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

周玉

辽宁农业、教育、科技、文化方面改革发展所走的路径与全国大致相同，而国有企业改革、脱困与发展，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是辽宁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的艰难探索和跋涉。

我自1978年初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做调研员，到2007年从省委副秘书长职位转到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直至退休，在省直机关工作33年。此间国家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艰苦历程，发展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而我们辽宁，经历了由繁荣而衰落、由衰落而争持、由争持而步入全面振兴的曲折道路。现辽宁正处于发展升位再展辉煌的新时期，这对10年前、20年前的辽宁各级班子和全省人民来说，正是努力为之奋斗、满怀期待的愿望和追求。

我在省委决策中枢做参谋助手和服务工作30多年，亲历了许多重要阶段。回顾过去的岁月，仍令人心存激动和感奋，觉得研究和述说这段特殊的历史，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辽宁的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辽宁国有企业曾是我国工业的脊梁和骄傲，实力可与上海比肩。一个长久衰退期到来，以致突陷低谷，是人们未曾料到的。面对变势，饱经风雨的辽宁国有企业，绝不会仅是懵懂和惶惑，而是奋起应对和不懈争持。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辽宁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在正常平稳运行中，产值和税收都占全省的70%左右。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经济格局剧烈转型，随着市场开放竞争、世界先进技术引进和民营企业迅速兴起，长期依赖计划经济的辽宁国有企业比较优势逐步萎缩，迅速衰退下来。那些年，我们这些在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随同省委领导同志进行经济社会情况调研，一些严峻情形至今清晰在目。

一大批保持着旧体制的国有企业，在新的市场经济挑战中面临严重困难。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从辽宁企业累计净调出3 000多亿元，多数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甚至成了空壳。突然断奶，难以为继，企业亏损面越来越大，有些地市达70%以上。鞍钢曾是我省企业的排头兵，20世纪90年代中期濒临险境。1997年秋，我陪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同志去该厂考察，那时正值鞍钢最困难的时期，企业设备落后，产品档次低，债务重，发不出工资。厂地长满蒿草，到处堆着破烂设施，像战败后的残破战场一般。王维澄同志心情沉重地说：“听说辽宁的一些企业很困难，看来形势确实严峻。”那个年代，不只是鞍钢，各行业的大企业、老企业都面临困境。特别是一些有色、矿山、煤炭、军工企业度日如年。一些老牌企业如沈阳电缆厂、低压开关厂等，在与南方新兴企业的竞争中濒临破产。沈阳铁西区是大型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地方，纵横交错的企业专用铁轨闲置在那里，很少见货物进出，企业萧条、惨淡的状况令人心忧。一些轻工城市的国有企业也纷纷落败。丹东的丝绸、钢笔、照相机、造纸业曾一度兴旺，但国有企业的通病使它们很快在市场竞争中落败，这些企业纷纷关门破产。没垮掉的企业也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历史资料证实，1995年与1985年比较，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减少78．67亿元，平均每年减少7．85亿元。一半以上的大中型企业都存在亏损问题，提不出更新改造的资金。

连带的问题是职工下岗，就业困难。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省城镇企业职工近千万人，700万左右在国有企业和与国有企业附属的大集体中工作。企业冗员达30%左右，人浮于事的问题十分突出。企业萧条，出现了连续十几年的下岗流。有些厂的工人虽按时上班，但无活可干，领不到工资，不少职工不得已离厂另谋生路。企业衰落，税源紧缩，财政拮据，不少市县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发不了工资。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下基层调研，一些市、县领导同志声泪俱下地反映困难，要求省里借钱帮助发一点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我记得当时丹东、朝阳、阜新、抚顺等一批城市，连续多年要靠向省里借钱、借贷款来维持运转。各地财政困难这一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些地区的教师工资连续多年都没有发放。

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非常严峻。一些资源枯竭的工矿区老职工住在透风的矿工棚里，冬天取不了暖，几年吃不上肉，有的矿区老人到垃圾堆里捡菜叶。沈阳铁西区许多店铺没人光顾，饭店客人稀落，夜晚一片漆黑，出租车都不肯到铁西去。这种情形在其他地区的老工矿区也很普遍。一些记者看到这种情况，把它称为“东北现象”。之所以称为“东北现象”，是因为黑龙江的动力、森工、煤炭企业，吉林的化工、汽车业也出现了类似情形。只不过辽宁的问题更集中、更突出，涉及的面更大。

