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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三贤的思想体系中，极权主义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由诡辩家们形成的知识氛围的一种回应，理解这一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诡辩家是一群极其聪明的思想家，但他们因种种原因在历史上受到了很恶劣的对待。他们遭到的指责有些是罪有应得，有些则不然。
显然，我们对诡辩家的了解并不多，因为柏拉图的追随者们本着真正的极权主义精神，封锁和压制了那些被柏拉图严厉谴责过的诡辩家的著作。
这些诡辩家都是“外国人”，他们出生在雅典之外的希腊城市，而才智过人的外国人当然不可能是对的。人们对这些知识分子有一种怀疑和恐惧，因为他们聪明过头了。
不仅如此，这些诡辩家还收费教课，这是不正当的。传授思想和启蒙居然没有被诉诸法庭，反而成了一种有偿的职业？
诡辩家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太务实了。他们需要谋生，同时也意识到人们只会为有实际价值的事物付钱。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专注于教授修辞学或说服他人的艺术。
希腊文化非常注重口头表达。有趣的是，今天在电视和广播的包围下，我们又回到了注重口头表达的文化氛围，这与注重书面文字的文化氛围截然不同。所以在当时的希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能够清晰陈述一件事情并说服他人，都是极其重要的。从本质上讲，权力来自说服。
学生们被教导要站在一件事的正反两面进行辩论。诡辩家普罗泰戈拉声称，他可以教学生如何在较弱的立场中，通过语言战胜较强的立场。高超的说服技巧是可以被教授和学习的，文字游戏非常重要。显然，沟通中并不存在诚实和不诚实的严格界限，政客们对此再清楚不过了。当时的诡辩家们理所当然地因为这方面的诡计而受到指责，而实际上直到今天，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仍然需要与当时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服技巧。这正是民主的本质。 如果人们都不会被愚弄，那就没有民主可言。
有些诡辩家只教花言巧语。也有一些人会同时教“美德”，也就是如何过上美好生活。还有些人只教“美德”，这与苏格拉底的思路完全相同，但方法却不同。
诡辩家是经验主义者、怀疑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以一种惊人的现代方式存在。
他们认为知识只来自经验。当被问及上帝是否存在时，普罗泰戈拉回答说他的能力太有限，无法对这一问题给出结论，他的生命太短暂，无法进行必要的探索。后来他说，上帝是为那些相信上帝的人而存在的。诡辩家相信感知是关键，唯一的真理是感知到的真理。普罗泰戈拉认为，对任何人来说，能说服自己的就是真相。
诡辩家们宁愿面对由各种信念构建而成的现实，也不愿寻求一个固定的绝对真理。所有被感知到的信念都是正确的，但并不都是有效的。所以对相信的人而言它们是真的，但对外部世界、其他人和整个社会就不一定成立了。这是极端的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者认为真理只在特定的环境或情景中成立，这在某种程度上早于逻辑实证主义者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当然，如果真理是相对的，感知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就更有理由去教授说服的艺术，以改变人们的信念和感知。
今天有许多人会说诡辩家们实际上是对的，而从那以后几个世纪的哲学文字游戏都是白费力气，把我们带回了完全相同的观点。
但是社会能否在对一切事物有所怀疑的基础上运转？社会能否完全建立在主观价值的基础上？显然是不可能的。否则将会出现完全的混乱，那些得到诡辩家指导的熟练的说客将会占据上风，因为他们控制了人们的感知，可以愚弄大众。
社会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运作。于是苏格拉底出现了，他向世人提出，真理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相对的，存在一种深刻的、固定的内在真理，这种真理是客观绝对的，可以通过研究被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雅典法庭之所以要处死苏格拉底，是因为他的研究方法似乎正以一种诡辩家常用的方式破坏着旧的价值。但事实上他所追求的恰恰相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柏拉图提出了关于国家和世界的极权主义观点。事物必须是绝对的、有序的。他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切都在变化”的观点与巴门尼德（Parmenides）“内在本质永不改变”的对立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了绝对“内在形式”的概念，也就是有待人们发现的永恒的、客观的真理。
柏拉图思想的有序性被社会上大多数关心客观真理的群体所接受，这并不令人惊讶。哲学家们喜欢这个思维框架，因为它使他们有机会从逻辑上寻找难以捉摸的真理。国家就像任何法律体系一样，同样欢迎一成不变的绝对原则。基督教会受到保罗的强烈影响，拥抱绝对真理、形式以及僵化的制度，并因此发明出了便捷、实用、舒适和成功的以极权主义为本质的西方思想。
就像绝对真理藏在某处有待人们发现那样，秩序也是需要被强行实施的。这种真心相信强加的秩序确实存在的想法在科学上产生了令人惊讶的结果。在科学上，“强加的秩序”（即假设）可以被检验和改变，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在其他领域，我们寻找内在真理的幻想严重抑制了更好、更有效的有序设计。这些秩序不必采取极权主义乌托邦的形式，而是可能采用一种高效的自组织系统（我们粗略地用自由市场哲学和放任主义来模拟这种系统）。
需要记住的重点是，西方思维方法中由柏拉图提出的许多尖锐的教条主义正是一种对诡辩家松散主观性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