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

没到中午，阿瑟就从工厂回家了。一进门他就喊道：“离我远点，我要先洗洗。厂里出事了。”没有人回应他。他的管家费尔太太正在厨房里打电话，声音大得根本听不见他。女儿自然还在学校。他冲了澡，把身上穿过的所有衣服都塞到洗衣篮里，然后开始使劲擦洗浴室，如同一个杀人犯一般。他干干净净地出了门，连头发都弄得光滑整洁，然后开车去那个男人的家。他已经问过那个可怜人的住址。他本来以为是在果醋山，结果他们说不是，那是他父亲的家——那个年轻人和他的妻子住在镇子的另一边，要经过战前苹果汁蒸馏塔的旧址。

他看到两栋紧挨着的砖房，照人们说的进了左手边的那栋。其实不用指点也一目了然，消息已经先他而到。这家人的房子房门大开，几个未到入学年龄的孩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一个小女孩坐在儿童脚踏车上，挡住了他的道，并且没有让开的意思。他绕开她走过去。一个大点儿的女孩用警告的口吻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她的爸爸死了。她的爸爸！”

一个女人抱着一摞窗帘从前厅出来，把窗帘递给站在过道里的女人。接过窗帘的女人头发已经白了，脸上带着哀求的神情。她的上牙都没了，可能是因为在家图舒服，摘掉了假牙托。把窗帘递给她的是个敦实而年轻的女人，皮肤光洁。

“你去告诉她别爬那架折梯，”白发女人对阿瑟说，“她这样摘窗帘会把脖子扭断的。她觉得我们应该把里里外外都洗个遍。你是殡仪馆的师傅吗？噢，天哪，对不起，您是道兹先生。格蕾丝，快过来！格蕾丝！道兹先生来了！”

“别打扰她了。”阿瑟说。

“她觉得她可以赶在明天以前把窗帘都摘下来洗好，再挂回去。因为他明天会被放在前厅里。她是我的女儿，我的话她听不进。”

“她会慢慢平静下来的。”一个穿着罗马衫的男人从屋后走出来说道。他表情严肃，但长相看上去让人挺舒服。这是他们的牧师，不过他似乎不属于阿瑟熟悉的任何一个教堂。浸信会？五旬节教会？普利茅斯兄弟会？这位牧师正喝着茶。

另外一个女人过来，利索地摘了窗帘。

“我们已经把洗衣机装满开始洗了，”她说，“这么好的天气，一会儿工夫就能晾干。只是别让孩子们在这儿乱跑就成。”

牧师不得不站到一边，高举着茶杯好让女人和她的窗帘通过。他说：“你们不去给道兹先生倒一杯茶吗？”

阿瑟说：“不，不了，别麻烦大家了。”

“葬礼的费用，”他对白发女人说，“假如您能让她知道——”

“丽莲的裤子湿了！”一个孩子在门边得意地喊道，“阿格纽夫人，丽莲尿裤子了。”

“好，好，”牧师说，“她们会感激不尽的。”

“墓地和墓碑，所有的费用，”阿瑟说，“你要确保她们明白我的意思。不管她们想在墓碑上刻什么都行。”

白发女人已经跑到院子里去了。回来的时候怀里抱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可怜的小羊羔，”她说，“他们不许她在房子里玩，那她能还去哪儿呢？不出事才怪。”

年轻女人拽着一张地毯从前厅出来。

“我想把这个也挂起来捶一捶。”

“格蕾丝，这是道兹先生，他来向你表示哀悼。”牧师说。

“也想问问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阿瑟说。

白发女人抱着尿裤子的孩子上楼了，后面还跟着一两个孩子。

格蕾丝看见了他们。

“噢，别，不要！你们到外面去！”

“我妈妈在里面。”

“没错，你妈妈在这儿，她很忙，不想要你来给她添乱。她在帮我做事。难道你不知道丽莲的爸爸死了吗？”

“这儿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忙的吗？”阿瑟说，心里想要离开。

格蕾丝张着嘴盯着他。洗衣机的声响充满了整个房子。

“对，有一件事你可以帮忙，”她说，“你在这里等着。”

