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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无法肯定其他人就一定拥有主观经验，更别说确定非人类的动物是否拥有主观经验了。但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不同类型的意识已经随着它们依附的生物形式得到进化。那么，蜜蜂看见了什么？……飞蛾或海豚又听见了什么？
马克斯·威尔曼斯，2009年
在马来西亚的热带地区，高耸入云的冰片树之间布满了一片片潮湿的河床，其中尤以瓜拉雪兰莪区附近最多。河床上生活着一种不起眼的发光甲虫，它们属于萤科的一种，人们称之为萤火虫。它们中间的大部分，一般在傍晚和夜间活动，当然也有一些喜好在白天活动。夜行性的萤火虫，在黄昏时分开始发光闪烁，而日行性的那些，则在白天的树荫下或密林中闪闪发光。萤火虫的光源来自其下腹部的发光器，当然了，论观赏性，肯定是黄昏和深夜时的效果最好。
在较为温暖的气候条件下，萤火虫的幼虫会在土壤或树皮下过冬，然后在春天发育成可以飞行的甲虫。萤科的另一些甲虫，会蜂拥在猎物的尸体表面，将虫卵植入其中，汲取养分，孵化成虫。马来西亚的河岸边，一年四季都能见到萤火虫。它们成群结队地行动，自发形成三维的荧光效果。这种现象被称为相位同步。马来西亚语中，萤火虫被称作kelip-kelip，这应该是一个拟声词，描述的就是黄昏时分的河岸边铺天盖地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情景。
人们曾经认为，萤火虫的闪烁是它们对蟾蜍和蝙蝠等捕食者发出的警告信号，不过最近一段时期的研究表明，生物发光同样在甲虫的交配周期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它能够帮助彼此确定性别和存在范围。这意味着，这些甲虫的感觉器官和感官印象同样适配生物发光的特征。总而言之，生物发光是甲虫用来探索世界的导航工具。
现在，你不妨将自己设想成甲虫群体中的一员。你会像人类那样体验世界吗？你会对这些关系如此疏远的生物的感知或意识产生共鸣吗？对于解读这种跨物种的世纪难题，科学家曾无数次举证过其复杂性和不可知性。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20世纪70年代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样》的文章，其中指出，我们人类永远不能彻底弄清楚身为一只蝙蝠是怎样的感觉。内格尔的意思是，除非变成蝙蝠（可能性几乎为零），否则我们不可能通过任何方式得到答案。蝙蝠有着非人类的感官，而这造就了属于它们自己的意识特征。它们通过超声波回声在环境中定位，辨识方向，这样的蝙蝠世界和人类世界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当然了，相比于昆虫视角（即所谓的昆虫学）下的昆虫世界，或是飞鸟、乌龟眼中的世界，人类世界也是截然不同的存在。包括澳大利亚教授大卫·查尔默斯在内的现代哲学家，对于在意识体验方面跨越物种隔阂（或广义上的任何隔阂）的可能性并不抱有更为乐观的态度。其他动物眼中的世界究竟会是什么模样？ [1] 对这一课题的探究尽管困难重重，但如果仅将其作为一项日常的哲学训练的话，还是颇有意义的。 [2]
事实上，从事这一研究，你只需要坐在餐桌边就行了。苍蝇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和萤火虫一样，家蝇的眼睛由大量单独的小眼组成，这种结构被称为复眼。复眼是一种非人类的感觉器官，相比于人类大脑，苍蝇大脑中处理视觉印象的神经元数量要少得多。一般来说，苍蝇的每一个小眼只有一个神经元。我们显然难以想象它们的生活。但如果有一天，我们能与苍蝇进行角色对调，甚至能参与创作苍蝇日记， [3] 或是能和其他昆虫、青蛙这种具备“简单”神经系统的动物互换位置，从内部体验它们对世界的印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异族情调般的全新体验。比如，昆虫的大脑应该不会对昆虫发出这样的信号：看，多美的日出啊！
20世纪时，科学家发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感觉器官，这些器官分别适应不同种类的生态环境。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必然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感知动物世界，且很有可能，它们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德裔爱沙尼亚生物学家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Jakob von Uexküll，1864—1944）将每一种动物的经验世界称为“生态环境”。对于昆虫、蝙蝠等生物来说，它们的经验世界和我们的大不相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有一些和人类亲缘关系较近的动物，比如其他灵长类动物、狗之类的，它们的经验世界似乎也不大一样。