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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长期统治我党的“左”倾路线的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特别是被林彪、“四人帮”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来说，应该是一副清醒剂。然而，对某些同志来说，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人有的存在于北京市各级机关。
在当时思想和社会都很混乱的情况下，我认为在抓业务工作前，应该先抓干部的思想工作，干部的思想工作抓好了，工作才好推动。1978年12月26日，我调到北京，一些在职的工作人员由于没有思想准备，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市委有个写作班子在香山红光寺，发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广思”。从“四人帮”倒台到我来北京市委的两年中，都没有人清查这个写作班子。而这些干部一时不会认为自己以前那一套错了，只认为自己现在倒霉，思想上还没有扭转过来。经再三说服，有的仍无明显转变，我想勉强留下他们也不是个办法，就对他们说：“愿留的，我欢迎；谁实在愿走，我只好欢送。”后来，几位干部先后调走了。在推动干部思想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推动真理标准的宣传工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1979年3月，全国开始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认为首先应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而当时的情况仅仅是一般号召，这是不行的，必须对各级干部进行轮训。同时还应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以冲破“左”的思想的束缚，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市委宣传部准备召开各大学和研究单位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向市委一把手汇报，请他批准。第二天他答复说，昨晚我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了，他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他们不得不让上海市的宣传部部长出面干涉，不准宣传。”因而，他也不同意我召开这次座谈会。
当时我感到无法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能宣传，宣传了就可能搞乱群众的思想，究竟是哪些群众、多少群众仍然固守林彪、“四人帮”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不放，这实在令人怀疑。难道和中央已有明确的肯定的结论对着干，就不会搞乱思想？作为北京市委的一把手如果对中央决定的方针有怀疑，不向近在咫尺的中央请示，而向上海请示，这也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只好顶撞了他，我说“如有问题，我负全责”。我便于3月5日至9日召集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举办了座谈会。现在想想，当时，北京市委一把手不敢动，可能也有他的顾虑吧。
在这次座谈会上，我首先肯定我市的理论工作者在和“四人帮”进行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迟迟没有行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很不得力，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也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要跟上中央的步伐，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就必须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迅速扭转落后状态，迎头赶上，使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和推动“四个现代化”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还提出，这是党内的座谈会，没有什么框框，我们提倡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打碎各种精神枷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应该有理论上的勇气；马列主义者掌握了真理，就要无所畏惧，所向披靡。我们提倡“三不主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也不下结论。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为了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继续向深入发展，我们又以市哲学会的名义，于7月24日召开座谈会，组织了崇文区、电信局、昌平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负责人及教师，让他们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发言，并在《北京日报》上进行了长篇报道，作为经验总结。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华国锋同志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毛泽东同志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
7月10日至8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的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他于1979年7月29日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胡耀邦同志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
在这一背景下，市委终于决定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这是市委正式研究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1979年9月12日至20日召开会议，各区、县、局一把手全部参加，由我作主报告，同时邀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同志作报告，他严肃批评了当前阻碍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若干主要错误倾向，他的讲话对北京市的宣传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旗帜鲜明地讲了话，林乎加同志也作了表态性的讲话。
我的报告首先肯定了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方面所做的很多工作，但又提出在解放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不少干部对中央这两次会议还有不少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的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提出主要矛盾变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翻案，是否定历次的政治运动”；“给地主、资本家、右派摘帽或改正，是解放5%，压制了95%”；“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引进先进技术，是放弃自力更生原则”；“借外国资金，同外国合作办厂，是消灭了国内资本家，又引来了外国资本家”；等等。实际上就是指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方向偏了，担心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十个月了，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也已开过三个月了，还有一些人怀疑、抵触，甚至少数人公然反对党的方针政策。
