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这不是一本友好的书。它也无意成为一本友好的书。友好无法改变自满。我们人类为自己思维的质量沾沾自喜。我们认为它好极了，至于原因，我将在后续章节中展开讨论。事实上，在古希腊之后约2400年的时间里，除了在数学方面，人类思维毫无发展。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如此自满。本书将为你分析阻碍思维发展的原因，并提出一些改变现状的建议。因此，这其实是一本积极的书。
“绿色思维”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完全赞同这种思维方式。气候变化是一个合理的政治主题，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有权表达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因此获得选票。这是件好事。
但是，我们面临着比气候变化更严重、更紧迫的危险，那就是低质量的人类思维。它更需要我们的关注。我们也许应该提出一个更重要的口号，即“灰色思维”。灰色指的是人的大脑。世界上大多数的冲突和争斗都是由低质量的思维引起的。人类思维的进步将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思考，那么不仅环境问题，其他问题的解决也将变得更容易。
想想巴以问题。在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人中，有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几十多年来，他们始终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却笃定问题总有一天会被解决。这就是一种糟糕的思维方式。
人类思维是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那么价值观呢？思考的目的是使我们有能力传递并享受自己的价值观。不经思考的价值观是极为危险的，它是导致战争、迫害和其他骇人听闻的行为的罪魁祸首。而缺乏价值观的思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思考没有目的。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约2400年来，我们始终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思维上。
那么情绪呢？人类行为呢？人性呢？
有人认为思维是学术的、抽象的。他们认为驱使人行动的是人类情绪和人类行为。很可惜，这是源于我们传统思维方式的无稽之谈，而传统思维方式对于冲突几乎毫无实际作用。
南非有一个铂矿，在矿上工作的矿工来自7个不同的民族：科萨族、祖鲁族、苏图族等。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矛盾不断，每个月矿上都会发生近210次斗殴事件。这些矿工没上过一天学，完全不识字。但是在苏珊·麦凯（Susan Mackie）和唐纳达·道森（Donalda Dawson）把我的感知思维教给他们，鼓励他们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后，矿工之间起冲突的次数从每月近210次降到了4次！为什么思维方式的改善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改变？因为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与感知有关，我称为感知思维，而非逻辑思维。
逻辑改变不了人的情绪和行为。在实践中，大多数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即无法从逻辑上说服他人转变情绪。控制情绪的是感知，而情绪又控制着行为。因此，感知的改变会引起情绪变化，进而改变行为。如果你的感知改变了，那么你别无选择：你的情绪和行为也将随之改变。
全世界大约有50000人在为电脑编写软件。
那么，有多少人在为人脑编写软件呢？
我们如今使用的传统思维软件是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约2400年前开发的。
苏格拉底喜欢提问（通常是引导性问题）。他最感兴趣的是辩证法，或者说辩论。
柏拉图致力于探索终极“真理”。
亚里士多德发明了“盒子逻辑”。事物要么在盒子内，要么在盒子外，永远不可能一半在内一半在外。尽管他结过两次婚，但是他从没想过让他的任何一任妻子张开嘴，数一数她有几颗牙。因为公马的牙齿比母马多，他就认为男人的牙齿肯定比女人多。所有雄性动物（比如公马）的牙齿数量都多于雌性动物（母马）——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
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了不起的思维方式从希腊传到了整个欧洲。当时，学校、大学以及公众的思想都掌握在教会手中。
教会不需要创造性思维、设计思维和感知思维，这些我们随后都会进行讨论。辩论、真理和逻辑才是教会所需要的。
因此，辩论、真理和逻辑成了西方文化、教育和社会运作（比如法律）中的核心思想。
发明和创造被留给了个人，但是从未成为教育的一部分。
辩论、真理和逻辑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大放异彩，以至于我们开始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完美无缺的，不需要任何改变。
书店总是纠结于该把我的书放在哪个区域。它们曾被归为哲学、心理学、商业类、教育类甚至幽默类书籍。“思维”这一图书分类并不存在。
书店里没有“思维”这一分区，因为人们一直认为哲学和心理学已经完美涵盖了这一主题。
想象有个人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张白色硬纸板和一把剪刀。他用剪刀把硬纸板剪成各种复杂的形状，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碎片拼在一起，最后露出胜利的笑容。
