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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田舍郎”，校非“天子堂”
大学六年在清华（其中一年农村大学，一年社会大学）
1962
3月2日，周总理出席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及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作《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
1963
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1965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1966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学生全国大串联开始。
1967
6月17日，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氢弹。
科学是使人的精神变得勇敢的最好途径。
——[意]布鲁诺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机遇，每个人也都会做出事后看来不是最佳的抉择，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这就是人生。重要的不是莫名追悔，也不是自我安慰，而是总结经验，认识世界，感悟人生，活成一个明白的人。
——吴季松
吴恩裕教授出版《曹雪芹的故事》（上海中华书局）、《有关曹雪芹十种》（上海中华书局）；翻译《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发表《凯尔森纯粹法学的实质》，刊于1962年《人民日报》。
由于有亲戚在军队工作，在高考前我就得知，我有可能以北京市优良学生金质奖章获得者的资格进入海军学院，所以进入1962年，对高考复习我很放松，和一般上课没有两样。考前的放松心态和充分的休息时间，反而使得我在考试中发挥了最高水平。不过出于一些原因，最终我没有选择上军校。如果我上了军校，以我严守纪律、勇于冒险的性格而言，应该是个不错的军官。
不去军校，是我做的第一次选择。接着我又面临第二次选择：考文科，还是考理工科？我的文理科成绩均为优秀，我有些拿不定主意，便去请教父亲。他颇费了一番思量后，用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复杂目光望着我，严肃地说：“还是考理工科吧！在中国学理工科容易集中精力，为国家争口气，为人民做点实际的事情……我当初要是学理工科就好了。”当时我还搞不明白，为什么学文科就“不容易”，但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报考了清华大学。
我的备考现在看来是轻松的，由于胸有成竹，我真是“不贪黑，不起早”。
不但奇迹多从厄运中产生，许多受用终生的好习惯也是在恶劣的条件下养成的。自那时起，我养成了看1小时书必休息10～15分钟的习惯，至今不变。这种习惯还是我从书上学到的，即经过多个实验案例统计分析，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持续时间最多是45分钟，这个结论在我身上很适用。
从高考复习起，我就总结了一套方法，在以后的考试和工作中屡试不爽。对于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复习，我主要是整理中学所学基本概念，按自己的心得梳理成系统。以数学为例，每一个基本概念做3～5道题，反复用多种解法练习，力求达到自己可以出考题的水平，完全不采取“题海战术”。对文史学科，我也是先梳理基本知识，然后自己按大类出作文题目，例如理想类、记述类、议论类和描写类等，每类自己出两三个题目，并写出作文，构成基本模块，上了考场见到作文题目后，就选择已有的基本模块拼装，剩下的工作就是联结和发挥了。用这种方法，我的复习和高考非但不是劳苦、负担和烦恼，反而是轻松、有趣、有序和有创造性地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1962年的高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家庭出身放得最宽的一年，除了有直系“杀关管”亲属的学生外，均能报考重点学校。
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后来中学老师说我的作文《雨后》得了北京市最高分，他们还议论这个学生为什么不上北京大学。2018年我曾去北京档案馆查过，对方却说没有存档。大数据有什么作用呢？
我家终于两代三人入清华，父亲是在20世纪30年代，姐姐（长我12岁）是在50年代，我是在60年代。清华大学犹如湿地，人才源源流入，大部分净化成才后流出。
吴季松考上清华大学后在北海留影
考入清华大学后我十分兴奋，与中学同学去颐和园划船，在后湖无人处，几个人偷偷下水游泳。我刚学会游泳不久，触底后脚蹬了一下，没想到湖底都是淤泥，脚拔不出来。喝了几口水后，我拼尽所有力气，头才露出水面。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景，几个同学都泳术不佳，我的确有葬身湖底的可能。
1962年，吴季松在昆明湖十七孔桥西的湖中遇险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是1911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旧皇家园林——清华园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1914年冬，梁启超来清华演讲，引用《周易》中的两个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激励学子，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的校训。1925年设大学部，采取四年制的学制，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唐国安（1858—1913年），是1873年曾国藩选派的第二批留美幼童中的一个，时年15岁，后肄业于耶鲁大学。
