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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登出小文
曹雪芹读过的姊妹学校
1956
1月15日，北京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
9月15—27日，中共八大召开。
1957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转向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
1958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高潮。
1959
7月2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期错误地批判彭德怀。
1960
11月，中共中央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
1961
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城镇精简职工队伍。
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他要看到远处；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他要说话算数；人是穿衣服的动物，他要知道羞耻；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他要不断创新。
——吴季松
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后，对印第安人文化进行了毁灭性扫荡，要把西欧文化全盘移植到美洲以取代之。利马就是将欧洲文化移植到美洲建立的第一个城市，因此它也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吴季松
吴恩裕教授在学校组织的科学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的学术论文，被评为一等奖，先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56年埃及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后，英法联军于当年10月31日武装入侵塞得港。才上中学两个月的我参加了支持埃及反武装侵略的示威活动，众多北京中学生挤在埃及大使馆门前，不知谁说：“这里哪是埃及大使馆，这里是‘挨挤’大使馆！”童言无忌，引起一阵哄笑。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性政治活动。
我在小学是优秀学生，在班里稳居前几名。当时北京最好的中学是西城区的北京四中、东城区的北京二中和北京师大附中，考虑到北京师大附中距家太远，我就没报名，只报了北京四中、北京二中和北京二十五中，但考试失常，仅差两分没有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四中。后来听说1956年开始实行按地域上学的精神，北京四中只收了少数家住东城区的学生。不管怎样，反正我没考上。
北京二中在北京东城区东四南大街的内务部街，因北洋政府内务部曾设这里而得名，著名学者梁实秋就曾住在内务部街20号。
重修后的北京二中校门
仅过了一年，北京有了无轨电车，我至今记得很清楚，9路无轨电车可以从沙滩上车，一直坐到南小街，从南小街向南走进内务部街到学校。
我上北京二中时，是没人敢追溯北京二中历史的，因为在当时革命的政治氛围下，这些都是封建糟粕。现在则大兴追溯历史之风。北京二中的前身是清朝于雍正二年（1724年）建立的左翼宗学，原在东四南大街路东，是贵族子弟学校。清八旗分左翼和右翼，左翼是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右翼宗学后来成为西城区的北京三中，曹雪芹当年就曾在右翼宗学教书。事有凑巧，我父亲就是满族，属正黄旗，祖上是武将，参与过建立清朝的征讨，后来厌倦官场争斗，大约在18世纪上半叶返回沈阳（奉天）。我的祖上在右翼宗学上过学吗？
内务部街在明朝叫勾阑胡同，清朝乾隆年间改为勾栏胡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改巡警厅为民政部，宣统年间这条街改名为民政部街，后来北洋政府改名为内务部街。1912年，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成立，后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二中学，1936年迁入原内务部的现址，1949年改叫北京市第二中学，简称“北京二中”。
学校北面是一层的大礼堂，也是新建的，但到1959年突然倒塌，可见当时奸商偷工减料还是很严重的，幸好倒塌时空无一人，没有伤亡。
我上小学时，拼音用的是日本的片假名，所以没学过英文字母、汉语拼音，给我多年后学习打字造成很大困难。当时同学们也抱怨：“汉字简化太迟了，我们字都认了，又要重来，不过写起来还是省点事。”
当时留学生在北京仅以千计，二中就有3个分别在英国、日本、美国留过学的教师，安心教我们这些中学生。
1月，北京市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处锣鼓喧天，喜报一批接着一批。实际上，北京不仅没有像样的现代私营工业，连像样的现代商业也没有，所以最大的资本家就是北京同仁堂药店的前身——乐家老铺的老板（北京叫“掌柜”）乐松生。就像上海的荣毅仁当了副市长一样，乐松生也当了副市长，电视剧《大宅门》的原型就是乐家。
我对公私合营有亲身感受，对其中三家店铺很熟悉。一家是沙滩北街原北京大学东斋宿舍北路东的面包店，另一家是路西的小酒馆，还有一家是沙滩后街的四川饭馆，属于北京大学沙滩校区最大的商店。
面包店是个小糕点店，既卖中式点心，又卖面包、蛋糕，也是个夫妻店，只雇两个人，主要做北大教授和大学生的生意。公私合营后，老板失去了往常心满意足的欢悦，不久小店就关了门，夫妻俩不知到哪里去了。
小酒馆不大，大概可摆四张方桌（北京叫“八仙桌”），是一个茶酒馆，就像老舍写的“茶馆”，但规模小，档次低，主要顾客是大学生和三轮车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骆驼祥子拉的两轮“洋车”逐渐减少，到1956年基本被三轮车取代。小酒馆老板虽然没文化，但是混过了北洋军阀、日本占领和国民党当政几个时代，十分世故。公私合营后没两年，这家小酒馆也关了。
