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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才能无畏，历史不能重演
苦难磨意志，大漠出真知
1968
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9
4月1—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70
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71
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972
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9月25—30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
——[英]雪莱
最好的预言是过去。
——[英]拜伦
从清华大学的学生到新疆芳草湖的职工，其落差之大，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打击。但同样，对任何人来说，人生旅途是平直、坦荡的大道只能是梦想。
——吴季松
10月8日，高崇民被捕入狱。接着，炮兵学院院长、志愿军炮兵司令、少将高存信在炮兵学院被非法专政。
阎宝航（1895—1968年）去世。
我因为父亲是“教授”的出身，原应在1968年2月毕业，结果拖至12月才被分配到新疆呼图壁县芳草湖农场。
我们去新疆走的是包兰线，从北京乘火车向西北经山西大同、内蒙古包头、宁夏银川后到达兰州，大约1500千米的路程。这是我第一次到大西北，也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荒凉，什么是“西出阳关无故人”。
晋北是黄土高原，这片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经过风侵水蚀，已变得千沟万壑，看不到几棵绿树，只见一片黄土。包头一带更是茫茫沙漠，除了稀疏的蒙古包外就是砾石和沙滩，偶尔看到的一群白羊就是仅有的生灵。进入宁夏，除了光秃秃的贺兰山外就是一望无际的黄色沙漠。这样苍茫的景色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更让人倍感凄凉，国家已经如此，为什么还要人斗人呢？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阶级敌人”，什么时候能够消灭光呢？在火车上，思考这些问题成为我打发时光的良药。
火车走了两天一夜、30多个小时才到达兰州，我们在兰州住了一夜。当时的兰州雾漫漫，灰蒙蒙，比20年后的污染更严重，天好像在下土，什么东西都蒙上了一层灰。最令人吃惊的是，一家商店挂着厚厚的棉布门帘以便保温，门帘外面已经被千万个掀帘人搞得乌黑油光，仿佛黑塑料一般。进得门去更让人惊讶，这里既卖煤球炉子也卖眼镜，这两样东西可以在一起卖，在北京真是闻所未闻。
从兰州再乘兰新铁路去乌鲁木齐。火车艰难地爬上乌鞘岭，当时蒸汽机车动力不足，要一个火车头拉，一个火车头推，时速不到20千米。乌鞘岭海拔大约3000米，车厢里好像透风，更让人感到寒冷。过了乌鞘岭，继续沿河西走廊西行。河西走廊在两山之间，是古丝绸之路的故道，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这里的人烟稠密起来。1992年我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走丝绸之路”项目的负责人，这段亲身经历就派上了用场。
火车离开了关内最后的一个大城市酒泉，出了嘉峪关就是真正的出关，到塞外了。那漠野中兀立的嘉峪关城楼至今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不过我登上去已经是33年之后了。嘉峪关之外就是大漠，黄沙连着黄沙，大漠连着大漠，不但会引起人的视觉疲劳，而且会引起人心境的变化。我的心情还是像其他时候一样，从凄凉中看到壮阔，从失望中看到希望，从历史中看到未来。
都说过了星星峡就是新疆，而兰新铁路并不过星星峡。但是，进入新疆后到乌鲁木齐，无论是公路还是铁路都要经过达坂城。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真是千古绝唱，大概每个到过达坂城的中国人都会想起这首歌，我也不例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末，达坂城还是个荒凉的小镇，并没有什么达坂城的姑娘特别漂亮的说法，反而由于达坂城是个风口，那里的人，包括姑娘的皮肤都比较粗糙。到新疆后我才知道，原来两颊绯红被称作“红二团”。那个年代除了雪花膏没有护肤用品，而就是雪花膏，那里的姑娘也买不起。
王洛宾之所以能写出那样真情荡漾的歌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入疆是乘坐汽车，比我的经历更荒凉、更艰难；他在达坂城才见到了人，一定觉得见到的人个个和善，而见到的姑娘个个漂亮。我在新疆经历过一段苦难的生活，感到王洛宾是个意志坚定、十分有献身精神的人。原因就在于，人毕竟要受环境的影响，要想超脱并不容易。到过新疆的人不少，但在逆境中难有好的作品，而王洛宾却写出了传世佳作，不同凡响。
到了乌鲁木齐，我在农垦厅报到，领了自己的工资，每个月56元。一般大学生未转正只有46元，新疆是艰苦地区，所以有补贴。我领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寄钱。
