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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70年9月被分配到鞍钢工作，在鞍钢燃气厂当了五年工人。其间，做修理钳工三年，做燃气洗涤工两年。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各种揭批活动不断，车间领导经常抽调我写宣传报道，安排我在学习会上带头发言。我于1974年底晋升为助理工程师，担任车间副主任。这五年的企业基层锻炼，我整天和产业工人打交道，了解了很多基层工人的所思所盼，培养了我挥之不去的工人情怀。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各地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搞好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点工作。鞍钢也从多年的动乱中走出，开始进行全面整顿劳动纪律、加强基础管理、创造稳产高产的工作，并从基层抽调大学生充实机关和院校所。我于1976年3月第一批抽调到厂能源计划科，担任副科长一职，负责全公司的气体、液体能源平衡和管理工作。
在厂调度室的配合下，我通过扩大发电锅炉掺烧高炉气、增建转炉气柜、整顿焦炉气商业用户等多项节能措施，大大减少煤气放散，缓解了冬季气体燃料紧张的状况。我受到了厂领导及集团公司能源部门的重视，他们抽调我到集团公司参加鞍钢在“六五”（1981—1985年）能源规划编制工作。我跟随集团能源部领导先后到辽河油田及相关炼油厂、沈阳铁路局等单位考察调研，主笔起草了鞍钢“六五”能源规划及燃料平衡表。我还多次跟随公司领导同志到省计委汇报工作，争取省政府的支持。作为辽宁的第一耗能大户，鞍钢在“六五”能源规划中共节约能源折合标准煤500万吨，二次能源综合利用率达96%，比“五五”期间提高约6个百分点，吨钢综合能耗下降3．5%以上，这对于能源紧张的工业大省无异于雪中送炭，鞍钢也因此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了省政府的肯定。为此，1980年鞍钢被评为全省节能先进单位，我被评为全省节能先进工作者。省委副书记沈越为我们颁发了证书。
1982年，我被提任鞍钢燃气厂副厂长，分管经营、管理工作。当时正值全国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按照公司统一部署，从抓基层、打基础、练好基本功（简称“三基”）入手，全面开展企业整顿，加强班组核算，健全“台、卡、账”，严格考勤、考核，开展小指标竞赛等活动。全厂的出勤率、正点率、劳动效率逐月提高，设备故障率逐月降低，安全生产水平明显回升，效果立竿见影。《鞍钢管理》专刊介绍了我厂加强“三基”工作的经验做法。刚刚复出的徐少甫同志到鞍钢任党委副书记，还亲自带队到燃气厂调研“三基”做法。在调研过程中，我作了专题汇报，少甫同志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经委、国家科委与美国商贸部联合开办了“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重点引入、借鉴学习美国管理经验，其中50%的教师来自美国知名学府。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也派教授配合教学，培养对象是全国各地大中型企业中高层领导，我有幸参加了第五期培训。培训从1984年1月至11月，为期近一年，共有200名学员，大都来自各行业中央企业。
培训中心的课程设置也很特别，我印象最深的有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企业财务管理及成本控制、计算机管理学等。很多概念都是第一次听到，如机会成本、边际利润、风险评估、敏感性分析等，真让我耳目一新。印象最深的是美方老师普遍采用的案例教学法，师生互动讨论，激发了我们的学习兴趣。学员学习劲头普遍很足，有时讨论学习到深夜。许多课程的考试成绩我都获得了优秀，受到校方，特别是美方教务长阿罗托教授的好评。1984年10月前后的《参考消息》等报纸对我在大连的学习均有过报道，称我为“中国最有潜力的企业新秀”。学习结束半年后，1985年5月，经国家经贸委批准，我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去美国进行了为期40天的访问，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在美期间，我访问了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大学等高等学府；考察了波音公司、美国联合钢铁公司、卡特彼勒公司等著名跨国公司；还参观和拜访了芝加哥银行、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些农场及百姓家庭等，这些经历对我人生影响颇为深刻。