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下面我所描述的变化机制都不是排他性的。这些机制之间有很多重叠部分，有时一种变化模式可能会转变成另一种。变化，只有在能带来更好的东西，或者符合环境变化要求的情况下，才是一件好事。社会之所以会变化是因为有导致其变化的内部力量，或者是为了应对一个已经发生了改变的世界，又或者是为了其公民的福祉。变化可能是朝着理论中乌托邦的方向发展的，也可能只是为了恢复因为环境改变而造成的破坏。
人们并不会去调整基本原则，只会希望在事情真正变得无法收拾之前，能有一项新的技术发展到可以拯救人类的程度。例如，我们希望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发展能将我们从对石油资源枯竭的担忧中拯救出来，我们还希望能找到一种更方便地使用煤炭的新方法。与之类似，我们希望生育控制技术的进步能有效地降低世界的人口增长率。其实绝望也有相同的作用。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在公众的支持下，大家同心协力。这种策略有自己的优势，尤其可以减少当前需要做的事。但是，有些问题却是不可逆转的，例如达到危机级别的污染。因为即使污染行为停止了，现有的污染水平也已经不可改变。
这是大多数政治制度所推崇的方法。每当危机发生时，它就会被归咎于外部世界，而人们可以看到政府勇于面对危机的壮举。实际上，危机其实可能就是由政府之前的政策引起的，但这一点却不会被提及。政府的注意力会放在解决问题的技能上，并力争找到一个能同时解决各种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将暂时占据上风。在非危机管理时期，由于社会权力集团的更替以及民众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社会总体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这时候，政治家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驾驶着社会这艘小船，他们只是随着小船在不时出现的风暴中漂流，期待可以幸存下来。一个政治家只要让人看到他的心在正确的地方，并有一个功能良好的抽水泵就足够了。每一次危机过后，社会并不能完全恢复原状，都会残留一些伤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出台的法令则往往只会停留在纸面上。因此，除了不知不觉中的漂流状态，危机的余波也会带来一些变化。这并不是说这些危机是被当作引入变化的机会而有意地加以利用的，不过，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这不过是对之前描述过的改变方式的客套描述：一个人的随波逐流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进化。真正的进化本质上是重点的转移：一方面萎缩，另一方面过度扩张。有权力的转移、活动的转移和价值观的转移：这些都会受到社会结构及其制度性质的阻碍或鼓励。从经济角度来说，市场经济中的真正变化是可以通过进化产生的，而其他一切经济体制都会阻碍这种变化的发生。
通过抗议来改变现状的前提是制度管理者拥有智慧、精力和资源。抗议的目的是改变管理者的行为：将其限制在某些领域内，并将其引导到其他领域。在生态保护等问题上，抗议活动取得了显著成功。媒体的力量，尤其是电视的力量，可以把一场小规模抗议放大成一场大规模抗议。一场最初可能很小的抗议活动只要足够离奇，就能获得媒体的关注。而一旦被媒体曝光，就会吸引其他人加入这项活动，该活动就会发展壮大。追求曝光率的政客们，如果发现一场抗议是正面的就会加入潮流，如果是负面的就会做出其他反应。这个体系会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运作。在英国，一个罪犯的一小群朋友发起了抗议，声称他是无辜的。因为抗议的声势足够大，所以他被从监狱里释放了。这个体系的唯一缺点是，事件的重要性，甚至是问题的合法性，几乎与抗议的有效性没有关系。一个重要但不受欢迎的问题是没有机会使用该体系的。而所有能激发公众情绪的问题则都可以使用该体系。总的来说，尽管最终结果是积极的，但抗议的方向却往往是消极的。例如，反对环境污染的抗议有利于生态保护，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著名的反对不安全汽车的抗议有利于生产出更安全的汽车产品。如果抗议符合政治潮流，那么政客们甚至很可能会反应过度。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环境保护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于影响了当地的商业发展和人们的就业前景。在某些情况下，吵闹的少数人可以把他们的愿望强加给安静的多数人。
如果人们从一种变化中感受到了威胁，就会长期抵制这种变化。人们不会去预测变化的结果，然后沿着变化的方向前进。这种延迟和抵制会让变化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清晰。这还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其他人先做出改变，从而使自己获得一个可供观察的实验窗口。在工业领域，经常存在一种有意识的“模仿”策略：让别人去承担开发的成本，犯最初的错误，然后自己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做出调整。最后，当受到抵制的变化已经势不可当时，你就可以撤回阻力，迅速顺势而为。
