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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昌、南京和部分省份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但从全局来说，战争并非之后数月的主题。当时中国社会的主题集中在国家未来体制的选择上。
一部分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认为清政府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项政策确实有错，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们力主利用这次政治危机重回君宪道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而南北僵持不下时，先前四散的革命党人则重新聚拢，他们依然信奉孙中山十七年来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更不愿意在如此有利的环境下重回君宪。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经过数月争执，共和主义终于占据上风，君宪主义成为历史。可谁也没有想到，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却在实现不久便出了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远过晚清。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有一点始终未引起足够重视，那就是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权力转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民国法统危机。
孙中山是1911年12月25日从海外结束十七年流亡生涯赶回上海的，此时距武昌起义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南北之间的谈判，也从武昌转移至上海，从湖北军政府转移至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与袁世凯内阁之间。双方争执的焦点不再是停战之类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国家未来体制的建构，即中国究竟应该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应该按照革命党人的信念，走向共和，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在这中间起到重要作用的，不是南方革命党人，而是南方的立宪党人。
立宪党人本是清政府君主立宪最重要的支持者，清政府在1906年走上君主立宪道路，正是这批立宪党人长期鼓吹的结果，比如张謇，很早就致力于日本宪法和东西洋宪政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他所组织翻译的一些宪政著作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最流行的读本。
在立宪党人推动下，特别是经过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清政府终于同意走君主立宪道路，于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宣布用九年时间实现日本式的宪政目标，两年后即1908年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中国从此有了成文宪法，有了政治发展的依据和纲要。
正如后来许多批评者所说的那样，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大纲，因为其中规定皇权依然享有至上权力，不仅决定着国家大事，甚至还能任命百官，其职能与先前的君主专制好像没什么区别。这样的批评是对的，《钦定宪法大纲》确实维护了皇权至上的原则。但是批评者们忘记了，此时的光绪帝年仅三十六岁，他所追慕的对象以及他心中所要仿照的榜样是日本明治天皇、俄国彼得大帝。这些英主都拥有绝对权力，其威权至上都是不可置疑的。
然而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后不久光绪帝就突然去世。当时接替他的如果是一个成年君主，这个宪法大纲依然不构成问题，只是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在最后时刻选择了一个比较弱势的班子，三岁的小皇帝和二十八岁的摄政王无论如何，其威权与能耐都无法与即位三十多年的光绪帝相比。于是，《钦定宪法大纲》中的问题显得相当明显，先前竭力鼓吹君宪的立宪党人开始不满。
如果不是稍后发生其他干扰，立宪党人或许能在既有框架中继续前行，维持九年立宪，然而连续的外部危机给立宪党人找到了调整预备立宪日程的理由，他们一次又一次请愿，希望朝廷更改先前九年预备立宪既定日程，他们实际上期待以早日实现君主立宪，去弥补《钦定宪法大纲》皇权至上的不足，希望用议会和责任内阁去弥补弱势的摄政王和小皇帝的不足。
立宪党人组织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在几次坚持尤其是到了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也确实引起朝野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摄政王无奈之下，终于同意修正先前九年预备立宪计划，以五年为期，完成君主立宪的全部准备。摄政王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满洲贵族群体，他们在立宪党人的压力下调整立宪方案，应该说有不得已的成分在，而且由于是不得已，他们在做出让步的同时又收紧权力，不仅让满洲贵族子弟在预备立宪的最后几年抢占了一大批权位，而且在宣布国家将进入立宪状态的责任内阁名单中，毫不顾忌地将责任内阁演变成了一个权贵内阁、皇族内阁，十三名阁员中竟然有九人来自皇族或皇室。
皇族内阁的出台激起了立宪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警告摄政王，当此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皇权来说，重用汉大臣可能比提升这些“官二代”更有意义。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已经积重难返，满洲贵族家家都在攀比，在没有权威如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时候，哪一家也不愿放弃权力做出让步，更不会从大局出发辞官为民。从5月8日一直拖延至10月10日，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皇族内阁就是无法撤销，无法废除。这是武昌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党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他们虽然期待朝廷借助这一机会修正错误，改组内阁，但并没有对君主立宪产生怀疑，直至各省独立越闹越凶，他们才开始意识到清政府大约要在这场革命中成为历史陈迹。
事实上，革命的发展的确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这让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
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张謇还曾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
和平光复势不可挡，但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可清政府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政府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
立宪党人特别是东南大佬张謇、赵凤昌等人的转变意义重大，他们不仅支持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而且还联名致电摄政王，劝他认清大局，转向共和，为皇室换取最后尊严，为历史留下一段美好回忆。
经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立宪党人居间联络，南北和谈开始不久后，各方就对清政府善后安排达成一致，同意优待皇室，同意未来中国的政治架构为共和，同意由袁世凯出任未来新政府首脑。这项妥协至少在12月20日南北第二次和谈时已经达成，其主旨就是清政府在下一次谈判时必须承认共和。
让清政府承认共和，其实也就是逼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后几天的交涉中，清政府开始犹豫，因为这毕竟牵涉一个王朝的终结。
对清政府犹豫甚至不愿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宪党人大概都有详细估计。所以他们一方面寄希望于清政府和平结束，另一方面也准备利用革命党人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以此逼退清政府，实现从君宪到共和的转折。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特别是上海光复后，确实一直忙着筹建新政府，只是他们在过去十七年中一直流亡海外，对国内政治发展缺少了解，又没有多少有用的人脉，所以革命党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也不能不求助于立宪党人。而革命党人中的黄兴、宋教仁等，在这之前都与赵凤昌有过一些联系。等到孙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码头”朝拜赵凤昌时，赵凤昌一句“开府建基”点破其中所有玄机与奥妙，由此不到一个星期，一个全新的“临时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赵凤昌的提示肯定深刻启发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怎样网罗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困境等。赵凤昌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也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从立宪党人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起到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以为是赵凤昌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并不真实。
其实，如果回想赵凤昌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直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的事实，就知道他高人高招，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谈判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反而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否则，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政府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