四川饭店是这一带最大的企业，夫妻俩原在重庆沙坪坝开饭店，为中央大学的师生服务。日本投降后，不少中央大学的教授回到北京大学，他们居然也跟过来了。无独有偶，30多年后我到巴黎，发现在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上有一家著名的中餐馆，驻法使馆人员至今都是那里的常客。餐馆老板在抗战时期专门为驻重庆的美军服务，战后那里的美军去了巴黎，老板也跟着到了巴黎。我问他见没见过中美合作所的领导梅乐斯，他说：“当然见过，我还知道他爱吃什么菜。”
四川饭店大概有十张桌子，老板亲自掌勺，和我父亲是朋友，还经常交流厨艺。老板十分客气，父亲付钱时他总是不收，说：“月头上算。”还说，“您炒鸡蛋的火候是一绝，我比不了。”公私合营之后，尤其是“反右”以后，教授们去得少了，老板生意惨淡，没两年就关了。
这三个老板如果活到今天都有100岁了，他们一定认为今天是他们发展事业的天堂，可惜生不逢时。今天北京的这类小店也多是外地人开的，而当年和谐的气氛再也见不到了。但我在游历世界的过程中，却看到这种和谐的景象仍存在于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瑞典隆德大学的大学城中。
生活的悲剧不在于人们受到多少苦，而在于人们没有得到什么。
——[苏格兰]卡莱尔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就像病毒一定会向世界蔓延一样，世界上任何一处的政治动荡都可能有扩散效应，认识到这一点会使人少走弯路。
——吴季松
吴恩裕教授发表《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刊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
父亲自1955年就因为交恶校领导而受到不公正待遇，居然没有被定为“右派”，可以说在北京高校中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大概一是因为父亲真的没有发表过任何可以被用放大镜找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由此可见，即便在那样的时刻，也不是领导的“家天下”。二是可能有了解父亲的中央领导、北京市委大学部的领导和校内一些正直的同志讲了话。我由衷感谢那些保护了父亲的人，不论他是高层领导，还是一般的工作人员，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保护了我的父亲，而是因为他们保护了人民，保护了民族的精神。谁又能说他们不是给邓小平同志平反，给“右派”分子平反，让人民走进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推动力量呢？他们是历史的主流。
《北京日报》的编辑李滨声被打成“右派”，听他的亲友——我的同学讲，他说：“不当编辑也罢，我可以唱京戏，再不成当大师傅，挣钱更多。”我当时就想：“太天真了吧。”
我进入北京二中后，印象深刻的老师有教数学的张老师，山东人，把我的名字叫成“吴弟兄”；教语文的吴眉令老师，我曾在黑板上写“‘无没零’老师不来了”，引起哄堂大笑。
当时男人穿一条白裤子就是最时髦的，著名足球运动员年维泗穿了一条裤缝笔直的白西裤乘公共汽车（那时还没有出租车），就像今天在公共汽车上见了张艺谋，全车目光齐聚，我就遇到过一次。女士时髦叫“港”，“港式的鞋后跟高，港式的裤子没裤腰，港式的头发乱七八糟”，这是充满酸味的羡慕。
我认识的一个“右派”是我的老师，姓陶，不到30岁，高大健壮，浓眉大眼，略胖，总是满面红光，光彩照人，穿着时髦，是一个游泳运动员，教地理课。最使我们敬佩的是他参加了奥运会的选拔赛，纯业余的锻炼能达到这种水平，可见其毅力之强。
陶老师为什么成了“右派”呢？或许是因为他的地理课妙趣横生。他半开玩笑地说，非洲落后是由于“天热人懒”，不知被哪位同学告诉了其他老师。陶老师当然是个“出头鸟”，于是被批判“污蔑黑人兄弟”，最后被定为“右派”。我至今记得学校的院子里挂满了大字报，高中以上的学生可以写，初中的只能看，大概是怕我们写得太出格。我看到陶老师脸上光彩顿失，低着头走路，心中对他无比同情。后来我就再也看不到陶老师了。
我认识的另一个“右派”是父亲的东北老乡和老同学林里夫，我叫他林伯伯。林伯伯是个老革命，在20世纪20年代末参加革命，任北平地下党领导，是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原型的前辈，当时我父亲还替他保存过文件。后来他去了延安，由于地下工作的经历，在“审干运动”中曾被关押了几年之久，但他投身革命矢志不渝。他孩子很多，还有一个儿子是智障，妻子没有工作。他家在东黄城根北街和五四大街交叉处的东北角，是几间低矮破旧的平房，要从院中的公共水龙头接水，生活条件很差。
父亲当时也不宽裕，特地买了5元钱的猪肉（有七八斤），让我提了送去。我一进那破旧的小院就看见了林伯伯，他那时不到50岁，头发已花白，是一个个子不高的慈祥“老人”，神情平静恬淡，但还是非常感激地对我说：“你爸爸老想着我。”看到他那智障儿子见到肉后不加掩饰的狂喜和他妻子的诚挚感激，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心想他们当“右派”不知要多少年，能不能等到我挣钱，等我挣钱了也一定给他们买肉。林伯伯于1980年被平反，还当了全国政协委员，生活条件可谓天翻地覆。他们夫妇和智障儿子与我多年不见，仍十分高兴地接待了我。
关愚谦
我还认识一个“漏网右派”，是1999年我在德国的事了。当时德国政府每年邀请一位中国知名人士进行考察访问，我被德国驻华大使推荐为2000年的访问学者，对易北河全流域进行考察。德国政府接待很认真，专门给我配了一名翻译，她的丈夫就是曾任德国华人协会主席的关愚谦先生（1931—2018年）。我被邀请去他家玩，关先生已近70岁，中等身材，从脸上就可以看出饱经沧桑，但没有磨去他的思想和经历。关先生是学阿拉伯语的，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给郭沫若先生当翻译。后来离开北京，辗转来到埃及，被当局作为难民送到德国，一住就是40年。
那天晚上我们尽兴长谈，我说关先生的经历真可谓传奇，可是关先生说：“您的经历比我更传奇。”关先生夫妇送我出来后，汉堡的夜空布满星星，我不由得望着祖国的方向。关先生著述颇丰，还签名送了我几本。他也多次回国，为中德友好做了很多工作。
我还认识一个“洋右派”的家属，她是我1985年在斯德哥尔摩世界高级研究所联盟工作时的房东。房东老太太已经70多岁，原籍匈牙利，30年前移居瑞典。