研究表明，狗鼻子里的嗅觉感受器可达2亿之多，大约是人类的25倍，这也为其超凡的嗅觉本领提供了前提条件。汽车行驶过程中，如果摇下车窗，人类所获得的往往是视觉和触觉体验，而狗可能会闻到沿途弥漫的大量气味。换句话说，生物所感受到的世界的不同，取决于其使用感官的不同。从这一层面说，感觉生理学的发展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感官的新知识，还拓宽了我们体验世界的洞察力。在动物世界中，颜色这类基本的元素，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差异。和其他所有感知一样，色觉是由神经系统的进化及其在生态位中的特化形成的一种属性。因此，不同生物体在适应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会产生迥然各异的颜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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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意识是我们进入外部世界的通行证，那么，色觉就是其生效机制的最好例证。大约6000万年前，树栖的食虫类小型哺乳动物开始改变作息时间，在白天活跃起来，不再以较小的夜行性猎物为食，越来越多地选择以果实和树叶果腹，因此，它们对区分各种颜色的深浅也有了更高的感知要求。对于水果、植株和树叶来说，黄色、绿色、棕色和橙色相当于营养成分的不同代码。因此，早期哺乳动物产生出一种向高级色觉进化的驱动力。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负责颜色感知的部分之所以应运而生，是为了适应在天空或日照背景下，能够观察到彩色的树叶、水果和植被。可以说，人类的视觉感知起源于树端的日行性生活——我们的祖先率先进化出辨别颜色光谱的能力，这种能力被沿用至今。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我们的视网膜也在不断变化，目光也被向前方引导。
根据牛顿色板，人类的色觉有七种：红、橙、黄、绿、蓝、靛和紫，对于频率范围在390纳米至750纳米之间电磁辐射的光谱质量差异，色觉表现得格外敏感。这一电磁辐射频率范围包含了人眼和视觉系统可见的波长，从而产生了人类所定义的“彩虹般”的颜色。比如，范围在600纳米左右的光波大多被视为橙色，550纳米左右的被视为绿色，400纳米左右的被视为紫色。颜色需要依靠物体反射和吸收光的频率，但如果说物体本身以某种方式发出颜色，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对色彩的印象产生于大脑之中，确切说在后脑皮质的部分，即枕叶。我们环境中的物体所反射的光的波长范围也不是恒定不变的。我们看到的反射光，其实包含了各种光谱质量的混合。白天，室外光线变化较快，根据太阳光在空气中的角度、天气状况和阴影的不同，光线也有所不同。因此，一个物体的颜色如果直接由光的波长决定，那将变得难以识别。如果人类的视觉系统能具备分光光度计的功能（相当于一个波长读数器），我们就能清楚感觉到物体正在不断改变颜色。如果房间内同一位置的颜色会随日光明暗而变化，那么我们眼中的色彩世界将会成为一幅流动的蒙德里安粉彩画。曾有人试着描绘过这样一个不用人类大脑皮质来解释的、最为原始和本真且不断变化的色彩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类插图让人联想到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色觉探秘》中的模拟色彩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动态而混乱的色彩，和我们所习惯看到的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室外光线光谱的缓慢变化，同一样物体，在清晨时会偏向蓝色（短波长），到了傍晚日落时分，则会偏向红色（长波长）。空气越是浑浊，太阳和光线就显得越红。 [4]
我们或多或少能感觉到，相比于光的这些特点，颜色更为恒定，也更受精神感知的影响。诚然，白天的光源主要是白色光谱中的太阳光，而傍晚的光线则以红色光谱为主，然而在我们感知的色彩世界中，白天的绿苹果（没准我们会买下来）和傍晚的绿苹果，都属于同一种颜色。无论光线如何变化，我们对色彩的感知是不变的。尽管波长范围不同，但我们面对同一物体时所感知到的颜色基本相同。这种现象被称为颜色恒常性。之所以出现颜色恒常性这一结果，原因在于人类对颜色印象的处理区域集中在视网膜和视皮质中。 [5] 对于视野中某一个区域和其他区域的光线区别，处理过程本身提供了进一步的比较。色彩感知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我们识别邻近区域之间反射光的系统性变化的能力，这种变化有助于我们根据背景对统一的物体进行区分。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人为的恒常性赋予了颜色意义，对有颜色的物体来说，包括对黄色、红色、绿色或绿松石色的结构来说，尤其如此。我们需要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因此，视觉中的颜色恒常性有其存在的必要。此外，我们对颜色的感知同样与视觉注意力有关。