通过在美40天的访问，我进一步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应该勇于担当、勇挑重担，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作出持久不懈的努力。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老化问题突出，党中央及时提出各级领导班子“四化”的要求。1984年，中组部、冶金部和省委、市委联合成立工作组调整鞍钢领导班子。当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上课，厂办突然来电话通知我回鞍山开会。我急忙坐火车赶回鞍山，到鞍山才知道考核组来鞍山调整鞍钢领导班子。考核组约我到东山宾馆面谈了一个半小时，当天下午我又赶回大连学习。6月12日中央调整产生了鞍钢新的领导班子，任命我为鞍钢副总经理，当年我还不到39岁，是班子中最年轻的。新产生的领导班子平均年龄47岁，比调整前下降了12岁。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68%，比原班子提高了40个百分点。
在大连学习近一年后（1985年），我满怀激情地回到鞍钢。当时正值全国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七条明确提出“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国务院又下发了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十条规定，给予企业在用人、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我正是分管全公司劳动工资和人事教育的副经理，在研究贯彻国务院十条放权意见后，我主持制定了鞍钢劳动用工、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打破大锅饭，砸碎铁饭碗，废除终身制”，即“打锅、砸碗、废制”六字改革思路，在全公司实行“定员、定岗、定责”和工资总额总承包的“三定一包”责任制。干部、工人全部按“三定”方案重新竞争上岗，工人分上岗、待岗、下岗，干部分竞聘、待聘、落聘。同时，对待岗、转岗人员进行脱产培训，只拿培训工资。这一改革力度很大，涉及面很广，在全公司引起极大震动。第一炼钢厂是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单位，仅通过竞聘就减员20%以上，共700多人。全公司共减员18 000名工人、3 600名干部，分别占工人和干部总数14%和18%。
由于鞍钢是全流程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从矿山到成材厂，从运输到基建，从大修理到后勤供应、销售，工作性质差异大、层次多。在分配上既要打破“大锅饭”，又要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既要向主体骨干厂矿，向苦、脏、累、险岗位倾斜，又要调动最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在实行工资总额总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总公司又对十余个二级公司和近百个主体骨干厂实行不同形式、各有侧重的分包经营责任制。例如，鞍钢矿山公司有6万多名职工，是全国最大的矿山公司，实行产量、质量、安全生产与工资总额挂钩的承包责任制；对炼铁、炼钢、轧钢等主体骨干大厂实行吨铁、吨钢、吨材工资含量承包；对基建、大修理等施工企业实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承包……这样突出重点，层层分包，传导压力，一改过去几十年厂矿吃公司“大锅饭”、职工吃厂矿“大锅饭”的局面。为了解决同一厂矿不同岗位的收入差别，我引入了在大连学习到的岗位系数新概念，包括岗位科技系数、劳动强度系数、作业环境系数等，确保了分配向高技术型、紧张型、亚环保型重要岗位倾斜。鞍钢的“三定一包”责任制从方案制定到试点先行，再到全面铺开推广，共用了近3年时间，边试点试行，边修改完善，效果明显，受到了冶金部的关注。在1989年冶金部召开的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上，鞍钢作了专题经验介绍。
1995年5月，省委调我到省冶金工业厅任厅长、党组书记。到冶金厅工作时，正值全省开展企业整顿，“远学邯钢，近学凌钢”的企业管理年活动。在加强全省行业管理、促进我省钢铁工业健康发展中，我主要抓了四件事。
第一，在全省开展了企业管理年活动。在鞍钢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了凌钢划小核算单位、实行班组核算的经验，促进冶金国有企业精细化管理，减少跑、冒、滴、漏。通过开展企业管理年活动，本钢、北台、抚钢、营口中板等一批大中型企业综合生产率和盈利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指标达到全国同行业先进水平。