在农垦厅的招待所里，我大概等了3天，被分配到乌鲁木齐西北80千米的昌吉自治州呼图壁县芳草湖国有农场四分场第四生产队。
新疆的戈壁滩
阎宝航同志的丰功伟绩后来被一系列的影视报刊广为宣传，是关注的焦点。因儿时印象，我一度误以为阎宝航是我姨父的晚辈，与我父亲同龄。实际上我姨父出生于1891年，阎宝航出生于1895年，我父亲出生于1909年。为什么我会有这种错觉呢？因为1954年8月姨父高崇民调到北京工作，在北京工作的亲友都去看他。我由此见到了阎宝航，他对姨父称“高老”，对父亲称“惠人（父亲的字）兄”。不但这样称呼，他实际上也待我姨父为长辈，待我父亲如兄弟，所以我有上面的感觉。今天想起来，阎宝航的确尊重别人，给任何人，在秘密斗争中也包括给敌人以好感，所以能在最复杂的斗争中左右逢源，这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斗争艺术。
我的误会还有一个原因是姨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正部级），而阎宝航同志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局级），故我以为他比姨夫小很多。实际上周总理知人善任，外交部办公厅是最适合阎宝航的岗位。我后来也做过高级外交官，不过以强硬著称。外交斗争的强硬不是指“无耻、卑鄙、下流”，强硬是立场，要“立”，但要立在“场”上，这个“场”就是知识的基础。我父亲被导师拉斯基教授誉为“90%英国人的英文都不如吴先生（指写作）”，我可以比美国人更好地信手画出美国地图，所以受到尊重，从未丢脸。而阎宝航的风格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更高境界的斗争艺术。希望以后能多出阎宝航式新一代的外交家吧！
唯一办事聪明的是裁缝，他每次总要把我的尺寸重新量上一番。而其他的人，总是抱着老旧的尺码不放。
——[英]萧伯纳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和我的祖国》
10月1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
分配结束，来自各地的大学生就各奔他乡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似乎都被分到了芳草湖农场。这里原名“荒草湖”，本来是一片长满苇草的荒湖，后来入疆部队在这里建起了国有农场，复员军人就是第一批职工，改名叫“芳草湖农场”，名不副实，真的很荒凉。
我们从乌鲁木齐乘车，一直开到了芳草湖农场，路差车破，80千米的距离开了两个小时。出了乌鲁木齐，不远处就是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白茫茫的积雪掩盖了一切，除了蓝天、白雪和塞外的寒风外，好像什么都不存在。车厢里的人像只蚂蚁，下去就会冻死在雪地里。
到了四队，这里几乎不成村落，只是荒原上的几户人家。村子最北面是安徽支边农户的“地窝子”。所谓“地窝子”，就是连拖土坯、干打垒的房子也盖不起，只能在地下挖个坑，由地下的土埂分出“厨房”“堂屋”和“卧室”，再挖个土台阶通向地面，顶上用树干和草席搭成房顶，上面再掩土加固。远远望去，“地窝子”很像坟冢，傍晚从这里出来的人就像“小沈阳”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讲的从“坟圈子”出来的幽灵，但他没有这种生活经历，不知道这种故事不用编，在30年前的现实生活中就存在。
新疆农场最难忍受的是冬天，因为太冷；最好过的也是冬天，因为劳动不太繁重。当地取暖是在火墙里烧“索索”柴。火墙就是砖砌的空心墙，或与锅台连通，或与大炕连通。烧的“索索”是一种沙生灌木，又矮又粗，可以储存水分，减少蒸发。大索索有百年树龄，但生长极缓慢，所以木质极密，比重很大，燃烧值与煤相近，加一炉索索柴可以烧一夜，到早晨屋里还不会太冷。经过多年伐烧，今天在新疆索索已不多见了，无法固沙，也是形成沙尘暴的重要原因之一。冬天的好处是早上9点才出工，但需要经常在零下近30℃的严寒中挖渠，人们只有用尽全力才不太冷。
夏天也不好过，新疆骄阳似火，没在烈日下晒过4个小时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在烈日下收玉米时，女同学可以和农场女职工比赛。那时的下乡学生为了人的尊严，拼尽了体力，不少人留下了后遗症，至今饱受折磨。
在新疆农场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赤日炎炎似火烧”。夏日的高温可达50℃，我们还在大田里劳作；也知道了什么叫“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我们在零下30℃的积雪田野里工作，休息时只能生柴火取暖，后背还是凉的，真是“透心凉”。夏冬80℃的温差我都经历过，也不枉过了80个春秋。所以，现在我家里的空调夏天从不低于26℃，冬天也从不超过27℃。我永远记得那寒冬、酷暑，以及那些只能忍受的日子。
我倒是创造了个“小奇迹”，至今还没见有什么后遗症。我到新疆后不久就得了痢疾，由于我从来不愿意看病，治疗不及时而拖成了慢性病。当时也没什么好药，结果怎么也好不了，一天腹泻五次。开始时我还休息了两天，后来基本照常劳动，居然也顶了下来，但人日渐消瘦。这可能是我成人后最瘦的时候，当时没有秤，估计不到90斤。分场来的大夫说：“你这样拖下去可不成，人一定要垮，还要留后遗症。我有个建议，你自己决定，敢不敢吃牛用黄连素？”我说：“敢！”于是吃了几天蚕豆大的牛用黄连素后，还真把腹泻止住了。这个好心的大夫真是个“兽医”。