由于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和生活困难，很多企业都有到各级党委、政府上访的情况。上访人员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破产企业的政策待遇、讨要拖欠工资、下岗安置和生活出路等方面。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近20年时间，辽宁的经济社会都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运行的，直到21世纪初才有所好转。历届省委领导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这是体制转型期必然出现的现象，是新体制下国有企业深层次矛盾的暴露和反映。不能消极等待，不能怨天尤人，必须振奋精神，迎难而上，开辟出搞活国有企业的新路来。老书记郭峰同志在常委会上多次说：“辽宁成也国有企业，败也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活，辽宁就没有出路，我们必须坚决打好搞活国有企业这一关系辽宁命脉的攻坚战。”全树仁书记在一次形势分析会上说：“我们要认识到，辽宁现在已经陷入谷底，需要我们加倍努力；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辽宁的谷底是个平底锅，不是一下子就能爬出来，要有长期艰苦作战的思想准备。”

这是国有企业面临巨大挑战的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是，在严峻形势面前，辽宁企业从未气馁，始终在拼力寻求突围之路。省委多次分析说，我们既要看到困难，又要看到辽宁走出困境的基础条件，只要我们有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拼搏精神，完全能够开辟出一条第二次创业的新路来。20世纪80年代末，全省国有企业有5 000多亿的资产，有数百万勤恳的产业工人，有一批企业转型很快，如大连冷冻机厂、瓦轴，沈阳东药、机床等，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盈利率，这些都展示了辽宁的潜力和希望。历届省委主要领导讲得最多最响的一句话是：“辽宁困难虽大，但潜力很大，希望更大！”

我认为，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辽宁处于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的奋进期。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取得的突破，奠定了辽宁老工业基地发展振兴的基础。此后的发展振兴期也同样遇到许多困难，但性质已完全不同。前者是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后者是解决腾飞和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问题。但一脉相承的是拼搏奋进的辽宁精神，这是克服“东北现象”的根本所在。

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是重要而关键的一场攻坚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30多年间，辽宁老工业基地经历了衰落—脱困—发展—振兴的崎岖发展路径，每一阶段都是一段艰苦奋斗的光荣历史。但实施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那段时光更不容易，有点像辽沈战役打锦州，是一场攻坚战。如果现在是平原作战，那时犹如在泥潭沟谷中寻求突围。国家讲的三年改革与脱困，是指1998年初到2000年末那三年。我认为，我省实际上是从1997年7月朱镕基总理在辽宁首次提出“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要求开始，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实施东北等地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为止，这前后五年多时间，以贯彻中央要求的三年改革与脱困目标为核心、为基础，持续奋进，实现了较高的脱困目标。党的十六大之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辽宁老工业基地进入了持续两位数发展振兴的新时期。

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这场伟大战役，是在党中央的关怀、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党中央十分关心辽宁国有企业的兴衰，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多次来辽宁指导工作。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7年7月18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在顾金池书记、闻世震省长的陪同下，用一周时间视察了沈阳、鞍山等5个大城市的十几家大型国有企业，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朱镕基在国务院主持清理“三角债”期间，多次来辽宁视察，对辽宁企业状况非常熟悉。在这次视察过程中，他进一步看到辽宁大中型企业在困境中呈现出的顽强拼搏精神，看到辽宁工业雄厚的基础条件，听到辽宁人民渴望在国家支持下加快企业脱困振兴的强烈愿望。他指出，辽宁的困难是转轨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近年来一批企业的实践证明，只要认真落实中央精神继续前进，在宏观环境不断改善的形势下，完全能够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从1998年初到2000年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同时作出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兼并破产、减员分流、实施再就业工程、帮助企业增资减债等具体部署。这是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首次在辽宁提出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的要求。在当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目标写入了党的十五大报告，形成全党的决议。1998年3月朱镕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他进一步委派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劳动部、科技部及其他经济主管部门来辽宁调研，使辽宁的工作及时得到国家部门的帮助和支持。11月23日到27日，朱镕基总理再次到辽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工作。他肯定了辽宁的工作，并说“如果辽宁能够如期实现目标，全国也一定能实现。”那期间，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也不断到辽宁视察，关怀支持辽宁的工作，极大地激发了辽宁各级领导班子和企业职工的信心和积极性，一场改革脱困的攻坚战在全省进一步开展起来。

我理解，中央对辽宁的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既是对辽宁人民的关爱，也是国运所系，是实施大国崛起发展战略之所需。如果辽宁国有企业能够走出困境，振兴起来，就会起到示范效应，影响全局，实现我国加快工业现代化的步伐。