第二，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对一批老国企实行股份制改造，优先在沪、深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要求，积极推进和支持企业上市融资，降低资金成本。我省鞍钢、本钢先后于1997年和1998年在港交所、深交所挂牌上市，分别融资16．2亿元和7．8亿元。之后，抚钢、凌钢、大钢又陆续申报上市。直接融资上市大大优化了我省冶金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缓解了资金压力，降低了融资成本。当时我省冶金行业上市企业约占全省上市企业的1／4。事实证明，企业上市对走出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用好用足国家对国企改革与脱困的扶持政策，包括呆、坏账核销，“拨改贷”资金转办为国家资本金，国家贴息贷款等。仅冶金企业“拨改贷”资金转办为国家资本金就达16项，共13．5亿元。到1998年底转办成功85%，约12亿元，占全省总量的21%，有力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第四，提出调整优化我省冶金产品品种结构的建议，促进我省钢铁产品的优化升级。通过省委的咨询文摘，我先后提出了“建设辽宁H型钢生产基地”“发展取向、无取向硅钢”“建设我国北方汽车板基地”等多项建议，引起省领导重视。闻世震同志、郭廷标同志先后对此作出批示，并通过召开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冶金工作会议等方式，与重点钢铁企业研究、探讨调结构、促升级的目标和措施，助推我省冶金产品的优化升级，加速我省从钢铁大省向钢铁强省的转变。从“九五”计划到“十五”计划，我省先后规划建设了多条高水平热轧、冷轧、冷／热镀锌生产线、宽厚板以及冷轧取向／无取向硅钢等先进机组。其中，本钢第二冷轧、鞍钢大连镀锌线、鞍钢鲅鱼圈5．5米宽厚板、鞍钢的无取向硅钢生产线以及东北特钢炉外精炼、大吨位快锻、连注连轧机组等均具有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水平，这大大提升了辽宁冶金产品竞争力。我省冶金产品先后进入一汽大众、上汽通用、沈阳华晨宝马、北汽奔驰等高端汽车板市场和核潜艇、航母、航空航天等高技术军工市场。除此之外，还远销至东南亚、日韩及欧美市场，出口量居全国前列。
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逐步深入，所有工业类管理部委全部撤销，辽宁省的八大工业厅局在1998年下半年也相继撤销。1998年省委调任我到辽阳市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在调任前，闻世震书记和孙春兰副书记找我谈话时指出：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辽阳经济下滑比较明显；辽化亏损严重，地方财政困难，拖欠教师工资；辽阳社会治安不佳，影响稳定的问题和矛盾比较突出。他们要求我要一手抓经济发展，努力改善财政状况，一手抓社会稳定，保持社会稳定。
当时，辽阳和全国、全省一样，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特别是大型国企陷入困境。1998年，辽阳化纤公司亏损达15．1亿元，成为全省第一亏损大户。在这期间，中央领导和省领导多次到辽阳调研，帮助我们厘清思路，推进改革，落实政策。1999年4月10日，吴邦国副总理来辽化调研指出：辽化严重亏损，有历史因素，对于企业资本金不足、技术改造滞后、负债率偏高、冗员负担重等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和中石油要研究解决，扶持企业走出困境。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辽阳的三大产业比重大致为14%、46%、40%，第二产业仍是辽阳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工业又是第二产业的主力军，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比重又占到55%左右。因此，要振兴辽阳经济，就必须把第二产业、工业经济特别是辽化、庆化、弓矿等大型央企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同时，要加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既扩大税源，又增加就业。具体方式和手段如下：
第一，支持央企加快“改革、改造、改组”，“加强内部管理”，为央企发展营造宽松环境。