颜色恒定的人为稳定色彩固然存在，与之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周围的反射物饱含彩色光线，而我们却浑然不觉。例如，物体在光线的投射下是会产生阴影的，尽管我们总觉得它们非黑即灰，但在现实中，影子的颜色丰富多彩。确切说，这是一种互补色：和原始颜色混合后，产生出包括灰色、白色和黑色在内的中性色彩。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相比于其他颜色的花朵，黄昏时分的红花看着更为显黑。 [6] 阴影中丢失的颜色，以及我们在差异较大的日光下感知到的恒定颜色，都表明了一点，即我们眼中世界的塑造者，其实是视网膜和感觉皮质的特定物种设计。
我的一位美国朋友是一名视觉科学家，在经过一系列有趣的讨论后，她关于视觉和颜色的想法，让我对神经学色彩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可以这么说，颜色是人类大脑和宇宙相遇之处。 [7] 颜色也同时体现在大脑中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在我们的大脑皮质中，彩色视觉印象的处理主要集中在枕叶中被称为V1和V4的区域。V1区也被称为初级视皮质，专门用于识别物体的基本感知特征，并且过滤掉视觉场景中的快速变化。V1区包含大量直接响应光波长的神经元。从另一方面来说，一如大脑科学家塞米尔·泽基所阐明的那样，视觉区域V4中的一些神经元，会在色觉作用下被激活，却对波长毫无反应。这类神经细胞的存在，解释了为何人类对颜色的感知和光的波长没有直接联系。
基本上，环境中的颜色所受到的影响，既来自外部的物理因素，也来自内部的心理因素（和大脑的组织结构有关），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颜色表示出浓厚兴趣，原因或许正在于此。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可能年轻时就写下了关于彩虹的第一篇哲学论文 [8] 。艾萨克·牛顿于1704年出版了《光学》，在这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他论述了光的构成、光的色彩，以及白光在棱镜中的折射现象。而后来的作家中亦不乏对色彩物理学及其与人类感知的关系饶有兴趣的知名人物，其中有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晚年所撰写的包括《论颜色》在内的一系列杂文，被认为是在致敬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于1810年出版的《色彩论》）、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埃尔温·薛定谔，还有米切尔·费根鲍姆。
然而，一些关于人类色觉的有趣发现，却来自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方向——人类学。人类学家布伦特·伯林（Brent Berlin）和保罗·凯（Paul Kay）曾对不同人类族群的语言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广泛调查，他们发现，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语言中形容颜色的词都有相似的层次结构。 [9] 所有语言中一定会有区分深色和浅色的词（黑和白），至于其他颜色的命名，则由该语言中形容颜色的词的数量决定。按照出现频率来说，第三高频出现的颜色词一定是红色。第四高频出现的一般是绿色或黄色。而如果一种语言中同时拥有形容绿色和黄色的词，那么下一种出现的颜色词必然是蓝色，紧随其后出现的就是棕色。如此，人类语言中形容色彩的词以一种可预测的通行方式得以扩展，从而反映出人类色彩视觉中的生物编码。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所见所闻，并不由我们使用的语言类别所决定，事实恰恰相反，人类的感知对语言类别起到了支配作用。不同语言对颜色范围的精确划分略有不同，但用于形容颜色的大致类别仍保持相对统一。总的来说，人类社会通用的基本颜色术语可分为以下十一种：黑色、白色、红色、绿色、蓝色、黄色、棕色、紫色、粉色、橙色和灰色。所有人类语言在表述色谱时，所使用的都是这些颜色的子类别或混合物，即人类视网膜和大脑所能感知到的颜色的反映。我们由此能够得出结论：地球上的任意两个人，无论在地理和文化上存在多大的距离，在面对同样的颜色图像时，看到的很可能是同一样东西。
