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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奕助（1838—1917），晚清宗室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加郡王衔，任御前大臣。光绪二十年（1894），被慈禧封为庆亲王。
在纪念甲午战争两个甲子的时候，我们对中国在那场战争中的惨败充满惋惜，一个古老文明为什么不敌一个新生小国？
一百多年来研究者提出许多看法，其中一个重要看法，就是中国在那“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时代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而日本则潜心好学，顺势变革。中国不是没有人看到问题关键，只是统治者不思进取，不知世界大势，依然陶醉在自己编织的“盛世”神话中。结果，不到半个世纪，中日师生易位：先前的学生成为老师，先前的老师变成了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魏源的《海国图志》扮演着非常奇妙的角色。
《海国图志》的原本为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而《四洲志》来源于英国人慕瑞编著的《世界地理大全》。1840年，道光帝慑于英国人的威胁牺牲林则徐，放弃武力抵抗，任命琦善接替林则徐议和。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时间。1841年6月，承担战争失败责任的林则徐前往流放地新疆，当他路过现在的镇江（京口）时，正在此地的老朋友魏源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苹”（《魏源集》，第781页），朝夕相谈，交换看法。
林则徐预感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遂将书稿交给魏源，希望魏源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魏源没有辜负老友的期待，在此后一年时间里，魏源以林则徐《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3年初版于扬州。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本。1851年扩充为一百卷本。1856年，魏源去世，一百卷本遂成为《海国图志》定本。
《海国图志》根据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资料，详细记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制度、文化习俗，是近代中国一部最伟大的著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盛赞这是中国人研治“域外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意义重大。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依据丰富的资料向中国人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而且提出许多伟大的见解，一再叮嘱中国人要重建宽广胸怀，不要将域外文明视为洪水猛兽。东西文明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必须承认，这些不同文明均有中国文明所不具备的优点。中国人应该潜下心来，记住先贤教诲，一事不知以为耻。魏源指出，即便从复仇观点看，中国要想打败英国，复仇雪耻，也必须向人家学习，必须“师夷之长技”。
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相当历史局限性，这个口号将一个正常的文明交流转换为“文明冲突”。不过在“天朝上国”迷思仍未被打破的近代早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权宜之计。
尽管魏源的主张如此温和，这一主张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回响。那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东来的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本质区别。一个古老、精致的农业文明怎样面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那时中国人似乎根本没有想过。
魏源在这部书中建议中国人应该正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中国不仅应该大度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种子，渐渐嫁接至中国农业文明老树上。更有甚者，魏源在这本书中，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主制度，英美联邦制、选举制、分权制衡的司法制度，“以变古今官家之局，人心翕然，选官举能，可谓不公乎，可谓不周乎。”（《海国图志后序》），实在值得中国人注意借鉴。
《海国图志》意识到了历史大转折，意识到了中国无法固守单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应该增强“海国”意识，应该与世界互动，双向开放。
一百多年后重读《海国图志》，我们依然能感觉到一个敏锐的知识人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中国如果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在鸦片战争后发奋改革，中国应该很快可以步趋西方，与世界一致。然而，“天朝上国”的惰性太强大了，失败很快成为过去，刚刚醒来的雄狮打个哈欠又睡着了。中国辜负了林则徐、魏源的一片苦心。“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国图志序》）。
中国是一个崇尚工具理性的国度，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实践的检验，许多道理在很多人看来就不一定具有真理意义，因而近代中国的每次大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失败，总是“失败实践”后的觉醒。失败得越惨烈，进步就越大。
《海国图志》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赢得应有尊重，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根据魏源好友姚莹分析，这主要是因为《海国图志》“犯诸公之忌”（姚莹：《与余小波言西事书》，《东溟文后集》卷八），谈论了不该谈论的事，从而使中国错失至少二十年机遇。（蒋廷蔽：《中国近代史》）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个偶然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还处在锁国状态，但魏源这部书却让日本人如获至宝，在此后五年间，《海国图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又出了二十几个，深刻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
江户晚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阅读了《海国图志》后，格外佩服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为应该像魏源那样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规划日本方略。在许多人仍将西方文明视为“奇技淫巧”之“邪教”的时候，佐久间象山由魏源启示开始了对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
《海国图志》传到日本的第三年（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黑船舰队”抵达江户湾叩关，与英国人1793年、1816年、1838年三次来华具有类似性质，但日本人或许是基于十几年前鸦片战争的教训，或许是《海国图志》已将世界经济必将交流的意义说得很明白，或许是因为日本人已有与欧洲人（荷兰人）打交道的经验。
总而言之，日本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先诉诸于兵，再诉诸于礼，打败之后画押通商，而是直接通过谈判，达成了妥协，日本既没有像中国那样长时期沉浸在失败阴影中，也没有单纯地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日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商业基础，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了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国家的梦想。日本学者井上靖说，幕府晚期之所以能发生“开国主义”思想，其契机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知识人普遍阅读过传来不久的《海国图志》。
我们当然不能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完全得益于《海国图志》，就像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不能归罪于任何单一原因一样。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说，《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遭遇，不仅让中日师生易位，而且折射了这两个东亚国家胜败中的深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