第二，成立了辽阳市政府中省直企业联络处，搭建市政府与大中型国企交流对话的平台。及时解决企业涉及地方的供水、供暖、子女入学、社会治安、维护稳定等方面的问题，及时调整处理企业发展中涉及的土地、规划、环保、道路交通问题。
第三，加快国企主辅分离，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到1999年底，全市共分离企业办社会134项，辽化、弓矿自办中小学、城建、公安等社会职能全部移交市、区政府。
第四，支持央企加大工艺、装备的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增强央企扭亏增效能力。鞍钢集团弓长岭铁矿展开“提铁降硅”技术攻关，精矿品位高达68．9%，二氧化硅降至4%以下，创世界一流水平，经济效益明显提高。2000年试运行成功，2001年增效就达1．2亿元。支持弓矿新建两套200万吨酸性球团，从征地到环境评估，市、区政府全力配合，使这项投资6亿元的技改工程提前半年投产，由此，弓矿的营业收入增加了2倍，利润增加了3倍以上。辽化的乙烯、乙二酸扩能改造，使市场短缺产品扩产50%以上，加速了辽化扭亏步伐。由中石油投资30亿元扩建的80万吨P T A重大技改工程，使辽化一举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聚酯供应商。
第五，调整了部分企业所得税上缴体制。由于历史原因，弓矿的利润一直从鞍钢集团所在地鞍山上缴。按照属地化纳税的原则，在省国税局的支持下，我们将弓矿所得税从鞍山转至辽阳市，仅这一项辽阳就增收了弓矿所得税近亿元，扩大了辽阳市、区可支配财力。
通过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效果逐步显现。辽化在1999年减亏8．9亿元的基础上，2000年减亏2．5亿元，2002年实现了扭亏为盈。弓矿公司通过重大技术改革和技术攻关，1999年至2003年，产量仅增加了25%，营销收入却增长了220%，利润增加了400%以上。中石油辽阳钢管厂、一汽辽阳弹簧厂、省农垦局辽阳益康生物制品厂等中、省直企业在改革与脱困过程中也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地方纳税额逐年增长。
1998年至2003年，省领导闻世震书记、孙春兰副书记、郭廷标常务副省长、陈政高副省长等人多次到辽阳、辽化调研考察，对辽阳统一思想、拓展思路、振奋精神、加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特别是闻世震书记多次来辽阳调研，现场办公，他反复强调辽阳既要充分发挥辽化、庆化基础化工产品的优势，搞“二高一深”，延长产业链，把“两化”的原料优势真正转化成地方经济优势；又要利用好鞍钢、本钢的产品优势，错位发展，搞多品种、小批量延伸加工；还要重视发展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县域经济，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块状经济。为此，在2002年春节期间，闻世震书记专程来辽阳调研县域经济发展状况，走访了10余个乡镇的近20户“村品”加工企业，并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了推介。会后，朝阳、铁岭等市领导带队来辽阳交流学习。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第一，调整加强两县领导班子，提升基层执行力。辽阳有182万人，其中120万人居住在两县。辽阳的经济发展、脱贫致富，重点在两县，难点也在两县。我们在2001年市第九次党代会换届之际，大力调整加强了两县党、政领导班子，在全市范围内选拔两县的书记、县长。这增强了两县的领导力量。
第二，组建辽阳市政府经济顾问团。利用各路专家作为“外脑”，助推辽阳发展。我们先后聘请了辽化、庆化、鞍钢等企业的15名知名专家为市政府经济顾问。根据省政府的要求，从辽化公开招聘7名石油化工、化纤专业本科以上年轻中层干部，充实市直部委和县区领导班子。举办了两次离退休技术人员招聘会，为民营企业搭建专业人才平台，招聘会上有140多人达成招聘意向，15人当场签约，这提升了辽阳民营企业专业化水平。辽阳兴哲轧钢厂从鞍钢聘请了一名资深轧钢高级工程师当技术副厂长，只用了10个月就建成一条热镀锌生产线，既节省了4 000万元投资，又提前半年投产，为企业增效近亿元。
第三，一手抓农业产业化工程，一手抓“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块状经济，发展工业品加工业，发挥民营经济在“富民壮乡强县”中的主力军作用。