现在学骑马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当年我在新疆学骑马是为了生存。因为芳草湖农场只有总场有邮局，要取北京寄来的包裹只能到距离20千米的总场去。去总场的路上浮土有二三十厘米厚，骑自行车是不可能的，在尘埃中步行跋涉也十分艰难，20千米的路要走五六小时，当天不能来回。那就只有骑马了。取什么包裹呢？是从北京寄来的食品，主要有香肠和腊肉之类。因为当时缺油少肉而劳动量极大，我一天天瘦下去，北京的亲属很担心，就寄食品来，至于多久能收到，收到后会不会发霉变质致癌，就顾不上了。饿垮了是眼前的事，得癌是以后的事，这就是人在困苦中的逻辑。
学骑马不是一件易事，好在马是很通人性的动物。一是人要有臂力，强壮、野性的马要强力拉缰绳才服帖，否则就故意欺负你；二是要会为马看路，掌握马跑的节奏，如果你总走错路，并且让马跑得快慢不匀，马也不服气；三是在马跑时要随着马上下同步起伏，否则不但马不舒服，人的屁股也受不了。我学骑马还算顺利，有个乌鲁木齐的姓文的中学生，高大健壮，人也精神，但学骑马摔断了锁骨，接骨时又错了位，落下了终身残疾。
1969年吴季松在新疆的荒漠中，马是交通工具
有一次我骑马还差点出了意外。我在总场遇到一个北京的中学同学，万里他乡遇故知，两个人谈天说地，太阳已西下时才看表，已经下午3点多了。他住得较近，邀我去他那里住，但我从来不愿意给人添麻烦，当然谢绝了，跳上马立刻往回奔。
常旅行的人都知道，荒原和大海上的太阳落得最快，而在荒原上，太阳落山时，仿佛所有参照物的位置都与红日当头时有了变化，本来认路能力很强的人也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大约走了两小时，太阳落山时，我发现自己对路犹疑起来。我曾经历过“老马识途”，以前偶然不识路时马曾帮助过我，所以我放松缰绳让马自主行动。马很通人性，这时昂首阔步，一副自信从容的样子。大约走了一小时，天渐渐黑下来，我发现马转回了出发点，它再也不神气活现了，反而吓得满身大汗，羞愧得装着低头找草吃，“老马先生”也不认路了。
正在这时，我看到远处有一点亮光，应该是荒漠上单个定居的牧羊户，这真是救命之光。我赶快策马跑了过去，那里只有一个院子，我叫门后，一个十六七岁的放羊娃走了出来，他个子不高，光头圆脸，脸在暗淡的油灯下仍显得红扑扑的，是典型的新疆放羊娃。他说：“天黑找路太难了，你住一夜再走吧。”我坚持要走，他给我详细讲了路线后，送我走出院门，说：“如果找不到路一定要回来，荒漠上走不回家是常事，不值得。”
再次上路后，我才体验到了荒漠之夜的可怕。漆黑的夜空像大锅一样罩住你，好像处处都有狼的眼睛，叫人心里不住地打鼓，不知是獾还是狐狸的小动物在马肚子下窜来窜去，仿佛要咬破马肚子把你拉下来。这种经历也让我能理解以后为何彭加木和余纯顺会死在沙漠里。彭加木和余纯顺都训练有素的专家，低级的错误自然不会犯，但是我觉得他们出事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一叶孤舟在海上航行一样的恐惧感，从而产生海市蜃楼的幻觉，走错了方向，向沙漠中心走去，没有食物，没有水，先是马是不行了，后来人也不行了，沙丘就变成了坟场。他们都是探索大自然、牺牲在生态战场上的烈士。
我竭尽全力辨别方向走了一个小时后，终于有了自知之明，现在不是能不能走回家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找回牧羊娃院子的问题，否则真有生命危险。如果说人有基本需求的话，第一便是生命。尽管我当时口渴难耐、饥肠辘辘，但我的脑海中并没有出现一块饼或一碗水，而是运用自己所有的记忆、经验和知识找到回去的路。
我终于找到了路，那个牧羊娃正在院门口等我，见到我后高兴得直跳，说：“真不简单，找回来了。”放羊娃姓张，是个孤儿，我和他在炕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分别时，我拿出了钱，他脸上出现了不悦的神色，我很理解，于是把家里寄来的香肠和腊肉拿出来一些，说：“你再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了。”他收了这些从未见过的东西，还问我怎么吃。送我出门时，他像前一天夜里一样，站在那里，并不挥手，放羊娃没有这个习惯。我不断回头挥手，一直到看不到他那瘦小的身影。2003年回到芳草湖后，我尽力打听他，人们都说那牧羊点早不存在了。放羊娃，你在那野兽出没的荒凉戈壁滩上表现出的人性至今闪光，让我不能忘怀。今天你在哪里？
你要宣扬你的一切，不必用你的语言，要用你的本来面目。
——[法]卢梭
因为这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磁铁）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最后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法]弗兰西斯·培根
发布了第一个号令：疏散北京人口。
世界上首屈一指、雄伟壮观的北京外城墙被拆除殆尽，只保留了西直门城楼。
1970年我回家探亲，北京城里一片萧条，但总算是见到了亲人，心里还是热乎乎的。晚上骑车去黄城根北街，伸手不见五指，也没有路灯，路上还横了块大木板，自行车一下子撞到木板上，车速太快，人向前摔出去了五六米远。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眼镜，重配太贵了。黑暗中，一个好心人赶过来说：“眼镜不要紧，人摔坏了没有？我陪你上医院。”这件事让我感到北京还不是荒漠，人的亲情还在，可惜我连他的模样也没看清。
