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与不负责任的乐观相比，直面现实、对未来感到悲观或许可以讲出诸多道理。如果你是悲观的，那么你不仅不太可能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反而还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因为你看到了正在显现的灾难对社会发出了需要做出调整的警示。然而，我相信未来将会是积极的，甚至会是灿烂的。

公平地讲，当前的趋势并不支持这种对未来积极的看法。不断增加的犯罪率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生活。在全世界，人类持续快速地消耗着能源和物质资源，其中只有石油的消耗速度在其价格上涨后略有下降。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始终对环境污染问题漠不关心。在猪的饲料中添加含铜的添加剂能让每头用于制作培根的肉猪的利润增加2.72英镑，养殖户们因此拒绝接受减少铜的添加量，以及减轻养猪场废物污染土地的建议。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将从现在的80亿攀升至约110亿。据世界银行估计，现在约有12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即使在相对发达的巴西，也有约6000万人的年收入只有77美元。我们正在准备利用核燃料，但核污染的危害巨大，而且核战争也仍然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

似乎在一点一滴中，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它拥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并且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它就像天气一样，我们可以观察它，绘制它的发展曲线，却无法改变它。我们可以暂时躲避风暴和危机，但我们似乎无力阻止它们的发生。

是否将有一日，强权和复杂性接管了世界，世界体系加速失控，最终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当然，复杂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曾经，政府领导人有能力去了解他们治理下的世界。后来，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复杂，领导人不得不聘请专家作为顾问，但此时他们仍然能够理解他们所要面对的各种选择。今天，即使有了专家的帮助，事情也显得过于复杂了。当专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核能可能造成的风险时，又有几个政府领导人能真正地了解利用核能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呢？当专家们的意见相左时（在经济问题上经常如此），政客们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策略呢？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自己的支持者一边，以便保护自身不会受到明显的伤害。这与领导力是两码事。有多少人能预见经济选择的后续结果？降低税率会对投资产生什么影响？变量、相互作用和反馈循环如此之多，最好的预测也不过是有根据的猜测而已。1918年，英国的税法有180页，而到20世纪末已经达到了4000多页。这个数字是与社会各领域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相契合的。一家拥有3000名员工的企业，每年要填写超过357份的政府表格。

印度每年增长的人口数量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总人口数量。希思罗机场每年的旅客吞吐量约是瑞士人口数量的4倍。

有时候我们明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似乎却让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卫生保健能力的提升降低了婴儿和成人的死亡率，但却造成了人口爆炸；核能的发展，则增加了核污染的可能。

变化的速度一直在加快，但人类的寿命却没有出现飞跃式的增长。从第一架飞机升空，到两倍于步枪子弹的飞行速度的协和式飞机的出现，中间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一个人的一生；而从第一次太空旅行到登陆月球只用了约人一生的四分之一的时间。

我们的生产能力是巨大的。在1973年之前的25年里，世界的工业产能翻了两番。现在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生产率相当于几个世纪前1000个人的生产率。有这么多积极的成就，我们真的是创造了一个无法控制的弗兰肯斯坦式的系统吗？把世界性的问题归咎于盲目的科学家、贪婪的政客，或对第三世界的困境漠不关心的工业化国家，就能很容易地写成一本书。

“如果每个人都能改进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未来肯定会是积极的。”这样的话说起来很容易。但在我将要推荐的方法中，没有反派，只有极其聪慧的人才能时时刻刻地保持最敏锐的判断。在实践中，严格地说这句话可能并不正确，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由于我们太愚蠢，而是由于我们太聪明。

几周前，我发明了一个相当简单的拼图游戏：把16个小方块拼成1个大方块。小方块两面都印有图案。虽然问题很简单，但是解决它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如果每秒钟只能移动一次，那么即使参与者夜以继日地工作，可能也要10亿年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在最后一块拼图就位之前，你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解决了问题——从数学上讲，试错步骤的数量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像玩普通拼图游戏一样，拥有某种机制来判断怎样移动才是正确的，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将在几秒钟内解决。但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一个在此刻看起来是正确的步骤可能会使事情在之后变得更加复杂。