清华大学的建成得益于两任校长，一位是1931年至1948年担任了17年校长的梅贻琦（1889—1962年）。抗战期间，学校于1937年迁入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他主持了在昆明的8年工作，以及1946年艰难的迁回工作，不但保存了清华的元气，还能使学校有所发展，实属难能可贵。他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是办学的至理名言。
另一位校长是1952年至1966年担任了14年校长的蒋南翔（1913—1988年），他使清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持了全国数一数二的地位。他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清华要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也激励了几代的清华人。我们父子两代，分别是在1930—1934年梅校长领导下的清华和1962—1966年蒋校长领导下的清华受的大学教育。
此后清华的党委书记何东昌，校长张孝文（1988—1994年）、王大中（1994—2003年）和顾秉林（2003—2012年）就不仅是与我见过面，而且与我相识，并有较多的交谈了。
一是一位姓李的东北同学有一个中号搪瓷盆，既当脸盆又当脚盆，还当饭盆。当时大家刚从饥饿中缓过来，食堂开饭到最后，稀粥可以随便喝，瘦小的李同学就用他的盆盛了粥，慢慢地全部喝下去。后来他做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高级负责人，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应该是内行。
二是一位福建来的同学，出自渔民家庭，吃饭时看到米饭并不动筷，一直在等“饭”来，搞得大家莫名其妙。原来他们村里的穷苦渔民吃饭时，水煮鱼是饭，而用油炒一下的米是菜。后来他成了地方高校的负责人，宴请时应该还记得当年的“笑话”吧。
三是一位来自北京的龚同学，矮壮精明，小职员出身。可能因为家里孩子多，经济情况也不好，为了省几分车钱，宁可提早一站下车走路，以便达到车费最优化。这本来很好，但是他认为这很丢脸，让我去问售票员到哪站要多少钱的票，我当时并没什么感觉，帮着问了，他也很感激。但奇怪的是，在两年之后的运动中，他开始整人。他曾担任班里的团支书，为了某种目的，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当众造谣说“吴季松的父亲是‘右派’”。
又过了5年，这位团支书父亲的单位来了不少人调查，说他父亲是有劣迹的伪警官，有根有据。看来他父亲在单位也是小头头，民愤不小。这些人知道他是团支书后，居然要在我们宿舍的楼道里斗他。
我从1960年开始长跑，因为自然灾害期间只能吃个半饱，不得不停止。1962年上半年，我又开始了坚持半个世纪的长跑，后改为登山。在二中内务部街一同锻炼的还有家住于此的冯玉祥的夫人、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她的锻炼方式是快走，年过半百，身体强壮，健步如飞，我们相遇时都会打招呼。
我只能写我体验过的东西，我思考过和感觉过的东西，我爱过的东西，我清楚地看见过和知道的东西，总而言之，我写我自己的生活和与之常在一起的东西。
——[俄]冈察洛夫
啊！尼罗河，我赞美你。
你从地里涌出，养活埃及，一旦你的水流变细，人们就停止了呼吸。
——埃及法老时代诗歌
1963年12月14日，周总理开始访问亚非十四国。我立下宏愿，想要走周总理走过的国家，但至今只走了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加纳、缅甸、巴基斯坦和苏丹七国，仅为周总理走过国家的一半。时过境迁，如今只有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及利亚还应该去。
圆明园经1860年和1900年两次浩劫后，5200亩地都成了一片废墟，但砖石和未燃尽的木料遍布全园。先是北洋政府负责管理的军人和长官拉料，后来巨商富贾也天天成车地拉料，再后来北京的居民也都去拉料盖房，20年间就拉了至少700万辆满载的大马车。圆明园成了北京免费的石料厂，先是对每车收大洋1元，后来就没人管了。大至原来的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山慈幼院、保定的城南公园（现在的保定动物园），小至今天的达园宾馆和北京后起的大宅门，用的都是圆明园的石料。这个石料场之大、材料质量之高，堪称世界之最，在我考察的世界106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中首屈一指，空前绝后。然而这个“世界之最”是耻辱的，为什么要在外国人毁了世界名园后趁火打劫呢？派车的人做何感想？拉车的人就什么也不想吗？
我进入清华大学后，1963年曾在课余时间前后20次深入圆明园废墟考察。20世纪60年代，石料已经拉完，而对圆明园的大规模勘察尚未开始，曾被喻为“北京江南”“世外桃源”的圆明园无人问津，不知是否有考察者与我同温这段历史。
我从清华大学骑车进入圆明园丛林密布的曲折小路，从南到北大约有3千米。树林连着树林，池塘连着池塘，稻田连着稻田，独户的农舍散落其间，尤其是夕阳西下时，寂静一片，神秘莫测，是一片水乡迷宫。圆明园树林之绿为北京之冠，因为劫后半世纪的草木灰是用不尽的肥料，再加上地下水十分充沛，这里的稻田同样长得极好。使用圆明园石料的民居堪称富户，居民个个见人就躲，谈两句话也讳莫如深，口音很杂，更不会吐露身世。在人民公社组织严密的那几年，这里好像是“几不管”地带，别处大会接小会，这里却从未见开过会。这里的居民很大部分是外来户，种田为名，挖宝是实。挖到宝贝（只剩金戒指、耳环和小元宝等埋入土中的小件）后就马上返回，或南窜北逃到荒凉地带。这段历史的主人公最年轻的也已超过80岁，不知如今还能否找到。如能找到，那段时期互抢、互殴甚至谋杀的故事当可写一本小说。
我不能说事物在变化中一定会改进，只能说如果事物要改进，那就一定要变化。
——[德]利希滕贝格
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发展这么快，问题这么复杂，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仅仅因循外国和前人的思路，从科学上来讲成功的概率很低。我们必须创新，自主创新，原始创新。