“她快垮掉了，”牧师说，“不是存心对你不礼貌。”

格蕾丝抱了一摞书过来。

“这些书，”她说，“是他从图书馆借的。我不想交罚金。他每个星期六晚上去，所以我想它们应该明天到期。我不想惹上什么麻烦。”

“我去处理这事，”阿瑟说，“我很高兴能帮上一点忙。”

“我只是不想惹上任何麻烦。”

“道兹先生谈到了由他来支付葬礼费用的事，”牧师轻声提醒她，语气带着几分责备，“所有的费用，包括墓碑。不管你想在墓碑上刻什么都行。”

“噢，我不要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格蕾丝说。

上周五早上，道兹工厂的锯木车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悲惨事故。杰克·阿格纽先生在将手伸到主转轴下面时，衣袖不幸被法蓝盘上的定位螺丝扯住，他的胳膊和肩膀被连带着卷到了主转轴下。他的脑袋随即碰到了直径约为一英尺的圆锯。这位不幸的年轻人立即身首异处，他的头从左耳下方的脖子处被削下。他被认为是瞬间丧命，来不及发出任何呼叫。因此，让工友惊觉这场恐怖灾祸的不是他的声音，而是从他的身体里喷溅而出的鲜血。

这则报道是在一周后重印的，专给那些错过这则新闻或者希望给外地亲友（特别是那些曾经在卡斯泰尔斯居住过的人）多寄一份报纸的读者。重印中“法兰盘” 一词的拼写错误得到了纠正，还附有一小行道歉声明。报道中有对那场隆重葬礼的详细描述，有不少人从附近镇子赶来参加，最远的来自沃利。他们中有的开车和坐火车来，还有的骑马和坐马车来。在杰克·阿格纽生前，他们对他一无所知，但正如报纸所指出，他们希望对这场轰动一时的悲剧性死亡表示哀悼。当天下午，卡斯泰尔斯所有的商店都停业两小时。只有旅馆继续开着门，那是为了给来访者一个休息和喝酒的地方。

死者的遗孀名叫格蕾丝，他们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丽莲。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勇奋战，只受过一次小小的轻伤。许多人评价了其中的讽刺意味。

报道并非有意遗漏死者的父亲。报社的编辑不是本地人，人们忘了告诉他杰克有一个父亲，后来想起时已经太晚了。

这位父亲并没有抱怨报道对自己的疏忽。葬礼那天天气不错，通常在这样的天气他是不会待在道兹的厂子里的。他跟往常一样出了城，戴一顶毡帽，穿着他的长大衣——小睡时还可以兼作毯子。他脚上套着一双胶鞋，用密封罐上的橡胶圈箍好鞋口。他去钓亚口鱼。钓这种鱼的季节其实还没到，但他总有办法提前钓到。整个春天和初夏他都去钓鱼，钓到的鱼就地做好吃掉。他在河边藏了一口煎锅和一个煮罐。罐子用来煮他从田里掰下的玉米棒子，不过这个还要等一阵子，这个时节他能吃到从山荆子树和葡萄藤上摘下的果子。他头脑清楚，只是厌恶跟人打交道。在儿子死后的数周内，他都没法躲避这件事，不过他自有办法尽快结束对话。

“他应该自己小心才是。”

那天在野外，他遇到了另一个没去参加葬礼的人。一个女人。她完全没有跟他搭腔的意思。事实上，她看上去跟他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孤独里。她迈着狂热的步子，脚下生风。

那家钢琴厂靠生产管风琴起家。厂房向小镇西边延伸，犹如中世纪城镇的古城墙。两排长长的建筑好似内外两道城垣，由一座封闭的桥梁连接。几间主要的办公室都在那里。往小镇和工人街的方向走，一路可以看到瓦窑、锯木厂、木材场和储料棚。厂笛清晨六点拉响，告诉人们起床的时间到了。七点再次拉响，提醒工人上工，十二点那次则是宣告午饭时间，下午一点又开始新的一轮工作。五点半则是让工人放下工具回家。

