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的灵感源自美国经济协会（AEA）的档案。早年间我在查阅有关该协会组织结构的资料时，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标有“麻烦”的文件夹。不知怎的，我觉得它会提及女性——不出所料，果然如此。

这个文件夹里包含了《美国经济评论》（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 ）第一任编辑与一名男性评论员之间的通信。这位编辑同时也是一名女性作者，《美国经济评论》创刊号曾评论过她的作品。从两人的通信内容来看，涉及了很多早期该领域有关性别与职业的内容以及女性经济学家们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当我开始研究早期经济学领域中的女性时，我逐渐清楚地意识到，很多关于女性和经济学的历史研究都流于表面而缺乏实证。女性经济学家本已凤毛麟角，加之许多学者对女性在由男性主导的经济学领域的历史知之甚少或压根不感兴趣，这无疑限制了我们对早期经济学领域中的女性的了解以及对性别所能产生的作用的了解。通过查阅美国经济学会的档案以及一些发布在《美国经济评论》和《经济学季刊》（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QJE ）上的文章，不仅能为女性和经济学领域的认知补充实证研究，而且能将我们从数据中获取的信息与传记、历史记录有效地结合起来。

本书所有章节皆为最新数据：提供了美国经济学会中女性成员所占比例以及其背景信息；展示了自协会成立以来的63年中，被限制的女性经济学家们在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她们在校友关系网发布信息，旨在能出版发行专著以及在像《美国经济评论》和《经济学季刊》这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这一分析揭示了经济学家之间建立关系网的各种重要因素，以及在日益关键的出版领域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当研究在这些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的可能性时，我们认识到作者和编辑在博士教育中共享同一机构的重要性。那么作者和编辑共享一家机构到底有多重要呢？对于那些从当前编辑所在的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作者来说，这又有多重要呢？对心怀希望的作者们来说，这是否会是个好兆头？

在女性经济学史上，另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是体制障碍——用于区分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由于黑人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时面临着巨大的入学障碍，导致了单方面实证分析缺乏充分的数据，因此明确这些体制障碍以及黑人女性在高等教育方面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就变得格外重要。值得一提的是，黑人女性不仅缺少接受公共教育的机会，甚至缺乏进入七姐妹女子学院的机会，而七姐妹女子学院为白人女性在经济学领域开辟一片天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以下诸位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如果没有得到档案来源和数据收集方面的帮助，这项研究便难以完成。首先，我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克里斯蒂安·P.温廷（Christian P.Winting）。他独到的见解、专业的建议以及不时的鼓励，使得整个研究过程意义非凡。其次，我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所有成员，感谢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将专业知识倾囊相授，尤其感谢凯瑟琳·豪尔赫（Kathryn Jorge）和劳拉·普尔（Laura Poole），感谢她们不遗余力地审稿。

我还要感谢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档案管理员，感谢他们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为我提供的专业指导及帮助。尤其感谢杜克大学图书馆（美国经济学会档案所在地），以及负责馆藏古籍和手稿珍本的那些工作人员。多年来，布鲁克·格思里（Brooke Guthrie）慷慨地牺牲她的宝贵时间来帮助我，对此，我感激不尽。感谢雷切尔·普罗沃斯特·雷亚（Rachel Provost Layher）和胡安·卡瓦哈利诺（Juan Carvajalino，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史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在该研究项目的初期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也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拉德克利夫学院施莱辛格图书馆的学科馆员莎拉·哈钦（Sarah Hutcheon）和波士顿大学图书馆的布伦登·麦克德莫特（Brenden McDermott）竭力为我提供有关女博士毕业生的信息。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西涅·布尔德罗（Signe Bourdreau）、苏平·卢（Suping Lu）与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档案馆的乔什·卡斯特（Josh Caster）也为我获取所需资源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和帮助。