很不幸，这个世界上的真实问题往往更像我发明的拼图游戏，而不是普通的拼图。几乎在任何时刻，我们都不知道采取什么行动才是正确的。因此，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进化出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策略。我们制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在每个决策点我们只需选择符合这些原则的行动方案即可。我们觉得，这样我们就不会出错，一个个“正确”的决策将引导我们朝着文明的目标持续前进。我们始终遵循的是文明的基本原则，例如：尊重人的生命、正义、自由和宪法中规定的其他事项。在这些基本原则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其他更具有政治性的原则，例如平等原则或财富分配原则等。以上这些都是积极的原则。但这个体系也同样适用于消极的原则，比如反对资本主义或反对威权主义。我们并不认为所有原则的集合就是我们总有一天会实现的神奇乌托邦，我们只是把它们当作在每一个决策点上需要应用的原则，以便确保自己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想象一下，一支探险队准备开着越野车穿越撒哈拉沙漠。如果他们为自己设定了一条笔直的路线，他们会发现坚持按设计路线前进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沙丘太高了，车辆无法行驶，必须绕道而行。但领航员手里有指南针，在每个决策点他都会告诉司机“朝北走”，因为他知道只要一直朝北走就不会出错。因此，“北”这个大体的“方向”就相当于我们向着更高程度的文明前进时在决策点使用的基本原则。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这种策略似乎是简单、有效、万无一失的。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同样不幸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像一片光秃秃的沙漠，而更像是乡村小道。我们不能随意前行，而是必须走已有的道路。这些道路就相当于社会发展出的各种结构和制度。我们有政治结构和商业结构，当采取行动时，我们必须遵循各种现有结构的行动方向：我们有议会结构、金融结构、法律结构和媒体结构——这些结构是社会机构，以组织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我们的头脑中也有结构，这些心理结构源于我们将周围世界概念化的方式。这些结构通常已经在社会中完整地建立了起来，包括利润、资本、正义和民主等概念。

所以我们把刚才的比喻换一个环境，把越野车从沙漠转移到乡村。假设探险队的目标仍然在北方，那么之前的策略现在还有效吗？在每个路口，领航员都告诉司机“向北走，不要向南走”，这就足够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让我们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比如有一条由东向西、稍微向北弯曲的高速公路。我们的车队从英国东部出发了，司机在高速公路上注意到有一条驶离此路的出口，但方向是在正南。由于某种原因，标志上的字迹看不清。因为司机知道基本的策略是不能走向南的道路，所以他继续沿着高速公路前进，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向北的出口。他当然找不到向北的出口，因为高速公路上所有最终通向北方的出口在离开此路时都是向南的。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能够说明问题：在道路体系中，为了最终向北行驶，我们可能会需要暂时向南开。但是，坚持每次都向北移动的战略却不允许这样做。

文明为什么不能允许暂时向南方运动或违背其基本原则的临时行动？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一旦允许这样做，就意味着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只要最终目标是朝着符合原则的方向前进（即为了最终向北开而先向南开），就可以违反基本原则。恐怖分子总是用他们的政治目标为其杀害无辜平民的行为进行辩护；独裁者总是以政治稳定为借口，为自己监禁政敌的行为进行辩护。从哲学层面讲，对德累斯顿、广岛和长崎的轰炸可能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让人们接受“目的使手段正当”的原则太危险了，因为它会破坏基本原则本身。如此一来，任何想要违背原则的人，只要捏造一个符合原则的最终目标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瑞典一直是一个高社会福利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瑞士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两国的人口数量和历史相差不大，但今天瑞典有97000名失业者，而瑞士则仅有7627名失业者。日本的社会福利较低，所以日本人会事先为疾病或未来而大量储蓄。这些储蓄推动了日本工业发展，如今日本工人的境况就要明显好于英国工人。这些都是不完美的例子，因为“生活得更好”并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但它们确实说明，有时为了去“北方”，你可能需要先向“南方”。尽管这个原则符合现实，人们却无法应用。除非你有一张清晰的地图，否则你永远无法说服自己此时的向南移动是最终向北移动的最佳策略。由此，形成了一种两难局面。