通过充分调研，因地因时制宜，引导农民实行规模连片种养。从1999年开始，全市规划了“五个十”农业产业化工程，到2002年，又发展提高为“123”农业产业化示范工程，即全市规划建设10个无公害农产品基地、20个现代农业园区或农业科技示范区、30家农产品加工或流通龙头企业，形成“农户＋农牧产品种养基地＋农牧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产业化链条，带动了10余万户农民致富。辽阳县首山乡组织蓝狐养殖，全乡14个村1 500多家专业户养狐，存栏狐最高达20万只，每年仅养狐总收入就达4 500多万元，户均收入近3万元。灯塔市发展淡水鱼养殖，最大水面达16万平方米，年产鱼10多万吨，户均收入近5万元，远销日、韩，成为全省淡水养殖示范区。辽阳市肉食鸡加工厂与20个乡镇49个村的4 080个农户签订了活鸡收购合同，带动农民致富。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我们坚持示范户制，不强拉硬推，不搞“一刀切”。市、县政府重点抓良种选育和推广，免费搞种养技术培训，同时，开展市场信息发布，拓展销售渠道，培训流通专业大户等，使广大农户少走弯路，减少风险，受到农民一致欢迎。
发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块状经济，开展工业品加工业，也是辽阳壮大县乡经济的重要抓手。通过学习广东东莞、浙江温州的经验，明确提出加速发展“村品”块状经济。县乡政府注重培育、扶持“敢吃螃蟹”的领头人和示范大户，建立好专项扶持资金，缓解加工企业流动资金困难，制止部门乱摊派、乱收费、吃大户现象，减轻农户负担，全力推动“村品”经济发展。全市工业品加工集聚区从2001年的40多个迅速发展到2005年的近100个，从业人数从初期的5万增加到近20万。灯塔市佟二堡的裘皮加工业从起初只做成衣加工，逐步发展成养貂、貂皮加工后处理、成衣加工、皮具加工、专业市场建设、专业化运输等完整的产业链条，从20世纪末30多家专业户发展到200多家专业户，年产值达250亿元，是初期的20倍，从业人员达2万人，是初期的10倍。辽阳县刘二堡山东村制鞋业有200多家专业户，年产鞋达30万双，产值超亿元。其中，“派坤”牌皮鞋远销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10多个国家。以首山镇、刘二堡镇、太子河区为重点的建筑钢材深加工产业园也一度闻名东北三省。其中，建材加工专业户达120多家，产量达500万吨，销售超百亿元，辽阳有钢管加工企业30多家、钢管加工线60多条，最高产能60万吨，形成了规格齐全、工艺配套、运输配送一条龙服务的建筑钢材加工业发展格局。辽阳钢管有限公司生产的大口径高压U O E钢管被选入国家西气东输重点工程使用，并出口伊朗、阿联酋等国家。
第四，“抓产品，上项目，壮企业”，以龙头骨干企业为支撑，促进民营经济再上新台阶。为了培育扶植以民营经济为主的龙头骨干企业，市委、市政府每年召开全市民营经济总结动员大会，经过评选表彰，结合开展科技年、招商年、项目年等各种活动，在全市形成“抓产品，上项目，壮企业”你追我赶的发展氛围，涌现出一批全国、全省知名的民营骨干企业。
辽宁旺忠集团专业生产铝合金型材产品，从过去只生产中小型民用型材向专、新、特、异型大中型材和大、重型工业合金铝型材发展，产品覆盖高铁、城轨、石化、航空航天、环保、汽车等多个领域，生产规模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只用了4年多时间，营销额就从50亿元猛增到120亿元。目前辽宁旺忠集团已成为亚洲最大、竞争力最强的工业铝型材生产研发基地。华兴化工集团是以生产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脂肪醇为主的精细化工企业，其产量从最初的年产6 000吨发展到10万吨，从工业级发展成饲料级、食品级、医药级，其产品种类从C8-10发展到C16-18，工艺装备水平已达到国内一流。目前，华兴化工集团年销售额已达20亿元，和全国300多家化工、食品企业建立直供关系，是我国北方最大的脂肪醇生产企业。
“九五”计划期间，全市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登上了新台阶。1999年至2004年，民营经济总产值从237亿元增加至580亿元，民营企业增加值从46．8亿元增加至142亿元。其中500万元以上企业总数从100家增加到434家，亿元以上企业从4家增加到36家，民营经济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也从29%增加到68%以上。
第五，及时成立辽阳市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和打黑除恶工作办公室。20世纪末21世纪初，辽阳的社会治安问题比较突出，群众缺乏安全感。对此，省领导十分关心，多次指示要下力气扫黑除恶，收枪治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1999年开始，全市先后成立专项斗争办公室，对非法邪教组织、地方黑恶势力、“乡棍矿霸”等进行专项治理，集中打击。几年间，共收缴非法枪支4 000多支，子弹2万多发；打击各类黑恶团伙30多个，判刑100多人；抓获非法邪教组织骨干成员20多人，推动了地方治安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好转，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第六，着力处理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开通“22666”市长公开电话，及时了解百姓诉求。