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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女性已经在某些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有证据表明，自2000年以来，女性在经济学领域方面进展甚微。截至2018年，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女性比例超过60%，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女性比例仅有32%。
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据相关研究表明，女性在各级学术机构中所占的比例都不高。截至2018年，在设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院系中，女性助理教授的占比为28.4%，女性副教授的占比为25.8%，更令人吃惊的是，女性教授的占比仅有14.3%。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男性在特定学科或领域以及精英博士项目中的占比过高。金·A.威登（Kim A.Weeden）、莎拉·特博（Sarah Thébaud）和达夫娜·盖尔布吉瑟（Dafna Gelbgiser）研究发现，在博士项目中，研究领域不同，性别差异明显。超过三分之一的男性或女性博士需要换专业，才能平衡所有领域男女博士的性别比例。重要的是，他们还发现，在顶尖项目中，男性占比过高。他们表示，“在经济学领域的顶尖项目中，男性占比过高的现象非常突出，是正常占比的1.27倍”。经济学研究项目的地位愈是高不可攀，高等学校中的女学者就愈稀缺。
女性在经济学领域的占比已令人大失所望，再看有色人种女性的占比，更是严重不足，让人无法接受。阿曼达·拜耳（Amanda Bayer）和塞西莉娅·劳斯（Cecilia Rouse）表示，在2014年，美国只有11名少数族裔女性（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虽然约30%的美国人口被认定为非裔美国人或西班牙裔美国人，但其中只有6.3%的非裔美国人或西班牙裔美国人跻身为经济学终身教授。
如今，经济学领域的女性与男性相比，成为终身教授和晋升为全职教授的可能性都不大。有证据表明，在成为终身教授后的7年内，女性晋升为全职教授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一半，而生育控制和家庭状况（如无子女和单身）对这一差异几乎没有影响。女性作者的论文平均要多花6个月的时间才能发表，这至少可以解释部分困难所在。艾琳·亨格尔（Erin Hengel）对4家主要经济学期刊上的9000篇文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审稿人对女性经济学作者的要求标准之所以更高，可能是因为同行评审过程中存在的潜意识偏见。亨格尔称，“校正往期项目花费的时间越多，用于新项目的时间就越少。而论文越少，升职的机会就越少，这可能会促使女性寻找更公平的领域”。
随着发表论文的压力不断增加，合著在学术研究中也就愈发重要。有证据表明，在经济学领域，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倾向于独立撰写文章，而且同性之间更有可能合著——男性与男性合著，女性与女性合著。由于在经济学领域中女性本就比男性更少，因此合著对女性来讲就更是难上加难。而与男性同事合著的女性发现，她们的贡献被大大低估。在研究学术界授予终身职位的决定时，海瑟·萨森斯（Heather Sarsons）发现，如果女性与男性合著一篇文章，那么男性被授予终身职位的概率会增加8个百分点，而女性仅增加2个百分点——但要是女性与女性合著，这一差距就不那么明显了。萨森斯指出，功劳归属与合著者的性别有关。
直到最近经济学家才逐渐意识到经济学领域中女性人数严重不足。然而，20世纪初，许多例子都反映出大多数白人男性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占的特权地位。虽然部分人对性别差异可能带来的挑战有所察觉，但许多人则不然。
在1911年出版的第一期《美国经济评论》中，时任编辑的戴维斯·R.杜威（Davis R.Dewey）称，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一位女性作家公开回复负面评论，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会被质疑“以她是女性为由”而让女性保持沉默。20世纪20年代，艾莲若·蓝辛·杜勒斯（Eleanor Lansing Dulles）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当她在巴黎修改博士论文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里·海格（Robert Murray Haig）和詹姆斯·哈维·罗杰斯（James Harvey Rogers）前来拜访。杜勒斯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曾在谈话中表示只要她交出自己的笔记，他们可以补充她的研究笔记，“你的作品就会作为我们这个综合项目的一部分”。但杜勒斯拒绝了。
安妮·P.卡特（Anne P.Carter）回忆起自己1945年入行时的经历。哈佛大学的系主任H.H.伯班克（H.H.Burbank）在欢迎她时说道：“我们这里有很多成绩优异的女孩，但她们都坚持不到最后。”虽然几天后他为自己的言论道歉，但卡特还是遭受了很多不平等的对待。例如，当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招募卡特加入自己的哈佛经济研究项目时，为了让卡特更快进入该项目，卡特的随迁配偶也允许加入该项目并配以1000美元的年薪，竟比卡特的年薪还要高，面对卡特的质问，列昂惕夫说：“我以为你会喜欢的。”
性别失衡、待遇不平等和缺乏平等机会等现象在历史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71年，美国经济学会才采纳要在经济领域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原则。当时，美国经济学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收集有关美国大专院校中从事经济学相关工作的女性的人数信息，并提出“平权法案”以解决经济学领域缺少女性的问题。在基层妇女党团的推动下，一系列决议提交给了成员皆为男性的美国经济学会执行委员会。根据迈拉·H.斯特罗伯（Myra H.Strober）的说法，会议的开场白是“决定：美国经济学会宣布经济学不是男性的领域”，后来被修改为“决定：美国经济学会宣布经济学不完全是男性的领域”。最后该决议获批，并成立了经济学界妇女地位委员会。尽管如此，性别问题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