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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志：我觉得我们革命党人，现在应该彻底了解的，就是中国革命问题。有一般人以为革命重在实行，只要有手枪炸弹，勇猛精进革命就会成功；有一般人以为革命是推倒恶劣政府，只要以革命势力推翻政府，革命也算成功；有一般人更以为革命是要取政权，只要将政权掌握在本党手里，革命就是成功。但是，手枪炸弹，我们也曾用过，清政府也曾推翻，我们总理在南京，也曾掌握过政权，何以总理到临终，还说“革命尚未成功”呢？因为革命问题——尤其是中国革命问题，断非这样简单的。倘若要用这样简单的意见去解决，那是他自己走入错误的道路，是很可惜的。
至少我们要明白现在的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尤其要明白现在的革命，是用什么方法；更应该明白，现在的革命，是以什么为基础。明白了这几点至少要承认——
1.现在的革命，是群众的革命，不仅是少数人的革命。
2.现在的革命，是有国际关系的世界革命，不仅是国内革命。
3.现在的革命，是科学方法的革命，不能用感情去革命。
4.现在的革命，是要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的党来实行，不是各各行动、自由行动。
5.现在的革命，是要能够宣传，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仰，能够使民众起来，不是仅凭血气之勇，或者仅凭一偏之见能够成功的。
由是我们应该研究的是：
1.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2.孙中山与列宁两先生的精神及其见解。
3.国民革命之具体方案。
4.中山先生两大政策之必要。
5.党的科学化。
6.宣传之重要。
7.民主主义之实行。
8.一切谬论的无价值。
9.吾人最后之努力。
以下把它分别来说。
二十世纪，是一个什么时代？乃是科学发达、能征服一切自然的时代。本来科学发达，乃是人类进步的现象。不幸科学发达的结果，被开化的民族或国家中之野心家所利用，而以之剥削其它文化落后之弱民族，同时并剥削其国内之无产阶级。因此，已进步的民族及国家，它已胜了自然的限制——各海洋与山脉，沙漠及气候的封锁，超越一民族一国家的关系，而变成国际的势力，使世界上文化弱小落后的愚味民族为它的征服者，为它的牺牲品，为它的剥削物。同时其它民族内或国家之无产阶级，亦被资产阶级、绅士阶级所征服、牺牲、剥削。这种现象一天一天的发展，一天一天的扩大，使世界上任何人，任何地，均受它的网罗与影响。因此得不到真正自由与平等，甚且受其麻醉利用而不自觉。所以说：文化落后的中心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问题；即不是中国局部的问题，而是全世界问题之一部。故我们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也不应该落到枝枝节节的去解决，必定要整个的注意于世界。否则必无正当之了解与方法，而获得一个正当的解决。
从以上的理论看来，我们可以看见：世界的敌人，就是中国的敌人；中国的敌人，同时也就是世界的敌人。因此中国的革命问题，也就是世界的革命问题。那些患近视病的人，以及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他常用无聊的谣言，来破坏我们的视线。在他是振振有词，其实是卑之不足道。因为他完全不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什么世界，现在的革命是什么革命。同时他也不知道现在中国革命的要点。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人，可置而不问。然而我们一面仍从理论上事实上的努力，证明我们的革命的观点是丝毫没有错误，我们唯有坚决的以望其实现。
我们虽然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世界革命之一部，究竟从理论上从实行上指导我们的人是谁？那可以丝毫不迟疑的答道：就是我们的总理孙中山先生，以及俄国革命领导列宁先生。他们两人，所指导我们的道路，是最正确，他们两人所指导我们的方法，是必然成功。就是“打倒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但是帝国主义为什么到现在才能发现？乃因资本主义发达之最后阶段，是依照科学的社会主义发明者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定律，到达二十世纪才完成出现；同时并暴露出它自致崩溃的矛盾与其对于人类的万恶。所以现在的革命运动，若少了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要点，则一定是谬误而无结果。决定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方法，完全是中山先生与列宁指示出来的。何以见得？中山先生是站在弱小民族的地位，而向帝国主义进攻。所以他决定了民族革命的政策——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为他的立足点，而同时联系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并且站在革命的世界的民族解放政策上面：一面伸手联合帝国主义内的革命友军——工农无产阶级；一面结合国内无产阶级。