此外，感谢参加我开设的《性别和社会前瞻》课程的学生们，感谢他们在资料搜集方面为我提供的帮助，是她们收集了关于女性经济学家出版图书、发表文章的数据，以及获得博士学位和早期经济学家所在机构等各种信息。感谢我的本科学生们，他们的工作虽然枯燥乏味、耗时耗力，但却异常重要。尤其要感谢值得信赖的纳奥米·阿图霍努（Naomi Atughonu）、克林顿·巴特克（Clinton Bartek）、艾莉森·布莱克（Allison Black）、泰勒·博拉姆（Taylor Bolam）、达伦·布林克霍夫（Darren Brinkerhoff）、杰伊·伯德（Jay Byrd）、加布里埃尔·福克斯（Gabriel Fox）、康纳·麦考伊（Connor McCoy）、艾米莉·墨菲（Emily Murphy）、吉赛尔·内瓦雷斯（Giselle Nevarez）、马纳夫·尼马尔拉杰（Manav Nirmalraj）、艾米莉·诺森（Emily Noesen）、詹妮弗·皮奇（Jennifer Pitsch）、莎拉·拉克斯（Sarah Rakes）、马德琳·瓦夫瑞克（Madeline Vavricek）和丽贝卡·沃尔顿（Rebecca Volten），以及研究生卡莉·埃勒（Kari Eller）、佐伊·梅斯（Zoe Mays）、乔·桑多（Joe Sandow）和安德鲁·索伦森（Andrew Sorensen）。如果不是他们帮忙填写电子表格，早期的出版业分析就无法进行。同时，我要感谢我的同事埃里克·汤普森（Eric Thompson），感谢商业研究局通过他们的学者项目为我的研究提供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他们为我讲述了很多在经济学专业化之前过往女性经济学家的奇人逸事。这些故事启发了我，激励了我继续研究的决心。我对曾经的合著伙伴罗伯特·迪曼德（Robert Dimand）顶礼膜拜，他对早期经济学家的状况了如指掌、见识非凡。他很乐意与我合作，非常感谢他对我们的合作作出的贡献以及对该领域作出的贡献。我还要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玛丽·安·祖贝克（Mary Ann Dzubeck）多年来对这一主题孜孜不倦地研究和支持。她总能随叫随到，不辞辛劳地批阅本书的大纲以及各个章节，感恩我们天长地久的友谊。

有幸得到大卫·科兰德（David Colander）的支持，是他介绍我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就职于明德学院。在明德学院，我结识了许多很棒的同事和朋友。感谢明德学院在研究初期对我的支持，感谢其开展的关于“女性问题”的经济学领域专题讨论会，使得这个主题得以继续深入开展。此外还要感谢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史中心全体成员的盛情邀请，感谢他们邀请我参加了一场有关经济领域早期女性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涉及美国经济学会档案所反映的女性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特别感谢冈扎利·别瑞克（Günseli Berik）和犹他大学邀请我介绍我对美国经济学会中女性和成员身份方面的早期研究成果，并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对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林肯分校的同事丹尼·坦纳巴姆（Danny Tannenbaum）、布伦登·蒂姆（Brenden Timpe）和玛丽·麦格维（Mary McGarvey），我要表达最诚挚的感谢。虽然本书许多章节的数据都是在几年内收集的，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撰写每一章时所用的数据都是孤立的。好在与坦纳巴姆和蒂姆的频繁会面让我们有机会一起讨论研究。尤其是坦纳巴姆，他欣然回顾了很多章节中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提供专业知识以便我能更好地解释数据模型。再次感谢新同事们的殷切关心与大力支持。

我的挚友玛丽·麦格维也是我最想感谢的人之一，她是我在经济学专业性别研究的长期合作伙伴。我们研究了红州和蓝州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差异、美国和欧盟男女经济学家观点的性别差异，以及经济学期刊编辑对该学科的批判等其他主题。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计量经济学家，她独到地认识到了要更好地理解女性，就要更好理解性别在职业中所起的作用。作为系里仅有的两位女性终身教授，我们彼此相互学习，受益匪浅。在此对我和麦格维的友谊，以及她在研究中所涉及的计量经济分析方面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儿子迈克尔·梅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没有人比迈克尔更了解女性在STEM领域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他从历史分析到生活经验，又从生活经验到历史分析，言简意赅、客观清晰地阐述了女性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这给予了我完成这个项目的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