——吴季松
周总理主持西安事变28周年纪念会，称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为“千古功臣”。李维汉、林枫、南汉良、高崇民夫妇、张学思夫妇、杨拯民（杨虎城之子）均参加了纪念会，高崇民赋诗“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
高崇民发表《西安事变杂谈》（3.2万字）。
1964年，清华大学与中央和北京的很多单位混编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以大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为主，赴北京郊区的区县参加“四清”运动。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我自觉枪法尚可，曾想报名参军去抗美援越，后因军队不要大学生而作罢。
1964年我进行了第一次骑自行车远行。沿着老京津公路，从清华到天津，大约135千米，第二天从天津到塘沽，往返90千米，再从天津骑到北京沙滩120千米，两天半时间骑了345千米，平均每天骑行138千米，是我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自行车旅行。
五一节前的星期五，寝室同学正要午睡，我准备睡醒后回家过五一，大家聊起了骑自行车，忽然一个同学说：“敢不敢现在骑车去天津？”我和家住天津的杨同学应声说：“敢！”于是我们翻身下床，穿了衣服就骑车去天津。大概只有20岁的年纪才有这样的冲动，不做任何准备，下午1点从清华骑车去天津。
我们兴致勃勃地一路骑去，当时没有瓶装水，渴了只能去路边老乡支的茶摊。4月底的下午已经很热，茶摊不多，所以我们一路都很渴。在朝阳区骑行时，我们遇到了三个警察，也要去天津方向。问明我们要去天津后，他们向我们发出了挑战：“小伙子，看谁先到天津怎么样？”年轻气盛的我们当然应战。途中双方交替领先，胜负不断易手，十分胶着。我们以每小时25千米以上的速度飞驰了3个小时，沿途经过河西务一带，这里是一片河流纵横、渠道交错的水乡，碧水绿田，一派农家乐的景象。很快到了杨村。几个警察哈哈大笑：“你们上当了，我们到了。”当时已下午5点，距天津还有40多千米，可我们已耗尽了体力，实在骑不动了，当时真是恨死了这几个恶作剧的警察。
又骑了1个多小时，天黑了，这下子可出了大麻烦。当年的京津公路是条很窄的柏油路，而且弯路很多。周围四处是水，到处反光，白花花的。路灯很稀，又十分昏暗，根本不敢骑快，只怕一头栽到水里，真是胆战心惊。35年之后我做海河流域水资源规划时，真是感慨万千。修水库拆东墙补西墙，修得九河汇海的天津不到30年就没水了，“科学发展”真不是个“名词”，而应该成为行动啊！
到了天津已经是晚上8点，即将进入市区，我们实在骑不动了，又无处可歇息，只得坐在路边的地下，怎么待都不舒服，最后一个“大”字躺在路上。好在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是我的经历中出过的最大洋相之一。
杨同学的父亲是个慈祥的长者，也是天津市人民医院的院长，著名的西医，很洋派，家在小洋楼里。我在客厅里诚惶诚恐地见杨院长，也是我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之一，站起来就坐不下去，坐下去又站不起来，显得很没礼貌，时时局促不安。好不容易熬过这一生中难忘的“接见”，就如释重负地去睡觉了。
毕竟是20岁的年纪，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就恢复如初了，当天下午又往返90千米骑去塘沽。第三天上午返回北京时，我牢记了要适当分配体力的教训，早上7点出发，除吃饭外仅用6个小时，下午2点前就到了北京，平均每小时骑行20千米，对普通自行车来说算是很快了。
这次骑行能够成功，除了我坚持锻炼，身强体壮、体力充沛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自行车，这是姐姐留苏带回来的一辆捷克车，质量的确好。当时班里的男同学大多数不会骑车，都是用这辆车学会的，车子多次摔倒不说，撞到铁栅栏上瓦圈都不变形。后来和我一个年级的、清华大学自行车队姓郭的女同学还曾借我的车，把轴拆下去参加公路赛，如此来回折腾，好像对车也没什么影响。34年后我到了捷克，自行车厂的厂址还在，但已经不生产这种自行车了。世界上少了一个好品牌，真是遗憾。
如今，京津之间的大部分湿地已经消失，仅剩小池塘。当年傍晚沿京津公路骑车，水面波光粼粼、怕骑入水中的现象，是再也看不到了。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德]歌德
人民真是伟大，人民就是江山。
——吴季松
1月，高崇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当选副主席，分工为常务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
8月，高崇民参加中央代表团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历时半月，以74岁高龄创下干部入藏年龄最高纪录，受到周总理表扬。
12月，高崇民完成《上半生简述》，全文收录于《高崇民诗文选集》（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
作为大四生，我参加了“四清”，被编入上庄工作团的梅所屯工作队，驻在第四生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始了我的第一次农村生活。
“四清”的生活是十分紧张的，早晨起来要训练民兵，除了队列还要教50米卧射；白天要参加劳动，插秧、施肥和收割都干，我还参加过修京密引水渠的高强度劳动。京密引水渠是从平地挖出的一条人工河，这里说的“人工”是货真价实的，几乎完全没用机器。挖渠工地十分壮观，连绵几十里都是帐篷，几个人住一顶帐篷，席地而睡，日夜三班挖渠，一天24小时只有干活出汗、大吃馒头和倒头大睡三件事。我们需要从十几米深的渠底把装三百斤土的独轮小车从跳板推上地面，如果在最后筋疲力尽的时刻把不稳，就会连车带人翻下去，折臂断腿。
现在我走过农民工工地时总要观察，发现几乎没有农民工能适应当年的劳动强度，这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另一种“代沟”。