因此而决定了农工政策。换句话说：即是孙先生以民族政策为本，而由工农政策为其政策中之实地方略。列宁是站在帝国主义下面的工人无产阶级革命政策上面，向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而与最为人类出力其生活最痛苦的农人联合而决定农民政策；又谋解放世界上的帝国主义之征服者——殖民地、弱小民族——而决定了民族政策。由此可知：“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这一大联合战线的战略，所谓工人政策、农民政策、民族政策，成为一世界的大革命联合策略，猛烈向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政策——侵略弱小民族，剥夺劳动阶级的政策——进攻。所以说：二十世纪是国际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主义政策崩溃，而被攻击的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的农工、民族策略勃兴的时期。苏俄的革命成功，土耳其、埃及、阿富汗、波斯之民族独立成功与运动，和现在英国的矿工罢工，就是事实的证明。再明白的说：二十世纪是中山、列宁的时代。
从上面说来，可见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之关系，同时亦能了解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方法，除了“打倒帝国主义”一条生路之外，别无他法。就是说，除了世界革命者之先觉马克思昭示吾人之科学的社会主义，为对近代科学发达的时代病症之良药；与由此而产生之国民革命理论的中山主义，与世界革命理论的列宁主义，为二十世纪之时代良药和系统理论之外，可以说再无第二条生路。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科学发达的产物，处处都是运用科学方法去运用政治，使政治适合时代之需要，而有步骤与方法，尤其是富有人的科学性与战胜自然限制人类未进化完全的遗留兽性，而务使之适合人性的要求。因此，特殊人的富有一种强制与干涉的性质，使全人类在一个有秩序的科学方法中生活，力去个人自由放任的无政府的紊乱状态，而为一种强有力的干涉政治，就是如此。故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合乎二十世纪时代的步骤之国民革命。同时，又为富有强制性的以党专政，就是在中国必为国民革命运动之领导者——国民党专政；而在苏俄必为农工专政式之共产党专政。决非过去一种虚伪的欺骗的代议政治所能运用得灵，因为代议政治已成为过去之资本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为人类万恶之渊薮。假若吾人无此种组织，必将再以之自祸中国。现在政治必为科学社会主义，其特性有与代议政治殊异者，即代议政治为统治平民、愚弄平民之虚伪假面具，科学的社会主义为改造社会以达人类真正的自由平等。但此种主义，实为科学的政治之产物，故非有一个科学的党不可，有了这一个科学化——有组织和训练与纪律——的党，才能达到以党治国的任务，这是国民革命之必须以党专政的原因。
讲到这里，我们便应该问国民革命之具体方案是什么？要想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是根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指示者而研究。宣言云：
“吾人所指示为中国之生路者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打倒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土豪、买办阶级。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凡此对内对外之必要手段，约而言之，即总理所谓‘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也”。
这是方案。然而事实之表现是什么？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收回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外人租借地，内河航行权，已抵押之矿山，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银行、发行有价证券、自由居住及一切自由贸易设立公司，并一切外人设立通讯社、无线电台、新闻报纸、传教及设立学校之文化侵略……并重新审定以前所有一切外债等——即凡一切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之工具，一般要打倒它廓清它。这是对外之具体事实。对内之具体事实表现则为：建设人民的武力，肃清一切帝国主义走狗的万恶军阀，打倒一切军阀专制之割据、封建、无政府状态的政治。召集国民会议，建设统一全国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政府；但此政府必为纯洁而清廉的以本党为政治中心而专政的政府。在此政府成立之日——对外即为打倒帝国主义之唯一武器；对内即为开发实业，整理交通，革新市政即改良农村生活，发展商业，普及教育，实行男女一切平等之待遇，统一财政军政民政，依照孙先生所著之建国大纲，而为从来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中所未有之一切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