在实施三年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期间，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深化对省情的认识。省委领导多次讲，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既是对中央负责，更是对全省人民负责。省委、省政府按中央部署，制定工作目标：决心到2000年末使2／3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扭亏为盈，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按照确定的工作目标，省委、省政府主要围绕解决“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这个重点问题，加大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促进全社会观念转变，突出做了这样几件关键性大事实事，如期完成了中央布置的重大政治任务：

（1）实施关停并转，重组了一批企业。对近200家濒临破产的企业进行破产安置，采取有关保障措施和政策，安排破产企业职工生活出路。破产企业集中在纺织、冶炼、矿山和制造业等老企业中。通过实施破产，盘活了大量的土地和厂房，对有效资产进行了重组。对关闭矿山企业早已离厂的职工，经国家同意，按男50岁、女45岁办理了退休手续，领取退休金。这些措施有效地解放了一批生产力，解决了衰退亏损的老企业“活不了、死不起”的老大难问题。

（2）实施分流增效益，下岗再就业。采取精干主线、分离辅线、剥离企业办社会等措施，下岗分流、减人增效。企业办的学校、医院、幼儿园和保卫部门等逐步转到地方，卸掉企业办社会的包袱，总体减人达国有企业人数的30%左右。减下来的人员进入再就业中心，发基本生活费，逐步安排就业。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全省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人员累计为175．2万。有相当一部分人员通过自谋职业或政府帮助再办新企业等办法，实现了再就业。下岗职工在实施社保试点的过程中，以平均每人8 000元左右的资金，与原有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初步解决了数十年的历史积弊。与此同时，加大了再就业工作，采取培训转岗、转向农业和服务业等措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每年使三四十万下岗人员实现再就业。

（3）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为衔接下岗分流措施，国家加大了对辽宁改革的支持力度。2001年初国家在抚顺市实施了城镇社会保障试点，朱镕基总理亲自听取试点进展汇报，并加以指导，同意在全省普遍推开。在国家的扶持下，全省逐步建立起了离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三项基本保障制度，以电子卡方式进行社会化发放，使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下岗职工既为失去工作而惆怅，也为国家在最困难时期伸出救助之手而感动，切实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4）着手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问题。辽宁企业的特点是资源性的煤炭、有色和非金属矿数量多，不少矿区开采期都超过半个世纪，老化严重。由于条块分割，产品低价调走，而资源枯竭后职工生活和后续产业没人管。省委、省政府集中向中央反映了这一关系数百万职工命运的问题。中央决定，把阜新作为资源枯竭性城市经济转型的试点来加以救助。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多次带领中央部门帮助阜新研究转型脱困的路子。在多方努力下，阜新矿务局与内蒙古白音花新采煤区联系了新的采煤业务，大批离岗矿工转向畜牧、花卉、食品加工业，初步打开了转型之路。抚顺、北票、南票、杨家杖子等矿区的问题，采取建立新型开发区转移下岗职工等办法，开辟了新的发展领域。当时主管工业的吴邦国副总理亲临矿区视察，省委、省政府集中反映了中央直属矿区的职工住宅建设几十年没人管的问题。国务院决定把阜新矿务局和抚顺矿务局采煤沉陷区的矿工房改造工作纳入日程，国家率先给阜新矿区10亿元左右的采沉区搬迁改造资金，该项工作开始起步运行。这个问题在李克强同志接任省委书记后，在国家的支持下，得到较彻底的解决。

（5）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提高企业自主发展能力。那期间，国家加大了对辽宁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支持的力度，每年给拨付7亿元的技改资金；同时持续实行贷改投、债转股、技改财政补助贷款贴息等办法，卸掉企业沉重的贷款包袱。记得仅鞍钢就得到60亿元贷改投的实惠。全省节缩开支，对某些企业实行税前还贷等措施，让利给企业。大力引进外资，积极争取优势企业上市融资，扩开社会融资渠道。通过一系列增加企业技术改造能力的工作，一大批企业开放了具有当代水平的技改项目。

（6）大力推进开放合作，实施项目嫁接。总结大连冰山、中国华录、瓦轴等引进外资、嫁接合作的经验加以推广，一批企业引进了日本电器、汽车零部件及欧洲制造业等先进技术，使产品更新换代。我记得当时闻世震书记等省领导同志频繁带领企业出访，到欧、美、日、韩寻求企业合作，日夜兼程地访问会谈，在较短时间内引进了一批很有特色的高水平合作项目。仅西欧一次出访，就达成超长钢轨、钢丝连线、铝材喷涂、汽车硬包装车厢等一批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在沈阳、鞍山、营口等地都成长为很有竞争力的产品，还有些项目填补了国家空白。经过那些年的努力，一半以上的大中型企业有了合资引进项目，对提高技术档次、改进管理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系列高难动作，撬动了多年结下的衰退坚冰，使一些渴求发展的企业如沐春风。一些素质好、基础雄厚的企业，很快有了起色。鞍钢在两三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产品档次和销售情况有很大提升。1999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再次视察鞍钢，他看到鞍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把12座平炉全部淘汰，又上了先进的热连轧机组，企业扭亏为盈，厂区干净整洁，十分高兴。联想到鞍钢前些年的情况，我深有感触。回来曾写过一首诗表达当时的心境：“鞍钢国企濒衰落，艰苦开拓再辉煌。破败园区覆花草，陈年设备大换装。双千门槛拼搏跨，五万员工气势昂。打造一流脱困路，中国特色领头羊。”