做农工时，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与当地农工打架。我在中学时虽然达到过摔跤三级运动员的标准，但从不打架，这次倒真是为了人的尊严动了手。当时机耕队的拖拉机手来耕地，要找队里的农工打犁，虽然尘土很大，但毕竟是轻体力活，而且可以摆弄机器，所以是青年农工向往的。我到队里后，和机耕队的天津、山东青年都相处得很好，他们总找我打犁，还找机会教我学开拖拉机。这可惹恼了一个姓萧的当地青年农工，在我满脸是土从犁上下来时，他无故伸腿把我绊倒，摔得我满身是土，十分狼狈。在这没有法治的环境中，人的尊严还是要维护的。我拉住萧农工的领子就把他摔了个仰面朝天。他太意外了，大学生居然敢打农工，而且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农工。他瞪着眼睛，躺在地上，一分钟没有起来。机耕队队员带头哈哈大笑，曲拖拉机手还大叫：“动作利落！”人还是有正义感的，这种声援使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高级工人”——机耕队队员都支持我，萧农工和他的伙伴就没敢再有动作。
事后几个机耕队队员好心地说：“您胆子也太大了，四队刚发生打死知识青年的事，恐怕他们要报复。”我说：“大学生也是人，也是有胆量、要尊严的。至于报复，我等着。正因为之前打死了人，我想他们不敢再动手了。”机耕队队员个个伸出大拇指，说：“我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大学生，我们一定请您到机耕队来，过两年选您当队长，您一定能带好我们，在新疆做个‘人’。”我很感谢他们，后来真在他们的努力下去了机耕队，但没当上队长就离开了。
萧农工事后并未报复，一是他不是队里的大姓，势力不大；二是他为人并不太坏，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三是刚出了打死人的事，他也不敢轻易造次。但我还是做了准备，找了个棒子放在床头。
在农场值得记忆的事当然不只是“打架”，还有自然现象。1970年8月8日正是立秋，我和一个清华同学从场部去六队玩，要走十五六里。走到半路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我在新疆5年，这是仅有的一次。大雨真像瓢泼，而新疆的荒野既没有人家，也没有树，我们无处躲藏，只能挨雨浇。大雨使农场的土路变得泥泞，一走一滑，我们两个人索性蹲在地上聊天，等雨停。大雨滂沱，既不避雨，又不前行，像落汤鸡一样，蹲在雨中聊天，这怕是古今中外都少见的奇事，更不用说是两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但这就是那个时代发生的真实故事，正是“倾盆大雨任平生，荒漠旷野点点坑”。大雨下了一个小时，我们就聊了一个小时，雨停了才上路。自此我记住了8月8日，在中国北方，绝大部分立秋都在8月8日，而且从立秋那天起，天气就一定会从炎热向凉快转变，至少是在夜间。
我顶着慢性痢疾，扛着锹镐干了一年大田作业后，由于干活出色，被队里推荐参加机耕队，学开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开拖拉机的要求，一是当时全是苏式的“傻、大、黑、粗”的机器，转动各种手柄没把子力气是不行的；二是要根据土质及时调整，犁得深浅一致；三是要犁成直线。我靠着清华工科的基础，日夜学习，一个月后便成了副驾驶。
履带式的东方红拖拉机和坦克一样，驾驶时用的不是方向盘，而是一对操纵杆。听说会开汽车的人学开坦克很困难，因为习惯了方向盘。我当时不会开汽车，自然没有这个问题。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我又达到了一般学徒要2年才能达到的二级驾驶员的水平，可以正式作业了。开拖拉机最高的技术是在犁受到强阻力时调节操纵杆走成直线，与汽车不同的是要时刻调节，不能把着方向盘不动。
后来我还在军校开过坦克。30年后我率团去荷兰代尔夫特国际水研究中心乘船，司机是一位复员军人，得知我会开汽车和坦克后，大胆地把船给我开。入港后，我的团员看到我在开船时都大吃一惊。到65岁时，除了只在模拟室中开过飞机以外，我已经把所有能开的交通机械都开过了。
当年在农场，只要进了机耕队，哪怕是当打犁手也比大田作业高一等，是人人想干的好差事，但就是这等差事，今天的青年能干的大概也不多。新疆下雨极少，地面都是浮土，拖拉机犁地时，后边就拖着一条烟尘的尾巴，也是蓝天白云下漠野中的一道风景。在大漠中开拖拉机之苦难以想象，戴上两层口罩，收工以后两个鼻孔中仍然全是黑泥，要洗半天才能干净，坐在下面打犁的有多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
当我们看到自己种出的西瓜大丰收时，那种极度的喜悦至今难忘。西瓜又大又甜，在新疆的农场里送人两个好瓜，相当于送一把芝麻，是开玩笑或骂人，要送起码送一小推车。收的西瓜堆积如山，我们就把它们塞进拖拉机的驾驶室，把腿架在瓜上面，开到田野上作业。把犁打到最深，开足马力犁出一道深沟，再把西瓜都放进去，做上记号，等下次作业时来吃，是天然冰箱。但是，经常因为刮大风或狼和狐狸光顾把标记搞没了，这样一沟的西瓜就丢了。不过因为瓜太多，我们也不觉得可惜。
种瓜的人自然是会挑瓜的。挑好瓜时要一看瓜茎，二看纹络，三拍颤音，一般可以挑个八九不离十，还是比较容易的；难的是挑生瓜。为什么要挑生瓜呢？一是对外卖不能卖生瓜，送人更不能有生瓜；二是对于我们拖拉机手来说，生瓜还有个特殊的用途，就是洗手。田里有的是瓜，就是没水，吃了瓜满手黏，没法洗，要用百分之百的生瓜，即不含糖的生瓜洗，手才能洗干净，这是没到过荒漠的人不知道的。
不久，我就对当初引以为自豪的犁地工作产生了疑问。我们开垦的是千年处女地，第一次犁开时虽不像东北的黑土地那样肥沃，但由于固沙植物对水土的保持，也是深褐色的湿土。如果当年天山上雪水融化得多，千年沃野加上充足的雪水，种什么都是大丰收，真是玉米长，西瓜大。但是如果第二、三年雪水少，这些地就无法耕种，荒上两年，很薄的表层土壤就会沙化，整个开荒区就沙漠化，于是半荒漠半绿洲地区就变成荒漠了。而开荒时犁掉的千年固沙植物可是“铁犁铲得尽，春风吹不生”，想修复则不可能了。所以在戈壁滩上真是“有了水才有生命，有了生命才有人”。