由此，我们即能认清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之关系，乃因为对世界性之帝国主义而后发生。同时亦能豁然了解，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更可说，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不能划分为二个体系，乃为一个体系之二属性。因是，吾人对于总理所决定之联俄及容纳共产党分子的政策，实为客观的革命条件所切实之需要之唯一革命政策，而毫无疑义。更可由国际性敌人——帝国主义——乃为本党与共产党之共同公敌的关系，而毫无疑心于共产党，更不能因联俄及容纳共产分子，而疑本党为赤化为过激。我们更应该光明磊落的毅然表白于世界人类之前，认定在此革命过程中，纯然以正义之结合，而为联合战线之进攻。并且纯因世界革命与中国国民革命之切实需要而方有此产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此中间，一毫也用不着利用，或虚伪投机、欺骗文饰种种手段。我们更应该赤裸裸的表白于世界人类之前曰：吾人实以高尚的人格认识此两大产物，为时代之二大潮流所统汇，而非敌人及一切卑污苟贱昏聩胡涂之辈所能中伤，所能了解。我们非为争权夺利而革命，我们非为安富尊荣而革命，我们是以自救而救人而革命。我们实仰不愧，俯不怍，盖必须有此精神，方可以言革命与建设事业。
诸君呵！请诸君自己反省一下：诸君是不是彻底了解中国革命？诸君是不是彻底了解中山先生所指导的中国革命？诸君是不是依照中山先生所主张之政策而使革命早日成功？那么，联俄及容纳共产党，这是中山先生从世界的眼光，从学理的研究上，从事实的要求上，而决定了的政策。凡是中山先生之信徒，都应该了解他的政策，实行他的政策，而不容丝毫怀疑。假若一面号称中山的信徒，一面却反对中山的政策，那是自己打嘴吧，自己走到反革命路上去了。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国民党的重要，而且知道我们是以党治国，那么必须要有一个科学化——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的党。何以要科学化的党呢？因为革命党对于社会不是专门来破坏，而无一切建设的；是为有了建设新的具体计划才来破坏一切不适用之旧的；也可以说破坏是建设当中的着手处。因此，党一方面做破坏旧的工作，同时，也就在建设新的工作，——例如俄国革命及最近广东国民政府就是这样作的。至于过去的本党，是未曾如此的，有民国十三年来之痛史，可以资鉴。所以国人以为本党只能捣乱，不能建设，那个原因，都是由于本党既往之幼稚与错误而发生的。这个错误与幼稚的原因，就在那时的党太无组织，纪律不严，与缺乏新政治及党之训练，盖组织、纪律、训练，即党之生命。
何为纪律？即服从党的一切决议案，及党的一切强制规定，遵守总理一切遗教，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只有主义与党的自由，亦即是只有党的行动，而无个人的行动；为使党科学化计故以纪律为尺度、为化学方程式而应用于党。
何为训练？即除服膺总理遗教之外，还应接受党的训练材料，如党的一切报告及一切政治主张，并需专读党的一切刊物。此种训练，不只政治训练，尚有党之训练在其中。使每一个同志都要党化。要党化方能实现纪律。因为训练与纪律，一为教育的，一为刑罚的，比如一个党军，除了接受党的一切命令及政治主张外，还有党的代表驻在军中，使这个军人，完全党化，而且使这个军队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党的关系。这也是党的训练的一个例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党的目的不在破坏旧的，而专在建设新的，这一般建设新的人才，党是负有最大责任的一个专门养成所——大学校。因为现在的社会革命实行家，同时必须为社会革命的理论家，非如此不足以领导群众。因此，我们即知我们所需要的革命党，是要有纪律与训练。这是每一个党员都要有这一个观念，然后党乃有一日千里的进步，中国国民革命方有一日千里的进展之希望，同时世界革命也才有希望。
