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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辛亥革命的胜利到今天已经有了廿五周年。就是说有了一个世纪四分之一的时间。然而现在的情形怎样？看罢！东三省、热河已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仅北五省和内蒙古名实将亡，即整个中国灭亡之祸，已迫在眉睫。这对我们从事革命运动数十年的人，实在是无上的耻辱。正当日寇重新又重新地进攻中国到万分紧急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的国庆，只有悲愤填膺，长歌当哭。但是我并不悲观失望。这话在专门愚弄中国官僚军阀惯了的日本野心家听来，或者以为滑稽。但是，我敢以四十年的革命经验而傲然自负地向日本法西斯军阀官僚说，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我以为中国辛亥革命起义以后闹到一个世纪四分之一的长时间还没有成功，经过这样长时间的痛苦，应该有一个转变。而现在果然有了转变的事实。自从去年八月一日我们共产党中央审度时势发表宣言号召全国结成统一战线来抗日救国以后，得到全国民众的赞许与响应，不仅全国各地各界抗日救国的组织如风起云涌，而且各地抗日救国的实际斗争也日趋发展。自去年十二月北平学生开始英勇的抗日斗争，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各界反日运动的高涨。如成都反对日本设领事的风潮，广东北海的事变以及上海汉口的事变，在在都表现民众已万分不能再忍耐，而自动起来部份地表现要求驱逐日寇的行动。这些事变的原因，自然是日本的挑衅，或者故意制造出来，以便其军事占领的企图，而民众抗日斗争，已经广大而深刻地表现出来，这是事实。这和一九一一年革命起义前夜的情形有些类似。我在回忆当年实际斗争的经验中，实有几点可以作我们现在救国统一战线的教训。
现在只把一九一一年我在四川铁路风潮中工作的经验，作一有系统的叙述。大家都知道一九一一年三月廿九日（旧历）革命同盟会所组织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牺牲了一大部份优秀的干部，革命的力量遭到了重大的损伤，不惟清室庆幸以为从此可免革命的危险，就是有许多革命党人，也自认为非再有十年预备，休言起义。然而不过五个月的工夫，革命的危机又到来而革命竟得到胜利。这是不是怪事呢？不是的。只有不懂得革命客观条件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人，才会认为怪事。
自来每个革命的成功，必定是动员了广大民众，各阶层的革命力量。什么东西能够发动这些群众呢？第一是国家的存亡问题，第二是人民切身的利益问题。四川铁路风潮之所以能发动极广大的民众，使他能坚持到底，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就在于他包含了这两个条件。而且在这两个条件之下，建立了各党派各阶层的统一战线，革命党人又善于利用这一统一战线，才得到了革命的胜利。原来民办川汉铁路的提议人，是我们初到日本留学的一些学生。当时收回利权之说，盛极一时，如沪杭甬铁路的收回，重庆五矿开采权之收回，不惜出重大的代价，把满清久已允许外国人的权利收回来。当时的一般舆论，都以为外人握着我们的矿山铁路，就和握着我们的生命一样，所以矿山铁路无论如何不可落在外国人手里。在这种情形之下成立的川汉铁路公司，自然就带有民族解放的政治性。所以当满清假铁路国有之名，把川汉粤汉两铁路收回国有而转卖与美国的时候，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的民众都群起反对，而四川更为利害，成为反帝的一种运动。这就比推倒满清压迫汉族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来得更有劲，而且不仅立宪党当时和我们成立统一战线，就是保皇党当时也不能不加入统一战线。这就把握着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第一个矛盾，这才建立了统一战线的真实基础，这是第一。其次，川汉铁路的股本是从每个农民的土地上所谓租股年年征收得来的，当宣传农民使其热心缴纳租股时，不惜过于夸大铁路营业的利息，往往有利市百倍的夸大辞。所以农民虽年年苦于租税的繁重而总以为一旦铁路成功，有十倍利息之希望，不敢不勉力缴股，使铁路得早修成。现在忽然被清廷将其希望打断，而且拿来借款媚外，这就无异火上加油，怎能不引起全省七千万人愤怒呢！