这种方式适用于所有民主国家。反对党提出了一项与执政党不同的政策，如果选民倾向于支持这项新政策，他们就会在下一次选举时将票投给反对党。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现实政治中并不是这样运作的。任何反对党都知道，要想重新掌权，不仅要抓住自己的支持者，还要吸引一些中间选民或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因此，他们提出的替代方案与现有政策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最终几乎相当于没有提出真正的可替代方案。此外，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由同一批专家进行经济分析，最终提出的政策也会非常相似。在如今大多数的民主国家里，已经很难看到反对党提出与当前政策大相径庭的建议了。随着撤销前几届政府制定的政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不同政党提出的建议的相似性可能会越来越大。只有在像英国这样各个政党在历史上都有不同阶级基础的国家，政党之间才可能会存在真正的政策分歧。
一个委员会想画一匹马，最后可能会画出一匹骆驼。因此，妥协带来的变化就是通过讨价还价来实现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利益相关方都希望最终结果能体现己方的建议。美国国会传统的工作风格就是政治分肥。这也是那些按人口比例选举代表，进而组成联合政府的国家做出变化的方式。到目前为止，工业界的大多数劳资纠纷都是以互相妥协为基础解决的。因此，在妥协达成之前各方可能会发生争执，也可能会有希望体现自身存在感的小党派参与其中。
黑格尔的冲突论提出了事物变化的规律，即先有正题，继而有相对立的反题，之后，在冲突引发的紧张中形成了合题。理论如此，实际上却不然。仅当正题和反题都从对立面汲取有利要素，以达成一个比彼此更佳的合题时，该规律才能奏效。现实中，反题一方会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对付正题一方，意图破坏现存秩序的方方面面。
摧毁旧的秩序，以新的秩序取而代之，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古巴革命都是如此。我的制度比你的好，你的制度在各方面都比我的差。你的体制充满了腐败、剥削和特权，而我的体制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是通过各种直接斗争来实现的。很多人无法接受渐进式的革命，因为即使每一个目标都能完美地实现，变化也会因此失去其清晰度。有时仅仅破坏旧的秩序就足够了。社会因为旧秩序的崩溃而陷入混乱，新的秩序自然会从混乱中涅槃而生。对许多人来说，革命是一个方向，而不是终点。许多革命者宁愿在他希望改变的国家里去追随他的革命热情，也不愿意在一个已经实现了变革的国家里生活。他们的心态更接近创业者，而不是职业经理人。我们要谨慎区分作为革命手段的抗议与作为改善现行制度的行动手段的抗议，因为后者实际上代表对现行制度持信任态度。
戴高乐改变了法国，也改变了欧洲。领导者带来的改变，是由决策和灵感带来的。在公司里，首席执行官就相当于政府的领袖。他在下达命令时要着眼于未来和公司实力。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听取顾问的意见，他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个人虚荣心促成的，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权力的腐蚀，这些都与他可以有效地行使变革权力完全无关。因为这个系统如此有效，所以我们要能够承受与无限有效性伴生的所有危险。毕竟，首席执行官会受到其他高管、股东和财经媒体观点的限制，并且他也可以被解雇。除此之外，一个人即使没有行政控制力，拥有足够高的激励能力也能成为领导者。印度的圣雄甘地就是一位这样的领袖人物。但是，抗议活动的领导与运营和管理活动中的领导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抗议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成就。
一个有魅力的领袖、一种新的宗教、一种复兴的旧宗教、一种新的观念以及绝望的环境所产生的激励，都是众人皆知的变化机制。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美国和欧洲对非洲人的态度经历了一场彻底的革命。在许多地方，人们对待商业的态度也发生了革命。这个过程非常剧烈，同时又很难控制和预测。
我们很难判断态度上的改变是由充满感召力的领导者带来的，还是由微小步骤的积累带来的（改变是循序渐进的）。正如股市上涨时，先是一点一点地上涨，直到市场信心建立后，才形成了猛涨。态度的变化也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直到它成为如洪流般不可阻挡的趋势。今天很难想象，奴隶制曾被基督教政府和信奉基督教的绅士，甚至是像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团这样的准宗教团体视为寻常。