最迟到21世纪初，新疆已无荒可开，所谓开的“荒”全是沙滩与绿洲之间的过渡带，也是保护带。由于水量是一定的，你在这里开了100公顷的荒，在那里就要损失100公顷的绿洲，得不偿失。后来我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这个观点，得到了农业部长的支持。
开拖拉机不仅脏、累，还常会遇到危险，这些危险往往是致命的，结果如何全取决于你的知识、冷静程度和运气，有时这三者是相结合的。
一种险情就是“拖拉机犁人”，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难以避免。拖拉机夜班有3个人，一个开机器，一个打铧犁，另一个睡觉。必须约定好“右翻”，即拖拉机作业以一条线为基准线，一圈一圈向右犁，绝不许向左去，因为睡觉的人就睡在左边。
我差点经历过一次意外。换班后我筋疲力尽地把毯子铺上，盖着大衣倒头便睡，拖拉机的轰鸣都吵不醒。两个作业手也又困又累，开始时还按照约定右翻，迷迷糊糊地就换左翻了，一直开到我身旁不到5米的地方。打犁手睡眼蒙眬地看见地上有人，我睡得雷打不动，却也感觉到声音越来越大。当打犁手跳下来，我跳起来的时候，两人相对无语。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迟一分钟的结果——我就成了肉泥烂酱，给新疆的土地增加肥力了。
另一次险情就更严重了。我和正驾驶、打犁手值夜班，下班后困得糊里糊涂地回村。打犁的小杨一再要求由他把拖拉机开回去，学学技术，我们只得同意了。我们刚进入梦乡，忽然听得小杨大叫一声，原来是在过一座由大树干搭成的小桥时，小杨胆怯，操纵失误使拖拉机转了向。这时正驾驶老王立即醒来，瞪圆眼睛，双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踏过去刹车、熄火，踢开了小杨的脚。那反应之快，赛过任何运动员，真不愧是志愿军的侦察兵。
我们本来必死无疑，但真是命不该绝，一根足够坚固的大树杈挂住了履带，已经歪斜的拖拉机被挂在桥上。这次是我的反应快，告诉大家必须一动不动地等人来，否则失去平衡只能翻车。我想多数人，尤其是有经历的男人，在死神面前表现出的都不是无理智的惊恐和神经错乱。但是，所有人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绝望无助的经历，仿佛有人把你的心掏空了一般，有一种万念俱灰的世界末日感。但是，紧接着迸发出来的是作为人的尊严，“大丈夫生死有命”，怕什么？其次是理智，现在还没死，慌什么？最后是知识，一定要运用所有的知识想尽办法死里逃生，傻什么？
在黎明的晨曦中，我们等待别人前来救助。惊恐过后大家反而泰然自若，都讲起自己的生死经历。老王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当然故事最多；小杨也讲了只身遇狼的故事。当年在戈壁滩上土里刨食的人，谁又没在阎王殿前走过一遭呢？
之后来了个放羊娃，披着刚升起的朝霞，但在我们看来像个仙女。他见到我们所处情势时露出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先是睁大眼睛，然后张大嘴，过了一分钟才哇的大叫一声，然后扔下羊群扭头就向村里飞奔。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放羊娃带来了3辆拖拉机和一群人。这半小时真难熬，但总算有了盼头。我们已是死里逃生的人。来的人都带着惊异和同情的表情，像看恐怖电影一般。在这不为人知的荒凉原野上，上演着一幕人性大剧，可惜当年没有录像机。
机耕队副队长经验丰富，临危不乱，让3辆拖拉机在水渠两岸挂上我们，他拿着小旗指挥3台机器，时刻保持平衡，终于把我们的拖拉机拉正了位置。我和老王对小杨说：“还是你！开出去，大不了再死一次！”小杨的眼神从惊恐到犹豫，从犹豫到坚定，他没有说话，把拖拉机顺利地开过桥去了。
当下，不少年轻人都对狼很感兴趣，2015年播出的《狼图腾》引起很大轰动。尽管拍摄有保护，可能也不是野狼，但还是冒了很大风险，实为不易。
如果年轻人真的想有看到野狼群的切身体验，那就去新疆荒野开拖拉机犁地吧，我就有这样的经历。
有一次值夜班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远处来了一群“小电灯泡”，有7匹，是一群野狼，正在向我们的拖拉机逼近。尽管我在学生时期多次在军队靶场度过暑假，也见过一只逃窜的野狼，但头一次见到这种阵势，心里还是发慌：“它们跑过来怎么办？我们3个人6只手，只有扳手和加油枪，打不过7匹狼。”老驾驶员已多次见过这种情况，说：“别慌！只有7头，不太敢和我们斗。”
狼群向我们逼近，我们就用拖拉机大灯照，因为狼怕光。但头狼迟疑了一阵，就又率队向前了，欺负我们人少。老司机说：“开发动机，狼怕响。”头狼又迟疑了一阵，再次带队向前。狼群最后离我们只有大约40米，我们把灯光打到最大，发动机开到最响，同时用扳手和锤子敲工具箱，使铁器发出射击一样清脆而有节奏的声音，有点像枪响，狼群终于止步了。
但狼群并没有走，而是和我们对峙，双方都在考虑攻防策略。对峙了半小时，头狼看到我们严阵以待，又无良策（狼太少，无法围攻），便扭头率狼群跑了。
我松了口气，对老司机说：“出汗了。”他说：“太险了，我也出汗了。它们只有7头，如果是十几头大狼群包围上来，我们怕是要光荣了，这算因公牺牲吗？”我说：“大概不算。”3人哈哈大笑。他事后说：“狼扑上来就会咬人喉咙，虽然你有两下子，但是第一招挡得开才有得救。狼不是程咬金，没有三板斧。第一下挡不开就完了。”
后来我吃过狼肉，极瘦，又柴又酸，不好吃。