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吴健和姓张的副队长都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吴健是十三级，即县委书记一级的干部，当时叫小高干；张副队长则是十二级，由于被打成“右倾”，只当了副队长。生产队中还有来自海淀区政府的领导，剩下的就是我的同学了。梅所屯在海淀区的最北部，隔北沙河与昌平区相望，过了河就是昌平的马池口公社。
星期天可以休息，我一般在星期六晚上借农民的自行车回家，星期天返回，全程大约30千米，我每次只骑一个半小时，可以说是风驰电掣，竭尽全力。
那时一出德胜门就全是农村，公路两旁槐树成荫，除了稀疏的郊区公共汽车站，一路上都没人。夏天刚出城时，路两旁还有几个卖瓜棚子，再向北路上就没有人了，车也很少，所以我越骑越快。现在当年的老路已不复存在。
进入土路，就到了远郊的农村。和在外省一样，完全看不到城市的踪影。土路很难骑，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在天黑前进村都有些瘆人。梅所屯是个大村子，从西到东拉了有一里多长，全村分成4个小队，每个队都有七八十户人家。村里以沿北沙河种水稻为主，在京郊还算比较富裕，但农民的贫困是现在难以想象的。只要家里没有在城里工作的人，平时全家连几角钱都拿不出来，买油买盐都要拿鸡蛋去换，所以老母鸡就是“小银行”。
梅所屯一队有几个大姓，孔、张、萧、陈和黄。孔姓应该是孔子的正宗后裔，按孔氏家族的“昭、宪、庆、繁、祥”来排辈分，在村中的主要是“昭、宪”两辈，幼儿也有“庆”字辈的，比孔祥熙还大了两辈。中国过去有“穷大辈，富小辈”之说，看来很符合实际。孔姓多是贫民和下中农，刚成立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就姓孔。
张也是大姓，多是中农，但出了队里唯一的一户地主。张地主的经历有些传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三年还是贫农，古北口的一次巧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在一个土窑井里碰上被警察追赶的大烟贩子，大烟贩子把烟土压在石头下，说：“等我回来，对半分。”而张地主随后就把烟土拿走卖掉了。他拿着这笔钱买了地，雇了工，划分成分时，刚好被定成地主。我们进村时他才不到40岁，天天低着头，与电影里看到的地主形象大相径庭。他非常能干，干活十分卖力气，3个儿子也个个老实，一样在队里低头干活。村里人都说他坑了大烟贩子，“恶有恶报”。我想：这真是现世报吗？但大烟贩子也不是善人啊！
萧姓也有几户人家，且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生产队的萧队长。萧队长已有50多岁，早年曾在北京前门著名的“吴裕泰”茶庄当学徒，据群众揭发，他做学徒时就吃喝嫖赌。当时村民很少进城，与萧队长的关系又不好，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有什么根据，我后来多次调查也未能查实。现在看来，萧队长其实是个管理人才，把队里生产搞得很好，但是人很厉害，要求严格，言语伤人，树敌很多，因此成了斗争对象，真是人言可畏啊！萧队长后来被批斗自杀，更让人遗憾的是他那身体强壮、干活拼命的儿子，也一起自杀了，两条人命。
陈也是大姓。有个贫农是开展斗争的积极分子，脸黑眼大，体格健壮，1946年参加解放军，后复员回乡，为人正直，与我脾气相投。我住在另一户姓陈的贫农家里，至今对于那个有槐树、有猪圈，住了10个月的小院记得很清楚。但2000年我去故地看时，小院已经被卖给了城里人，安上了大铁门，只有探出墙的槐荫还是旧物，年年吐绿。
还有黄姓。有个下中农，也是斗争的积极分子，一脸麻子，人很活，话很多。1945年他参加过游击队，胳膊落下了残疾，很早就回乡了。他不太能干活，我当时想，是不是不爱干活的人就爱搞运动？另一个姓黄的青年比我略小，高中毕业，也是下中农，在生产队里干活是个能手，正在和队里“特务”的女儿谈恋爱。“特务”姓张，是个中农，其实也不过是在国民党军队抓游击队时给带过路，就成了历史问题，“四清”时更上升成特务。据说黄青年没考上大学和他的恋爱很有关系。当时我对这对恋人寄予了很大的同情，这种人也是特务？而且特务的女儿也没罪啊，她的男朋友就更不该受牵连了！
2000年，吴季松在梅所屯曾住过的农民老宅前
梅所屯还有几户称不上大姓的。有个李师傅，是外来户，属于江湖好汉，在梅所屯蛰居，可见当年这一带卧虎藏龙。李师傅50多岁，在村中不与人来往，但很正直，威信很高，和我谈得来。说到他的本事，我亲眼所见的就有三样。
一是画画。有个别群众向我们反映说李师傅家的里间总挂着厚厚的帘子，从不让人进去，怀疑是有特务电台，但鉴于李师傅在村中的威信，从未与他正面接触过。后来我接受上级任务，很坦诚地对他说：“李师傅，听说您的里屋从不让人进，现在搞运动，您看以我的为人，能不能进去看一下？”李师傅在江湖上行走了一二十年，见多识广，没想到一个大学生会这样提出要求。他凝视了我两分钟，江湖义气占了上风，说：“可以。”我进了屋，发现屋里的窗帘在白天都是拉上的，但借透进的光线可以看到，墙上挂着一幅真人大小、说大鼓书的女人素描半身像，可以说是我走遍世界看过的最生动的画像。我只问了一句：“您画的？”李师傅点头，我就退了出来，感慨很多。这个女人是谁？是他的妻子？情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年来，他孤身一人，只有个20岁的女儿，这之中有多少饱含血泪的故事，实在叫人难忍好奇。但我说了只看一下，就应该信守诺言。自此以后我再未提过此事，只是回来向吴队长作了汇报：“屋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幅画。”
二是积肥中显出的功夫。冬天大家都挑担子向田里送各家的绿肥，50多岁的李师傅也挑了一副担子参加。路上结了冰，下坡时他脚下一滑，身体后仰30°以上，眼看就要仰面朝天地倒下去，忽然他一个鲤鱼打挺就站了起来。在侧后方的我把这一切看得真真切切。以我学力学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可见他是有真功夫的。
三是我们闲聊时，他说：“您是学力学的，您说人怎么做可以发出最大的打击力量呢？”我说：“双脚踢！”他说：“对，但这不练个两三年常人做不到。仅次于它的是用胯骨打击，这很容易练，每天左右晃胯九九八十一下，百日就是功夫。”我之前一直锻炼身体，但都是西式的，想着这中式练法也不妨试试，就练了几个月，也忘了这件事。1966年，寝室的同学分别出去串联，有时会换了锁出去，别人再来时，门就打不开了。我想起了这一招，用胯击门框，门锁铁荷叶上6个螺钉脱框而出，门还完好无损。因为这件事，我后来还有了点小名气，帮其他年级的同学也用这种办法“开”过锁。