工厂制度贴在考勤机旁边的玻璃柜上。头两条是：

迟到一分钟扣除十五分钟的工钱。请按时上班。

安全问题，切勿大意。当心自己，留意工友。

厂里出过几起事故，事实上，还发生过一起木材滚落砸死人的事故。这是阿瑟上任前的事了。还有一次是在战争期间，一个男人丢了一只胳膊，也许是部分胳膊。事发那天阿瑟在多伦多出差。因此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起事故——至少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故。但是现在他老是有种要发生什么的不祥预感。

或许，他不像妻子去世前那么自信了，那时他笃定麻烦不会找上他。她死于一九一九年，在西班牙大流感引发的最后一波慌乱里。那时人们已经克服了对流感的恐惧，连她自己都没把它当回事。快五年过去了，阿瑟仍然将她的离世看成是他无忧无虑的生活的终结。但对其他人而言，他似乎总是这么认真尽责，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变化。

在他关于工厂出事的梦里，一切都被关闭，静寂蔓延开来。机器不再发出惯有的噪声，声音从每个人的嗓子里消失。当阿瑟从他的办公室里往窗外看时，他明白厄运终于降临。他记不清以往看到过什么让他产生这样的联想。然而正是这片空间，工厂院子里的尘土，在对他说， 就是现在 。

那些书在他的车里待了一个星期左右，直到女儿碧问他“这些书是怎么回事”他才想起来。

碧大声念起书名和作者的名字。《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和西北航道的探险》，作者G.B.史密斯。《世界怎么了？》，作者G.K.切斯特顿。《魁北克之战》，作者阿奇博尔德·亨德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实践和理论》，作者伯特兰·罗素。

“波尔－谢维－主义。”碧一字一句地念道。阿瑟告诉她这个词该如何念。她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说：“俄国人发明的什么东西，我也不太明白。但从我听到的消息来看，不是什么好东西。”

碧那时十三岁。她听说过俄国芭蕾舞团，也听说过俄国托钵僧。之后的几年里，她一直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某种邪恶甚至淫荡的舞蹈。至少长大后她是这么跟人说的。

她没提这些书和那个出事的人的关系。如果提了的话，她的故事就没那么有趣了。不过也许她是真的忘了。

图书管理员有些不悦。书卡还夹在书里，这意味着它们从来没有被借出去过，只是被从书架上取下，拿走。

“罗素伯爵的这本书已经不见好一阵子了。”

阿瑟不习惯听到这样的责备，不过他还是温和地说：“我是替别人来还这些书的。那伙计已经过世，在工厂事故中丧生的那位。”

图书管理员已经打开了有关富兰克林的那本书，正凝视着那张船只被坚冰困住的图片。

“他的妻子让我帮忙把书还掉。”阿瑟说道。

她拿起书一本一本地摇，好像期待会有什么东西从里面掉出来。她用手指翻动着书页，下巴抽动着——那样子不太好看——像是在嚼着脸颊里的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就是想看这些书，就把它们拿回家了。”阿瑟说。

“什么？”她过了一会儿才有反应，“您刚才说什么？抱歉我没听到。”

都是那场事故，他想。最后打开过这些书、翻动过这些书页的就是那个以那样的方式死去的人。想到书里可能会留下一点他的生活痕迹，用作书签的小纸片或者烟斗通条，甚至几缕烟丝，这些念头让她失常。

“没关系，”他说，“我只是顺路把它们还给你。”

他从她的桌前离开，但并没有马上离开图书馆。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图书馆了。他父亲的画像就挂在两扇前窗之间，而且会一直挂下去。

A.V.道兹，道兹管风琴厂创始人和本图书馆的赞助人。进步、文化和教育的忠实信徒。卡斯泰尔斯镇和劳工大众的挚友。

图书管理员的桌子位于前后厅之间的拱道上。图书被摆在后厅排成行的书架上。绿色灯罩的电灯拖着长长的拉线开关，悬挂在走廊里。阿瑟记得在多年前的一次理事会议上，他们讨论过用六十瓦的灯泡替换四十瓦灯泡的事宜。提出请求的正是这个图书管理员，他们批准了她的请求。