但是我们要知道，党的主义不是专为党员而设，是专为救民众而设。换句话说：民众是主义的目的，亦是党的目的。主义与党的获得民众信仰，是吾人之目的，党与党员是行使主义到民众中去而引起他们的信仰，由信念而实行革命的一个工具。因此，我们不应忘却了我们的目的——民众。又因此，我们应时时刻刻不要忘却党与党员领导民众，使主义深入民众。更确切地说：党的主义与民众之关系，至少同男女恋爱之关系一样密切，一样深入，一样彼此了解，一样同情与信仰而后可。故党之主义是否可贵，即以其能否适合去实际工作，去宣传民众，教育民众，以为尺度；更可说，党的主义之宝贵的尺度，不单在著书立说上见功夫，而尤在实际能实行到民间去，能唤醒民众，参加实际工作，如此主义才不是白纸黑字的，思想的，不是主义自主义，民众自民众，两者漠不相关的。十年前之本党与近两年之本党，迥然不同是在此。这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主义的民众化，其方法很简单，不外宣传而已。宣传之法，一曰口头的，——如个人讲演，群众讲演团，演剧，及教员官长之于学生及僚属均是；二曰文字的，——如传单，标语，刊物，小册，画报等；三曰以个人之势力，如请名人讲演是；四曰群众的，如每逢一个盛大的纪念节，或特别事故发生时，以尽量能运用群众，而作大规模之宣传，提出简单明了的口号。这样民众的宣传与教育，最为有革命色彩与意义，而吾人应时时刻刻留心不容丝毫忽略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本党的三民主义，所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是为的民生主义。因为民生主义，才是革命的主要目的。老实说，人类一切问题，都是生活——衣、食、住、行——问题，也即是所谓社会经济问题，故一部人类的进化史，可以说是经济的斗争史。因为社会经济的组织不良，演出种种斗争，发生种种罪恶。现在科学发达的时代，只有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这个社会经济问题。这样说来，岂不是有多少人要疑心我们要实行共产主义吗？这是没有将科学社会主义认识清楚。因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发明的，他是最重科学的进化，而不是一种凭空的理想的社会主义。他以为社会的基础，凡一切制度、文物都建筑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面；社会经济一变动则所有制度、文物必随之变动。社会进化的程序，好像鸡子成长于鸡蛋内，当它初化生时，卵内之地位很宽，养料亦足，蛋壳是它的保护者，到了鸡子完全长成，则蛋壳就成了它的生存的障碍物，非破坏它则必闷死于蛋壳之中；故打破此障碍物而出，是它进化阶段必然的趋势。若时机已到，也非任何力量所能阻；若时机未到，也非任何力量所能促。人力之所能推动者，亦不去孵卵时稍加热力而已，至突破之力，也只得靠它自家生存的一点灵机。正为它有这点灵机，动物所以能进化而生存。社会进化的原理也和鸡子长成一样，时机未到，我们断不能勉强而期其实现。不过社会进化，没有人为的推动也不能进行，站在社会进化先头作社会先觉领导群众作社会革命事业的，正如孵卵之热力与灵机一样。所以共产主义之实行与否，全看社会进化之条件具备与否以为判断，决不系于我们的爱憎。讲到我们中国现在所适宜的，就是本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个政策。我们如果将本党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完全做到，也就需要多少时间，至共产主义之何时实现，我们只好听诸社会科学进化的定律罢了。
诸君呵！本党的政策，已经明白规定，本党的态度，已经明白表示，我想只要是稍有良知，稍有眼光的人，都不致说它是赤化是过激罢！然而竟有人那样的去造谣言，竟有人那样去做反革命的宣传，真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了！
现在我们提出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右派来说，他们时常造本党的谣言，他们甘心做反革命运动，这是令我们痛心的事。
本来，国家主义的产生，在欧洲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他们由封建的混乱的散漫的而造成统一的国家，这个主义，也是收过功效的。尤其是德国的国家主义，在欧战以前，是把德国弄成一个很完整而顽强的国家。日本也仿行近似国家主义而至于富强。因此不能说国家主义学说是没有相当的理由和功效。但是现在时代过了，环境变了，我们且不说它完成了国家主义以后，又要步帝国主义的后尘，如现在帝国主义一样，仍要走自致崩溃的一条末路。我们试问中国现在处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两重压迫之下，有没有容许我们安全完成国家主义的余地？帝国主义者万不愿中国得到独立自由，为什么？因为中国能独立自由，必定要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解脱了枷锁，帝国主义就无侵略的工具；无侵略的工具，它们的生存就成一大问题。这岂是和和平平所能做得到的事件吗？这岂是现在中国的国家主义者所能做得到的事件吗？至于国民党右派，他们挂起革命的招牌，有时也反对国家主义派，但是他们的口吻，却是同国家主义派一样，口口声声反对联共产党联俄，说在国民党努力工作肯负责任的左派是赤化。他们的行事，也处处同国家主义派一样，这是我们有事实证明的。右派的人不是说“我们也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吗？国家主义派不是说“我们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吗？但是我们拿事实来看，帝国主义者诬国民党为赤化为过激，诬我们的政府为赤化为过激，诬我们的党军以及诬我们黄埔军校的同志，都是赤化都是过激。然而民右及国家主义这两派，他们也是口口声声与帝国主义者一样，说我们是赤化是过激。