这就是哲学家所做的事。他们把这个世界描述成不同的概念、感知和价值，然后再把这些碎片重新组合起来。
心理学是一种理解人及预测行为的方法。但是心理学明白，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需要测量。因此，心理学开始沉迷于测量。如今，心理学的重点就是在测量的基础上对人进行分类。
哲学和心理学本质上都是描述性和分析性的，它们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不提供实际的思维工具。
因此，“思维”这一类别是必要的，因为它独立于哲学、心理学，甚至数学。
让我遗憾的是，对人类思维感兴趣的学生考上大学后，只能选择哲学专业。它和人类思维毫无关系，反而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他们的思想。我曾在牛津大学读心理学专业，但它并不是一门可操作的学科——它只是关于心理学的历史。
我曾在多所大学担任思维教授。我对思维的兴趣促使我设计出了可操作的思维工具和框架。如今，从4岁的学龄前儿童，到世界一流企业的高管，都在使用它们。这些工具简单、实用且有效。我提供了哲学和心理学从未提供过的东西。我正在为人类思维提供新的软件。
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可以把人类思维的设计建立在对大脑的实际工作方式的理解上。
我一毕业就成为一名医生，在医学领域工作了48年。除了临床工作，我还做科研。我曾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我还获得了几个心理学学位。
在医学领域，我主要研究不同的生理系统（呼吸、消化、内分泌系统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你能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你就能设计出治疗方案。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患有原发性直立性低血压的患者。这是一种罕见病，但是一旦患病，患者就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因为患者只要站起来，就会晕厥。医生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案，包括让患者穿空军专用的抗压服，但是收效甚微。我研究后发现，这类患者体内通往肾脏的小动脉血管张力很弱，因此当他们由卧位变为直立位时，他们的肾脏会误以为供血过多而排出盐分和水分。这导致患者处于供血不足的状态，所以才会晕厥。
治疗方案很简单。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手术。只需要在患者的床头底下垫两块约15厘米高的木块，一边一块。这时，肾脏就会表现得像供血不足一样，紧紧锁住盐分和水分。患者也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了。
如果你对系统有足够的了解，你就能设计出适当的方案。这就是我所做的。
我从自己的从医经历中总结出了“自组织系统”的一些原理，然后把这些原理应用于大脑的神经网络，试图理解大脑的工作方式。
1969年，我写出《思考的机制》这本书。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教授读过之后，表示非常喜欢。他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成立了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专门研究各种复杂的系统。出于对《思考的机制》的喜爱，他委托了一个计算机专家小组模拟我在书中所写的内容。该小组证明，大脑系统的实际工作方式和我预测的一致。在其他国家，另外两个计算机专家团队也证实了这一点。
默里·盖尔曼教授一直是我的重要支持者。有趣的是，每当我向数学家或物理学家群体发表演讲时，他们完全理解并且同意我所说的话。他们可以理解自组织系统（比如人脑）的行为。这一切与传统哲学的文字游戏相去甚远。
基于对大脑工作方式的理解，我设计了一些实用的水平思考工具。在后续章节中，我将进一步阐述大脑的工作方式。
我还将解释人脑的不对称模式行为如何产生创造力和幽默。
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可以把思维方式（或者说人脑软件），与大脑信息系统的实际工作方式联系起来。这是哲学家所不能及的，他们对大脑的实际工作方式一窍不通，只会玩弄文字和概念。
我们的思维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我们的思维如此优秀，怎么会有人说它不够好呢？
让我们来看一些成功的例子：
●我们能把人类送上月球，并且实时观看他们在月球上行走。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是我的朋友。
●我们发明了超音速飞机（协和式飞机）。
●我们在澳大利亚拿起手机，就可以和身在美国的某个人交流。
●我们发明了电脑，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
●我们发明了互联网，它连接着世界各地的人。
●我们开发了核能。
●我们可以通过电视向全世界播放图片和现场报道。
●我们能做心脏移植手术。
●结核病曾是人类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如今多数结核病患者是可以被治愈的。
●我们能改变植物、动物的基因。
●我们能克隆动物。
●我们能在一个微型芯片上存储海量数据。
这些只是人类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一小部分。它们都是优秀思维的结果。
一个科学家手里拿着一块铁。铁的性质是已知的、永恒的、不变的。当他把铁和其他东西组合在一起使用时，就产生了技术。
当你骂某个人愚蠢时，他立刻就生气了，思维也就变了，不再是被你骂愚蠢的那个人了。人类事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同时，人类事务常常难以预测。