无法想象，当年他们无亲无故，没有财产，语言又不通，是怎样在这异国他乡挣扎奋斗的。这所房子就是她的丈夫买来屋架，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是他们从流浪者到小康之家的真实见证。房东老太太人很好，有文化，喜欢听音乐、看小说，经常在节假日里送我一些她自己做的匈牙利小点心。我也帮她修剪花园，那里时常有又肥又懒的野兔和松鼠光顾。
老太太会讲法语，因此我们交谈没有障碍。一天，老太太在我的客厅里挂了一张大地图，对我说：“这样您可以常看看北京，我可以常看看布达佩斯。”她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每当天气预报说第二天有雨，她总提醒我带上雨伞，有时我把雨伞忘在单位里，她就拿出自己的雨伞说：“拿着吧，这是我丈夫的伞。您是真正的男子汉，将来不定会遇到什么事，不保护好身体可不行啊！”
当我搬家离开她去瑞典南方的时候，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深情地出门来送我，拉着我的手说：“您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房客，您走了，也没有人帮我修剪花园了，我会记住这几个月的。我看见您在雨中长跑，我看见您房中夜里一点还亮着灯，见到您就像我第一次看见中国，中国一定会富强起来的。”汽车开动了，我还清楚地看见那闪烁着泪花的眼睛和布满皱纹的面容。这座我住了半年的房子和相处了半年的匈牙利老房东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如果她还健在，应该会变卖家产回匈牙利去吧，落叶归根是古今中外人们的夙愿。
时间是真理最好的朋友，偏见是真理最大的敌人。
——[英]查·科尔顿
人是自然的敌人，人也可以成为自然的朋友，是敌是友全取决于人的知识。
——吴季松
吴恩裕教授出版《有关曹雪芹八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在1958年的学校“拔白旗”运动中，父亲被批判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要作为“白旗”被“拔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将父亲划为“白旗”的主要依据是他于1956年在学校科学讨论会上获一等奖的《论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等至今仍有影响的文章。
吴恩裕教授所著《有关曹雪芹八种》
此后，他所教授的国际政治和政治学等课程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套而取消，法学课程也大大压缩，成了一个“不授课”的教授。1960年以后入学的学生几乎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位在30年代末以“授课精彩引人”闻名的教授的声音。此后的20年间，父亲也未能重返讲坛，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当1978年他又重新开始作学术报告时，往日的学生已年近半百，他们看到他作报告时动情地说：“吴教授风采依旧。”
学校受到冲击，各处招工，十五六岁的同学都去工厂报名，马上就被录取试工。有的同学一个月换了三个厂，说石景山炼钢车间虽然累点、热点，但是有汽水喝，要找“可以免费喝汽水的工厂”干。班里人心惶惶，老师无可奈何。学校也要“大跃进”，一个学期的课要两个半月教完，而不少学生心不在焉，真是难为老师了。我不为所动，继续认真学习。虽然以前我在班里就名列前茅，但是此时等于比别人多读了半年，还多了很多时间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十三到十五岁是一个人记忆力最佳的时候，此时学会的知识将终生难忘。
政治方面有所松动后，我的一位姓刘的同学去香港接家族的班，一个月后给我写信，寄来了自己穿西装打领带的照片，十分神气，让我更全面地认识了香港。原来香港不只是“港式的鞋后跟高，港式的头发乱七八糟”，还十分富裕。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去看看”，但亲临香港已是1/4个世纪以后了。
“大跃进”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社会沸腾”的年代，为了把钢产量从535万吨翻一番到1070万吨，全国可谓烽烟遍地，到处建起了土高楼。家家找尽了废钢烂铁，最后只得把大门门环都摘了去炼钢。
我从小认真，第二天早早到了学校找到老师，要看炼出的钢，老师吞吞吐吐地说已经交上去了。我不甘心，满院子找，在垃圾堆里找到了“土法炼的钢”，实际上是废铁渣。我望着黑灰的铁渣发呆，为什么要把好好的铁锅和门环炼成这种东西呢？小孩不懂，大人也不懂吗？
如果说我对炼钢是有疑问的话，对深翻土地则是否定了。14岁的我在北京宣武区（现属西城区）龙潭湖附近深翻土地，算是亲身参加了“大跃进”。当时的北京外城，即宣武区和崇文区，在城墙里面还有大片的农田。
学校组织我们初中生到崇文区的龙潭湖边深翻土地，种实验田。说是深翻土地，其实是挖大坑，挖4米深的大坑。不要说我才14岁，就是大人站在坑里把土扔上去也困难，所以不得不搭上板子，推着小车向坑外运土。在不宽的板子上，把载有300斤重泥土的小车推上4米高的地面可是个力气活加技术活，不知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在半路翻车掉了下来，不但摔坏了小车，还摔伤了胳膊。
我的工作是向小车里装土，我对此大惑不解。我没种过地，但五六岁时种过花，在东斋宿舍屋前的空地上种一种叫“大芍药”的花。以我多年种花的经验，埋花籽的坑的深浅是一定的，深了花长不好，种小麦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种这么一小块地就要这么多人挖大坑，种全国的地要挖多少坑呢？而且，一斤粮食才值多少钱，这么多人挖大坑要多少工钱？再加上受伤老师的药费，就是多种出点粮食，这粮食合多少钱一斤？这些问题不断困扰着我，我从来不是只想不动，向小车里加的土一铲比一铲少。但是也没用，我加的少，别人就得多加，这样做还对我产生了恶果，一位姓梁的老师认为我劳动不积极，好在只是背地说说，没有公开批评。
那时北京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再也见不到麻雀了。1958年全民除“四害”，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清除的方法也尤为特别，就是中学生敲锣打鼓连喊带叫地在地下追麻雀，让麻雀不停地飞到累死为止。我经常看到麻雀气衰力竭，一头栽到地上，睁几下眼，动几下爪就死去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同学之间议论纷纷，吃粮食的动物很多，为什么麻雀就该绝种呢？这样做还真有效果，几年之内，北京的麻雀几乎绝迹。而1958年4月，科学院党组书记上交了由著名科学家朱冼、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徐京华、黄万里和黄秉维所撰写的《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但并未能阻止这场灭麻雀的运动。