人类在对丑陋的认知上同样存在某种普遍性。所谓的“单调深棕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丑的颜色（潘通色卡序号448C）。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规定本国所有香烟包装必须使用这种令人厌恶的棕色。（不妨猜猜，从那时起，澳大利亚国民的吸烟率是上升了还是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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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有机体在色觉方面存在着广泛差异，所以，要想找到非人类色觉的例子，根本用不着联想到火星人那么遥远。事实上，我们人类的所见范围，甚至还不到整个光谱的百万分之一，因此，其他动物的色觉与我们有显著区别也就不足为奇。就拿蝮蛇来说，这些习惯昼伏夜出的蛇类，其下好几个亚种都能够通过头部两侧的颊窝感知到周围环境中的红外辐射，即热量。颊窝是一种半视觉的感温器官。响尾蛇和极北蝰等蛇类在狩猎时，能通过对热度的感知，捕获到移动中的温血动物。至于那幅场景是否真有电影中脑洞大开的动画效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发挥主导作用的，绝对是非人类感知世界里的非人类（所谓的多色差）感官。日行性鸟类、蜥蜴和乌龟等物种则能分辨出紫外线光谱的深浅。蓝山雀能通过头冠羽毛上紫外线颜色的深浅，来区分雌鸟和雄鸟。还有一些物种，能够探测到花朵和其他自然物体上的紫外线图案。这些图案是人类肉眼无法看见的。换言之，它们能看见非人类的颜色，至少是人类所见光范围外的光频。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海龟，它们能通过天空中阳光的偏振作用进行导航。很多时候，昆虫的表现甚至更加极端。一些飞行类昆虫的颜色感觉器官和人类颜色感觉器官的基本分子结构迥然不同。人类的视网膜上有三种不同的颜色感受器，它们赋予了人类三色视觉。蝴蝶的视觉器官内存在五种对颜色敏感的感光器，使蝴蝶具备五色视觉。因此，蝴蝶在颜色辨识方面，拥有非人类的感知能力。它所见的范围，大大超越了人为定义的彩虹维度——很可能在植物学的感知世界中，蝴蝶有一套专属的色板。当然，最复杂的颜色感知系统非口足目动物的莫属。口足目俗称虾蛄，它们的眼睛里有多达12种的颜色感受器，能分辨出12种颜色和多种形式的偏振光。为了适应不同的紫外线变化，虾蛄的眼睛可以生成六重视觉影像。对于人类来说，它们的色彩世界实在难以想象和理解。不光动物，一些植物也具备对颜色敏感的感受器，从而在清晨时分舒展枝叶，并且完美地适应季节变化。这一现象是否可以被称为视觉感知，在学术界至今仍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植物对光有一种复杂的敏感性。比如一种名为拟南芥的小型杂草，拥有多达11种不同的光感受器。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感知绝不能作为生物界感知的衡量标准。其他生物体有其独特的进化历史和特异性，因此感官适应性也各有不同。这也进一步体现了世界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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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包括哺乳动物在内的大部分动物，对其生活的环境缺乏有意识的印象。但因为缺乏证据，这一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况且，神经科学家已经证实，人类创造意识体验的基本结构，比如脑干和丘脑（大脑的中枢）中保持清醒和调节注意力的部位，以及控制情绪反应的结构，在其他哺乳动物中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不同哺乳动物所感受到的意识似乎有所不同。相比于人类，许多动物对环境的了解似乎更为透彻，尤其是那些和人类亲缘关系较远的动物。
研究动物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动物行为学）的科学家在动物界广泛注意到一种所谓的自动症（automatism）现象。自动症是一种天生的运动反应，在同一物种的成员身上表现一致。一旦自然环境中具备了所谓的关键属性，自动症往往就会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荷兰动物行为学家尼科·廷伯根（Niko Tinbergen，1907—1988）从一只麻雀身上找到了典型例证。由于鸟巢不幸从枝头坠落，这只麻雀失去了所有刚孵化出的雏鸟。廷伯根注意到，不幸发生后，麻雀经常在池塘边停留很久。事实证明，为了填补不再哺育雏鸟的空白，麻雀开始喂食池塘里的小鲤鱼。小鲤鱼一上一下地浮出水面，张开嘴巴，和雏鸟伸长脖子嗷嗷待哺的模样极为相似，因此激发了麻雀哺育、喂食的刻板行为。