为什么当时还有这样严重的思想问题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搞得不深不透，前期是市委按兵不动，后期是市委只注意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但对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的流毒却没有认真加以肃清；二是思想路线问题没有解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有认真抓，尽管在市委扩大会议上，我们就提出补上这一课，但由于工作没有跟上，有的单位还按兵不动，补课仍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我作报告时强调，这次补课的会议从思想上说，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真高举”和“假高举”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种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左”倾教条主义态度，如王明就是“一切从本本”出发，理论脱离实际，还自称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结果我们党遭到惨重的失败；另一种就是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结果把中国的革命引向胜利。现在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针政策，我们同样不能句句照搬，把本本当作圣经，仍然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才能把握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正确的加以坚持，错了的加以改正，这才是“真高举”。
其次，真理标准补课问题就是紧密联系实际，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它的流毒。流毒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林彪、“四人帮”无限夸大主观意志、主观精神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颠倒客观和主观、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不是用实践检验我们的主观认识，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是只凭领导主观想象办事。本来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党的八大召开以后，党就提出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但由于“大跃进”而遭受挫折，对此未能贯彻始终。（2）习惯“以阶级斗争为纲”，宣扬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动力，而且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广泛，宣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把重点转移说成是丢纲离线，如所谓的“离了纲心发慌”。（3）把抓生产说成是搞“唯生产力论”，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他们竭力反对发展生产力，以阶级斗争代替和取消生产斗争、科学试验，对任何领导、管理和从事生产的努力都加以反对。流毒之深，对全国经济的破坏，十分严重。
最后，我提出对抓好学习的若干要求，这里特别强调要充分认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不扫除多年来“左”的思想障碍，平反冤假错案，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无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也无从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问题，是全党的大事，绝不只是宣传部的工作问题。各级党组织一把手必须亲自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三不主义”，坚决防止走过场。这次会议对“补课”起到了决定作用。
对于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贾庭三同志始终是支持我的，市委常委中的大多数同志也是坚决拥护、积极支持的。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积极配合，对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我们首先恢复党校，办区、县局领导干部学习班。自1979年5月至1982年7月，共举办了37期，参加学习的干部4 597人；市委又部署各区、县局和高校，大厂、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领导成员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补课，18个区县共办学习班1 144期，轮训干部85 800多人。
在培训过程中，我发现当时一些人的思想不通，说我是在反对毛主席。那时候还是受“两个凡是”的影响，说我反对毛主席是很吓人的。我们长期的“左”倾思想，让很多干部的思想都框在“左”的思想和个人崇拜中，一开始不少人转不过弯来。虽然他们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他们也不满意“四人帮”，但感情上，一时不能接受。他们不了解，对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功勋应当歌颂、赞扬，但对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错误不能不加以批判，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党的原则。他们认为毛主席是神，是不能反对的。这个紧箍咒很厉害，我在这么多期培训班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少有人公开表示赞成我的观点，个人迷信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我想就算有的干部赞同我的观点，他们也不会表态，因为他们怕被孤立，在这个转弯过程中，没有看清楚之前，他们不敢轻易表态，这是正常现象。
在此期间，为了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我们要求《北京日报》和北京广播电台大力配合，采用了见缝插针的宣传报道方式；同时，为了更广泛地宣传，我们下决心租借几间房子于1979年5月16日创建电视台，逐步扩大农村的覆盖面。为了搞好补课，我们还加强了思想理论建设，恢复并加强了《支部生活》，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创办了《学习与研究》杂志，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加强了理论队伍。我们要求所有思想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都要围绕“解放思想，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大量的工作。这次补课，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把学习讨论和解决错误认识结合起来，和本部门、本单位的生产、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认识“两个凡是”的错误，促进了思想解放，提高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在长期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情况下，而且，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利用下，受蒙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毒极深，拨乱反正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经过全党几年的努力，广大干部和群众逐步认清和树立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使党的各方面工作稳步地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这在北京市党的建设方面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
最后，我想总结一条经验教训：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真谛，不始终端正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只跟人，不跟线，总是会不自觉地（当然也有人是私心杂念所驱使）跟着别人犯错误。这是值得认真汲取的。陈云同志说得好：“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大字，正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
（苏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