有些事情发生后，我们的想法就与从前不一样了。在被称为水平思维的思考过程中，激发技术是非常有用的。首先要故意发表一则具有激发意味的言论：例如，出租车司机不需要认识伦敦的路。这乍一看似乎很荒谬，但作为一种激发，它让我们改变了看待出租车的惯常方式。例如，伦敦出租车的数量非常少（远低于莫斯科和纽约），部分原因是出租车司机必须通过严格的行车路线知识考试才能获得执照。为了准备这次考试，他们通常需要花上6个月的时间骑着摩托车去探索街道。这个激发直接引出了“两级出租车系统”的概念：现有的出租车将保持原样，供外地游客使用；新一级出租车的司机不必认识伦敦所有的道路，但只有认路的伦敦人才能乘坐。两级出租车会用颜色区分开来，而司机也将在实践中很快熟悉城市道路。在科学上，一个具有激发性的假设最有用的地方，是让我们能以新的方式去看待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艺术作品都具有激发性。它并不必须是准确的，只要能激发我们的洞察力、认识和新的想法就可以。
我们总是对设计带来的变化有所警惕，因为符合设计师价值观和思想的设计，并不一定适合其他人。就建筑成本和住房密度而言，几年前在伦敦周围建造的高层公寓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做法。但现在，人们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因为生活在其中的家庭彼此之间过于孤立，孩子们不能出去玩，邻里互不认识，并且出现了破坏行为。我们担心一个设计好的未来会忽略人的价值，或者没有全面考虑需求、偏好和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当然，就像建筑师也有好坏之分一样，设计也有好坏之分，并且有僵化的设计，也有可以进行调整和改进的灵活的设计。
当一个领域发生了变化，人们在感知之后可以建立一个机构来负责管理这个领域。一旦这个机构获得了它自己的权力（或者失去了权力），变化就会发生。英国工会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变化。欧洲共同市场则是另一个例子。设立一个机构的初衷可能并不是为了鼓励变化。相反，它可能是为了平息事态，即做出一种正在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目的是避免出现真正的变革。一旦这样的机构成立，那么任何进一步的抗议就可能被转移到该机构。然而，有时以替代真正变革为目的而设立的机构，反而可能会成为变革的焦点。
这是通过创建新的路径带来的改变。这种做法相当于创造一条旁路，而不是试图改变整个交通系统。如果这条新的旁路繁荣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车辆通行，那么改变就会发生。弗雷迪·雷克（Freddie Laker）用他从伦敦到纽约航班的低票价创造了这样一条旁路。事实证明，这个举措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多数主要的定期航班都开始提供特价机票。作为变革的推动者，他的旁路战略被证明是最为有效的。我在推动将“思维”作为学校的一门综合技能课程时，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我创立了一种将思维作为一种技能进行教学的实用方法，并在学校中加以推广。如果学校发现了它的用处，那么这门课程最终就会建立起来。迄今为止，已有几千所学校在使用这种方法。而希望通过在核心层面进行投诉或劝诫来直接推动变革，则是非常困难的。
推销、辩论、说服和劝诫都是让别人改变对事物看法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培养听众的洞察力，这样他们就会突然间明白你辩论的逻辑。困难的是知道说服或推广与操纵的分界点在哪儿，一旦越界就变成了强制改变。潜意识广告是一种操纵，但推销术不是。此外还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你的信息有偏向性或经过了选择，那么你就是在操纵他人的反应。幸运的是，通过这些方法去推动改变的效果非常差。如果这些方法真的很有效，那么我们可能早已不允许它们出现了。
如果你能以不同的方式去看待事物，那么你的行为可能会因此发生改变。对污染问题的认识和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的《增长的极限》（ Limits to Growth ）一书的影响就是很好的例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就是建立在通过觉知做出改变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我将在本书中尝试说明的改变。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是哪些结构和概念限制了我们的发展，那么我们也许能够更容易地适应复杂的环境。一个观念可能具有组织力量、关注力量、价值力量或觉知力量。
在企业中流行着一种被称为“零基础预算”的预算编制方法。通常在编制预算时，每个部门都要为正在进行的活动和新的发展项目编制预算。预算会被部分削减，但最终还是会通过。在零基础预算中，假设的前提是正在运行的部门或正在进行的活动并不一定将会继续存在。这就是基数是零的原因。在做预算时，每项活动和每个部门都必须从零开始证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可以以同样的理念去处理社会中的一些概念和结构。与其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不如看看它们是否能证明自己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也许其中的一部分正在限制我们的发展，阻碍着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