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在商务旅馆的餐厅里，露易莎打开了当天收到的海外来信。晚餐她照例吃了牛排和土豆，喝了一杯红酒。餐厅里有几位客人，还有那位因鳏居每晚必至的牙医。起初他对她颇为中意，后来又说自己从没遇到过会喝酒的女士，不管是红酒还是白酒。

“我是为了健康的缘故。”露易莎郑重地说。

白桌布每星期换一次，上面还铺了一层保护油布。冬天，油布用厨房里的抹布擦过，散发着一股油腻味儿。这种气味跟炉子里的煤烟味，还有牛肉汁、烤土豆和洋葱的香味混在一起，对任何饿着肚子从寒冷中走进餐厅的人来说，都不会感到不快。每张桌上都放了一个小调味架，上面搁有一瓶浇汁、一瓶番茄酱和一罐山葵酱。

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安大略省卡斯泰尔斯市公共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信是在六星期前发出的，日期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

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吃惊，你不认识写信的人，他也不记得你的名字了。我希望你还是同一位图书管理员，尽管时光流逝，你可能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让我住进这家医院的伤并不严重。周围情况比我糟的人多的是。我可以靠想象来分散注意力，比如你是否还在那家图书馆工作。假如你就是我想写给的那个人，你应该是中等个头，也许稍矮一点，有一头淡棕色的秀发。你在我入伍前的几个月开始在图书馆工作，接坦布琳小姐的班，她从我十岁左右刚办借书卡时就在那儿工作了。在她工作的那会儿，书基本上是乱放一气。你要抱着求生的勇气开口找她帮哪怕是最小的忙。她可是个凶神恶煞的女人。然后你来了，一切都变了。你把所有的书分门别类， 小说 和 非小说 ， 历史 和 旅游 。杂志也被你整理得井井有条，新一期一到就上架，不像过去一直等到它们被遗忘，变成老皇历。我对你非常感激，却不知如何表达。我也想知道你怎么会来我们这儿，你可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我叫杰克·阿格纽。我的借书卡就躺在抽屉里。我借走的最后一本书相当不错，是H·G·威尔斯的《人类的构建》。我只上到了高中二年级，然后就跟许多人一样去了道兹上班。我没有在十八岁的时候马上参军，所以你大概不会觉得我是个 勇敢的男人 。我一直都是个有自己想法的人。不管是在卡斯泰尔斯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我唯一的亲人是我父亲帕特里克·阿格纽。他也为道兹家族工作，不过不是在厂里，而是给他们家当园丁。他比我更像一头独狼，一有机会就去乡下钓鱼。我有时候给他写信，但怀疑他是否会读。

晚饭后，露易莎去了二楼的女士会客室，坐在桌旁写她的回信。

我很高兴你喜欢我在图书馆做过的一些事，不过是些日常整理，没什么特别之处。

我想你一定想听一些家乡的新闻，但我不是本地人，恐怕不是合适人选。我倒是常跟图书馆和旅馆里的人聊天。旅馆里的客人谈得最多的是买卖（只要能拿到货，马上就能脱手），然后是一点儿疾病，还有很多关于战争的事。这儿有关于谣言的谣言，源源不断的意见和看法。听到那些高见你一定会大笑，如果它们没有让你生气的话。我不想费神把它们记下来——我确信我们的通信会接受审查官检查，他读了会把这封信撕成碎片。

你问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其实这里面没什么故事。我父母都已过世。我的父亲曾在多伦多的伊顿百货商店工作，他在家具部。他死后我母亲接替了他，在针织部。我在那儿也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图书部。可以说伊顿就是我们的道兹。我毕业于贾维斯学院，生过一种病，并因此住过很长时间的医院，但现在差不多全好了。

我看书的时间很多。我最喜欢的作者是托马斯·哈代。很多人批评他太悲观，但我觉得生活就是他写的那个样子。此外还有薇拉·凯瑟。前任图书管理员去世的时候，我刚巧路过这个小镇，心想这份工作也许是老天赐给我的。

你的信今天到得正是时候，因为我马上就要出院，不知道信会不会被转到新驻地。我很高兴你没觉得我的第一封信很冒失。

如果你碰到我父亲或别的什么熟人，请不要提及我俩通信的事。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事，与外人无关。我知道会有许多人嘲笑我给一个图书管理员写信，就和当年那些人嘲笑我去图书馆一样。为什么要满足他们的这种心理呢？

我很高兴自己能够离开这个地方。我比身边那些失去双腿或视力的人要幸运多了。他们将不得不离群索居，避开世人的目光。

你问我住在卡斯泰尔斯的什么地方。那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假如你知道果醋山在哪儿，你可以在百花路上拐个弯，右边的最后一栋房子就是我家，它有一段时间给漆成了黄色。我父亲种土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种。以前我常常推一车土豆在镇上叫卖，每卖一车土豆我可以留下五分钱。