我在走遍世界之后，仍然觉得老北京的逝去是个历史的遗憾。
在我看来，1958年以后老北京就渐行渐远，此后来到北京的人看到的就不是那个北京了。根据我的记忆，可以为老北京大致勾画一个轮廓。
北京内城有完整的城墙，墙前有广阔的空地，大街上有彩绘的牌楼和有轨电车。胡同有层次之分，大胡同里有许多大宅门；小巷狭窄，但也没有乱搭的小房。城中没有高楼，五层就是摩天大厦了。外城几乎无楼，多是小巷，房屋又破又旧，外城的南部有不少菜园和荒地。
北京几乎没有大商店和大饭店，多是夫妻小店，他们的主顾主要是附近的居民，是一种亲切的邻里商业，可以做到童叟无欺。就连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菜贩和推车子卖零食的小贩也包干划片，卖的都是老主顾，吃坏了肚子是找得着人的。北京还有一种“打鼓的”小贩，实际上是打着小鼓收旧货的，流动范围较大，但也几乎和胡同里的人都认识。市民几乎都在这个小社会生活，只有在买衣服、看电影和看病时才去那些大的公共设施。
北京的基本居住单位是胡同，对胡同有多种说法，我取信是“井”的意思，因为我问过多位蒙古族人，蒙语“井”的发音几乎与北京话“胡同”一模一样。胡同也有不同的层次，有“西城贵，东城高”之说，东西城各自的胡同也有层次之分，而一条胡同之内的院落又有层次之分，同层次院落中的住户来往较多。
大约从1952年运动开始以后，北京的“宅门”开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北平解放时尚未离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家属、资本家和为欧美领事馆与公司工作的人员开始出走，被运动打倒的人开始迁出，加上政府的征用，大宅门甚至中宅门开始变成大杂院或宿舍大院，开始了新的大院文化。
1958年，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天安门广场开始扩大，许多大街开始拓宽，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电报大楼、中国美术馆和华侨大厦等北京十大建筑开始建设，拆除了许多胡同和大宅门，也取代了以前的牌楼成为北京的新地标。听说这一年还有拆故宫新建党中央大楼的建议，是彭真书记坚决顶住了，真是千秋之功！
随着国家和北京的发展，老北京是不可能不变的，但从我游历世界的经历来看，保存历史却是完全可能的。在今天的罗马，古罗马的城墙、皇宫和街市等遗址，皇城周围的居民区以至斗兽场都在，尽管多已房倒屋塌，但遗迹都是原物，仍能真切地体味生活气息。
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
——[英]史蒂芬·史宾德
神圣的宗教是基于神学的信仰，伟大的理想是基于科学的信仰。神学中可能有科学的部分，而科学绝不是神学，这就是宗教和理想及其基础神学与科学的区别。
——吴季松
7月26日，高崇民与老友南汉宸、胡愈之考察西北，到达乌鲁木齐的当天就去六道湾原盛世才宾馆（后为新疆艺术学校）凭吊老友杜重远烈士。杜重远是西安事变西北军的主要策动人。
我身边投身抗日，被授予少将、大校军衔的亲友不少。没有人私下批判彭德怀，反有同情的表示：“他是个正直的人。”
吴恩裕教授再版《有关曹雪芹八种》（上海中华书局）。
我买了公共汽车月票，坐车不用再买票了，十分兴奋。想要走遍世界，先得走遍北京。我乘车最远到达的汽车终点站是宣武区的南菜园，那时还是真正的菜园，绿油油的菜园用大粪浇，气味不小。
到崇文区就是去龙潭湖，那时的龙潭湖白天绿水清波，岸上垂柳轻拂，一派自然美景。除了岸边有人种点地，就是个荒湖。到了晚上月黑风高之时，行人绝迹，是十分危险的地方。一是湖岸曲折，苇塘密布，极易失足落水；二是还有歹人出没，抢劫案时有发生。我回到公共汽车的始发站时，常常只有我一个乘客，司机和售票员两个人为我服务。满心喜悦地乘上“专车”后，售票员关切地对我说：“下次不能再这么晚回去了，多危险！”
走进菜农小村，我看到垃圾无人清理，其中有吃剩的半个白面馒头和被倒掉的有肉片的剩菜。两个老农在聊天，一个说：“现在粮食吃不完，没地方放，要再盖仓库。”另一个说：“真的吗？就算是真的，吃大食堂也不能扔，暴殄天物，粮食不是他种的吗？不知道辛苦。城里人还好说，农村人也这样，撑不了多久。”这大概属于“反动言论”，但我很敬重他们，说得真好。于是我带着敬意默默离开了。
我从小就是好学生，初中三年，年年获得优良学生奖章。优良奖章的获奖条件是“操行”（即现在的政治思想品德）要得“良”以上，以及所有科目中，最多只有一门副科拿4分（5分制）。我都做到了，年年只有体育是4分（体育算副科）。初中毕业时，全市评选金银质奖章获得者共几十人，条件是年年得优良学生奖章，且年年操行是“优”，我也都达到了，所以获得了北京市优良学生金质奖章。对于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这是最大的荣誉了。
金质奖章获得者保送本校高中，所以在7月大家挥汗如雨准备中考的日子里，我得以清闲自由。我记得自己前后一个月都沉浸在荣获金质奖章的喜悦里，似乎看什么都是发光的，老师称赞，同学羡慕，邻里夸奖。父母自然更不必说。母亲以美食慰劳，当时的美食不过是红烧肉、炒豆腐和西红柿炒鸡蛋，已经是小康之家的奢侈了。父亲给我的礼物是灯芯绒裤子和浪琴牌钢笔，灯芯绒裤子是不少男生向往的“时装”，也是我有生以来穿上的第一条，浪琴牌钢笔则是我用上的第一个“名牌”。
在喜悦中，却有一个问题总困扰着我：是否放弃保送北京二中，而去考初中时落榜的北京四中？应该说，对于考上北京四中我是有把握的，但是，得奖的气氛的确使我为难，尤其是怕伤了以我为骄傲的北京二中老师的心。在这场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思想斗争中，最后“讲义气”还是战胜了“荣誉感”，我决定，不能为自己争一口气而对不起辛勤教导我的北京二中老师，上北京二中，不考北京四中了。
