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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与社会学专家往往忽视了由性别和职业地位所产生的驱动作用，这一作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机构、学科和专业协会的行动与优先事项安排。马加里·萨尔法蒂·拉尔森（Magali Sarfatti Larson）指出，虽然从事组织化的职业往往会被认为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但职业所宣扬的无私道德规范却使他们不以获利为目的。尽管如此，在关于职业兴起的讨论中，拉尔森着手研究职业是如何组织起来以获得市场势力的。她认为专业化是“特殊服务的生产者试图建立和控制其专业知识市场的过程”。在这个框架中，有关在专业工作中纳入或排除某个群体的冲突和斗争明确显现出来。
因此，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任何新兴职业的独特之处并不是其对财务因素不感兴趣，而是其自主权在原则不变的基础上得以彰显。在另一项里程碑式的医学专业研究中，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指出，专业化职业与其他职业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被赋予了控制自身工作的权利。在弗雷德森看来，专业“被特意赋予自主权，包括决定谁可以合法从事该工作，以及如何从事该工作的特权”。拉尔森将这种自主权视为专业权力的来源。拉尔森表示，“专业权力以有权定义其知识内容和合法获取途径为特征，而知识的不平等分配增强了这种权力”。
自主权有这样几层含义：使专业人士免受批评，允许他们“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意识形态中，他们向外界宣扬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现实中特定领域最有效的定义”。而且自主权使机构中的成员能够控制谁将有机会从事某一职业。因此，这种自主权使经济学家能够通过强调自由市场的优点来塑造一门学科的轮廓，同时将女性排除在学术劳动市场之外。
这种自主权的控制力首先体现在谁可以以学术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研究生培训。社会学专家表示，正式培训是团结专业人士的重要纽带。换言之，“认知标准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经历过垄断培训中心的兴起后，造成了资质专业化和市场控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早期关于女性接受过多教育的危险性的争论，应该从政治经济学和自身利益的角度去解释，而不应从科学必要性的角度去解释。
对“认证知识”的控制可能是专业化和市场控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如拉尔森所说，仅凭知识不足以“建立专业人士优于其竞争对手的绝对优势”。对那些拥有自己的研究生项目的机构，拥有博士学位（不只是荣誉博士学位）的教师，以及全职学术专业骨干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是“对社会地位的争取和维护”。因此任何导致其地位下降的事情，例如学术研究方面的分歧、社会地位不高的群体的参与，都要避免。
提高学术专业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专业协会的出现，如1885年成立的美国经济学会。不同于其他不对女性开放的专业协会（如美国化学会），美国经济学会从一开始就对女性开放。但是美国经济学会在许多方面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其领导层限制了经济学领域女性发展的机会，这对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会积极促成行业内部各种分歧达成一致，无论是普遍存在的还是难以调节的。此外，美国经济学会还提供了一个论坛以供解决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所称的“管辖权纠纷”。早期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家致力于塑造经济学的边界，从而试图厘清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差异，以及为什么经济学是基于“硬科学”的，是权威的，而社会学是基于“软科学”的，是开放性的。早期年度会议的新闻报道表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报告在这一过程中被边缘化了。
专业人士齐聚年会共同界定这些边界，在缺乏共识的尴尬处境中尽量达成一致。A.W.科茨（A.W.Coats）表示，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使经济学家们有机会进行学术交流，并有望在当今重要问题上达成合理共识。作为提高专业地位的重要机制，年会有助于防止意见分歧削弱专业地位。
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还为那些除女性以外的人提供分享工作和专业机遇信息的机会。教授们经常会带着自己的得意门生参加会议，尽力确保他们能获得最理想的职业成果。在学生受益的同时，导师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美国经济学会进一步通过赞助学术期刊来组织专业知识生产，这是分享知识和展示机构服务性的另一个途径。据弗雷德里克·鲁道夫（Frederick Rudolph）称，发表论文已不仅是新院士们的指导兴趣所在，也成了大学校长们热衷的非正式年度汇报的基础。到19世纪末，只靠教学是不够的。如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校长所说，“学校希望大家都能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努力，为人类智慧贡献力量”。
学术机构“为专业服务”挑选人员和编审委员时，恰恰体现了一种潜在的地位提升。如果一个人没有所属的研究机构（通常指女性），或者有机构但没有研究生项目，那么意味着他（她）的地位较低，无法更好地发挥用武之地。
女性要想获得学术地位，必然面临重重障碍。尽管针对女性智力和学术研究的反对论调在世纪之交已经平息，但在20世纪初，有关学术身份的微妙概念还在影响着女性的职业生涯。女性一直在努力争取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但其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分配到了那些被认为适合女性的学科中。女性在社会科学领域所处的位置非常模糊。用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的话来说就是，参与慈善和改革活动的女性是“社会科学的天然支持者”。这样说来，女性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女性经济学家，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很是艰难，获得认可的概率微乎其微，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几所精英大学一直将女性排除在研究项目和教职之外，但是许多州立大学往往出于必要开始接受女性加入研究项目。不过知识消费者比知识生产者的角色更容易被接受。除却在女子学院任教（成为教师是许多女性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唯一途径），女性还缺乏充分参与这一新兴职业所必需的机构附属背景。
总之，专业化的推动与性别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性学者的地位，导致女性很晚才进入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早年间女性遇到的困难有助于洞悉如今女性在经济学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当我们研究早年间女性为在经济学领域争取话语权所作的斗争，以及她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阻碍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当前的方法论存在争议，科研和课程方面所涉及的主题也有所变化。这项研究会像M.C.埃舍尔（M.C.Escher）的作品一样，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女性从事这一职业的历史，还有女性如今在沉闷的科学领域中所处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