你提到喜欢的作家。有一阵子，我非常喜欢赞恩·格雷 ，不过后来，我的兴趣从小说转到了历史和游记。有些书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但我确实从中学到了东西。前面提到的H·G·威尔斯是一个，写宗教的罗伯特·英格索尔是另一位。他们的作品给了我很多思考。如果你笃信宗教，我希望我没有冒犯到你。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到图书馆的时候你刚刚打开门，正一盏一盏地开灯。天下着雨，光线十分昏暗。你没戴帽子也没打伞，头发给雨水淋得湿漉漉的。于是你取下发夹，把长发披下来。冒昧问一句：你现在还留着长头发吗？还是已经剪短了？你走到暖气炉旁边甩弄你的头发，水珠滴在上面，如煎锅里的油一样嘶嘶作响。我坐下来读《伦敦新闻画报》上的战争消息。我们相视而笑。（我写这些不是想说你的头发油！）

我的头发还没有剪短，尽管我时常有这样的冲动。阻止我的是虚荣心还是懒惰，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宗教信仰。

我去果醋山找到了你家的房子。土豆长势喜人。一条狼狗对我的出现不太欢迎。是你的狗吗？

天气相当暖和了，河里已经发过一次洪水。我猜，这是每年春天都会有的。河水灌进了旅馆的地下室，不知怎么污染了我们的饮用水。我们因此喝到了免费的啤酒或姜汁汽水。不过只有我们这些在旅馆常住或小住的人才有。你可以想象大家是如何拿这件事寻开心的。

我应该问你要不要我给你寄点什么。

我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可以领到香烟和其他一些小玩意儿，都是卡斯泰尔斯的妇女们寄来的。我倒是想读一读你提到的那些作家，但在这儿恐怕没法办到。

前几天，这儿有一个人犯心脏病死了，成为我们这儿轰动一时的新闻。你听说过这事儿吗？这儿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讨论这件事。谈完大家就忍不住笑。似乎有些冷血，但这事儿确实匪夷所思。战火并不激烈，因此他不太可能是给吓死的。（事实上他当时正在写信，所以我最好也小心为妙。）在他之前和之后，人们或死于子弹，或死于炸弹，只有他的死最有名，死于心脏病发作。人人都说他千里迢迢，花了军队那么多钱，为的就是来前线得心脏病。

今年夏天特别干燥，载着水箱的车每天都在街上洒水压尘。孩子们跟在后面手舞足蹈。镇上还有一件新鲜事——一辆卖冰激凌的小推车，一路上铃铛响个不停，孩子们对它很上心。推车的就是在厂子里出事故的那个男人——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不过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肘关节以下的一截胳膊全没了。我的房间在旅馆三楼，简直就是一个小火炉。我经常在外面散步至午夜时分才能去睡觉。很多人都这样，有时还穿着睡衣。如同一个梦。河里还有一些水，刚好够划船。镇上卫理公会的牧师就在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去河里划了船。他为镇上的居民祈雨。但船上有个小洞进了水，先是打湿了他的鞋，后来整条船都沉了下去，他独自站在河中央，其实水还没有到他的腰部。这是个意外还是个恶作剧？大家都说他的祈祷应验了，只是方向搞反了。

我时常散步路过道兹家。你父亲把草坪和树篱打理得很漂亮。我喜欢那栋房子，看上去既别致又通透。不过就连那儿也未必凉快，因为我常在深夜听到母亲和小女孩的声音，她们好像在草坪上乘凉。

我说过我什么也不需要，但有一样东西我很想拥有，那就是你的照片。我希望这个要求不会让你觉得我越界了。也许你已经跟什么人订了婚，也许你另有心上人，你会给他写信，就和给我写信一样。你是一个出众的女孩，假如有军官追求你，我也不会吃惊。但现在我已经开了口，说出的话难以收回，我还是让你决定该怎么对待我。

露易莎今年二十五岁，曾经坠入过一次爱河，跟一个在疗养院认识的医生。她的爱最终得到了回应，代价是那位医生丢了工作。至于是疗养院让他走人还是他自己害怕陷得太深而逃离，露易莎对此有过痛苦的怀疑。他已婚，有孩子。通信在他们的交往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离开后，他们仍然给对方写信。她出院后他们还通过一两次信。然后她让他别再写信，他也就没再写了。收不到他的信，她离开多伦多，干起了推销的工作。这样一星期她只会失望一次，在周五或周六晚上回去的时候。她的最后一封信写得冷淡而坚定。那种悲情女主角的感觉挥之不去，伴她四处旅行，特别是在她拖着旅行箱上下小旅馆的楼梯，谈论巴黎时尚并吹嘘她的样品帽子有多么迷人然后独自饮酒之时。如果那个时候她有人倾诉，她一定会对这个念头冷嘲热讽。她会说爱情都是哄人的，是种欺骗，她确实这么认为。但是一想到爱，她仍然会感受到一种静寂，一阵沿着神经末梢传递的微颤，一种感官的臣服，和难耐的虚脱。