然而，乐极生悲是常常发生的。我把金质奖章带在身上，爱不释手，但又怕人看了笑话，所以能自由反复欣赏的只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睡觉前，但我经常很快入睡；另一个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没想到就在一次上厕所欣赏奖章时，我一不小心把奖章掉进厕所中。我急得满头大汗，又不敢声张。当时的厕所是蹲坑，下面全是粪便，奖章一落下就不见了。我找了根棍子拨，怎么拨都不见踪影。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去迎掏粪工，掏粪工很同情我，一勺勺掏上来，让我用棍子找，但已经过了一夜，当然是找不到了。他还安慰我，说：“到高中再得。”我至今记得那个掏粪工，身高体壮，粗声大气，很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过的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时传祥，直至今天他仍然是我心目中的“时传祥”。尽管出了这样的插曲，这枚金质奖章却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最早的涉外活动是1957年参加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而举行的中苏儿童大联欢。1959年，我又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作为名校北京二中的少先队大队委员，和其他少先队员代表一起，参与组织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中苏儿童大联欢。这是我再次近距离看到周总理，给我的印象至今难忘。周总理光彩照人，一进门就好像看了每个人一眼，对我们这些小孩也不例外，其他见过周总理的人也是这种感觉，这需要多充沛的精力和多深厚的人文精神啊！之后我走遍世界，见到这样的人不超过2个。
这次联欢会共有近千人参加。除了在北京的苏联专家的孩子，还有很多小朋友专程从苏联赶来。我是北京的5个少年主持人之一。联欢会结束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出色的组织工作。”
分别时，大家真是依依不舍，尤其是我和一个黄头发、蓝眼睛、比较腼腆，但是十分真诚的苏联男少年。我们以最简单的俄语——主要依靠手势——进行交谈，他叫瓦西里，不是大城市人，非常热爱中国。我们的确是真情惜别，我看见他的蓝眼睛里像水晶一样蒙上了一层泪花。他说：“我们能通信吗？”尽管我刚开始学俄语，但还是不自量力地、坚定地说：“当然可以！”后来我们果然不间断地进行了5年信件往来。从他来信的地址看，他住在靠近欧亚分界的小城，能选入苏联儿童代表团，想必是出类拔萃的少年。后来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我们通信的间隔越来越长，我清楚地记得，是我发出了最后一封信，然后再也没有收到回信。但是即使在20岁的当年，我也十分理解：或许他没有收到我的信，或许他已无法发信？
1990年我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参赞衔副代表期间，苏联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苏联团中央副书记真诚地对我说：“如果当年中苏关系不破裂，我们仍然是最好的盟友，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是的，如果中苏关系不破裂，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这一代人都还有那个时代的赤诚童心，问题是有可能不破裂吗？破裂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历史重演一次，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历史能够重演吗？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生活富裕的时代，但不应该是一个思想贫瘠的时代；我们进入了一个娱乐享受的时代，但不应该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时代，否则历史的潮流会掀起巨浪，甚至让时代在短时期内逆转。这应该就是历史的轨迹吧？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北京市不但新建了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对天安门广场也进行了大规模扩建。自那时起就有个说法，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今天我们也常听到导游对外国人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首都，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首都广场，颐和园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实际上如何呢？
北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首都吗？
北京建成成规模的城市是在1115年前后，距今只有900多年，不仅晚于公元前406年前后建成的希腊雅典和公元1年前后建成的罗马，也晚于1078年建成的伦敦和1080年建成的巴黎。北京的确有3000年前的城池可考，但其距离今天的北京城很远，按国际惯例不能算作同一座城池。同时，由于北京的建筑多为木结构，所以大多数已经不是原物，而罗马和雅典不乏2000年前古建筑的原物（不少已破损），伦敦与巴黎也不乏800年前的古建筑。当然，说明这一切并不会有损北京古都的声誉，只不过真实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首都广场吗？
天安门广场以原紫禁城南门天安门为北端，以北京内城南门——正阳门为南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扩建。天安门广场面积约44公顷，是巴黎凯旋门广场的4倍，是莫斯科红场的2倍。如果包括周边区域与道路，面积则超过70公顷，可容纳百万人集会。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是北京最长、最宽和最重要的大街，长55千米，宽120米，长宽远超过巴黎的香榭丽舍田园大街。