此外，在人类事务中，感知是极其重要的。感知远比逻辑重要，但是它却完完全全被忽略了。
因此，很可惜，我们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优秀思维并没有扩展到其他领域。但是，我们对人类思维的得意之情却蔓延到了其他领域，导致我们变得自满。
我们的确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如航空、手机、医药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以才会对自己优秀的思维感到自满。然而，在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我们却毫无进展。我们仍然试图通过“判断”来解决冲突，而不是设计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我看来，我们现有的思维方法应用于某些领域时，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其他领域，它是不足的，甚至毫无用处。
如果一个人在法国说英语，那么即使用上再大的声音和力气，其他人也很难更好地理解他在说什么。同理，坚持传统的思维方法并不能改善它的效果。
如果食客不想吃煎蛋卷，那么厨师可以做出完美的煎蛋卷这一事实虽然很棒，但是对就餐的人来说毫无意义。
现有的思维方法很优秀，但还不够。我认为我们的思维文化、方法和习惯都很优秀，就像汽车的左后轮，它本身可能非常出色，但只有它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创造性思维、设计思维和感知思维（以及其他思维方式）来加以补充。遗憾的是，我们现有的传统思维习惯是你必须先抨击某样东西，证明它是坏的，然后才能提出改进的建议。如果你承认某样东西很优秀，那么你就很难以它“优秀，但还不够”为由来要求变革。
在这本书中，我将用“我的思维”一词来指代我所设计的任意一种思维方法和软件。这比在每个案例中指出用到的特定方法要方便得多。单用“思维”这个词可能会引起歧义，因为它可能会被理解为传统思维、批判性思维等。因此，我需要用“我的思维”一词直接指代我所设计的新思维方法。
许多读者可能对我在水平思考方面的研究有所耳闻，所以认为“我的思维”指的全部是这种方法。并非如此。它还指代其他方法，包括探索性的六顶思考帽、平行思考（用以代替辩论）、CoRT课程（其中一些基本工具将在第9章中进行详细的介绍）、简化以及价值扫描等。所有这些以及更多其他的方法都属于“我的思维”。
有的时候，我的思维和传统逻辑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比如使用“激发”工具的时候）。但是总体来说，我并不反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我只是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我希望看到人们用我的方法来补充传统思维，而不是取而代之。
我曾在73个国家工作过，主要是开研讨会、做讲座等。
我的教学对象范围很广，从4岁的孩子到90岁的老人（我在罗斯福大学开设了一门针对老年人的课程），从一流企业的高管到不识字的矿工，从唐氏综合征患儿到诺贝尔奖得主。我曾经在美国盐湖城给约8000人讲课。在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奇，市长薇姬·巴克（Vicki Buck）请我给约7400名6岁到12岁的儿童做了一场90分钟的讲座。
多年来，我曾受邀到多家企业进行指导，包括英国航空公司（BA）、英国机场管理局（BAA）、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英国石油公司（BP）、花旗集团、爱立信公司、埃克森公司、福特公司、通用公司（G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科威特石油公司、微软公司、摩托罗拉公司、诺基亚公司、飞利浦公司、壳牌公司、瑞银集团（UBS）等。我还曾受邀到政府部门、内阁办公室等进行交流。
根据我的经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欢迎新的思维方式。我的成果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和加拿大等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英国、美国、爱尔兰、意大利和马耳他，我的成果也或多或少得到了应用。
下面是我的思维（新思维）发挥作用的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证明不了什么——它们只提供一个视角。
●我曾在苏联时期访问莫斯科，为科学院的几个部门做了演讲。我还应邀参加了政治局外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当时，会议主席面前就放着我写的《冲突》（ Conflicts ）一书。页边空白处做有笔记，一些文字下还画了线。他看到我注视着书，就说：“这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他自己也有一本。”后来，哈萨克斯坦的一位资深政治家告诉我，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改革期间，我的书是克里姆林宫里最受欢迎的读物。
●澳大利亚国家板球队教练约翰·布坎南（John Buchanan）曾经找到我，让我对他的球队进行思维训练。我给他们开了一次简短的研讨会。他们下一次迎战英国队时，不仅轻松取胜，还创造了板球对抗赛史上最大的分差。约翰·布坎南专门写信给我，感谢我所作的贡献。
●我的一位培训师卡罗琳·弗格森（Caroline Ferguson）在南非的一家钢铁公司工作。一天下午，她组织了一场研讨会来产生新想法。只用了一种水平思考工具（随机输入），参与者们就在一个下午之内提出了约21000个新想法。随后，他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来整理这些想法。