譬如去年五卅事件及今年三月十八日惨案发生的时期，他们的领袖，他们的报纸，都异口同声的说：“这是共产党造起来的事，自己不去死，又要驱这些盲从的人，去作无谓的牺牲，而出风头。”这真太侮辱我们死难的先烈！真太侮辱我们一般群众！试问，谁敢断定说，此种群众运动，一般人都是盲从，都是没有认识。像这样侮辱我们，来做帝国主义的留声机走狗，这是何等可痛呵！此等援助上海罢工，及反对大沽口问题上列强无理的通牒，这是任何人都该做的事。而彼等反说：“这是共产党造起来的事”。唉，他们轻轻用他们反革命宣传的墨水便把一般死难先烈的热血洗得干干净净！比较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自己尤说得干净。诸君！这究竟是何等心肝！唉，我真要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诸君呵！还有他们，不仅是以文字来反对我们，他们的方法尤多，或者放暗箭，或者替帝国主义者、军阀洗刷他们的罪恶。譬如五卅惨案，譬如三一八惨案，他们都是尽量发挥，专同我们为难；在帝国主义还没有说这是共产党捣乱之先，他们已经明白说这是共产党捣乱。在段祺瑞还没有说徐谦、李石曾、顾孟馀、易培基是共产党之先，他们又已经明白说这是共产党。究竟是不是共产党捣乱？及徐谦等究竟是不是共产党？社会上人也都明白。而彼等必诬陷之以效忠于异族与民贼。——诸君呵！我们要从此地认明白，凡是这样专替帝国主义及军阀做双簧的什么国民党右派，及什么国家主义派，都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走狗，同时也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尤其是真正中山信徒，努力为国民党工作的最大敌人。我们要革命便要先清内奸，便先要打倒他们，使他们没有发言的权利。
我不是故意的说这样激烈的话，因为他们自己说话做事，不能不使我们激烈。又如去年五卅事件，英国人印刷了数十万《诚言》遍布于中国，又发出很多传单，来辩护他的罪恶，但是中国人知道他是外国人诬蔑我们的，总不信他。而独于《醒狮》及国家主义的宣传品，却同帝国主义者一样口吻，而有许多人受其麻醉，他们真是帝国主义者的大功臣。又如三一八惨案，我在上海看见学生为此事散布传单，被巡捕拉去，当英巡捕头问他们是讲什么主义的时期，他们诡说：“我们是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主义的。”英巡捕即点点头：“很好，很好。”登时释放他们。唉，好一个“外抗强权”即抗的强权极表欢迎。又于今年三月右派所召集的伪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公然是在租界开会，帝国主义者同军阀是何等欢迎他们的呀！今年三月我在上海时候，听说英工部局的总董——费信淳——召集全工部局人员开会说：“中国每年五月群众运动最多，可以号为‘多事的五月’，加以今年五卅周年纪念，群众运动必较往常为激烈，现在为期已迫我们不可不预定一对付方法，免得临时张皇。”当我听此传说后，即屈指一算，由五一起，以至五四、五七、五九、五卅止，真是纪念日特多，私心以为今年五月中国之民众运动，必特别较往年尤为激烈，而事实则竟不然，考其原因，则大都因有反动者预为之破坏，拆散群众运动。——例如重庆的民右派，于四月廿五日，即大演毒打讲话学生之惨剧；又于五月一日毒打游街工人，并使用武器斫杀工人，又声言要杀工人群众的领袖而官厅便禁止讲演游行；又如他们近来公然登报宣传说四川有党部都有共产党；又如重庆右派刊物《前进》公然指巴县党部执行委员为共产党，请四川当局注意；又如五卅纪念，国家主义的校长，禁止学生游行，经《新蜀报》揭穿，他们便把《新蜀报》记者押出游街殴打侮辱不堪。这种种事实，很可以证明他们的行为，更可以说从他们的行为内，发现他们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安全片”。此话怎讲呢？从前蒸汽的锅炉，热力膨胀过度时，这“安全片”自然会起来松一口气，而锅炉就得免于爆裂。年来我们国民革命的热力，已经要使锅炉爆裂，然而做帝国主义及军阀之“安全片”的国家主义者及民右派，不知使他们松了若干口气，使他们得高枕无忧，可见他们是处处替帝国主义者军阀当侦探，当走狗，来扰乱我们的观念，来拆散我们的力量，来侮辱我们的人格。他们的罪恶，实假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他们的人格，实卑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该打倒，他们也是该打倒。诸君呵！我们要认明白千万不要为人欺骗呵！
从上面讲来，我们要积极做一个革命党，非知道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不可，更非彻底了解中山先生列宁先生所指示我们的策略不可，能够彻底了解更非实行国民革命不可。要实行国民革命，则非依据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两大政策不可，而且非使党科学化不可，非努力向民众宣传不可，非实行民生主义不可，非打倒反革命派不可。能如此，乃是中山主义的真正信徒，乃是真能努力工作的国民党人。我深信诸君一面受党的严格训练，一面受军事的严格训练，在此两重训练之下，诸君已经是真正中山主义的信徒，而且是真正努力工作的国民党人，所以我敢高声呼道：
“最后的胜利必属于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