缺乏真正的朋友是最纯粹、最可怜的孤独；没有友谊，世界不过是一片荒漠。
——[英]培根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北岛
没有在中国的农村较长时间住过，你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中国。
——吴季松
1971年7月30日，姨父高崇民含冤去世。
我在机耕队干得不错，又被选入了四分场场部的“一打三反”办公室。到了场部，我的生活质量提升了一级，住上了砖砌的房屋，食堂的肉菜也多了；周围有小树林，总算见到绿了；更为重要的是当了小头头，有了点“小权”，但我从未用它整过人，而是用它来比较主动地安排点时间，干点事。
在场部工作时，我遇到一个奇人，是分场革委会的滕副主任。他原来是个汽车司机，造反后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他是山东人，30多岁，人高马大，阔脸大眼，典型的山东大汉长相，但又十分精明。他能当造反派的头，不是因为整人和打砸抢，而是因为他工作出众、车技一流、行侠仗义，本来就是司机的头。他做造反派的头非但谁都没有整，而且维持了秩序。我们一见如故，十分谈得来，他对我很好，一再说：“我们是一样的人。”人民的评价就是最高的评价。他并不愿意当官，当上了也我行我素。有一次总场领导来分场时，他正在两个桌子之间做倒立，领导见了一个“倒主任”。
场部的另一个奇人是哈萨克族的巴维力，他是哈萨克人，还得过哈萨克斯坦撑竿跳冠军。哈萨克斯坦的撑竿跳是有传统的，一直到现在都位居亚洲前列。由于受到政治迫害，巴维力来到芳草湖农场，在副业队当一名普通工人，住在地窝子里。巴维力大约40岁，大概受过不少摧残，像50多岁的人，撑竿跳冠军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但是手风琴拉得很好。
没几天，就有农工来向我汇报，说巴维力听西方音乐。我说：“不是，他听的是《红色娘子军》。”其实当时的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吸收了不少《天鹅湖》的成分。
我在分场中的一件大事是接受了一次“外调”。什么是外调呢？就是找知情人调查有问题的人，调查对象是我同宿舍的同学。一天早晨，同在分场工作的清华同学紧张而郑重地告诉我：“今天找你有重要外调，来调查的是国防工业口高级别的调查组，调查的是你的老同学。”然后他目光一转，露出几分奇怪的表情说：“我们是老朋友啦，你可一定要如实反映情况啊！不然对你我和大家都不好。”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被调查的就是我在清华同寝室的凌同学。凌同学工人出身，身体强壮，为人诚实，本来不显山不露水，不知为什么在政治运动中被激发起了热情。由于出身好、工作踏实，他被吸收到造反派头头的核心机构动态组——“老实话”战斗组。他做了不少外调，接触过一些机密。他曾悄悄地告诉我，自己还去监狱里见过××。
调查组有3个人，总场还陪了人来，的确规格不低。调查组上来就对我说，你是我们外调的最后一个人，我们不远千里跑到新疆来，他的问题很严重，希望你能协助组织搞清他的问题。调查组先问：“凌××平时表现如何，是不是坏人？”我答：“据我所知，他平时表现很好，不是坏人。‘老实话’战斗组可能不老实，但是他老实。”又问：“你们是不是好朋友？”答：“他和谁关系都不错，谈不上好朋友。”再问：“你知道他背地里都调查过什么重要人物？”答：“他几乎天天不在宿舍，多数时间都在外边睡；我是逍遥派，天天出去锻炼，而且家在北京，常回家，所以我们几乎一星期都见不上一面，不了解他的这些情况。”以上我说的都是实话。调查组还问：“听说你要求入党？”答：“是！”接着问：“他有没有说过去调查××？详细情况是什么？”答：“没对我说过。”这不全是真话。凌同学对我说过他见过××，但的确未讲详情，说出来也没意义。这在我是极少有的“善意的谎言”，为人得讲义气。如果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对的话，那“能护人处且护人”更对。调查组显然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
事后同分场的清华同学显然对我不满意，说：“哪能问一句答一句，应该主动让党了解情况。”因为我自十五六岁起为人一贯强硬，所以他也没敢多说。我心里想：“他们就是党吗？凌同学毕竟与我有6年同窗之谊，只能少说，不能多说。”他又说：“若不是滕副主任保你，怕连你也牵进去了。”滕主任，谢谢你！我们都尽了做人的本分，国家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人是幸事啊！
我从新疆回北京探亲，父亲不能回来，事后多次抱歉地对我提起。更为严重的是他患有青光眼，得不到治疗，后来视网膜脱落却不准回家医治，以致一目失明。谁能想得到此后多年他发表的数以十万计的文字都是用一只眼睛写就的啊！
返回新疆后，我被分到了新疆仪表厂当车工。
1971年的乌鲁木齐还是个不大的城市，市中心在乌鲁木齐老城的南门一带，但已有了一个新城的中心，即红山。红山是乌鲁木齐西部雅马里克山的余脉，一座与北京景山差不多大小的孤零零的小山。在红山顶上建了凉亭，成了小公园，附近有百货大楼等商业设施。我所在的新疆仪表厂就是刚从新疆轴承厂分出来的一个小厂。当时的北京南路和北京北路只是一条孤零零的十里长柏油路，两边有各单位的三四层楼房。这些单位的东面是农田，西面是古河道的荒滩，大块的黑色砾石布满荒野。
新疆仪表厂说是个厂，实际上只有一座两层小楼和大约400平方米的一个小院。厂长（当时叫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姓夏，是江苏支边青年，成了造反派的小头头。书记是个河南分来的中专生。