我不拿清华大学学生和工作人员的架子，和农村青年打成一片。我们在小沙河畔割稻，放声大唱《十送红军》。清华大学的实验员康组长好心地提醒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劳动中，农村青年偷偷地问我：“美国人是不是老吃饺子？”我该怎么回答呢？
姨母曾昭惠（1908—1941年）是我母亲的同母异父姐妹，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她于1926年入读沈阳女子师范学校，在高崇民原配李素质病故后，于1928年秋嫁给高崇民，抚育14岁的高存信而终生未育。
自1929年起，高崇民全身心投入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就和杜重远等人上了日本特务机关的预捕黑名单，可以想见，这对一个少妇该是多大的精神压力。后来，高崇民到北京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11月5日，他率东北民众请愿团赴南京当面质询蒋介石“不抵抗”愧对东北，对蒋介石说：“我们尊敬你是因为你抗日，如果不抗日，还不如当街的警察威风！”蒋介石气得面色铁青，据说在场的特务头子戴笠说：“见过不怕死的，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自此高崇民夫妇受到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的双重监视，压力可想而知。高崇民夫妇和我家亲友多人参加义勇军，在日军压力下，高崇民夫妇迁居北平。1935年杜重远被捕，为了解救他，高崇民先赴上海，后来又去西安对张学良和东北军日夜做工作，还经杜重远引荐，拜访了杨虎城。之后，高崇民又为安置东北难民做了大量工作，然后又从重庆再赴西安，住在王家巷84号。
自1929年起，曾昭惠就随高崇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高崇民无暇顾家，没有正常生活来源，生活十分清苦。曾昭惠出去买菜都被日本和国民党所派特务跟踪。在政府、经济和安全三重重压之下，身体很好的曾昭惠备受折磨，终日不得安宁，患了精神疾病。1937年7月，高崇民陪她到临潼疗养。同年2月，高存信自黄埔军校毕业后，经周恩来介绍去延安。1940年他回西安探亲，被国民党特务跟踪，高崇民让高存信藏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自己因此被关押了3天。曾昭惠视高存信为己出，病情加剧。1940年日寇轰炸西安，高崇民每日携病妻躲避空袭，苦不堪言。这年7月，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高崇民开始领取党给的生活费。1941年4月，为去新疆营救被盛世才监禁的战友，杜重远被戴笠骗到重庆软禁；加之1939年底东北抗联就已处于绝境，曾昭惠的亲友不断传来噩耗，双重巨压使她受到最后一击。
但从1940年2月的照片来看，曾昭惠的身体和精神还好，而6月就传讯她在陕西扶风县城医院自杀。高崇民得知爱妻的噩耗，大病一场。他对我母亲说：“我从未这样重病，精神恍惚。”但两人当然既无能力，也不可能调查曾昭惠的真正死因。他们多次共同回忆起曾昭惠，说她和我母亲长得很像，提到曾昭惠当时的困境，两人长时间对坐不语。
姨父高崇民与姨母感情至深，姨母牺牲自己，全身心支持他艰险的抗日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姨父为杜重远等多人的公正待遇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写过几十封信（见《高崇民全传》）。但我了解他，他从未为自己的亲友写过信，更何况是自己的妻子。我的大表哥也继承家风。
我在1965年“四清工作团”时随海淀区武装部长（原抗日敌后武工队长）办过不少案件，知道在医院暗杀是最常用的手段。曾昭惠自杀只是县医院的通知，而且迅速被葬于扶风城荒郊，没有一个亲友在场。如何能判定她不是被特务用药，威逼而死？
我一直想证实这件事，她是不是烈士？但直到1995年我才有机会匆匆经过陕西扶风一带，此后一直没去，忙至2004年退休后仍任务不断，没有官方身份去也不方便，这件事就一直拖下来，至为遗憾。每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总觉得有姨母曾昭惠的身影，铭念在心。这样的革命烈士何止千万，没有一纸证书，但后人有责任，不应该让他们随风飘去。遗憾的是如今82年过去，很难调查证据，不知是否有热心读者可提供线索，至为感谢。
受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陶葆楷教授影响，我已注意到“生态”的问题。南沙河水量充沛，村边池塘水满，所以梅所屯可以引水浇灌京西稻田。春节前，贫苦的社员利用人力把池塘舀干，在冰冷的泥中欢呼雀跃地捡鱼过年，是一年中的大喜事。由于地下水位高，不久池塘的水就又满了。据老社员说，周而复始已经百年。
所以水利权威张光斗院士说北京不缺水是有科学依据的，只是随着北京人口增多，产业发展，人均水资源量就不够了。实践使我们有了共同语言，这已经是1998年我到水利部的后话了。“实践出真知”，知识总是有用的。
进步的艺术是在变革中保持秩序，在秩序中保持变革。
——[英]怀特黑德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屈服。
——[德]贝多芬
我从梅所屯结束“四清”回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都被打倒了。
8月，高崇民同志完成《西安事变杂谈》，全文收录于《高崇民诗文选集》（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
我们在村里搞运动时，晚上还要整理材料，一般要到11点后才能睡觉。更大的问题是吃不饱。我们在村里吃饭是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在农民家里吃饭，一天换一户。当时粮食已不太困难，上面对参加“四清”的大学生还特地多加了几斤粮票，所以我们每天可以给被派农户一斤半左右的粮票，理论上应该吃得饱。但我们的工作队队长说：“我们要时刻想着贫下中农，吃饭时也不例外。每天最多吃一斤粮，剩下的给贫下中农留下。”当时的热诚和自觉是今天不可想象的，大家几乎都照做，但一到晚上就饿得不行。有人从家里带来了一些吃的，但干完了工作，尽管饥肠辘辘，还是连吃的东西都来不及拿出就倒头便睡。可见人在不饿到极点的时候，睡觉是比吃饭更迫切的需要。
