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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虽然女子学院始建于19世纪30年代，但在内战期间，男性入学人数下降，加之《莫里尔法案》（
Morrill Act
）
的通过在战后促进了男女同校，再次引发了关于女性和高等教育的争议。1862年颁布的《莫里尔法案》创建了“赠地学院”，通常设立在美国西部和中西部人口稀少的州。在《莫里尔法案》颁布之前，各州教师协会一直呼吁大学招收女性学生以促进教师培训。随着该法案的通过，提供单独的教育机构来培训女性的成本实在太高了。此外，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直到20世纪，高中毕业的女性都比男性要多，这就使得大量潜在申请者之中女性要比男性多。
男女同校州立大学的兴起，使得现有大学招收女学生的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引发了女性研究生和教师的担忧。事实上，公立大学开放男女同校的压力引人深思，部分原因是“赠地学院”早期的入学率令人大失所望。在已建立的私立学校中，女性往往被视为可有可无，而在“赠地学院”制度下产生的新兴学院，女性反而备受关注。因此，女性入学人数显著增加。弗雷德里克·鲁道夫称，1875年到1900年间，男女同校大学中，男性人数增加了3倍，而女性人数增加了6倍。
随着男女同校教育的兴起，女性也威胁到了学校的地位。女性入学人数的增加往往被视为令人担忧的因素。那些先前不允许女性入学的院校中的男学生和男教师经常对男女同校表示反对。成立于1817年的密歇根大学，直到1870年才招收女性入学，而且还是在违背教师意愿的情况下。尽管学校董事会早先认为招收女学生是会毁掉学校的“危险之举”，但一场由公民主导的抗议，使得马德隆·斯托克威尔（Madelon Stockwell）成为第一名被录取的女性。斯托克威尔因此经历了比同龄人更难的入学考试，还遭受了男生的排挤和欺凌。另一名女学生萨拉·蔡斯（Sara Chase）后来描述她的经历时说道，“令我们系的女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密歇根大学是一所男性学校，而且他们经常感觉我们在抢他们的饭碗。为了及格，女孩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取得更好的成绩。实习机会不会留给女生，我们也难以找到实习机会”。
由于被视为大学的“入侵者”，女性要想进入男女同校的高等教育机构，往往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罗莎琳德·罗森博格（Rosalind Rosenberg）将讲堂描述为“相当严格的种族隔离模式……女生坐在教室的一边，男生坐在另一边”。1863年，虽然威斯康星大学师范系（教师培养）的男女学生人数相差无几，前30名女学生也被允许选修其他课程，但学校却要求她们“在所有男学生就座之前，不得就座”。
学校男领导和老师不仅担心大量的女学生会导致他们丧失地位，还害怕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康德思想的女性会推卸世俗的家庭责任。一名范德堡大学的学生调侃道：“没有男人愿意晚上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正在试验制造人造黄油的新工艺，或者观测夜空寻找彗星。”
在女性教育与种族相关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争议。琳达·M.珀金斯（Linda M.Perkins）指出，由于被完全排挤在劳动力市场外，黑人女性往往被认为不太可能与男性竞争工作，白人女性则不然。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影响了我们对黑人女性教育的看法。
同样，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家庭法典”或“女性崇拜”导致许多人认为，中产阶级及上流社会的白人女性一旦结婚就该退出有偿劳动力市场，去履行其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例如，对1822年至1872年特洛伊女子神学院（Troy Female Seminary）毕业生的研究表明，婚后还在工作的女性比例只有6%，而26%的女性间歇性工作。同时，婚姻和有偿劳动对黑人女性来说一点也不罕见，两者并不冲突。但珀金斯表示，到19世纪末，“对受过教育的黑人的性别歧视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是被排除在促进黑人教育的组织之外，就是被剥夺了领导权。即便这样，黑人女性还是普遍认为受教育和婚姻并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