅要“灭神灯”和“要放火”的表示，认为鲁迅“已经挺身站出来了”。当他收到鲁迅赠送的《呐喊》一书时，称赞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并告诉孩子们要好好阅读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