附近还有个奇特的小村庄，那里有十来户的主妇是日本女人，据说是抗战胜利后亦农亦匪的强悍农民“接收”了无依无靠滞留北京的日军家属。男的个个是干活的好手，在人民公社化以后仍不让女人出来挣工分，一人苦干就可以养活全家。而这些女人也是料理家务的能手，我去过一家，的确收拾得窗明几净。
1966年春节以后，由于全国政治斗争的大形势，“四清”进入对敌斗争阶段。其实北京郊区的农村里无非是些被刺刀所逼曾给日本人带过一次路的“汉奸”，在敌我拉锯时帮助过国民党军队两次的“特务”，农闲时上山抢劫过三四次的业余“土匪”。但是这些人强悍不驯，想着当了阶级敌人怕是活不了，于是四处逃窜，不少人就潜伏在庄稼地里，搞得我们这些工作队队员晚上出去都要十分警惕。
有一次，一个有历史问题的土匪被隔离审查，轮番审讯后，一气之下拔出刀把自己的舌头割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出去调查讯问“阶级敌人”时都格外小心。
在对敌斗争中也不只是虚惊，我还遇到了一件至今不解的事情。一天夜里，我带着民兵在生产队的场院里巡逻，这是“阶级敌人”最可能搞纵火破坏的地方。我巡逻到稻草垛间的夹道时，看见中间有个黑影，立刻大喊着追过去，但是出了夹道黑影就不见了。我追出去时，和我一起巡逻的两个民兵中的一个说他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而且说那人中等个子、消瘦身材，与我看到而未讲出的一致。人究竟到哪里去了？有三种情况，一是他出了夹道飞奔出场院，但夹道距场院边篱笆墙和场院房都至少有20米，人不可能在三四秒内消失；二是他有功夫，从草垛中挤了出去，但草垛扎得紧，也不可能；三是他跃上草垛，但这应该是能看得见的，而且没有助跑半径，人不可能跳上3米高的草垛。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大串联”是一段历史，就是中学以上的学生和教师可以凭学生证和工作证登上任何一列还可以上得去的火车，住在任何一所中学和大学还可以住得进的教室，如果那里有食堂，还可以免费吃饭。我与两个男同学、两个女同学一起去串联是在1966年10月25日。
那天很冷，下午我们穿上棉大衣挤在人山人海的北京站广场，傍晚上车。当时乘火车的经历是今天的城市青年没有的，也是农村的打工青年很少经历的。无所谓车票和对号入座，甚至连车门的概念也淡漠了，学生可以从窗户、厕所或者其他地方上车。上车以后可以坐在地上、厕所里，躺在行李架上或椅子底下，总之一切空间都挤满了人，喝不到水、吃不上饭更是平常事。当年的铁路职工在混乱不堪的情况下，尽了最大的努力，创造了铁路运行史上的“奇迹”，更甚于前些年的春运。有了那种经历，完全能适应战争时期的运输。
1966年吴季松与同学在武汉长江大桥留影
我们第一站到的是武汉，住在武汉大学优美的璐珈山校园，首先去游览了长江大桥，还用十分紧张的经费在长江大桥上留了影。在武汉拥挤的轮渡上，我们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小孩在啜泣，是不是她丈夫被打成了反革命？当时正在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同学看出我对那个妇女的同情，半开玩笑地说：“小资产阶级情调又来了。”
之后我们从武汉出发去了广州。我第一次见到亚热带城市，对临街大门洞开、晚上上班的商店很感兴趣。我对小说《三家巷》记忆深刻，曾单枪匹马去找三家巷，但没有找到。我们住在中山大学，学校临着珠江，在11月中旬的珠江游了泳，并不觉得冷。
后来我们又去了湛江，这个城市更具有热带风情。可惜当时城市很小，走不了多远就出了城，市政府不过是个小小的二层楼。这是我第一次到湛江，之后再未去过。
从湛江出来后，我们向西前往桂林。桂林山水的确甲天下，我们都被那自然胜景所吸引。漓江清澈见底，以致一个清华游泳队的队员不辨深浅，从岸上跳水，结果因为水浅头触底而丢了性命。那时的漓江真是秋水满涨，我绝不会想到自己在近40年后又来桂林制定了《漓江补水生态修复规划》。
从桂林到贵阳，我们乘的是刚竣工的贵昆线，还在试运行阶段，半路停车一天多，加上为了抢座位没来得及吃饭，我们饿了两天，饥渴难耐，只得跳窗下车去买农民的甘蔗。蔗农把甘蔗递到车窗口说：“又解渴，又解饿。”收到两角钱后便蹦跳着下了路基（家里可以买点油了）。今天回忆起来，我才真正知道忍饥与挨饿的区别。“挨饿”是三年困难时期天天吃不饱，是长期的。人是有耐受力的，只要能吃个半饱，不大运动，也就渐渐适应了。“忍饥”则是短时间的，比如这两天的滴水未进，真正让我体会到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些并不是痛苦的回忆，而是人生的经历。自那时起，我再不浪费粮食，甚至会吃剩了3天（放在冰箱里）的饭。
从贵阳去昆明，我们住在云南大学，一个大问题是所有吃的都加辣椒，使我们十分头疼。于是我们在晚上去食堂厨房找未拌辣椒的米粉，想拿回来留到第二天早晨吃，没想到我们去时已经拌好了辣椒，真弄得我们哭笑不得。上了滇池边的西山，我们为悬崖巨石上凿出的庙堂而惊叹，为一碧万顷的滇池而赞叹。没想到，40年后我会专门考察治理滇池污染的问题。
从昆明出来后，我们去了重庆。重庆是一定要去的，那是生我的地方，20余年后重归意义不小。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是在晚上，我们对重庆的“摩天大厦”大吃一惊，想必纽约的高楼也不过如此。第二天再看才明白，原来重庆是个山城。来到重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的出生地——高家花园，但当时只找到了现重庆大学附近的区域，没有找到高家花园确切的位置。
12月底我才回到北京。这历时两个月的大旅行是我第一次游历祖国，行程加起来有6000千米，以当时平均不到40千米/小时的火车车速，我们在火车上至少待了6天，即1/10的时间，其艰苦程度不言而喻。我们在全部旅程中没参加过一次批斗和抄家，只“串”不“联”，也就是没有“革命”，只是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把你的名字刻在人们的心上，而不是刻在大理石上。
——[美]爱迪生