但是天安门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首都广场。印度新德里的印度门与对面的总统府隔着巨大的拉姆斯广场相望，拉姆斯广场比天安门广场还大，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广场呈长方形，南北宽约450米，东西长达2千米，中间是一条宽阔的水泥路通道，两边是广阔的绿草地，草地中央还有长条形的人工湖，中间被捷安大街拦腰切断。草地经过修剪，平如地毯；湖水经常抽换，总是湛蓝；东边是淡紫色的印度门，西边是赭红色的总统府。由于广场太大，站在广场中央向两头一望，雄伟的印度门和宏大的总统府好像是儿童用积木搭的玩具，只有走近时才能体会它们的宏伟。
此外，如果广场的定义是空地的话，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广场也比天安门广场大，当然地面没有铺设水泥，绿草如茵，而且其中除了华盛顿纪念碑外也没有其他建筑物。
颐和园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吗？
颐和园总占地面积290公顷，即近3平方千米，其中水域占2/3。巴黎的凡尔赛宫占地7平方千米，是颐和园的2倍多。但若论有建筑的花园部分，凡尔赛宫只有1平方千米，是颐和园的1/3，且它的水域部分也不如颐和园大。
对于我们热爱的北京，最重要的不是争最古老的都市的头衔，而是让世界游客和我们的后代能亲眼看到这座城市的古老；最重要的不是争最大的首都广场和皇家园林的头衔，而是尽力保持它与周边的和谐，让世界游客和我们的后代能领略它的文化底蕴。
历史是一首写在人类记忆里的回旋诗歌。
——[英]雪莱
在走遍世界百国之后，我最深刻的感触就是：没有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历史上没有走过弯路，而强大的国家在历史上走重复的弯路更少。
——吴季松
苏联下令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带走资料和图纸。
除了粮票、油票，政府也开始发行芝麻酱票、豆腐票，节日的花生米票、水果糖票等，有的只记在购货本上，林林总总10多种，票证开始被视为珍宝。我也学会了如何平均分配，力求吃饱。
但是人民还是要生活，来客人、过生日时，邻里之间还有借票买芝麻酱的情况，一碗芝麻酱拌面就相当于今天的海参面了。
由于粮食紧缺，街上一般冷冷清清，乘公共汽车的人大大减少，与去年我乘车时有人喊“别挤了，再挤我成壁画了”引起哄堂大笑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有时，精神的力量的确可以胜过物质的力量，我也吃不饱，但还是乘公共汽车跑遍了全城，成了北京的“活地图”。好心的女售票员问我：“你瞎跑什么？不饿吗？”可今天我这个活地图没用了，全拆了，只能写北京史了。
提起1960年，195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最深印象就是“自然灾害”及其引起的饥荒。全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9亿亩，占耕地的1/2。粮食定量是人们最关注的数字，国家主要领导人是26斤/月，而我的定量也是26斤/月，因为正在长身体。棉布自1954年已有定量，每人每年21尺，大约一年只能做两件衣服，即使对于正在长个的少年，这也是很不足的。
母亲宋漱青
母亲千方百计让我们吃饱，办法有三个：一是自己少吃，二是让东北老家的亲戚寄粮票来，三是把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的野菜掺入窝头里蒸。
有一次，年届70的姨父来家中看望母亲，车子停在远处，以免影响不好。他和母亲在外屋谈话，我从不偷听别人谈话，但里外屋只隔着一层木板墙，声音难免飘进来。他们回忆起已故的姨母。姨父说：“小孩去我家吧！条件总好一点。”母亲说：“您小孩也不少，不能给您添麻烦了。”姨父说：“一只羊也是放，两只羊也是放。”姨父临走还要留下点什么，大概是粮票，母亲坚辞不受。（姨父在三年困难时期还帮助过许多被整干部的家庭，他们感激至今，这些都是我听表哥和司机说的。）
当时我总是感到饿，但只得克制。从那时起，我养成了除准时的三顿饭外其他时间基本不吃任何东西的习惯，延续至今。当时只吃三顿饭是为了节省粮食，而准时则是因为到了时间已饥肠辘辘，无法再忍耐了，这种条件反射直至今日。
由于母亲费尽心血，我没有得浮肿病，但产生了一个至今存在的后果。我在1960年16岁时身高就达到169.7厘米，在班里从小学的小个子长到了中学的大个子，但从1961年起我再没有长1毫米。而且我的骨架大，但手小脚小，买衣服要买身高1.80米的人穿的衣服，再把袖子截短。这可以说是自然灾害年代留下的永久记忆。
我只是不再长高，母亲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得了黄疸型肝炎，眼睛明显发黄。我心中的滋味实在难以形容，能做的只是自己尽量少吃，但有时也会忘记；让母亲多吃，但也不是每次都看着她吃进去东西。为了看病，母亲托人认识了北京著名中医方鸣谦，只吃了他开的几服每服几角钱的药，病就好了，方大夫真是妙手回春。
方大夫还治好了我的病，这更是有点传奇。我少年时体弱，常患扁桃体炎，一发烧就达40℃，弄得母亲十分紧张。20世纪50年代初我是去北大红楼对面的一家外国人开的诊所，大夫和护士都是德国人，态度很好，也药到病除，但总不去根。大概在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北京外国人开的诊所就绝迹了。
1960年母亲为了彻底解决我的扁桃体问题，决定切除。我住进了协和医院，这是我自出生以来第一次住院，第二次住院居然是在47年以后，2007年因为肾结石住进了宣武医院。其间的47年我非但未住过院，连点滴都没有打过，以致2007年住院时不知怎么打点滴，让护士都大吃一惊。
母亲在病被治好后，对于方鸣谦大夫十分崇敬，就又带我去看扁桃体炎。方大夫住在一个四合院中，房子并不宽敞，但在当时的北京已算上等了。方大夫中等身材，态度和蔼，一看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中医。他仔细诊断后开了一服药，每服仅1角7分钱。大概吃了10多服药，不到2周时间，我的病就好了。奇迹是自那时起至今，我再也没发过扁桃体炎，连感冒都极少，即使感冒了，扁桃体也不发炎！方大夫真是神医！
从科学角度来看，我病愈有两个因素。一是药确有奇效，药到病就根除。据说方大夫还用中医方法治疗了周总理专门邀请来华诊治的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的肾结石，没有开刀，使苏加诺十分感谢，为当时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蜜月”关系添了一砖。二是那时正是我开始坚持锻炼的时期，以后我的体质一直比较强壮。
