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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以一种后来的科学哲学家可能称之为知识社会学的方式看待高等教育机构。这些哲学家将知识创造视为一种社会化过程，发生在受个人、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影响的学者群体中。然而，这些后来的科学哲学家往往未能研究特定社会中的性别特征。他们认为，科学往往受到研究型基金分配的影响，但他们往往无法确定科学中的隐喻和概念框架是如何进行性别划分的。换句话说，他们对知识观产生政治敏感，但对知识观的性别政治不敏感。将性别视角扩展到知识社会学，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等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阐明了这些群体的性别本质，同时指出这些学者的视角会受到其所在地的影响。根据这些学者的说法，女性在科学领域常遭到曲解，只因其人数寡不敌众。此外，哈丁指出，我们的理解受限于主观感知，而主观感知又受到环境和个人经验的影响。哈丁认为，“知识主张脱离不了特定社会环境，主导群体未能对自身有利的社会环境进行批判性系统性地自查分析，而自诩的有利社会环境对知识的生产起到了负面作用，使他们在科学和认识论上处于劣势”。
不论是这些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提供的关于性别和知识生产的宝贵见解，还是凡勃伦的见解，都为研究性别和知识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有用的参考。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在高等教育中所面临的境况，需要我们研究对地位维持的渴望如何影响了对学术行为标准和仪式的解释与应用。
总而言之，作为高等学校的“入侵者”，女性威胁到了高等学府的地位。因而处处受限。限制女性使用图书馆、实验室，限制其活动范围、课程选择，还常常挖苦其智力不足、缺乏分析能力。女性被告知，她们对平等待遇的渴望不过是“对权力的争夺”，她们“贪得无厌”。在这种环境下，女性经过艰苦卓绝所取得的胜利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波澜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