我在厂里干的是车工，师傅姓马，是六级钳工，老新疆人。他尽其所能耐心地教我，以至于我三四个月就达到了二级工的水平，可以独立干活了。当然，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马师傅也有“师傅”的架子。车工最关键的技术是磨车刀，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磨车刀真是个技术活，一是眼要准，在砂轮上磨成什么角度，眼睛要像尺子一样有数；二是手要稳，手一定要拿得稳，否则会打刀；三是不能怕烫，磨刀时砂轮转速很快，与合金钢不断打出火花，溅到脸上、手上都不能躲，否则将前功尽弃。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财产是第一位的，人甚至连第二位都排不上，所以连女车工都不太怕脸上烫出疤，更不用说男车工了，这也是今天的男女青年难以想象的。不过谁都怕烫着眼睛。我第一次感到戴眼镜也有好处，工友也说：“你们戴眼镜的真好。”
我在农场打了农工，在工厂又和工人出身的厂长吵了一架，为的是打抱不平。因为他总看不上一同分来的女同学，有时甚至肆意挑衅。我借故与他大吵一架。在哪个时代要有哪个时代的吵法，我说：“你三代贫农有什么了不起，我母亲五代贫农。”我从不撒谎，这是事实。我母亲家里世代是农村的私塾先生，几代从未有过土地，土改时被定为贫农。我还说：“你是工人有什么了不起，工人之所以伟大是能干活，我们干个工件比一比。”这种吵法使我未占下风，工人中反而是同情我的居多。应该说夏厂长还是个真正朴实的工人，之后虽然在一周内见我就瞪眼，但是没有报复。尤其是当时有一个绝佳的机会，我读错了报纸，把“打倒刘少奇”读错了，他作为厂长没有报复，说明他具有真正的工人的品德。
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来源。
——周恩来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王勃
政治气氛有所松动，周总理亲自批示，黄克兴、钱端升、曾炳钧、吴恩裕和龚祥瑞等7名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当时雷洁琼还是“右派”）可以从安徽濉溪“五七”干校回家。这四五年艰苦的生活条件严重损害了父亲的身心健康。他本来身体强健，去干校前人都说像30多岁，回来已像60多岁的老人了，还一目失明。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不可想象的。敬爱的周总理能了解到这些（他认识父亲）并救助了大学教授，他救了多少人呐。
在乌鲁木齐，我又恢复了在芳草湖农场停了两年的长跑。傍晚的时候，老师傅都会好心地嘱咐我：“别向北跑太远，荒野地里不安全。”
为了改善生活，新疆仪表厂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换大米”。这项工作可不像小品中坐等上门换大米那么容易，得自己骑自行车去20千米以外的米泉县（今米泉区）换，因为米泉县产米，而新疆人喜欢吃面，所以用面换米。那里有庞大的新疆农贸市场，卖羊、卖鸡、卖米、卖菜的应有尽有，十分热闹。不少交易是以物换物，汉族、回族和维吾尔族和睦相处。当年在新疆要想吃点水果、油、花生，或其他紧俏食品都要设法换，或用高价买。虽然溢价都不高，一般会高出正常价格的20%～30%，但一般工人是舍不得的。
当时乌鲁木齐的饭店很少，最有名的一家好像叫“稻香村”，是个平房大院，里面有不同菜系的分部，我们去过两次，算最高享受了。而芳草湖农场的农工能去一次乌鲁木齐街上的小馆子，就好像今天在北京去王府饭店。街上的维吾尔族饭店全是小馆子，卖馕和烤羊肉，充满了异域风情。每个饭馆门口都是被顾客掀得油光发亮的棉门帘，里面生的都是汽油桶一样的大火炉，炉前有簸箕盛着炉灰。有一对清华同学，男的姓陈，家里是上海的大资本家，女的姓叶，是北京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的宗亲，这一对旧时代的贵人在街边摊上吃了烤羊肉串，陈同学吃完就得了肝炎，一直拖了很长时间才好，此后身体一直不好。
当时在乌鲁木齐几乎没有文化生活，上演的全是样板戏。不少人，尤其是干部和教师子弟都想尽办法到剧团演出，争取跑龙套，当《智取威虎山》中的八大金刚喊两声。最主要的不是为了上台，而是为了吃演出后的一顿夜宵。后来新疆出了很多“北漂”成名的演员和主持人，不知与这个传统有无关系。我幸好有个北京的周同学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工作，得以看了一些演出和《山本五十六》等内部电影，那真是最大的享受了。当时李双江就是团里的一般演员，不过听得出上台时唱得比别人好。
我当了车工，3个月出师，达到了二级工的标准，便开始了有生以来首次有价值的创新——组织试制新型内径千分尺。
这次创新不仅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出于生存需要。厂里的主要产品是内径千分尺，一种量圆桶或圆管内径的量具。这种量具的形制从19世纪问世以来从未改变过，一根钢管，头上安一个带外冠的支架，可以伸入管道定位。定位靠什么呢？在支架外冠上打两个孔，再拧入两个螺母，碗状螺母里分别放一个滚珠，然后拧上螺帽，就可以利用滚珠定位，测量内径。
由于配件太多，系统误差很大，所以废品率很高。首先，支架上的孔要打得十分精确。其次，螺母和螺帽要车得十分准确。最后，滚珠必须达到标准圆。这些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段至少1厘米粗的钢筋要车成小小的螺母，后端直径只有3～4毫米，一不小心就要折断；前端的碗状孔，稍一用力就要变形，的确是高技术活。六级的老师傅也会出废品，青工废品率则超过30%，学徒更是半数以上为废品。除了螺母、螺帽难车，打孔再加上买来的滚珠，这么多部件的系统误差加起来，使得出厂一把合格的内径千分尺难上加难，因此整个厂的生产效率很低，工人的积极性也不高。