图书馆前厅放着摆有报刊杂志的木架子和几张厚重的圆桌，桌旁放着椅子，供人们坐下阅读。玻璃柜里陈放着一排排厚厚的黑皮书。那是些字典、地图和百科全书什么的。两扇漂亮的高窗俯瞰着主街，中间挂的是阿瑟父亲的画像。房间里别的画都挂得太高，上面的说明文字挤成一团，难以辨认，让前来欣赏画作的人无法看清。（后来，阿瑟在图书馆待了更多时间，与图书管理员讨论了这些照片，这才得知其中一幅画的是弗洛登之战，画中苏格兰国王从山上俯冲而下，闯入一片硝烟。一幅画的是罗马少年皇帝的葬礼，还有一幅画的是仙王奥布朗与仙后提泰妮娅的争执，是《仲夏夜之梦》里面的故事。）

他挑了一张可以眺望窗外的桌子坐下，拿起一本原来就放在那里的《国家地理》。他背朝图书管理员坐着，觉得这样做很明智，因为她的情绪似乎有些不稳。这时又进来一些人，他听见她跟他们说话，声音听上去很正常。他想着自己应该离开了，但是没有离开。

他喜欢那些充盈着春夜月光的高高的窗户，喜欢房间里的井然有序和其中透出的尊严。想到人们在这儿来来往往、借书还书，他感到一种令人愉悦的神秘感。一周又一周，一本接一本，一生就这么过去了。他自己偶尔才会读一读书，通常是有人推荐，读的时候他很享受。他一般会阅读杂志，保持对时事的敏感。他从未想要主动读一本书，除非它自己撞进他的生活，以这种近乎意外的方式。

有那么几次，图书馆里只剩下他和图书管理员。

有一次她走过来，把他身边杂志架上的旧报纸换成新的。换完之后，她和他说起了活，带着一种竭力压抑的迫切。

“报纸上对那起事故的报道，应该多多少少有其准确之处吧？”

阿瑟说可能太准确了。

“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说？”

他提到公众对那些可怕的细节的津津乐道。报纸应该这样迎合公众吗？

“噢，我觉得这很自然，”图书管理员说，“想知道最坏的情况是人的天性。人们确实喜欢在脑子里想象当时的情景，我自己就会这么做。我对那些机器一无所知。对我来说，我很难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报上的报道也帮不了我。是不是机器的运转出现了异常？”

“不是的，”阿瑟说，“并不是机器拽住他，跟野兽一样把他拽了进去。他操作失误，也可以说是不小心。然后他就完蛋了。”

她没说话，也没走开。

“你得时刻保持警觉，”阿瑟说，“一刻也不能松懈。机器可以是人类的仆人，非常能干的仆人，但它也可能会让主人变得愚蠢。”

他不知道这些话是自己在什么地方读到的还是临时发挥的。

“难道就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吗？”图书管理员说，“不过你一定很清楚这些。”

有人进来了，她离开了他。

意外发生之后，暖和的天气接踵而至。缩短的夜晚和转暖的天气让人们感到既突然又意外，好像这里每年的冬天都不是这么结束似的。泛滥的河水魔术般地退去，留下一片沼泽。新叶从发红的树枝中长出，各种气味飘到镇上，和紫丁香的芬芳混合在了一起。

在这样的夜晚，阿瑟丝毫没有外出散步的欲望，相反，他总是想到图书馆，常常会信步走到那儿，坐在他第一次坐的位置上。他会在那儿坐上半个或者一个小时，看《伦敦新闻画报》《国家地理》《星期六晚报》或《科利尔周刊》。这些杂志他家里都有订。他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欣赏老阿格纽打理得差强人意的围着树篱的草坪，郁金香已经开了，色彩绚丽，单色和混色的都有。他似乎更喜欢主街的风景，那儿偶尔会经过一两辆小巧轻快的新款福特车，或者某辆吭吭哧哧、车顶上落满灰尘的老式汽车。他也喜欢看看邮局，它顶上的钟塔会从四面显示四种不同的时间，不过如大家常说的，没一个是准的。还有在人行道上往来和闲逛的行人。不断有人想去喷泉饮水器上喝水，尽管它要等到七月一号才会被打开。