很显然，麻雀的大脑中天生就存在神经回路，而且这些神经回路像编码一样，被设定成固定的反应模式：看！有东西在动，嘴巴还一张一合。肯定是一只嗷嗷待哺的麻雀雏鸟。快喂它！廷伯根将动物大脑中的这些假想区域称为本能中心。麻雀会自动对典型的视觉印象做出反应，这种视觉印象的要点在于足够相似的泛化特征。廷伯根所观察到的那只麻雀，就这样孜孜不倦地为小鲤鱼提供食物，一连持续数周之久。不可否认，麻雀的这种行为慷慨而友好——但似乎缺乏真正的计划性。事实上，麻雀对周围的环境（或是对麻雀雏鸟的丧失）似乎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那一张张小嘴背后的主人究竟是谁，对它而言并无所谓。
廷伯根的这次发现获得了开创性成果。他很快就意识到，其他物种似乎并没有“高级”到哪里去。以青蛙和蟾蜍的一些亚种为例，一旦它们视野中出现黑暗的、以特定方式移动的小型物体，它们的舌头会立刻弹射出去，这同样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动症。研究表明，让青蛙和蟾蜍做出反应的关键在于物体在视网膜上所产生轮廓的突然移动。这种移动触发了它们大脑中“顶盖”区域的神经元活动。顶盖中的神经元以特殊方式连接在一起，构成它们专属的昆虫探测器。顶盖与生俱来的组织结构意味着，无论面对自主移动的飞虫还是人为旋转的小方块，青蛙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所有的青蛙都会伸出舌头捕捉苍蝇，同时也会捕捉小方块。 [10] 这些充满挑衅的研究似乎给人一种感觉：青蛙和鸟类的世界被孤立的细节打上了烙印。我们当然可以一笑了之——但它们真正缺乏的，其实是对环境（和环境中生物）的宏观理解。换言之，它们欠缺计划性。在美国的阿拉斯加、蒙大拿等州，人们曾观察到（并且有照片为证），一些驼鹿会将驼鹿的金属雕像误认为活生生的同类，甚至试图与这些银光锃亮的驼鹿雕像（甚至野牛雕像）交配，有些时候这种行为还会持续数小时之久。对于昆虫、两栖动物、鸟类以及驼鹿来说，尽管它们拥有多维的感知能力，但它们对周遭情况的理解能力似乎又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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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一个区别似乎在于，我们对于视野之外的东西有很多思考。这些东西间接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只能循着蛛丝马迹发现其端倪，而我们所采取的是一种自发性的、严谨缜密的思考方式，并且善于进行假设和推测。而像青蛙或鸟类这样的动物，或者退一步说，以智商较高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或海豚为例吧，在周遭环境中缺乏与之相应的东西时，它们是否也能想象出缺席的家庭成员的模样，或者憧憬某个遥远的地方呢？很多迹象表明，这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比如对于目光不能及的东西，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理解似乎颇受局限。科学家观察到的一个佐证是，非人灵长类动物理解因果的能力似乎比人类弱很多，如果因果之间相隔一定的时间或距离，或是原因与结果并不同时在场，非人灵长类动物理解起来就更困难。
杰出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多萝西·切尼（Dorothy Cheney）和罗伯特·赛法特（Robert Seyfarth）以长尾猴为对象，进行了一系列的经典实验。二人想要搞清楚，对于生活环境中各种现象的原因，特别是稀松平常却并不直观的那些，长尾猴是否能够理解。其中一项实验是模仿沙洲上蟒蛇出没的情境，科研人员在长尾猴的必经之地构建了大量以假乱真的蟒蛇的痕迹。在正常情况下，一旦发现蟒蛇，长尾猴会立刻发出警告，告诉同伴天敌的存在。而在切尼和赛法特构建的情境中，由于蟒蛇痕迹所引发的视觉印象只是蟒蛇在自然环境中造成的间接效果，长尾猴表现出全然不同的反应。蟒蛇的痕迹丝毫没有引起它们的警惕。事实上，一大群长尾猴直接从痕迹旁边经过，完全没有出现任何不安或警醒。总而言之，长尾猴在思维里似乎并没有将蟒蛇的痕迹和关于蟒蛇的记忆关联起来。对间接原因缺乏理解的另一有力证据是挂在树上的猎物尸体。在长尾猴生活的自然环境中，只有豹子才会将吃剩的猎物留在树上。虽然豹子也是长尾猴的天敌之一，但长尾猴似乎对留在树上的猎物残骸无动于衷。诚然，非人灵长类动物能够表现出一定的创造力，并且在面对困难时，自发地寻求解决方案，但鲜有证据表明，它们能够规划未来，以及思考那些不在眼前的事物。一只非人灵长类动物坐在地上，思考地球另一端的灵长类动物在做什么，这样的场景恐怕是天方夜谭。一如其他动物，非人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受到此时此地的支配。在它们的世界里，“看不见”往往和“不存在”直接画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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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冯·林奈非常谦虚地将我们人类命名为智人。