我从小比较体弱，且不喜欢体育运动，这年我想，应该各方面都不比别人差，于是开始体育锻炼。我制订了自己的锻炼计划，包括长跑、举重、单双杠、倒立、俯卧撑，都是最枯燥的项目，但我一直凭毅力坚持下来，直至今天。不管酷暑严冬还是刮风下雨，不管是在新疆的戈壁荒滩上开拖拉机还是住在瑞典的王宫里，日日夜夜，我真不记得哪天是没运动的。中学时长跑没有场地，我只得早早去上学，在内务部街胡同里进行；上大学时去北京体育学院；工作后在戈壁荒滩、乌鲁木齐郊野，到合肥后在科学岛；出国后在巴黎郊区的小山、卢森堡公园、斯德哥尔摩郊野；回国后在工人体育场、香山。虽然因为年龄增长不断改变运动方式，从长跑到登山，再到快走、游泳，但是我至今没有间断。自那时起我身体强壮，至今仍在工作，除一次工伤、一次痛风和一次肾结石外没请过一天假，已经超额完成入清华大学时的誓言“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八年（从1965年参加“四清”算起）。
尽管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作文一直是范文，但最多只是上黑板报。当时北京的报纸杂志很少，面向青少年的只有《中国少年报》和《中学生》，在外地的就更少了。更何况在1960年，自然灾害引起了各种物资的匮乏，纸张是严重匮乏的物资之一，许多报刊停刊。因此，一个少年的文字要能发表是十分不容易的。
吴季松在《中学生》上发表文章
就在这种形势下，我的第一篇文章在《中学生》杂志第4期发表了，题目是《要坚持天天读报》。《中学生》是一本全国发行的小杂志，只有13厘米宽、18厘米长，像小人书一样大小，每期只有六七十页，是一个小册子。我的文章在第32—33页，一共不到800字，是一个豆腐块文章，后面还有一首小诗，结尾是“报纸内容一看完，首先要想所以然，联想归纳和分析，提高觉悟作宣传”。
当时发表文章的少年实在太少了，文章发表后，我接收到上百封全国各地中学生的来信，当时不断地复信，从激动、荣耀和热诚变成厌烦、无奇和平淡，每封信的8分邮票也是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但一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姓陆的同学和我一直通信到1966年初，后来他好像做了当地革委会的头头。陆同学，今天你在哪里？
中苏关系恶化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尤其是在留苏生中。18年后的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我参与了一些工作）召开，会上组织看当时难得一看的美国和日本电影，而留苏生一致要求看《静静的顿河》。历史在人民中是难以磨灭的。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不小。为了准备留苏，老师指定我学俄语。同学都说：“俄语没用了。”但我想，知识总是有用的。结果，13年后搞受控热核聚变实验（苏联的Tokamak）时，我就真用上了。
我从小在北大民主广场看高尔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列宁在10月》和《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和《三套车》等歌曲。中苏关系恶化对我这样的中学生和数以万计的留苏生影响巨大，不过我们只是在下面议论：“党的关系为什么要波及国家？”当时学生中已无人敢唱苏联歌曲，当然没什么禁令，不过可以说明当年的政治气氛。至于娶了苏联妻子的留学生，大部分都离婚了，更是造成了悲剧。
1960年，北京二中迎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校长——姜校长。姜校长是苏联红军的预备役少将，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坚决重返故土，居然到北京二中当校长。姜校长当年约60岁，中等身材，很健壮，脸色黝黑，目光炯炯，俄文流利，说中文很困难，但可以大致听懂。姜校长为什么当了苏联红军的少将呢？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30万华工被征去欧洲战场，其中到俄国战场的有5万，他是其中之一。他是跟着叔叔去的，当年才16岁。据说他在战场加入了苏联红军，还见过列宁，后来一直在红军中服役，又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浴血奋战，升至上校，退役后为预备役少将。
姜校长很爱和学生聊天，但不少同学怕他，我们几个不怕的就成了他的小朋友。当时我刚学了一年多俄语，我们的交谈就用汉语、俄语加手势进行，了解了他的身世。说起学俄语，还有一段故事。当时高中分俄语班和英语班，因为父母都会英语，所以我就想报英语班，可以得到“家教”。但老师对我说，你是北京市优良学生金质奖章获得者，有留苏的可能，一定要学俄语。我回家问父亲，他也说：“学俄语！”我只得改报了俄语班。
姜校长上任不久，学校就发生了一起大案。财务科的工资款项被盗，而门窗乃至保险柜都完好无损，钱是怎么被偷的呢？以姜校长的资历，这个案子直接惊动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派了精锐警力来我校调查，不但有大批警察，还有多条警犬。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警犬。警犬神气活现地嗅遍财务科，然后出门，入院，出校门，进胡同，昂首阔步，胸有成竹，当向西走到胡同口的东四南大街时，气味太杂，闻不出来了，警犬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垂头丧气，警察拉都拉不起来，十分可笑。
在校园里也掀起了破案的群众运动，各班同学都在老师主持下提供线索。有住校的华侨同学说夜间上厕所时看到黑影越过高墙。当老师问案发当天有谁向外打过电话时，淘气的同学说：“不敢说！”老师忙说：“有我做主，有什么不敢的？”同学说：“就是你！”原来那天老师给女朋友打电话，自己却忘了，弄得全班哄堂大笑。
如此大动干戈，最终却没有破案。倒是一年以后，由其他案件牵出了真凶，正是财务科曹科长监守自盗。曹科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党员，参加过游击队，所以没人怀疑到他。但他早已堕落，监守自盗。
人总是有物质和精神两种需求。当物质需求不能满足时，人们会转向精神需求，当物质需求基本满足时，人们也会转向精神需求。作为人，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但精神需求也是必不可少的。
——读书札记