他并没有什么社交的需求。他去图书馆也不是为了聊天，不过碰到叫得出名字的人他也会打招呼，那儿的大多数人他确实也认识。他会跟图书管理员交谈两句，也就是在进门时说声“晚上好”，出门时道声“晚安”。他从不麻烦任何人，觉得出现在这里的自己看起来亲切，友好，最重要的是自然。在此处而非家中看书思考，他觉得自己仿佛贡献了什么。人们可以指望这个。

有一个词他很喜欢： 公仆 。阿瑟的父亲——那位有着婴儿一般的粉颊、呆滞的蓝眼珠和老年人特有的任性嘴角，此刻正从高处注视着他的老人——从没把自己当公仆看过。他更看重自己公众人物和施惠者的身份。他靠心血来潮的念头和命令管理工厂，却从来没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他会在生意清淡的时候去厂里巡查，一个一个地告诉工人：“回家，现在都给我滚回家。等我能用上你们的时候再给我回来。”他们就会真的回家，拾掇自家的花园或者外出打兔子，然后靠借贷度日，并认为事情理应如此。直到今天人们还热衷于模仿他父亲的吼叫。 滚回家去 ！他在人们心中的英雄地位阿瑟永远无法取代，而如今他们却不打算接受同样的待遇。战争让他们赚到了不错的薪水，以为工作会源源不断。没人想过士兵回家后劳动力会过剩。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钢琴厂这样的生意之所以能够维持，靠的完全是好运和智谋，否则别说一年，就是一季也撑不下去。他们不喜欢变化，对工厂转向生产自动钢琴感到不满，而阿瑟相信自动钢琴才是钢琴业的未来。阿瑟不会因为他们的反对而畏缩不前，尽管他的工作方式跟他父亲的完全不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仔细想一遍，然后再想一遍。除非不得已，他宁愿留在幕后。处事不失尊严。待人力求公平。

人们期待你提供一切。整个小镇都这么期待着。他们期待你提供就业机会，如同期待太阳每天清晨照常升起。工厂要交的税上涨了，原来免费的水开始收费。道路维修的责任从镇公府转移到工厂。卫理公会教堂在募集一笔不小的款项，用以修建新的主日学校。小镇曲棍球队需要新的运动服。阵亡战士纪念园的大门口竖了两根石柱。每年毕业班最聪明的学生都能去上大学，承蒙道兹家的赞助。

求就必得着 。

来自家里的期待也不少。碧闹着要去上私立学校，费尔太太又看上了某种新式搅拌机，还想要一台新的洗衣机。房子的装饰镶边今年要重漆一遍。那些和婚礼蛋糕裱花一样的装饰会消耗大量的涂料。除此之外，阿瑟还给自己买了一辆新车——一辆克莱斯勒牌小轿车。

车子是必需品——他必须开一辆新车。他必须开一辆新车，碧必须离家上学，费尔太太必须有最新款的搅拌机和洗衣机，房子镶边必须漆得如圣诞白雪一样白。否则他们会失去尊敬和信心，会被怀疑生意是不是在走下坡路。这些都是可以处理的，运气不坏的话这些都可以妥善处理好。

父亲去世已经多年了，他依旧没法摆脱一种替身的感觉。不是一直如此，但时不时地，这种感觉会冒出来。而现在，它消失了。他坐在这儿，知道那种感觉消失了。

事发时他在办公室，正跟一个镶饰推销员谈话。外面噪音的某种变化引起了他的注意，它变得更嘈杂，而不是某种突然的安静。这没有引起他的警觉，只是令他感到烦躁。事情发生在锯木厂，所以商店、烘窑和谷仓里的人没能立即得知消息。其他地方的工作还持续了几分钟。阿瑟当时正在俯身查看镶饰样品，可能是最后几个明白出事了的人之一。他问了推销员一个问题，推销员没有回答。阿瑟抬头，看到那人张着嘴，面色惊恐，原本属于推销员的自信一扫而空。