市政府成立市长公开电话督办中心，并与7个县区联网，提高了群众诉求的办结率。几年来，共接收各类公开电话5万多个，反映各类问题2 000多个，其中半数以上列入市、区行政工作的内容，处理市民个案2万多件，大大提高了市委、市政府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七，千方百计解决冬季供暖问题。由于市热电厂应收账款太多，缺少购煤资金，供暖质量差，开栓率低，群众拒交采暖费，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怪圈。供暖问题也是1998年冬季市长公开电话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到了11月底，仍有40%的居民楼不能供暖，或者室内温度只有10℃左右。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采取市财政拿一部分、协调地方商业银行贷一部分、热电厂挖潜补一部分、大型国企帮一部分的办法，多措并举，应急处置，缓解了当年冬季的供暖困难。通过对市一、二热电厂改制，实行股份制改造，实施主辅分离，进行一户一阀的系统改造，提高收费率，利用债转股政策，分享银行核呆指标等一系列措施，使两个热电厂经营状况逐步好转，扭转了困扰多年的冬季供暖的被动局面。
第八，全市发动，军民参与，整治护城河。辽阳的护城河建于明代，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由于多年积淤，垃圾成堆，污水横流，蚊虫成患，群众称之为臭水河，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市民反映强烈。市委、市政府把整治护城河列为1999年十件民生工程之一，全民动员，军民参与，机关干部、驻辽官兵、各大单位近万人参战，分片分段包干，清淤、砌护、绿化，会战60多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昔日的臭水河变成了景观带和健身长廊。
第九，抓实国企改革，促进国企下岗职工并轨，落实再就业工程。对于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如何保证其基本生活，如何促进其再就业，是20世纪末各级政府面临的难题，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解决的问题。2000年国家决定在辽宁试点，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省政府的要求，辽阳市成立了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指导中心，在辽阳有机化工厂、市燃料公司首批试点，对147名下岗职工向失业并轨，下岗职工领取失业保障金，并通过再就业服务指导中心的培训，引导就业，实现分批分期再就业。2001年6月，国家劳动部副部长、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建伦专程来辽阳有机化工厂调研，称赞辽阳市打响了国企下岗职工向失业并轨的社保试点第一枪，迈出了重要一步，并抓紧在辽纺、辽机、辽纸、辽铁等几家市属国企相继推广。全市先后共接纳国企下岗职工59 000多人，其中30%左右由于年龄、身体等原因，无法实现再就业，按规定从失业向养老保险过渡；70%的下岗职工经过培训，先后离开了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实现了不同形式的再就业，其中有大约1／5的人员选择了自主创业；对年龄偏大、综合素质偏低的下岗职工，由市、区政府提供部分公益性岗位，帮助其就业。几年来，辽阳市政府先后提供近9 000个公益性岗位，再就业人员约占下岗职工的15%。无论是领取失业保障金，两年期满后向社会保险机构转移，还是提供公益性岗位，其中资金的缺口，按照中央确定的国家、省政府、市政府、企业按3∶3∶3∶1的比例共同筹措，三年间，辽阳市共享受上级专项扶持资金约4．5亿元。这些资金专款专用，确保了下岗职工生活费的按月足额发放、社会保险的差额补助、公益岗位的工资支付等，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对此，2002年8月，朱镕基总理、吴邦国副总理来辽阳听了专题汇报，辽阳的成功做法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多次在全省介绍推广。吉林、内蒙古、宁夏、南京等省区市也派人来辽阳学习交流，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由于年龄的原因，2004年9月，我被调到省发改委，任省振兴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2003年下发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3年的中央11号文件）明确提出，把东北建成我国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和装备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信息、农产品深加工和现代服务业。对此，我省明确提出了“建设两大基地，发展三大产业”的总目标，在全省掀起学习贯彻2003年中央11号文件的热潮。