●伦敦的亨格福德指导中心（Hungerford Guidance Centre）主要为那些被认为过于暴力而不适合普通学校教育的青少年提供帮助。20多年前，校长大卫·莱恩（David Lane）开始把我的一些思维方法教给这些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如今，他完成了一项长达20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学过这些思维方法的学生的犯罪率不到没有学过的学生的十分之一。这一统计数字是不争的事实。
●阿根廷的一所学校把我的思维教得很透彻。在全国统一考试中，该校学生的成绩比其他学校的学生要好得多，以至于被调查是否存在作弊现象！
●阿肖克·乔汉（Ashok Chouhan）还是个学生时，曾经从印度去欧洲旅行。他的口袋里一共只有3美元。在巴黎转机时，由于要在机场等候一段时间，他就走进了一家书店，并且买了我写的《水平思考》（英文版）。后来，我在德里做讲座时，他告诉我，30年来他一直把这本书放在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如今，他的资产超过30亿美元。他认为自己的成功有80%要归功于那本书。
●我曾在巴塞罗那开过一次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一个来自特内里费岛的人找到我。他说他小时候每门课的成绩都很差。后来，他读了我的一本书——我不确定是哪一本。如今，他在荷兰和西班牙一共拥有7家公司。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亏损了一大笔钱（约10亿美元）。自那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愿意举办奥运会。最终，莫斯科同意举办1980年奥运会。但是莫斯科奥运会之后，又找不到下一个主办城市了。最后，洛杉矶同意举办下一届奥运会。它不仅没有亏损，还赚了2.5亿美元。结果，现在每个城市都想主办奥运会，不得不通过竞争获得机会（有的城市甚至被指控行贿）。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彼得·尤伯罗斯（Peter Ueberroth）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他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他利用我的水平思考法提出了新想法，并且举了几个例子。我写信问他是从哪里学到的水平思考法。他提醒我说，1975年我在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为世界青年总裁组织做了一场90分钟的演讲，当时的主持人就是他。在那90分钟里，他记住了足够多的东西，让他在9年后得以有效运用。
●我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创新理事会的成员。一次会议后，杜赫提（Doherty）教授走到我身边，说他是如何读到了我的第一本书。他说那本书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后来，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阿特基组织（Atkey organisation）是一个独立组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把我的思维方法引入英国的学校并进行研究。该组织的研究表明，把我的思维方法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教给学生之后，学生的成绩有了显著提高。
●维基·卡文斯（Vicki Cavins）把我的思维方法教给了一个镇议会。根据该镇议会的报告，在那之后的第一年，他们仅在一个项目上就节省了8400万美元。
●霍尔斯特集团（Holst Group）仅用5个小时向参加英国新政计划（New Deal scheme）的失业青年传授我的思维方法，就让他们的就业率提高了5倍。一年后，其中96%的人仍然在岗。这比之前的任何一项措施都更成功。
●詹妮弗·奥沙利文（Jennifer O’Sullivan）是澳大利亚两个就业俱乐部的负责人。这两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无业青年。一般来说，这类俱乐部的就业率是40%。她把我的思维方法教给成员后，其中一个俱乐部的就业率提高到了70%，另一个达到了100%，而且这些年轻人是完全失聪的。
●有人告诉我，西门子公司利用我的思维方法把产品开发时间缩短了一半。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证明有很多人实际运用过这些思维方法。它们学起来容易，用起来也很容易，都是非常实用的方法。即使没有其他用处，我写的书至少能让人们相信，他们与众不同的想法是有效的。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因为他倡导实用主义。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描述某样东西。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它的现金价值。”他指的并不是真的钱，而是实用价值。这句话的意思是，世界上有很多复杂的描述和理论，但是最终，它们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因此，即使看起来像是在自卖自夸，我仍然有必要在这本书中穿插一些我的思维方法的使用实例。这些例子证明我的方法在生活中是有实际作用的，包括在商业、教育等领域。
我曾经接受过一位记者的采访，她说她并不想听我的思维方法有何实际影响。可以想见，她的这篇报道一定毫无意义。
一位加拿大的教育工作者曾说，我的CoRT课程过于简单，根本不可能奏效。我告诉他，这无异于说世界上不存在奶酪——因为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而且效果甚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