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超级畅销书《人类简史》里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人类也已经习惯于把自己当作唯一的人类。在过去的1万年里，我们是地球上唯一存在的人类物种，我们因此也习惯了这种唯我独尊的思考方式。然而，用赫拉利的话来说，我们人类在认为自己是动物世界中自成一类的物种且认为动物世界不存在我们的祖先或近亲时，就大错特错了。人属——我们定义的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50万年。相比于我们智人在地球上的短暂存在，这一时间跨度显然大了许多。这漫长的250万年间曾经出现过大量不同的人类物种，如果一一列出，绝对可以装订成厚厚一册书。其中一些人类物种的特征与现代人类非常相似，另一些则更像猿人。还有一些得以存活至距离现在非常近的时期。但是总体来说，很少有人类物种在周围环境中显得极其突出。
人类是由现已灭绝的南方古猿进化而来的。南方古猿这个词，揭示出了人类的发源地——非洲。大约200万年前，一些早期人类从原先生活的非洲聚居点，迁移到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定居。成千上万年后，生活在非洲和欧亚大陆不同地方的人类，陆续进化成了不同的物种。冰期的欧洲和亚洲西部进化出了适应当地气候的尼安德特人。名为直立人的分支则广泛存在于亚洲东部，生活了大约200万年之久，甚至在二三十万年前，智人出现在非洲大陆之后，直立人仍未消失。 [11] 事实上，正如赫拉利所述，10万年前的地球上，至少有六个不同的人类物种同时存在。除了尼安德特人和我们自己之外，还有丹尼索瓦人、直立人、梭罗人、佛罗里斯人。佛罗里斯人长期生活在岛上，身高约1米，体重在25千克左右，因此又被称为霍比特人。
现代人类，即智人，是在过去二三十万年间，由早期人类物种进化而来的。这意味着，我们智人已经拥有超过一万代的历史了。虽然相比于其他物种，我们还是地球上的新面孔，但在动物界，我们也有活跃的亲属。和我们亲缘关系最近的是多姿多彩的猿类大家族。该家族成员包括大猩猩、红毛猩猩以及黑猩猩属下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倭黑猩猩曾被称为侏儒黑猩猩，但这其实是一个误会，倭黑猩猩的个头并不亚于黑猩猩。我们和猿类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关系密切，因此，我们的大脑和它们的大脑也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同于现代人类，地球上最早的人类物种相对保守。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这些人类物种的行为方式都没有发生显著改变。他们用木头和石头制造出简单的工具，进行狩猎；其中一些物种进化出使用火的能力，但生火的技术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在直立人存在于地球上的200万年间，其行为和使用石器的本领始终在原地踏步，几乎没有任何拓展。对于智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停滞，尤其是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现代的快节奏进步的情况下。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我们智人创造出大量技术，大幅改善了生活方式。而在作为狩猎采集者的漫长时间里，我们却处于相当保守的状态，直到1万年前。
考古人员在如今的以色列发现了14万年前至18万年前早期智人生活的痕迹，而他们在非洲大陆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早期智人向北可能迁徙到了希腊的洞穴那么远的地方。而我们更为确定的是，在大约6万年前，智人已从东非地区向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东部迁徙。不同于其他的史前移民，他们不仅具备极大的灵活性，而且在新环境中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非洲外的第一批现代智人种群迅速蔓延到整个欧亚大陆。学界一致推测，我们在竞争中战胜并逐步取代了该地区的原住民。有证据表明，在非洲以外的地区，智人在和其他人类物种共存期间，曾和他们有过交往和性行为——或许源自本能的吸引力。瑞典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和他在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事一起，利用先进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从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身上提取出遗传物质）证明，来自中东和欧洲的现代人基因构成中有1%到3%来自尼安德特人的遗传 [12] 。