到2000年底，辽宁如期实现了国家制定的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的阶段性目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117亿元，彻底扭转了净亏损的局面。在全省431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60%以上进行了公司制改造，实行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至此，辽宁国有企业告别了行之数十年的工厂制。企业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升，设备老化的问题有所改善，有些企业达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职工就业、社会稳定状况逐步改善；企业改革发展之路逐渐明晰。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时，该淘汰的老企业基本淘汰了，可以做大做强的企业也都有了相当起色。“二十五载磨利剑，斩断绳束舞腾龙”，国有企业群体性摆脱困境，前行的地平线上已崭露曙光。

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工作是一番破冰之旅，是令国有企业脱胎换骨的大工程，需要有超常的工作力度。

在搞活国有企业的长程接力赛中，三年改革与脱困这一棒传至以闻世震同志为省委书记的常委一班人手中。他们率领全省各级班子，在历届班子工作的基础上，全力以赴，艰苦拼搏。令人记忆深刻的有这样几件大事：一是逐户调研大中型企业，深入把脉，一户一策地帮助企业制定改革与脱困措施。1999年夏秋季节，省委、省政府组织管理专家、技术专家集中对60家关键性企业进行诊断，现场办公，研究解决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下岗分流、债务包袱等改革与脱困的关键性问题。那是背水一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简直可以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来形容。白天现场调研，晚上讨论研究，几乎每天都是夜半才暂停休息，许多随同办公的年轻人都有些挺不住。这样连续数月，大力度面对企业办公，在解决机制性、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上连续打攻坚战，有力地推动了工作进程。二是组织省市职能部门，加大同中直机关的汇报协调力度，反映我们的工作进度，提出我们的意见建议，使改革与脱困工作始终同中央的指导紧密衔接。三是突出重点，统领全局。兼顾农业和农村建设，狠抓非公有制发展。那几年农村形势不错，也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1999年，“慕马大案”被揭露出来，在全国引起高度关注，省委认真剖析总结了该案的教训。一手抓案件，抓整改，一手抓改革与脱困。调整后的沈阳市领导班子加大了对铁西区工作的领导，把铁西区工作和张士区工作结合起来，对那里的老企业实施搬迁改造，掀开了沈阳工业新的一页。昔日被冠上“东北现象”的衰落区，已建成代表辽宁新形象的国家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象征。

对改革与脱困贡献最大的是辽宁国有企业的广大职工。减员分流中留下来的职工，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他们以十倍的努力搞技改、提质量、拓市场，使企业浴火重生。最值得敬重的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低工资作奉献，一些老职工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企业。到80年代末，不少人已年过半百，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却赶上企业分流下岗。接近国有企业人数一半的下岗职工，失去了铁饭碗，失去了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变为待业人员。下岗人员虽也得到一定的补偿和保障，但他们的个人财富与在岗人员后续进入国有企业的青年人迅速拉开了距离，有一些全家下岗的家庭形成了城镇的贫困阶层。据统计，到2005年末，平均三口之家没有一人就业的零就业家庭还有10多万户，涉及劳动力14万人。这些人不少以打零工为生，至今仍有较大困难。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国有企业加上与国有企业附属的大集体的下岗人员累计约200万。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脱困，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以牺牲几乎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的。我省的这部分产业工人识大体、顾大局，听从党和国家的安排部署，以极大的忍耐力克服了剧烈阵痛，在数年内实现了角色的变换，不少人在政府的扶持下进入了民营领域，成了新的纳税公民。正是这种甘于牺牲奉献的精神，才保证我省从整体上克服了“东北现象”的长期困扰，走出“平底锅”低谷期。经全省人民继续开拓前进，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加快。经济总量由“九五”计划期间的年均增长8%，上升到“十五”计划期间年均增长11．1%，“十一五”规划期间年均增长为14%，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已经驶入了东部发达省份第一方阵。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国有企业轻装上阵、潜力迸发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