只过了半年，我从学徒、车工跃升为技术组组长，相当于现在的技术科长。当时是大组套小组，从中央文革小组到我所在的这个小厂的技术组的领导，全是组长。当了组长就有责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进行创新。其实我在当工人时就想：外国人怎么这么笨，设计出这么复杂的东西？螺母、螺帽加滚珠，不就是为了定位吗？支架冠不就可以直接定位吗？把冠的弧度车大些与被测管壁相切，不就能定位了吗？如果怕磨损，可以再淬一下火，不就耐用了吗？于是我开始计算、设计新型内径千分尺。
大约过了两周，新型内径千分尺就设计出来了。老师傅在观望，厂领导则表示默许。这个创新得到了青工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但以高昂的热情按我的设计制作，还对我说：“老吴，您专心设计，买菜、做饭的家务活我们全包了。”我当然不会让他们这样干，但在那个知识分子被叫作“臭老九”的时代，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但知识分子也可以领导工人。凭什么领导工人？凭你的知识、能力和行动来解放工人，你把工人从繁重、艰难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工人就服你，根本不理会有人倡导的“臭老九理论”。其实，革命不就是如此吗？工人可以跟着知识分子为自己的解放献身，义无反顾。
我们的新型内径千分尺试制成功了，而且开始生产，厂领导和老师傅都欣喜万分。但成批生产要到当时的一机部去鉴定，我借探亲的机会去了一机部多次，那里正在打派仗，东推西支无人负责，我只得悻悻返回。据说六七年后，日本生产了与我的设计几乎一样的内径千分尺，当然申请了专利。如果在今天，我的创新也可以申请专利，甚至自己开公司，建一个生产这种产品的工厂，赢利将很可观，可以创造几个百万富翁。十年浩劫埋葬了多少这种创新，更重要的是埋葬了多少人创新的欲望。通过这件事，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为了工人阶级。
在我的推动下，厂领导做了一个有远见的决定，1972年派我带工人去上海实习，见识见识真正的工人阶级。去上海的火车要4天4夜，实在熬人，我们分成两个半段，中途在西安停留，参观了西安仪表厂，也休息了一下。
到了上海，依然有一种破旧的感觉，但深入上海人的生活中，就发现上海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上海不少工人和城市贫民的居住条件十分差，一家4口的住房只有12平方米，即平均每人3平方米。怎么住呢？楼下2平方米的厨房能做出美味佳肴；8平方米的客厅也是晚上父母睡觉的卧室；2平方米的阁楼睡2个小孩。厨房、卧室、客厅和餐厅俱全，而且早饭都要有两三种小菜，至于当时的华丽衣服——毛的确良，每人也有2套。
我吃过的第一个好食堂是1966年在中国民航局东四总部实习时的食堂，每餐有七八种菜、三四种汤，主食则天天米饭、面条、烙饼、包子和饺子俱全。当时中国民航局属于军队，这样的好伙食引得家在农村的小兵每次探亲假未到期就回来。
我吃过的第二个好食堂是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芳特诺核研究所的食堂，只需买个象征性的餐券，就可以取饭量大的人都吃不了的、比餐馆还美味的食品，以至研究员级别的高薪者在假期居然开着车回来吃饭。
相比之下，在1972年的经济状况下，上海黄河仪表厂的食堂当然不能算最好的，但在那样低廉的价格下能够办到那种水平，的确罕见。早餐的味道不错的咸菜和午餐的猪血汤仅卖半分钱，小盘红烧带鱼仅卖7分钱。
我们的青工在食堂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能够说明上海人与新疆人的差别。李青工个子瘦小但很能吃，去食堂窗口打饭时，一下要了8份带鱼，还有其他菜。旁边的上海女青工说：“这4个人真能吃！”后来看到并没有人和李青工一起吃，于是大吃一惊，说：“两个人吃这么多！”最后看到没有人与他分食，几乎惊呆了，瞪大了眼睛几十秒才喊出来：“天哪！一个人吃！”
经过几个星期相处，一位姓郑的老师傅、八级钳工大概认为我是可以说真话的人，在和我聊天时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发表议论，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说：“我是真正的三代工人出身，1870年我曾祖父就在洋人的工厂里当工人。我是1927年进厂，今年61岁了。工人第一位的就是会干活，进了工厂，不会干活只会造反，算什么工人？工人要让谁都不敢看不起你，就要有本事。在英国人的厂里，我每月拿1两黄金，日本人来了也不敢少给，国民党也一样。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我每月拿100多块钱，还是1两黄金，这才叫工人。”他不但说出了工人阶级的本质，而且和爱因斯坦一样，认为“作为一个人，首先要有自食其力的能力”。郑师傅讲很多工件和工序都用英语，是和英国师傅学的，有时刚说出口又马上改用中文，无可奈何地说：“不许说英语了，为什么还用英国人发明的车床啊！”他说他的儿子、孙子都是本分工人，儿子不造反，孙子想去造反让他喊住了：“先学会干活，再去造反。”郑师傅一家六代工人，是中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