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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这一块风水宝地，曾经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多年来，从广大干部到人民群众都迫切盼望拨开阴雾见青天，有重新“解放”之日。粉碎“四人帮”，振奋了辽宁大地，人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庆，大游行，挂红灯，放鞭炮，喝喜酒，迎接又一次大翻身，纷纷贴出大字报，开始揭发“四人帮”及其在辽宁势力的罪行。但是，原省委按兵不动，一阵高潮渐趋低落，广大干部和群众陷入困惑和忧愤之中，原因是辽宁揭批“四人帮”刚刚开始之际，就遇到严重干扰。当时曾绍山、李伯秋等人不断传播所谓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大意是毛远新是毛远新，张铁生是张铁生，省委是省委，不要混在一起，辽宁省委要清理清理，继续前进。在这种干扰下，原辽宁省委继续派刘盛田代表辽宁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激起广大干部的义愤，又出现了一次以反对刘盛田出席会议为中心的揭批原省委的大字报的高潮。原省委为压制这次高潮的发展，于1977年1月6日至15日，召开了有名的“友谊宫会议”。
会前有精心的组织准备，省委各大组负责人在造反派中选任的厅局长等全部参加，当时已在省直各单位任职的老干部也参加，主要目的是压制老干部起来揭盖子。曾绍山、李伯秋在会议开始时，以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为依据，要求在以下两个原则问题上统一全省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一是省委主要还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二是省委只是工作问题，不是“四人帮”的阵地。会议开始的多数发言是按照李伯秋的布置说的。我感到形势不妙。我已明确，这是一次有政治阴谋的会议，借中央某些人的话，给帮派势力吃定心丸，为帮派势力打气，主要是欺骗、蒙蔽、拉拢老干部和压制他们揭批“四人帮”的辽宁帮派的积极性和盼中央彻底撤换原省委主要领导的迫切要求。曾绍山同李伯秋等人妄想蒙混过关，继续掌权。我当时是省革委会宣传组的副组长（三把手），不是宣传组核心小组成员，我没有发言准备。但我觉得对此政治阴谋非迅速给予揭发不可，我有责任挺身而出，所以当天晚上连夜写了一个批驳李伯秋两条原则的发言提纲，在次日会上，我争取到了一个机会，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
我的发言针对李伯秋的两条原则，分两部分。一是如何正确理解和对待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对辽宁的传话？不管他们怎么说，也不能违反党中央对迅速、彻底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决定，而且中央有些人也不是很明白辽宁的具体问题。二是即使再强调分开，当时辽宁省委和毛远新的罪行也分不开。毛远新已把辽宁变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主要基地。所以，当时省委的问题绝非认识问题和工作问题。当时省委的问题极其严重，必须有与广大干部一起揭发的觉悟。
我的发言立刻起了作用。原副省长曲径，身患重病，刚从上海治疗回沈阳，也出席了会议。他心情激动，只能作简短发言。他首先同意了我的发言，并尖锐地批评道，某些老同志在大是大非斗争面前，有的进医院，有的请病假，有的不说话，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身上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为他鼓了掌，喊了口号：“讲得好！”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省供销社主任张桐生，发言时犯了心脏病，服了药，继续发言批判李伯秋的两条原则。张铁军作了有力的揭发批判。赵谦等不少同志也先后作了揭发批判发言。会场气氛相当紧张。会外的干部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情况，不时打电话询问他们单位的老同志发言没有，是什么态度。会议开到此时，发言内容和会场气氛已有180度大转弯，几乎把压揭批、捂盖子的会变成了揭批省委领导的会，曾绍山、李伯秋显得有气无力，控制不住局势了。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我做了一点临时的组织动员工作，动员一些同志争取积极发言。在会议即将结束之前，我动员朱川发言，我说你有水平，还善讲，你只要把发言时间拉长，不让帮派势力有发言的时间，不让他人干扰和反扑就行。果然此目的顺利实现。
“友谊宫会议”后，立刻又掀起了一次揭批“四人帮”及辽宁死党的高潮，有更多的人向中央写信告发“四人帮”及辽宁死党的罪行，迫切要求尽快改组辽宁省委。这对当年8月3日，中央批示停止李伯秋、魏秉奎、刘盛田的工作，责令其检查交代的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会后，有人评论我的发言：“不紧不慢，也没发火，分析可真正厉害，直逼要害。”据说，当时北京方面有人查问，辽宁省委谁跳出来了？沈阳方面回答：刘异云跳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要进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首先要做的就是平反大批老同志的冤假错案，落实有关政策，整顿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1977年5月中旬到次年2月底，我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在此期间，省委成立了一个“干部审查结论小组”，黄欧东任组长，我和李雨之任副组长，杨子谦、陈一光等为成员。实际工作由我主持。