除了实验，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识别错误。
——[法]狄德罗
愚昧从来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幸福的根源在于知识。
——[法]左拉
6月7日，我家世交吕正操将军被逮捕。7月12日，志愿军原参谋长解方被逮捕。10月1日，姨父高崇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
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与季羡林先生一样被关入“牛棚”打扫厕所。
我进行了第二次串联，去了江苏、上海和山东3个省市，行程约2500千米，加上第一次串联，以及之前在河北和天津的旅行，共去了12个省市，行程约8000千米，算是在23岁时走了半个中国。
在上海有件记忆至今的事。我即将离开上海前，因为旧手提包的拉链有些问题，到石门二路的一个杂货店去买背包带，但我掏遍所有的口袋，还是差了5角钱。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售货员看我着急的样子，说：“你拿走吧，我垫上。”我当然不肯，她说：“看得出来你急用，别客气。”我盛情难却，说：“我一定还你。”就飞奔去赶火车了。没想到我再来上海，已是5年后的1972年了，小姑娘已离开那个商店，而无人知道去向。30年后我因工作关系与上海市许多领导都很熟悉，又尽力找过当年的小姑娘，但都因为我不知她的姓名而未果。要知道5角钱就是当时小姑娘月收入的1/36，对于现在拿1万元的人也是近280元钱了。我愿意加百倍、千倍偿还，但我知道这不是金钱能够偿还的。小姑娘今天应该已有70多岁，你在哪里？
对于政治，很多人从激情到迷茫，从迷茫到厌倦，从厌倦到失望，从失望到不满。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不满，但又没有其他办法，就只能做彻底的“逍遥派”，对运动不闻不问，进入了自己安排的另一个世界。
我想正像姨父所说的，这样的时代总会过去，最重要的是有个好身体，将来做点事。于是我开始了高强度的身体锻炼计划。每天睡过午觉，下午3时从清华大学北部的13号楼宿舍出发，向西跑，出清华附中旁的北校门，穿过操场，进入通往北京体育学院的路。向北沿路跑过4年前多次来过的圆明园，那里绿树如故，稻田依旧，仍然没人，这片土地默默地在那里见证着百年历史。到北京体育学院全程3千米，我跑的速度大约是每分钟200米，全程大约15分钟。由于经常锻炼，我跑到北京体育学院并不太累，算是为游泳做了准备活动。
歇息了一阵后，我就在北京体育学院的露天游泳池中游泳。我没有正规学过游泳，游得很慢，1千米要游半个多小时。游完泳又休息一阵，再慢跑回学校。整个锻炼近2个小时，一星期进行4～5次。开始时还有几个同学和我一起锻炼，但毕竟比较艰苦，后来坚持到底的只有我一人。我现在80岁，但基本上仍能像25岁时一样每天工作6小时，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那些年的锻炼。
回到宿舍，我洗澡换衣，然后去楼下的食堂吃饭，一般已经到下午5点半，大多数同学已经吃完饭。胖胖的女大师傅其实和我差不多年纪，但已像三四十岁的妇女。她知道我的生活规律，每次都笑脸相迎，不用问就给我上固定的菜谱：二两一个的大窝头三个，一大盆稀饭，一大盆炒白菜，几乎挑光了食堂大菜盆里剩下的肉片给我，当然多是肥肉，盛在了我的碗里。今天我的血脂高，当年的肥肉片可能也是原因之一。虽然天天不换样，但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味的大餐，原因很简单：实在是饿了。后来我在巴黎的银塔等最高档餐馆吃饭，并不觉得比当年清华大学的晚餐好吃，而且吃了什么根本记不住。感谢那位大师傅保证了我的营养，今天你应该已经七八十岁的年纪，身体还好吗？
我当年的锻炼还包括每周骑车带人往返城里与清华之间一次，要骑行近30千米，加上跑步和游泳，正是今天的“铁人三项”运动，每周总计达65千米。从1967年到1968年底，我一共练了70多周，总计约有5000千米，即1万里之遥，可以说，我经历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征”。
我也不是闭门逍遥，而是接触一些自己认为有益的人。一个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1929—2011年），其实他家原本距我家很近，在景山前街，后来他母亲许广平去世，他严守规定，很快就搬走了，搬进居民区中一个狭小的单元楼，房中到处是书。周海婴体瘦肤白，是学无线电的，完全是一副书生的模样，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我们聊了不少事情。聊到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无线电技术，都认为以后会有极大的发展。他对我说：“不能虚度光阴。”我说，“您千万要注意身体”，希望他能抽时间锻炼。他说：“积习（指不爱锻炼）难改，努力为之。”我们谈得兴起，往往忘了时间，夜深了我才匆匆离去，赶上不按时停站的、空空荡荡的夜间公共汽车。
鲁迅的书我看得很少，向他请教应该先看什么。他说：“先读一首诗吧！‘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牢记至今，而且在以后的工作中身体力行。
另一个人是我在上庄“四清”工作团梅所屯工作队的队长吴健（1921—1992年），他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教师，1939年还是高中生时就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一名抗日的热血青年，后来一直在新四军军报做记者。他虽然身材高大，一脸络腮胡子，但是人却斯斯文文，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据说“反右倾”时也被批判，说话行事都谨小慎微，让我无法把他和那个当年投身抗日的热血青年联系起来。他在20年后还能流利地说出新四军1至7师的师长、副师长和参谋长的名字。后来我多次去中共中央党校找他，谈的都是党史问题，还借了他不少书看，同时也看大字报。中共中央党校的大字报的层次比较高，我对那里世外桃源般的清幽环境十分喜欢。十年浩劫结束后，吴教员成了党史教研室的负责人，许多领导人都在中共中央党校听过他教授的党史，后来他身体一直不好，于1992年病故。