当四川铁路风潮建立在反帝运动的正确路线上时，他就动员了广大的民众，把各党各派各阶层反帝的革命力量都联成一起，结成了一个广大的统一战线。当然这个统一战线不是有何种形式，不但无任何组织和政纲，而且也无各党派的代表作形式上的接洽，不过事实上造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当我在广州起义失败逃到日本后，不久就酝酿着铁路国有的风潮，当时同盟会就派我到四川去工作。五月（旧历下同）中我一到宜昌，就感觉到人民大有不愿安于旧生活的情绪，言辞间对于广州起义的失败表示惋惜，闰六月我到重庆与谢持杨庶堪等密谈，知成都已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市民捧光绪的牌位向总督赵尔丰请求代奏政府收回铁路国有成命，竟被其卫队用排枪击毙多人，演出极大的惨剧。我翌日即由重庆到我故乡的荣县，见沿途各城镇都高供着光绪的牌位，两边写有“铁路准其民有，庶政归诸舆论”一付对联。这两句话，是已死的光绪底上谕中所原有的句子，特写出来以表明宣统这个现政府是违反了光绪的意旨的。各处满街都弥幔着黄布，俨然是皇帝死了的“国丧”一样，行人都要下马下轿才准过去。初看实觉有点滑稽，我一想到这是人民反对政府的一种表示，就觉得极有兴趣。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呢？因为在这个运动中有许多是当时的立宪党人，该党原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转变来的，所以其中还有不少的保皇党人，最著名的就是邓孝可，他当时是这个运动中主要人物之一，他想在人民意识中树立光绪的偶像，另一方面借先皇来反对现政府，也免得戴上革命党的帽子。他这一种行动，形式上是反动的，客观上却帮助了革命。当时社会中的政治派别有秘密的同盟会，初形成的立宪党和旧式的哥老会，都联成一起了。满清末年，所谓预备立宪，各省都设有谘议局，谘议局中大半都为立宪党员，这次铁路风潮，谘议局起了极大的作用，他反对赵尔丰，反对满清政府所谓铁路国有政策，他们要斗争，就不能不拉拢群众。他们对于革命同盟会是怕与之联合，而且他也无从去找这个秘密的组织，所以他们首先就联合哥老会来组织保路同志会，谘议员罗纶作了该会的会长。在成都就以保路同志会为中心来与赵尔丰作斗争。哥老会中因数年来革命党人的活动，革命党的影响很大，而且我在日本曾与孙武焦大丰等全国会党领袖组织共进会以作同盟会与哥老会的联络机关，所以立宪党与哥老会合作，几乎就是与革命党合作。
赵尔丰枪杀请愿市民后，并逮捕谘议局议长议员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十余人，于是保路同志会就号召全省人民起来集中成都与赵尔丰作武装斗争。当我刚抵荣县城门，正值革命党员龙鸣剑王子湘（天杰）二同志率数百武装民团去救援成都，龙同志一见我即大喜曰：“你回来就有办法了，我率队上前线去。一切前途大计，望你细心筹划。”遂慷慨握别而去。岂知这一别竟成了与龙同志的永别了。龙王率队出发后，地主高利贷的当铺主人郭慎之即拟约操权的几个豪绅控龙于县知事，诬他劫夺公款，我立刻召集群众会议，给他一个严重打击，并由群众议决按租劝捐来帮助民军，并于各乡加紧训练民团以为后备。当时成都已被同志会和附近各县民团包围，新式军队受了革命的影响，不肯打革命的民军，但亦不肯和革命党一致行动，赵尔丰只有护身的卫队数百可听他的命令来保护他的衙门。同志会受立宪党的领导自然不肯用坚决革命的手段与赵尔丰作战。因此，成都就成了僵局。我们本想龙王两同志率真正革命的队伍去团结各种革命力量，用武力来消灭赵尔丰，以便建立革命政权。不幸龙王所率队伍，在仁寿县秦皇寺会同哥老会领袖秦载赓队伍与旧式的巡防军作战失利。龙同志因军事上的失败，大为痛愤，得急病死于嘉定。龙同志和我同留学日本，入同盟会，为革命党极有力干部之一。他回国后，在成都优级师范当教员，又被选为谘议局议员，铁路风潮起，知立宪党所领导的斗争必无结果，非自己有武力不足以完成革命，所以他特回到他的家乡荣县龙潭场率其平素所训练的数百健儿作真正的武装革命斗争，他的死是革命的一大损失。战事失利龙同志病殁后，王同志即率领民团回荣县城，立刻派人到我家乡请我去决定大计。这时县知事和郭劣绅等已闻风而逃，于是我们就宣布独立，成立革命政权，以由广安新来的革命党员蒲洵为荣县知事。这时是阴历八月四日，比武昌起义还早半月，当时为了统一战线没有打出革命的口号和旗帜。不久秦载赓的队伍，及井研仁寿的民团都集中到荣县，我们就进攻威远县城，即日克复。乘胜又进攻自流井，因此地驻有大队巡防军遂遇着反革命顽强的抵抗。进攻数次都未得手，遂相持不决。这时满政府以四川完全陷于革命混乱状态，因急命端方率武汉新军二旅入川援助赵尔丰，此时我深感到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太薄弱。民间只有土枪，几乎一枝新式枪都没有，我就决计要办一个军事训练班，恰好成都军官学校学生方朝珍、刘厚等四同志正从学校里偷跑出来，特来找我，我就约他们来教练军事。可怜此时连一枝洋号都找不出来，更不说快枪。我们的武装真薄弱幼稚得可怜了。但是我们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健旺的。在自流井这一战线上敌我相持一个多月，因交通阻隔，外边消息不灵通，微闻端方将率兵入川，后又有武昌革命军起义的传说，我就利用这些材料来鼓动士气。到旧历九月末，各处巡防军逐渐集中自流井，又闻端方大军已快逼近成都，人心不免有些惊惶。各同志请我快想救急办法，我与同志约，我立刻出外设法，一星期后一定有援兵到来，务望坚守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因为我知道孙武等在武汉新军中作了许多工作，端方所率队伍一定有不少的同志在内，而且孙武一定会要他们来帮助我。