我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时间很短，只有10个月左右，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
一是清理和改组省委组织部。通过学习，组织揭批了“四人帮”和毛远新的罪行与组织部的严重问题，使原来的成员提高了觉悟，认识到组织部是由“四人帮”在辽宁的帮派体系组成的，必须立刻清理改造。在此基础上，改组了省委组织部，除我以外，有杨子谦、高鲁、马新波、李雨之、戚长广任副部长。当时，干部们认为新的省委组织部是一个“大家信得过的组织部”。
二是开始重新审查干部、解放干部和落实政策。首先为原东北局、原省委的主要领导平反，作出结论。有些同志的经历较复杂，省委解决不了，如对宋任穷、王鹤寿等同志，经省委讨论后由中央作出结论。
三是为大批下放插队干部落实政策。插队干部全省共有20多万人。其中，老、弱、病、残近6 000人，省直部门的占多数，原厅局长60多人。当时，广大插队干部强烈要求省委召开一次插队干部代表会，揭发、控诉“四人帮”及辽宁帮派的罪行。我很赞成，经省委同意，于1977年12月14日至18日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老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具体尖锐，悲愤交集，义正词严，同时，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重大问题。这次会议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当时，我特意邀请仍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曾绍山到会亲自听听意见，曾绍山当场表示应尽量把老同志调回分配工作。之后经我力主，省委讨论决定，原则上将插队干部调回分配适当工作。此外，还开始清理和调整省直单位和市地委的领导班子。
1978年初，我由省委组织部部长岗位回到省委宣传部任部长。不久，就赶上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是经胡耀邦同志主持、修改后发表的。一经发表，引起全国震动，大多数人拥护，少数人反对。
省委常委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多数人原是赞成的，但听到一些传言后，引起了思想混乱，看法就不一致了。我对此文是很赞成的，我的态度明朗、坚定，敢于承担风险。我在常委会上表态并说服对此有怀疑的同志，任仲夷同志支持我的见解。
宣传部同志表示赞成、支持我的意见。这样，我们从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做思想准备，对全省乃至全国都有相当重大的作用。
一是宣传部理论处反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各市地反应热烈，但也有些问题不明白，有不少想法，要求开会解决一下。我立刻表示同意，并于7月25日召开由各市、地委宣传部长，省直各宣传、文教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真理标准讨论会。讨论会一开始我就讲了话，首先表态真理标准问题理论上的正确性和政治上的必要性、重要性。二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要大家用鼻子嗅一嗅。他说，现在大家来嗅一嗅吧，但不只是用鼻子，还得用脑子想一想，要讲真心话，可以讲不同意见，可以反对，可以辩论。会议十分热烈，提出了不少过去没有提过也不敢提的重大的、根本性的引人深思的问题，在全国各省中是较早的。这些问题，即使省委常委也还没敢提出。这充分说明，市、地委同志因较接近群众，解放思想的水平已走到前面去了。我把会议情况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推动了常委们的思想解放，提高了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认识，认为有进一步发动的必要。
由省委宣传部提出，经省委同意，于8月18日发出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通知。这从全国各省市来看，辽宁是第一个。通知发出后，全省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热烈响应，思想迅速大解放，鼓足了更大的勇气，把长期埋于心底的、不敢提也不敢议论的心里话，包括许多疑惑、苦恼甚至气愤的问题提了出来，使揭批“四人帮”及辽宁死党的罪行出现了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新高潮。
不久，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带工作组来辽宁调研视察。他对我说，要在沈阳召开东北三省宣传部长会议，研究新时期宣传工作问题，并指定我准备一个中心发言，题目是“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下进行‘四化’建设”。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讲不了。”他说：“你准备一下吧！”
我陪他去鞍钢考察了几天，他调查他的，我调查我的，我只调查讨论真理标准的情况。8月27日，在沈阳正式开会，会前他问我：“你准备好了吧？”我说：“你提的问题，我还是讲不了！”他当时也向我做了让步，说：“你怎么准备就怎么讲吧。”我在会上讲了揭批“四人帮”和讨论真理标准的情况。吉林、黑龙江的同志也表示同意我的发言。
1978年9月17日，邓小平来辽宁，听取了省委的汇报。在我简要汇报辽宁讨论真理标准的情况时，邓小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宣传部门不要搞思想禁区，搞思想禁区使思想僵化。这句话很重要，当时，他也是有所指的。但记述和撰写邓小平此行文章的人，都没有注意，也没有写，似乎不大明白这句话的重大意义，所以这里特别提一下。