我还认识了高等军事学院一个姓黄的教员，他仪表堂堂，人高马大，虽然只是上校，却颇有将军气。我们经常互相来往，我去高等军事学院找他，他来清华大学找我。他给我讲了很多战例，也有亲身经历过的，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军队的历史。
在学生造反引起一片混乱之后，中央向学校派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我们年级里有军宣队，班里有工宣队。
军宣队的是农村来的小兵，一年多已疏于训练，但对在城市里“养尊处优”的大学生还是一肚子气。清华大学女生本来就不多，尤其是在工程力学数学系中，更少有身强力壮的，于是就成了改造的对象。军宣队热衷于带女生在操场跑圈，我的冲劲又上来了，对小兵说：“我家里当兵的也不少，我们赛一下长跑怎么样？”小兵打量了一下戴眼镜的我，马上应战，略带轻视地说：“我们可是练过的，跑3000米怎么样？”我故作犹豫，说：“那么长，行吧。”小兵马上趾高气扬起来，挺直身子走上了跑道，说：“开始！”他还故意先不动，让我几米。我也故意在一开始落在后面。跑了800米后，小兵看到没把我落下，紧张起来；我们又几乎并肩跑了800米，小兵有些吃不消了，气喘吁吁地说：“我这两天感冒。”小兵一是轻敌，二是不会分配体力，以至最后的800米败局已定。为了他的面子，我故意放慢脚步。到了终点，小兵说：“厉害，不过我最近身体不好。”我说：“我平时不行，正赶上我今天身体特别好。”自此以后，那个小兵再也不领女生长跑了，不过好像也没报复我。这种比赛在31年后还进行过一次，当时我已54岁，家住工人体育场对面，每周3次绕工体外围跑3圈，有时也进场跑。有一次我遇到北京国安队做准备活动，便跟在后面跑了800米，不比队员吃力。两个队员议论：“一定是体育总局下来考察的领导，还真有两下子，能跟我们跑2圈的人不多。”
工宣队的是一位40多岁的老师傅，可惜现在我连他的姓也想不起来了。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脸色较黑，态度严肃。他在全班会上说：“大家要学吴季松，你们看他立如松，行如飞，声如钟。”我真的搞不清他为什么欣赏我，大吃一惊，自1964年后我从未受过这种表扬。不过这些对我都没有实际意义，最后的毕业分配方案是半惩罚性的，我去了新疆，或者说被“发配新疆”。
在大学期间，有两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一位是教研组的吴学曾老师，留苏生，不知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地位。但我看老师，首先看的是其“为人师表”的品质而非其地位。吴老师正直、热情，是共产党员，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不是政治积极分子。他诚实、朴实，对同学热情，给人以亲切感，我们都是东北人，关系就更亲近。
他关心我的事情很多，这里只举一件。我被分配到新疆后，只有他仍和我联系，还写信把我推荐给一位在呼图壁县（我们芳草湖农场属于该县）支队的远亲王园长，大意是，吴季松是个正直、有理想、有能力的学生。我至今记忆犹新。
吴季松在清华大学时居住的13号楼，许多名人都曾在这里住过
另一位是体育老师郭文长，可以说他给我的爱国教育比学校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深刻。他是一位普通的归侨老师，之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永远记得有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人。
尽管我们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但是我对他有真正了解还是在2006年我第二次去印度尼西亚之后。过去我只知道他是归国华侨、印度尼西亚富商的儿子。到印度尼西亚后我才知道，郭家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华侨富商之一，郭老师出自一个世界，至少是亚洲知名的家庭。他相貌英俊，身体矫健，只是脸上有个刀疤，我从未问过他刀疤的来历。他是个撑竿跳运动员，1958年他在澎湃的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回到祖国，就读于中国体育最高学府——北京体育学院，后因受伤中止了运动员生涯，改学体育教育，毕业时也是佼佼者，但仍不回印度尼西亚，来清华大学任教。
我们于1962年同时进入清华大学。他为人正直，知识丰富，教我体育，自此成为挚友，是唯一多次来我家的清华老师，尤其在1966年初期还多次来看望我受到冲击的母亲，为人之侠义可见一斑。他很少谈外国的事情，从不谈自己的家世，只是在1966年受到冲击时，有一回带着从未有过的惆怅说：“家里让我回去继承家业，但我不去。人选定了路，不管有多难，都不应该再回头。”后来他和清华大学的老师一起去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他有献身的热诚，无疑是劳动模范，但不幸染上了血吸虫，而且很重。据说劳动时越拼命的人，血吸虫感染得越多，病越重，他显然是这种情况。1973年我们都回到北京时见过一面，他还是那样乐观，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也得了血吸虫病”，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后来我又到外地工作，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永别。没过两年，我听到他因血吸虫病去世，时年不过三十七八岁。
多年后，我漫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富人区的大街上，想到这就是郭文长老师青少年时走过的地方，不觉心潮起伏，不能自已，郭老师音容笑貌俱在，像在北京一样与我同行。我想，所有在清华大学与郭老师有过较多接触的人，应该都会带着不同程度的遗憾永远地记住他，记住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并不亚于任何典型。
1990年吴季松在雅加达街头寻访郭文长老师当年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