她去照了一张相。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效果。她想穿一件简单的白上衣，乡村女孩的那种罩衫，脖子上的系带散着。她根本没有这样一件上衣，事实上她只在照片里看到过。她也想把头发披下来。假如要扎起来，她会把它松松地盘起来，用珍珠发绳固定。

然而照相那天，她还是穿了那件蓝丝绸衬衣，头发也扎得跟平常一样。她觉得照片上的自己面色苍白，眼神空洞，表情也比想象的严肃，看上去十分不安。不过，她还是把照片寄出去了。

我没有订婚，也没有心上人。我曾经恋爱过一次，最后不得不分手。当时我很痛苦，不过我知道自己只能忍受。现在我相信那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她当然也绞尽脑汁地回忆过他。她记不得自己曾像他说的那样甩过头发，或者在水珠滴到暖炉上时对一个年轻男人微微一笑。很可能这一切都是他梦中所见，他可能真做过这么一个梦。

她开始关心战事，比以往更注意细节。她不再试图忽略它。上街的时候，她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一样，脑子里充满了令人激动不安的消息。圣康坦、阿拉斯、蒙迪迪耶、亚眠，然后索姆河那一带也起了战事。之前那儿是不是已经打过一场仗了？她在桌上放了一张战事地图，有摊开的杂志那么大。她顺着不同颜色的线看到德国人挺进马恩，美国人在蒂耶里堡发起第一次进攻。她注视着一些发黄的艺术照片：空袭中扬蹄而立的一匹战马，在东非喝椰汁的几个士兵，一队表情阴郁的德国囚犯，他们的脑袋或四肢上扎着绷带。现在她能明白大家的感受了——持续不断的恐惧和担忧，伴着上瘾似的刺激。从此刻的生活抬头仰望，你能感觉到世界正在墙外裂开。

我很高兴你还没有心上人，尽管这样想很自私。我不觉得你我还会重逢。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刚做了一个噩梦，或者我天性悲观，总把事情往坏处想。我只是觉得这是最可能发生的事。当然我也不是整天想这个。我每天都在尽最大努力让自己活着。我并不想让你为我担心，或者从你那儿博得一些同情。我只是想向你解释，为什么一想到可能再也回不到卡斯泰尔斯，我就有了倾诉一切的勇气。我猜这跟生病发烧没什么两样。因此，我要说我爱你。我想象你正站在图书馆的一个凳子上，伸出手去放一本书。我走过去，用手环住你的腰，把你抱下来。你在我的怀里转过身，好像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心有灵犀。

每个星期二下午，红十字会的妇女和年轻女孩们都会在图书馆大厅房间的会议室里聚会。图书馆偶尔空无一人时，露易莎会穿过大厅，走进这间挤满女人的房间。她决定织一条围巾。在疗养院时她学会了基础的针法，但没学会怎么起针收针，或者说已经忘了。

年纪大一点的妇女都在忙着打包，或者把铺在桌上的厚棉布单剪成绷带，再一一叠好。年轻女孩们则聚在门边，一边饮茶一边吃小甜面包。一个女孩胳膊上绷着羊毛线，另一个负责把它绕成团。

露易莎告诉她们她想学如何起针收针。

“你打算织什么呢？”一个嘴里还嚼着面包的女孩问。

露易莎说，一条围巾。给一个士兵织的。

“哦，那你用普通毛线就行了。”另一个女孩更客气地说。她起身离开桌子，拿了几团棕色的毛线回来，然后她从包里摸出一对备用织针，告诉露易莎这些她都可以拿去用。

“我只帮你开个头，”她说，“这些毛线的厚度也都是标准规格的。”

其他女孩围拢来，取笑这个叫柯丽的女孩，说她全织错了。

“哦，我弄错了，是吗？”柯丽说。“小心我用针戳你的眼珠子。你是给一个朋友织的吗？”她热心地问露易莎，“前线的朋友？”

“是的。”露易莎说。她们大可把她看成一个老处女。她们可以取笑她或同情她，好心也罢，无礼也罢，全看她们想演哪出戏。

“那就好好织，织结实些，”那个嚼完面包的女孩说，“织结实了才能给他保暖。”

那些女孩中有一个叫格蕾丝·霍恩。她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看上去羞怯但果断。她有一张方脸，薄薄的嘴唇常常抿在一起，棕发，直刘海，身材散发着成熟的魅力。她在杰克·阿格纽出国打仗以前就跟他订了婚，但他们约好了对外保密。 NhUjAThYMDhpR/kQuzNrmBdDn4ycGoyM5W4i4nrWYb/7inxaUobASdezVX4oOx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