俄罗斯的顿河草原、中国的呼伦贝尔草原和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面积都有上百万平方千米，有着丰富的畜产，但是今天，草原和草原湿地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生态蜕变。如何科学地对待它们，是三国人民的共同课题。
——吴季松
高崇民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视察东北（这是他7年后重返东北），考察吉林特产研究所，对湿地动物河狸有浓厚兴趣。
精简职工在我的邻居家中也引起了动荡。穆大姐是同仁医院的护士，丈夫是首钢的工程师。按规定，大城市职工要向小城市迁，穆大姐上了迁兰州的名单，她丈夫可以不去，但穆大姐以离婚相威胁，她丈夫只得跟着去了兰州。
至于全家下放的自然就没有这种问题了。他们的子女出了不少名人、名作家，真是“磨难出人才”。
1961年以一幅轻松的漫画开始，《北京日报》登了一幅漫画，两个小孩对看一张写着“1961”的纸，互相说：“你看倒了。”这幅漫画真是独具匠心，使人至今难忘。
然而，1961年对北京市民来说却不是轻松的一年。除了吃不饱和浮肿病流行外，“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流言在大街小巷流传。尽管几乎没有人公开讲，但是只要看到街上一堆人在议论，十有八九就是这个话题。以一个少年的感觉来说，多数人对此感到恐慌，高兴和仇恨的都是少数。在机关和学校里当然是另一种气氛：“打倒蒋介石，解放台湾岛”。我更多观察了班里反动军官出身的同学的表情，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没有什么变化。
我也因此对台湾产生了兴趣，尽管小学地理课上就学过阿里山和日月潭，但是直到这时我才找出书中的照片看它的样子，并想象着何时能登上台湾岛。台湾是个沉重又神秘的地方，“谁的父亲在台湾”“谁的亲戚在台湾”成了不少中学生心灵上沉重的包袱，“台湾又派来了特务”“台湾要反攻大陆了”成了这些幼小心灵中的大事。我们还听说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指挥部设在阿里山上。这一切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想看台湾、上阿里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走遍世界先得去台湾啊！但我对去时自己可能的身份一直模糊不清，是特工，还是解放军？
直到2005年，我才真正踏上台湾岛，登上阿里山，在2007年4月又去讲学，两次共在台湾住了一个月。
在1961年那饥饿沉闷的岁月里，科学家甚至提出“少活动、晒太阳”以增加能量，来对抗饥饿感，甚至换算出晒多久太阳相当于吃一个“太阳鸡蛋”。这是洋办法、科学的办法。后来又出现了土办法、迷信的办法，即打鸡血可以包治百病，真有不少人抱着小公鸡去医务室抽血打自己身上。有一个想有好嗓子唱歌的同学，被同学开玩笑说可以打驴血，他当时居然认真地问：“是吗？驴血可不好找。”
1961年最让人激动的事大概就是在北京举行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那真是体育狂潮，群情激奋。当时东四十条处的城墙早已拆除，城外拆出了宽敞的工人体育场北路。说是“路”，其实不是城市的路街。路南是工人体育馆，路北就是农田和水塘。为了挡住农田，让外国运动员看到北京建设的新区，就在路北沿街盖了一排住宅楼，其目的是遮挡住农田。这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也是少有的建筑目的，但确是当时的需要。这些楼房至今仍存在，也是北京城内第一轮拆迁户的住所，我一个小学同学的家就从中老胡同搬到了这里。
当时去工人体育馆看比赛还没有公共汽车可乘，住在城里的人要乘9路无轨电车沿朝阳门外大街出城到神路街下车，然后向北走500多米到工人体育馆。沿途可以看到农家乐的情景。北京这一带原来水源充沛，东大桥、大北窑和苇子坑等至今存在的地名，都与水有关。从神路街下车，就进入柳荫密布的小村，村中有池塘，塘里有鸭鹅在嬉戏。村中一片黑暗寂静，星星点点的几盏灯光与近在咫尺的灯火辉煌、人声鼎沸的工人体育馆完全是两个世界。我当时想，如果家住这里该多好，看比赛太方便了。没想到，38年后我的家真搬到了工人体育场对面，相距不到200米的地方，但那时我已不到现场看体育比赛了，尤其是足球。我在这里住了8年，仅仅在绕工人体育场长跑时进赛场看了一眼没有多少观众的足球赛，门卫连票都不要，就让我进去了。
1961年的工人体育馆真是偌大北京市中仅有的欢乐与激情的海洋，可容纳18000人的体育馆几乎场场座无虚席。那难得的自豪感和荣誉感，那被压抑的郁闷心情，那对民族与国家的激情，都在场中一阵又一阵地爆发出来，无人不被这种气氛所感染。我就是在这时开始对体育比赛情有独钟的。
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流传着日本男队员星野展弥在输给徐寅生后被教练打耳光的传言。当时我在场内坐的位置靠近日本运动员的出场口，不但清清楚楚地看到徐寅生和星野展弥对打的十二大板，也清楚地看到星野展弥下场时教练向他挥过手去，是脸的位置，至于是否打上了耳光，由于教练员是背对着我，就没看见了。
高考是一次人生的抉择，而我的抉择在高考之前就确定了。当时北京广播学院还没有毕业生，电视节目也没有“主持人”一说，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是从高中二年级以上的优秀学生中选拔符合条件的，赵忠祥和宋世雄等著名播音员都是这样进入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来我们学校选拔时也考虑到了我，但我并不想去，想考大学，于是说了句实话：“优秀学生应该说自己想说的话，而尽量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这句话当然传出去了，结果中央电视台连面试也没找我。而在40年后，我父亲的同学和同事、为我题写书名的大师季羡林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
35年后，我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工作时见到赵忠祥先生，谈起这段故事，他说：“您要当时做了播音员一定比我强。”这当然是谦虚之词。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请我向他提出合影的要求，我照办了，他欣然应允。合影的人事后十分兴奋地说：“如果不是您，这是办不到的。”其实未必，名人也有保持自己习惯的权利。我不是名人，也不太愿意合影，所以那次别人都合了影，而我和赵先生没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