然后，他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有照例的尊称“道兹先生”和童年时就习惯听到的年长一点的人叫的“阿瑟，阿瑟！”。他也听到“锯子”和“头”，还有“天哪，天哪，天哪！”。

阿瑟本希望那一刻能安静下来，一切声响和物体能从眼前退去，给他空间，让他在恐惧的同时能有所准备，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到处是喊叫声、询问声，人们来回奔跑，他挤在人群中，身不由己地给推到了锯木厂。那里已经有一个人昏倒了。要不是电锯那时刚被关掉，他很可能也会送命。有那么一瞬间，阿瑟把那一具昏倒在地但仍然完好无缺的身体当成了受害者。噢，不，不。他们还在推着他向前。锯屑都给染成了鲜红色。红透了，绚烂耀眼。鲜血欢快地溅满了旁边的木料，还有锯刀。一团被血浸透的工装服躺在锯屑中，阿瑟意识到那就是受害者的尸体，一具连着四肢的躯体。那么多的血！把这具身体都泡走形了，难以辨认，如同一块布丁。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盖住它。于是他脱掉自己的夹克衫盖在了上面。他走得近了一些，鞋子踩在血泊里咯吱作响。之所以还没人那么做，原因很简单，没人穿夹克衫。

“有没有人跑去叫医生了？”有人大声喊道。“去叫医生！”阿瑟旁边的一个男人说。“医生也没办法把他的头缝回去，不是吗？”

但是阿瑟还是吩咐人去叫了医生；他觉得这是必经程序。人死了必须有医生到场，这样下面的事情才好办——医生、殡仪员、棺材、鲜花、牧师，一环接一环，让这些人有事可做。铲走锯屑，洗干净锯子，打发当时围在死者身边的人去洗澡，把昏倒的男人抬到午餐室。他没事吧？叫办公室的那个勤杂女孩煮点茶。

此刻最需要的东西是白兰地或者威士忌，然而厂里有规定，任何人不许在厂里喝酒。

还缺什么东西。在哪儿呢？那儿，众人说道。在那儿。阿瑟听到不远处传来呕吐声。好吧。不是自己去把它捡起来，就是吩咐人去捡起来。呕吐声拯救了他，让他镇定下来，轻而易举地下了决心。他过去把它从地上拾起，小心翼翼地捧着它，如同捧着一个笨重而珍贵的罐子。他把脸那一面朝向自己的胸膛，好像在安抚它。鲜血濡湿了他的衬衣，衣料粘着他的皮肤，热烘烘的。他感到自己好像受了伤。他清楚大家都在看着他，知道自己成了一位必要的演员，或者是牧师。把脑袋捡起来抱在怀里，接下来怎么办？答案随之而来。把它放下，放到它所属的位置上，当然不可能衔接得天衣无缝，只能大致拼凑一下，然后拿起夹克，重新盖好。

现在不能问这个人的名字，得通过别人打听一下。在提供了如此亲密的服务之后，这样的无知几乎是一种犯罪。

但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是知道的——他突然就想起来了。在他把夹克衫的一角往死者的耳朵下掖了掖——那耳朵还露在外边，看起来还好好的——的那一刹那，他突然记起了他的名字。是常来给他拾掇花园的园丁的儿子，那父亲并不怎么靠得住。那是个从战场上回来后重新开始生活的年轻人。已婚？印象中好像是的。他必须去看看他的妻子。越快越好。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图书管理员经常穿一身暗红的衬衫，嘴唇也涂得红红的，好跟衬衫相配，头发也剪短了。她已经不再年轻，但仍然保持着魅力。他还记得多年前雇她时的印象，觉得她的打扮太朴素了。那时她还没有把头发剪短，而是盘起来，显得很老气。头发的颜色倒一直没变，一种让人心旷神怡的暖色调，树叶一般的颜色——秋日的橡树。他竭力想记起他们付她多少钱。肯定不多。那么点薪水能把自己收拾得这么体面。她住在什么地方？其中一栋宿舍楼吗？学校老师住的那种？不，不是那儿。她住在商务旅馆里。

