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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然而，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二战”后重建的结果，而与朝鲜战争相关的经济繁荣更加重振了其重工业和制造业。日本由此重新登上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舞台，在当时盛行的是福特主义制造业和国家级工业及福利政策。为了促进快速增长，日本战后的领导推崇政府干预发展主义，即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引导和支持市场及国有企业，而不仅是对其进行监管。接受了国家指导经济政策方向的角色之后，政府对其制造商给予了强有力的保护。正如大野指出的那样，“几乎没有来自国外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更不用说证券投资了”。在日本重建其工业能力的过程中，这种政府干预政策要求由国家来调动和引导资金，投入重点行业。国家还支持重建通过交叉持股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各种产品的大型企业集团经连会。
在思考韦伯（Weber）的观点时，约翰逊（Johnson）认为日本是一个采取必要政策措施实现经济快速升级的“发展型国家”。他称日本的工业化与官僚精英的干预有很大关系，尤其是那些通商产业省的精英。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经济协调和雇佣关系中变得非常重要，由此产生的大小公司之间的等级划分有助维持二元劳动力市场。发展主义的经济成果非常惊人，日本经济在战后持续增长，一直到1973年石油危机。“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GDP年增长率平均为7%，在1953—1965年升至9%，1966—1972年升至9.5%。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
朝鲜战争让日本制造业实现了跳跃式发展，纺织品、汽车、原材料、金属产品和药品的生产都有所扩大。道尔（Dower）计算得出，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特别采购为日本经济注入了23亿美元。此外，军人及其家属的涌入刺激了东京及军事基地周边地区的建设和服务业发展。战争结束后，美国还让日本公司参与了韩国的重建。
“二战”后初期，借助朝鲜战争带来的高速增长，国家和企业通过技术投资和重组生产系统及管理提高了生产力，推动了工业“赶超”。这种政策组合和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产生了惊人的增长率。尽管这种赶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向型的，但日本很快就开始重新融入世界经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主要靠廉价制造业产品出口。国家政策因循渐进、谨慎小心，战略性地开放了贸易，并鼓励大公司冲出日本。
追求这样的发展战略要面对与劳工之间的大量摩擦。在战后不久，劳工运动和工会组织在联合军总指挥部（SCAP）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的领导下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最初，占领时期的盟军驻军权力机关赞成自由的劳工运动。受新政影响的联合军总指挥部劳工部官员于1945年起草了一项类似于美国1935年《瓦格纳法案》（ WagnerAct ）的法律。由此产生了1945年让工会合法化的《工会法》（ Trade Union Law ），允许工作者在不受政府或雇主干预的情况下组织起来。该法的直接影响是工会成员暴增，工会密度从1945年的3.2%增加到1948年的55.8%。一些工会组织者是曾被日本军方监禁并被联合军总指挥部释放的共产党人。一年之内，共产党领导的产别会议（Congress of Industrial Unions）成为日本最大的工会联合会。第二大工会联合会日本劳动总同盟（Japan Federation of Labor）由较为温和的社会民主改革派所领导。两个工会组织都在工作场所组织“生产控制”、支持工作者控制工作场所（并仅为满足直接需求而继续生产）以及支持全国性总罢工来提高工作者生活水平和对抗保守派政府，并以此来对抗雇主。
面对激烈而广泛的工会活动，1947年联合军总指挥部扭转了重组工会的政策。左翼工会的兴起威胁到美国将日本转变为亚洲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政治典范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美国保守政治的兴起和冷战时期反共主义的出现影响了日本的政治和政策变化。重要的是，有组织的劳工成了政治目标，激进的工会领导人和成员尤其容易被盯上，大量裁员也削弱了激进工会在企业的权力。1947年，联合军总指挥部批准了一项法律，允许企业解雇工作者以“提高效率”。国家和企业利用经修订的《劳动关系调整法》（ Labor Relations Adjustment Law ）和1947年的《工会法》来摧毁公共部门中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右翼分子和商业领袖在私营部门和特定企业组织反对左翼工会主义，反对全行业的全国工会。管理层鼓励员工组织新的工会，并很快承认他们是企业层面工人唯一的谈判代表。随着激进的工会领导人被清洗，行业工会让位于企业工会，后者成为工会的主要形式。到20世纪50年代初，产别会议几乎完全消失了，会员人数从1948年超过130万的峰值锐减到1951年的4.7万人。
国家为正规工作者提供了基于企业的就业和工资保障，在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原则下，结束了对蓝领和白领工作者的差别待遇，通过这些途径推动和控制了这种受政府青睐的企业工会模式。这一制度为日本资本主义提供了相当大的活力。虽然这种雇佣体制通常仅限于男性和大公司，因此造成了性别和公司规模的不平等，但这种日本式的就业制度开启了该国的黄金时代，男性的就业相对稳定。这种模式被多尔（Dore）称为福利统合主义，它帮助日本成为全球公认的高效制造中心，并促进了日本向高质量产品生产的转型。
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日本的经济增长步履蹒跚，但很快又有所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已成为以亚洲为中心的新兴国际分工和商品链的中心。在冷战时期，日本通过向与其在生产和贸易网络中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投资和转让先进技术，在重塑东亚经济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冷战结束后，随着与韩国、中国和越南等前敌对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加速。中国和东南亚因此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国，日本则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投资国。
日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减少对日本贸易逆差的要求。为此，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广场酒店签署了《广场协议》（ Plaza Accord ），这导致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46%。由于日元升值，为了支撑利润，日本企业开始向其他国家投资，寻找更低成本的生产基地。1985—1989年，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450%以上。与此同时，日本的股票和资产价格增加到原来的3倍，造成了一直持续到1991年底的资产泡沫。
当泡沫经济最终破灭时，随之而来的是一段被称为“失落的十年”的经济停滞期。自泡沫破灭以来，经济增长率一直徘徊在零左右。在此期间，公司力争提高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同时将更多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经济和雇佣关系机制发生了转变。正如将在第4章所讨论的，长期经济停滞的一个结果是非正规工作者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翻了一番多，从1985年的16.4%增加到2018年的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