另外，经过省委宣传部和《理论与实践》《共产党员》《辽宁日报》等媒体的共同努力，经省委宣传部推荐和省委同意，树立了几个思想解放、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典型，这对全省都有重要意义。1979年9月19日至22日，省委宣传部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经验交流会。省委书记李荒到会讲了话。我作了总结发言。兴城县、沈阳冶炼厂等单位分别介绍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经验。省委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对张志新的先进思想和英勇事迹作了系统的、长时间的、全国性的广泛深入宣传。兴城县委为原县委书记李权法彻底平反，沈阳冶炼厂党委自动摘掉原中央工作队谢富治戴上的“资本主义化”的帽子，等等。这些事情对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对全国各地的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起了很大的作用。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后来，他又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还指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补课”，应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而如何把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农村开展起来，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979年8月，营口学习山东烟台地区致富的经验，在大石桥召开现场交流会，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到会讲话。他指出，我们革命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由穷变富，林彪、“四人帮”胡说越穷越好，越穷越革命，富了要变修，谁还敢富呢？现在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千方百计使人民群众富起来。这个会议的号召和相关精神，很快传到全省各地，形成了引导致富的舆论氛围。
同年秋，我带领宣传部的几位同志到辽西农村调研，听取锦州市委宣传部和郊区党委的汇报，肯定了锦州市郊区创造的“为‘富’字平反，对‘穷’字解剖”的新鲜经验，并从中受到启发，认为他们提出的“敢不敢富、能不能富、会不会富”的问题抓住了要领，通俗易懂，简明易行，是在农村讨论真理标准的一个突破。当时，锦州市委宣传部正在绥中召开农村致富问题的理论讨论会，我到会讲了话。
1979年11月，省委召开部署农村工作的县委书记会议。会前，省委宣传部向省委汇报了锦州的经验。会上，我就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会不会富、让不让富”的群众性大讨论作了重点发言。任仲夷作了题为《全省齐动员，为建设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的总结讲话，会议提出在全省农村开展如何尽快富起来大讨论，并强调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搞好真理标准和致富大讨论，进一步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
致富大讨论活动起步后，干部群众还有思想障碍。过去多年政治运动不断，今天批富，明天斗富，“思想上反富，政治上批富，经济上限富，政策上堵富，分配上卡富”的社会环境，给人们头脑中灌满了“穷革命”“穷光荣”“富则变”“富则修”的观念，“富”字一直是一大禁区。省委常委会议在听取省委宣传部的汇报和建议后，于1980年1月15日召开了全省宣传工作会议。营口、海城、锦州市郊区、苏家屯区、法库、彰武等县区介绍了致富大讨论的经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石飞作了主题发言。副部长文菲、刘德秀、沈显惠围绕会议中心，分别就文艺、理论、党员教育工作作了发言。我就如何宣传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作了发言。省委对这次会议很重视，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省委书记李荒、张正德都讲了话。任仲夷讲话强调，要围绕中心，顺乎民心，大力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改革开放，宣传勤劳致富、艰苦奋斗、共同致富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把宣传工作做好。
全省宣传工作会议结束后，掀起了论富、学富、赶富、帮富的热潮，使真理标准讨论继续深入和具体化。它得民心、顺民意，从根本上拨乱反正，分清是非，促进了思想解放，推动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走共同致富之路，使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变化。广大农民说，土地改革让我们翻身得解放，致富大讨论让我们思想得解放。
1980年2月，省委宣传部向省委和中央宣传部作了专题报告，中央宣传部给予了肯定。关于这些事情《人民日报》先后于1979年12月和1980年3月、4月发表了长篇报道和理论文章：《为“富”字平反对“穷”字解剖》《宣传工作必须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围绕“富”字开展讨论辽宁农村形势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