现在，其他传闻在脑海里浮现。不是什么确定的事。你不能因此断言她名声不好，但也不是无可指摘。人们说她有时会和旅馆里的客人喝上一两杯。也许其中有她的男朋友，一个或两个。

当然，她是成年人，可以做任何喜欢的事。这跟学校老师还不完全是一码事——教师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成为榜样。图书管理员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而这一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之外她有自己的生活，跟所有人一样。难道你宁愿在这儿雇用一个像玛丽·坦布琳那样性格乖张的老处女而不是一个容貌漂亮的女人吗？外地人可能偶尔路过，他们对小镇的评价往往基于他们的所见。你需要让他们看到一个优雅漂亮的女人。

打住。谁说你不能呢？他在脑子里为她的事跟人争辩，好像真的有人要把她撵走似的。这种空穴来风的事是怎么钻进他的脑子来的，他根本不知道。

那她的问题是怎么回事？第一次见面的那天晚上，跟机器有关的？她是什么意思？是在拐弯抹角地指责他吗？

他已经跟她聊了墙上的画，室内的灯光，甚至告诉了她他的父亲如何把自己的工人送到这里来给图书馆制作书架，但是对那个瞒着她把书顺手牵羊拿走的人，他只字未提。也许他一次只拿一本。夹在大衣里？再以同样的方式送回。他一定把书都还了，要不然他房子里会堆满了书，他的妻子是绝对不会容忍这一点的。这不是偷，只是临时占有。古怪但无害的行为。以为自己可以耍点小把戏不被人发现，就算不小心也不至于被机器拽住袖子和被锯子锯掉脖子。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很可能。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都是态度的问题。

“那个小伙子——你知道他的——那次事故——”他对图书管理员说，“他看到喜欢的书就那么拿走。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人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事，”图书管理员说，“他们会撕掉某页书，只是因为不喜欢或者太喜欢。他们就是会那么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他撕过书页吗？你教训过他吗？有没有让他害怕见到你？”

他只是想跟她开个小玩笑，想说她吓唬不了任何人，不过她没朝那个方向理解。

“我连话都没有跟他说过，又怎么能让他怕我呢？”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她走开了，谈话戛然而止。这么说她不喜欢开玩笑。她是那种满身伤疤但你只有在靠近后才能看到的人吗？什么样的旧伤在困扰着她？某个秘密？也许是在战争中失去的某个心上人。

之后的一个夜晚，一个周六的夏夜，她自己主动提起了这个他绝不会再碰的话题。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谈到的那个人吗？那个出事故的男人？”

阿瑟说他当然记得。

“我有一些事想问你，不过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他点点头。

“我问你的事——我希望你能保密。”

“当然，一定的。”他说。

“他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阿瑟有点困惑。他不理解她为什么这么小题大做和神神秘秘。当然对这个瞒着她偷拿书的男人感到好奇，想知道他长什么样，这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他没办法帮她，他只能摇摇头。他的脑子里没有任何有关杰克·阿格纽长相的记忆。

“很高，”他说，“我认为他的个头算是高的。除此以外我就说不出什么了。我真的不是你该问的人。让我认人不难，但描述长相我不行，哪怕是天天见面的人。”

“但是，我以为你是那个——我听说你就是那个——”她说，“那个捡起它的人。他的头。”

阿瑟生硬地说：“我觉得没有人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躺在那儿。”他开始对这个女人感到失望，不自在，替她害臊。但是他想尽可能地就事论事，不流露任何责备的语气。

“我甚至说不出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基本上——它已经完全无法辨认了，在那种时候。”

她沉默了片刻，他移开目光。然后她说：“你一定觉得我是那种人——那种对此类事情非常着迷的人。”

阿瑟小声地抗议了一句，不过对他来说，她看起来确实就像那种人，难道不是吗？

“我本来不该问你的，”她说，“我压根儿不该提这事。我永远没法跟你解释我为什么要问这个。我只能请求你——假如可能的话——永远不要把我看成那样的人。”

