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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亚瑟·庇古（Arthur Pigou）和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在支持女性进入职场的同时，也在润色他们关于自由市场的文章，称其瑜百瑕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性的生活举步维艰，她们主要受制于性别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劳动力市场。不过，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变化。1880年，只有15%的10岁及以上的女性在有偿劳动力市场工作。到190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8.3%，1920年为20.5%，1940年上升至24.4%。世纪之交，女性最普遍从事的工作仍然是家政女佣，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所改变。虽然就业人数在日益增加，但已婚女性在外工作的人数依然很少。1890年至1920年间，已婚就业女性的百分比从4.6%增长到了9.0%。黑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于白人女性。例如，直到1920年，大约44%的黑人女性所从事的最普遍的职业要么是农场工人，要么是家政女佣。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已婚黑人女性比已婚白人女性更有可能离家在外工作。1920年，约33%的已婚黑人女性在有偿劳动力市场工作，而已婚白人女性的这一比例仅为6.3%。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一波三折。美国妇女事务局的数据显示，在大萧条之前，女性在所有“大学校长、教授和教师”中所占的比例迅速增长，从1910年的19%上升到1920年的30%，再上升到1930年的32%。但到了194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27%，1950年时这一比例已下降至23%。
同样有趣的是，担任大学校长、教授和教师的黑人女性人数不断增长。虽然美国人口普查没有收集到20世纪初几十年的所有数据，但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191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有73名黑人女性，192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496名黑人女性，而到193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有1020名黑人女性担任大学校长、教授和教师。尽管有人对这一类报告的数字存疑，但1890年通过的第二部《莫里尔法案》无疑促进了高等教育中黑人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同时扩大了黑人学院和大学的规模。
1885年至1940年，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比例也快速上升。1885年，只有18.3%的女性获得本科学位，到1940年，这一比例已增至41%。至于高级学位，1900年只有6%的女性获得博士学位，但到了到1940年，这一比例已增至13%。
玛格丽特·罗斯特（Margaret Rossiter）称，19世纪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主要来自10所学校：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林莫尔学院、雪城大学、伍斯特大学、波士顿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此外，其中大部分女性从事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的学术工作。到1940年，绝大多数获得高级学位的女性活跃在教育领域。
在非女性化领域获得高级学位的少数女性发现，她们的职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遵守不同领域的惯例来实现的。例如，乔·弗里曼（Jo Freeman）表示，当凡勃伦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及社会学领域没有一位女性的职业生涯是以非资深教员的身份开始的，而且全是全职教授。索福尼斯巴·布雷肯里奇（Sophonisba Breckinridge）于1901年获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并于1904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但她发现自己并不能从事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相关的工作。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家庭管理系的助理教授。伊迪丝·阿伯特（Edith Abbott）在没有升职的情况下教了6年社会学，后来她被调到了一个所谓的女性院系，最后成了该学院的院长。
学术劳动的分配最终使拥有社会学学位的女性容易受到排挤，并成为本体论分歧的牺牲品。受弗吉尼亚·瓦利安（Virginia Valian）提出的“性别图式”的重大影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学术经济学家将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定性为社会学家，将拥有社会学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男性定性为经济学家，这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这种差异的关注。总而言之，“专业化”的推动与性别相互作用，通过排斥相关领域的女性学者，而承认和接受相关领域的男性学者，这往往损害了经济学等领域的女性学者的利益。
女性如何获得研究生学位，以及如何筛选与男性能力相当的女博士，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美国的大学是怎样阻挠女性获得经济学研究生学位的？女性会在哪里被录取，又会在哪里被拒之门外？女性在找第一份学术工作时能获得多大的支持？各机构制定的竞争规则对女性从事学术工作有多大影响？女性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来自学术机构的有助于自己成功的支持？女性是否参加了新兴的专业协会？又能否在这些协会里担任领导职务？在主编、副主编和有权决定某人是否重要的编辑委员会成员眼中，女性是否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