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秩序

柏拉图被公认为西方思想之父。他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思维方法。

柏拉图是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者。但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从不为自己谋求任何权力，所以在他的思想中也看不到这类建议。

西方思想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充满条条框框、苛刻的判断、认同和排斥、分类和断言以及高度的正义感。

柏拉图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提出，社会应该由“护卫者”这一特殊阶级进行统治。这些人最初是军人，然后接管了政府。他们又被分为制定政策并进行决断的“统治者”和执行政策的“辅助者”（例如警察等）。普通民众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当然，开明的统治者应当受到恰当的教育，懂得关注普通民众的利益。

护卫者是一种世袭的社会地位，他们要严格按照科学的方式进行培养。家庭财富和个人财富都会引发焦虑，因此应当被统一处理。要设立国家托儿所，这样妇女就可以从家务中解脱出来。

国家是第一位的，人民必须主动适应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对于艺术和教材都要有审查制度。不允许发生任何可能威胁到国家的事情。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一小批护卫者精英。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说：“道德的标准是国家的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上的健康。”

柏拉图在他的著作《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提出了一种霸道的极权主义思想，他认为强权即公理，国家应该由更优秀、更强大的人统治。在《理想国》中，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主张道德只是强者的个人利益。书中这两个人出现的用意都是引出他人的反驳。柏拉图并不提倡恃强凌弱的极权主义，同时反对财富统治。他想要的是能力。

克里提亚斯（Critias）是柏拉图母亲伯里提俄涅（Perictione）的堂弟。公元前404年，雅典被斯巴达打败后，成立了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委员会来起草新宪法。这些人很快就成了“三十个暴君”，他们似乎都在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权力。克里提亚斯是三十个暴君之一，但柏拉图从未批评过他。

柏拉图和克里提亚斯一致认为，不受控制的民主是造成国家毁灭的根本原因——雅典的情况确实如此。雅典的民主与今天我们的民主是截然不同的。妇女、奴隶和在其他城市出生的人没有投票权，其他有投票权的所有人都在集会上为大小事项投票。投票采用直投的方式，没有人在中间承担代表的角色。柏拉图认为这很危险，因为民众是很容易被说服的，正如今天我们担心专业且有技巧的竞选活动能够左右选举结果一样。

与此同时，诡辩家们开办了专门培养说服技巧的学校，并声称有了这种技巧，站不住脚的论点也可以变得很有力。诡辩家同时也是相对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他们信奉权宜之计和对当下感知的支配。

因此，面对“乌合之众”的民主和逐渐发展起来的肆无忌惮又有技巧的说客，柏拉图选择了一个以受过培养和训练的统治者为基础的有能力的政府。

虽然柏拉图是极权主义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遵循传统思维要求的那种分类和判断。我们可以称他为中心主义者、极权主义者、专制主义者，或者简单地说，乌托邦主义者。

柏拉图关心秩序、规则、真理、绝对、分类、准则，这些对于进行清晰、慎重的判断都有所帮助。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在一个国家建立极权秩序，也适用于在我们的思维中建立秩序——这正是柏拉图对西方文明的贡献。

限制性过强的极权主义对政府而言不可行，但如果因此就说极权主义对思维方式而言也不可行，则难免有失公平。确实， 西方思想在正当性和确定性方面完全是极权主义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当我们思考民主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以一种非常死板、防御的极权主义方式思考。我们认为的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方面实际与民主相去甚远。举例而言，在许多国家，民众在选择人民代表候选人时几乎没有发言权，最终的可选范围只是有限的几个政党，而每个政党都有一整套僵化的政策。这种制度的纯粹性受到了激烈的辩护与捍卫。

如果要在有序和无序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人会选择有序。柏拉图对刚刚打败雅典的极权主义国家斯巴达的强大秩序印象深刻，斯巴达允许公民每年有一次机会杀死自己的奴隶。柏拉图和古希腊三贤的其他成员所考虑的秩序对后来的思想家非常有吸引力。然而，今天可能是时候继续前进了。也许有必要使用更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法。这正是我将在本书中探讨的问题。 keLIUBJ7gBSiHdgt6IRYIN2pNRkwW/NODND2d5jWBokWhGR8H6PmQhUEiWUpQy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