所以我敢大胆这样说。同志以我素来不说假话，且以我常说的事变发展的前途，往往以后事实证明为不错。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去找救兵，却坚决相信我的话，愿意死守。十月一号我与吴庶咸同志偷过敌人防线，到自流井，与当地党组织计议后，二人连夜轻骑赴内江。因当地同志颇多，又有广州起义牺牲了的喻烈士云纪的家庭可作我们藏身之地。三号我们到内江时，正值端方军队经过，遂得与军中同志密约，他们于资州杀端方，我即于内江起义，五号军队反正，端方在资州被杀，内江知事闻风逃去。六号晨喻烈士之父亲及当地同志召集群众大会于天后宫的露天大戏台之前，到数千人，我在戏台上宣布革命宗旨，主张树立革命政权，立刻展开革命旗帜，群众欢呼万岁，声震屋瓦。我当时恍然如意大利的马志尼在舞台上宣布独立一幕的重演，我从奔走革命以来最荣幸快活之事，无过于此。当时群众一致举我为革命军政府行政部长，举吴庶咸为军政部长，立刻入县公署办事。当群众拥护我们到县衙门时，康宝忠董修武两同志奉省城同志命特来约我到成都去起义，远道经由我家跟踪追寻到此。他们一见我就说：“你何必在这些小地方着手呢？省城同志都预备好了，专等你去举义，你立刻同我们去吧！”我说此地今天才组织起来，不能立刻离开，你们先回去告诉同志们，努力为之，我一星期后即来。他们就立刻回成都去了。这时我们还不知道重庆已经独立，七日在资州反正的新军由陈镇藩同志率领回到内江，我们开会欢迎。我要他把兵留在四川。他说现在军心还是十分动摇，而且武汉战事还很激烈，我要率队快快地返武汉，只求沿途替我疏通，川事望你好自为之，他给我四十余支快枪而去。我们的武器还是薄弱。幸而成都新军中有一夏之时同志在当排长，乘奉命出省讨伐同志会，即枪击其连长，率一连兵士二百余人，大炮一尊，直奔重庆，得城内张培爵、杨庶堪、谢持诸同志的响应于十月二号已占领重庆。我们军队中有这一点力量就发生了这样大的作用，于是重庆成立蜀军政府以张培爵夏之时为正副都督。而成都因赵尔丰知大势已去，愿将政权交于谘议局，十月八日成都也成立四川军政府，以蒲殿俊朱庆澜为正副都督。到此时四川全省在形式上虽然归了革命，而因我们忽略了军队中的工作，使革命不能彻底，造成成（成都）渝（重庆）对立的局面，在另一种形式之下，造成了这个局面一直延长了许多年，发生了不断的战争，完全和中国南北对峙的命运一样。这是革命军事工作不注意的一个大教训。
中国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当然要归功于同盟会的组织力量，虽然他的组织者有许多重大缺点。我感觉得四川铁路风潮之所以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就是因为四川许多较好的留日学生，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的坚忍性、沉毅勇敢性、团结性实在是在各省同志之上。章太炎先生尝说：“同盟会中只有四川人是可靠的。”这当然是他愤激时的气话，但四川同盟会会员在第一次革命中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四川是多年闭塞而落后的，到了新的经济发展，忽然得了一种新的空气，所以吸收得很快。我在四川同志中是受到他们的爱戴的，他们真实能作革命党人对于事业的忠实，对于同志的真诚的模范。我认为这一点也是革命成功的要素。
在四川铁路风潮中，我们看出：凡是一个运动中，没有有力的人才在其中活动，不会有巨大的影响，革命党人自不用说，如张培爵、杨庶堪、谢持、朱叔痴、杨吉甫、任鸿隽等在学界中的作用，吕超、向育仁等在保定军官学生中的作用，黄复生、董修武、余际唐等在党的组织上的作用，还有其他各种干才，举不胜举。就是非革命党的人如张表方、徐子休等负一时重望而又真诚爱国的人，在这一运动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无论各党各派的人才团结在一条战线上，这个力量是不可限量的。
现在国事危殆到十二万分，当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正接着吕超、黄复生、杨庶堪、谢持、余际唐、杨吉甫等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非法在成都设领宣言。使我非常兴奋，决然以为中国必有战胜日寇之一日。署名这宣言上的许多人，大半是我们在辛亥革命中的战友。我兴奋，虽然我和他们在最近十年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可是到现在国难紧急的时候，我们的意见又逐渐一致，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能重行携手，一致团结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使中国民族和社会得到真正的解放来完成我们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