进化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后的。犯错是允许的，但有意识地采取与改进方向相反的消极步骤却是不可取的。社会的演变方向是制度和观念都向着完善和相互联系的方向发展。一旦建立起来，它们自己就拥有了惯性，并会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整体。

恐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生物。人类至今只存在了大约1000万年，但恐龙却生存了1.3亿年。所以，当我们认为恐龙是适应环境失败的典型时，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失败的瞬间，而不是这个物种长期的成功。实际上，直到灭绝的那一刻，恐龙一直都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并不能防止它们在未来的灭绝。此外，直到最后，恐龙的各个部位都在完美有序地执行着它们进化出来的功能：心脏、大脑、肌肉和肌腱都在像往常一样正常地工作着。由此可见，在逐步进化状态下的成功历史和良好的生理状况都不足以保证恐龙的未来。虽然它没能获得“适应能力”这个进化特征，但是长达1.3亿年的成功却完善了它们的身体结构。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有意识的决定还是进化的动力，都不能让社会偏离过去的方向，哪怕这个方向可能是在相当不同的环境下设定的，而这并不是智力或判断力造成的失败。

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怎样的环境变化让进化得十分成功的恐龙最终走向了灭绝。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可能是一个微小但致命的变化，还有可能是一系列微小的变化，虽然每一个变化本身都不重要，但是综合起来就导致了恐龙的灭绝。恐龙很可能感知到了这些变化，但因为它被困在了完美的进化状态中，所以无法迅速做出改变。

无论如何，我们确实知道当今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并且在强度、速度和大小方面都在发生改变。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我们都更需要快速地做出反应，去应对更大、更复杂的问题。与此同时，错误也可能是致命的，例如在核能、基因工程或持续污染方面的错误。我们用来做决策的时间更少了，我们通过试错来应对变化的时间窗口也更窄了。

这基本上是一个复杂性的问题。通信技术的变化促进了反馈回路的发展，从而增加了复杂性。能源结构的变化增强了整个社会的涟漪效应，从而也增加了复杂性。

幸运的是，人类及时发明了一个设备，一个可以把我们从复杂性困境中解救出来的设备——计算机。计算机对于组织革命的重要性就像蒸汽机对于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与蒸汽机延伸了人类的肌肉力量一样，计算机扩展了我们的组织力量。

我们现在只是在简单地使用计算机，仅仅是把我们从低效率的做事方式中拯救了出来，根本体现不出计算机的优势。计算机真正的优势在于它让我们有能力去开发完全不同的组织体系。就像汽车使洛杉矶这样以汽车工业为基础的城市得以发展一样，计算机可以使以计算机产业为基础的组织得以发展。当然，我们必须确保其结果是让组织变得更人性化，而不是去人性化。同样，我们必须通过计算机来应对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进而降低复杂性，而不是增加它。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组织，我们可以以航空运输业为例。尽管它涉及了海量的数据，但是仍然非常安全和高效。飞机的设计和运行都依赖于计算机；空中交通管制、调度、后台预订系统，也是依靠计算机来进行处理的。

我们不能指望计算机专家来提供创意，因为根据我的经验，除了极个别情况以外，他们往往都非常缺乏想象力。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因为在这个快速扩张的领域里，发展出了一个虚假的正统观念：“定义问题，找到标准的解决方案，应用它。”本质上，一个与世隔绝的计算机专家会设计出一个精巧的电子假肢，而不是一个轮子。

那么，我们是否能期待将计算机与美好愿望、智慧、解决问题的技巧结合起来，从而解决人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呢？在我看来，答案几乎肯定是不能。我们并不缺乏美好愿望、智慧或解决问题的技巧，而计算机所能做的仅仅是让它们更加高效地运行起来。

问题在于，就像路上的汽车和恐龙一样，我们被赋予我们行动自由的结构困住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结构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它们包括了组成我们思维方式的概念和习惯。我们必须认识到，航空系统之所以能发展得如此高效，是因为它不必和已有的结构及概念作斗争。

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我们未来生活的质量将由我们思考的质量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