更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恰恰具有这种素质和想法。当孙中山听到赵凤昌开府建基建议后，他在当天（12月26日）就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将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究竟应该选择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孙中山已有的政治构想中，他可能更倾向于权力制衡的内阁制，以免总统总是处于权力要冲，成为各方攻击的目标。如果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象征，只有到了关键时期，到了内阁倒台或重大政治危机发生时，总统才具有协调的功能。
然而，就在这一天，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分别向各省代表做了工作，提议由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所以等到晚上开会讨论政治架构时，对民主政治、议会政治有着很深研究的宋教仁依然力主内阁制，孙中山却坚决反对，以为内阁制不管有多少优长之处，但在目前并不合乎中国的需要。
孙中山强调，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这个体制断非目前非常时代所相宜。我们现在不管谁去当总统，都不能既让他去当总统，又想方设法从制度上去怀疑这唯一置信之人。孙中山表示，我不肯听从各位的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他这实际上是威胁，各位如果一定要坚持内阁制，那就请自便吧。
孙中山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黄兴，于是黄兴从挽留孙中山的立场上，反复劝说宋教仁谦让，劝说他取消提议。在黄兴等人的劝说施压下，宋教仁从大局着想，表示让步，于是新政府的架构就完全采纳了孙中山的主张，实行总统制。而这恰恰又为后来的政治纷争预留了空间，埋下了伏笔，且使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在民国初年受到严重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谈的僵局确实很快被打破，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方针上并没有宣传孙中山一直坚持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没有提及孙中山一直自诩为创造的三民主义，没有说什么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等三个阶段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接受各方面建议，同意优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样攻击清代历史。这种种举措都为南京临时政府赢得了人心，尤其赢得了新军将领如段祺瑞的认同。段祺瑞或许没有把南京临时政府当作一支重要力量，但他不对南京动武，其实就是默认了赵凤昌等立宪党人的安排。
根据赵凤昌等的安排，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是“临时的”，都表明他们只是期望用这个“临时的”机构和“临时的”人作为过渡，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黄兴等革命领袖同意的，甚至可以说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就是黄兴和黎元洪。
很难说孙中山是否清楚这些，但他肯定知道“临时的”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迅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表示只要袁世凯劝退清帝，那么他孙文立即辞职下野，并遵守承诺，推举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孙中山也曾想过将“临时”改为正式，还曾为国际承认做出过一些努力，只是列强坚守所谓中立，其实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过渡到袁世凯的新政府，所以孙中山的外交努力未收到成效。
至于财政，临时政府在赵凤昌等人建议下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立宪党人，按理说这些人只要出力，别说养个人数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与北方动刀动枪，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立宪党人坚守承诺，只把南京临时政府看作“临时的”，一旦发现孙中山有意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们或者果断退出新政府，或者从经济上扼住新政府的命脉。孙中山后来遵守承诺，向袁世凯转移权力，虽说维持住了信誉，但实际上是被逼无奈，不得不遵守而已。
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打破了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这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步进行的，并没有多少意外。只是一百多年后重新检讨这件事，我们很容易发现，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几乎毫无地位，至少在民国前半期的法统中不明所以，因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不要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在袁世凯那些人眼里毫无意义，即便南京临时政府留下的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临时约法》，也不被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当作一回事。
在清政府这方面，当南京临时政府将优待条例转给北京时，隆裕皇太后对更多的条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坚持应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几处文字表述。至于文件中的“逊位”，隆裕皇太后认为应该改为“致政”或“辞政”。
在袁世凯与伍廷芳密商的同一天（2月8日），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六十四人联名致电伍廷芳，表示优待清室条件中的“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应请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逊位”这样带有刺激性的词语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否则很难说服军界同仁。
冯国璋、段祺瑞等军界将领的坚持得到了南京革命党人的极度重视，所有条款都按照袁世凯、梁士诒、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议予以恢复和保留，最具刺激的字眼“逊位”改为“辞位”。这也算是北洋老将对清政府旧主子的最后一次效忠。
中华民国成立后，尊重历史却没有得到完整贯彻。孙中山遵守承诺，在清帝退位后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接替。但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在以后的民国法统中，忽略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中华民国的前史，正式的中华民国是从袁世凯宣布就职开始的。
民国前半期的政治这样处理有其自身原因。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过去十几年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预备立宪，由于斗争，由于戴着有色眼镜，也就不能给予公平合理的评价，一概视为清政府的欺骗。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说，这种批判当然有其道理，但却不能概括晚清最后十年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形与意义。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发展从新政到立宪，其实走的就是一条精英政治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也要求提升民众的识字水平，要求对选区内的咨议局议员投票，但总体上说这种精英政治就是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构，是精英的而非民众的。这一点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设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毫无关系。
至于革命后，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一个比较长的军政时期，大约有军事管制的意思。之后方才进入训政，至于训政多久，则很难说。训政之后进入宪政，这是一个漫长过程。孙中山的设想与晚清以来的精英政治毫无相似之处。
而袁世凯却是晚清精英政治的设计师和推动者，当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理念中，哪里会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更不要说一步步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了。
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时代直接进入宪政时期，这或许可以说是袁世凯接续晚清民主政治变革往前走，依然是一种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只是从尊重历史的层面说，南京临时政府在法统中没有地位，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那些理论上的创造也不被采纳，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孙中山后来一再强调“革命尚未成功”，或许其内心深处就是从这个层面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民国成立了，可是他们为中华民国准备的理论及政治架构，统统被弃之如敝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