成立以省委书记、省长为组长的省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决策重大问题，这是贯彻2003年中央11号文件最有力的组织保障。仅2005年，由省委书记、省长亲自主持召开的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就有5次，各市也均成立了由主要领导牵头的振兴领导小组，形成了上下联动的领导工作机制。
组建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办公室。在省发改委内单设机构，承接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并负责同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的联络工作。省直近30个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均为振兴办成员，保证振兴工作的执行力。
成立“两大基地”“三大产业”振兴发展推进小组，分别由郭廷标、王万宾、高国珠、许卫国、刘国强、赵新良等多位省领导任组长，并从各产业、行业选调一批专家、学者组成工作班子。
研究编制辽宁重点产业振兴规划。各推进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月的调研论证，召开数百次座谈会、论证会，形成了近300万字的全省产业振兴规划纲要，如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规划，省石化工业、冶金工业振兴规划，并经领导小组逐一讨论修改后下发。还召开了全省专业工作会议，各市、省直部门、各相关大中型企业负责同志参会讨论，修改完善。由于规划编制过程调研充分，立足省情，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所以我省的振兴规划是第一个上报，也是第一个得到国务院批复的。规划中包括一大批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牵动示范作用的大项目、大工程。比如，抚顺石化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工程，鞍钢鲅鱼圈600万吨精品钢材基地工程，辽化80万吨P T A项目，大连起重重工、大连机车、沈鼓、沈重、华晨宝马汽车、红沿河核电等一大批能源、原材料及重大装备改造升级工程，均先后得到国务院批复。抚顺、阜新等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工矿棚户区改造工程等均相继开工建设，并得到国家在政策、税收、专项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成功实现了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良好开局。
在省振兴办工作尽管很紧张，但很充实。我目睹了领导同志下企业、走各市、跑北京的全过程，经常是日夜兼程。如郭廷标同志，身体不太好，他领导推进小组同志研究石化产业振兴规划，经常到深夜。对于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规划，他亲自跑北京汇报，争取国家支持，充分体现了他对加速振兴发展的渴望和追求。
《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规划》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九五”期间，基本完成了以实现国企改革与脱困阶段性目标为主题的“上篇”文章，为形成良性发展的格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十五”期间，要完成以调整改造为主题的“中篇”文章，形成良性发展的局面，为今后更快、更好地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十一五”期间，将做好以全面振兴为主题的“下篇”文章，到2010年，基本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总体目标。我作为辽宁人民中的一员，将在“下篇”文章中，尽微薄之力，续写精彩的“乐章”。
辽宁的全面振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