阿瑟听到了“永远”这个词。她永远无法跟他解释。他永远不要那么想。在失望中他接受了她的暗示，那就是他们的谈话会继续，但可能不如以前那么随性。他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卑微，那是一种建立在某种自信之上的卑微，无疑是和性有关的。

也许，他这么想仅仅是因为那个晚上的缘故？每月的这个星期六晚他通常会去沃利。今晚他也打算过去，只不过路过这里顺道进来坐坐，没想到自己会待这么久。那晚他要去看一个叫简·麦克法兰的女人。她跟丈夫分居，不过并没有考虑离婚。她没有孩子，靠做些缝纫活为生。阿瑟就是在她上门给妻子做衣服的时候认识她的。那时什么也没发生，他们两人之间也没有那种意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简·麦克法兰跟这个图书管理员有相似之处——漂亮，但不那么年轻了，都时髦而有胆量，在工作上也都是把好手。不过在其他方面却不那么像。他无法想象简·麦克法兰会带给男人某种神秘感，接着又明白无误地告诉你谜团永远不会揭开。简是一个能给男人带来平静的女人。他和她之间的交流很像他过去与妻子的对话：家常，节制而友好。

图书管理员向门边的开关走去，关掉了主灯。她锁上门，消失在书架中，不紧不慢地把那儿的灯也关掉。镇上的钟敲到九点。她一定对它的准确性确信无疑。他自己的表则指向九点差三分。

是该起身的时候了。他该去沃利了。

她关完灯后，走过来，在桌旁挨着他坐下。

他说：“我永远不会用让你不快的眼光看你。”

熄灯后的屋子不该这么暗。正是仲夏时节，不过厚厚的雨云已开始逼近。阿瑟方才向大街看过去的时候，那里似乎还残留着不少天光：买东西的乡下人，在饮水喷泉前互相溅水的男孩子，女孩子们身穿柔软、廉价的印花夏装在街上走来走去，任由扎堆的小伙子们打量——他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邮局的台阶上，或饲料店门口。现在他再向窗外看，街上完全是一副喧嚣骚动的场景，狂风中夹带着雨珠。年轻的姑娘们尖叫着，大笑着，用手拿包遮住头向避雨处跑去。店员们扯起遮篷，将刚才还放在人行道上展示的一筐筐水果、一架架夏鞋和园艺用具拖回店里。市政厅的大门因不时闯进来的农妇而砰砰作响，她们抱着孩子和包裹挤在女厕所里。有人想进图书馆的大门。图书管理员瞟了一眼，但没有动。雨帘顷刻之间扫过街道，风撞击着市政厅的屋顶，从树梢上呼啸而过。危险和喧闹伴随着移动的狂风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只剩下雨声。大雨倾盆而下，人们仿佛置身于瀑布之中。

假如沃利也是这样的天气，简就应该知道不用等他。这是他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最后一次想到她。

“费尔太太当时都不愿洗我的衣服，”他说，自己都有些吃惊，“她不敢碰。”

图书管理员用一种坚决却夹带着颤抖和羞愧的声音说：“我认为你做了——我认为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雨声连绵，释去他回答的重负。现在，他发觉扭过头看她比以前容易了。她的侧脸被冲刷着玻璃的雨水微微照亮，她的表情平静而满不在乎，至少在他看来如此。他意识到他几乎完全不了解她——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秘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她心中的分量，只知道是有一些的，而且不是寻常的那种分量。

他没法描述自己对她的感受，如同他没法描述一种气味。好像被电灼伤，又像烧焦的麦粒。不，更像一颗发苦的橙子。我放弃。

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置身这样的情景，被一种如此明确的冲动驱使。但是他好像也不是毫无准备。他想也不想这样做的后果就开了口：“我希望——”

他的声音太小，她没有听见他。

他抬高了声音，说：“我希望我们能结婚。”

这时她转向他。她笑了起来，但很快又控制住了自己。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我只是突然想起一件事。”“什么事？”他问。

“我以为——那会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阿瑟说：“你错了。” obGcRitcEO2GgD08CCf9xJENJPIWDI7ctMBHdgH5+DX4RwcB++qDQe/xyeVqEp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