在大多数具有这种种族背景的人中，这一比例约为2%。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我们很可能和尼安德特人共存了成千上万年之久。某些古代智人遗骸的基因构成表明，这些个体的祖先仅仅几代之前还是尼安德特人。所有这些证据表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一定有过性行为，很可能还具有规律性（至于自愿与否，我们不得而知），并且繁衍了体格强健的后代，这些后代得以在当时的社会中存活下来。早期人类学曾认为，尼安德特人是人类进化树中已经灭绝的野蛮人的分支，但其实不然。他们猎杀海豹，有时还捕获犀牛，并且形成自己的文化。他们很可能已经会将产生青霉素的菌类当作药物食用。他们制作珠宝首饰，用黑色羽毛装扮自己（或许出于某种仪式的目的），一些考古发现还表明他们已经有了埋葬死者的习惯。
后来，科学家从俄罗斯的丹尼索瓦人身上提取到的DNA显示出，丹尼索瓦人和现代美拉尼西亚人以及澳大利亚原住民共享多达6%的遗传物质。这也表明，早期人属物种之间更多是一种共存，甚至融合的关系。
对于类似“你在多大程度上是尼安德特人”这样的问题，商业化的基因测试已经能给出答案，并渐渐成为时兴的潮流，但从科学角度来说，遗传系统的研究同样不乏趣味。留存在我们体内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从敏感的嗅觉和皮肤生物特征，到免疫系统的运作（被激活后表现出更强的反应），无处不在。我们自己的祖先和其他人属物种产生交集当然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作为跨物种史前性行为的结果，人属物种之间的繁衍生息，很可能导致了当代人群中的基因差异。这种杂交，特别是对其意义的误解，极有可能让人类的凝聚力再度受损。
然而到了大约1.2万年前，地球上就只剩下一个人属物种了。 [13] 想必你对他已经相当熟悉和了解，他的名字就是智人。而我们成为地球上仅剩的直立行走的生物，极有可能揭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14] 考古学证据表明，智人到达的大多数地方，其他人属物种都迅速地陆续消失。根据一种似乎合理的理论，在争夺有限资源的斗争中，我们纯粹是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社会组织结构，将原住民逼向了灭绝的末路。我们在地球上的进步，也带来了一些历史上的重大生态灾难。可以说，智人的足迹后面，留下的是大量灭绝的植物群和动物群。我们所代表的特定猿类——智人，比其他动物更为机智和狡猾。我们开创了一项新的技能：携带工具长途跋涉。这意味着，对于利用工具所能实现的目标，我们脑海中是有规划出图景的。在早期的迁徙过程中，我们发明了包括狩猎陷阱、弓箭、穿透皮毛的缝衣针等在内的一系列工具，从而成功征服了猿类从未征服过的地区。从未有一个物种像智人这样，将器物做得如此复杂，在短短一代人里不可能重新发明出来，只能通过教育代代传授下去。 [15] 智人的成功意味着人口增长和区域扩张。我们的祖先征服了西伯利亚，并在那里建立起长期的猛犸象狩猎文化。大约6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首次远渡重洋——跨越了东南亚的印度洋，并且在附近的安达曼群岛定居，继而登陆了澳大利亚。我们的祖先开始远航的时候，就像看到了大洋彼岸不在眼前的陆地那样。后来智人成为率先登上遥远的北美洲和南美洲大陆的人类物种，并在此定居。
关于生活在非洲和欧亚大陆洞穴中的智人，绘制图画是他们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早期智人定居点内，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岩画，绘画对象包括跳羚、剑羚、斑马和大象。这种视觉文化不同于任何动物遗迹（无论是存在至今的动物还是那些已经灭绝的物种）。我们似乎越来越善于想象和虚构。留存至今历史最久远的物品和岩画，足以被视为人类的艺术品，是我们祖先在3万年前到7万年前制作和创造的。我们的文化、技术，或许还有思维方式，都在那段时期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最早的宗教也开始初现端倪。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智人认知革命（也被称为“大跃进”）。从许多层面上看，这都是人类历史的起点，而在此之前只有野生动物和自然的历史。
思考未来和思考不在眼前的事物（或许还有口头语言）可能是我们智人作为一个物种早就拥有的能力。 [16] 但它们仍是我们人类最为显著和独有的特点。现代人类可以展望将来，畅想远方，从而完美展现出感性和理性的罕有结合。在制造物体时，我们不仅会考虑其内部构造，还会顾及想象中的实际用途。我们会在精神上时空旅行，不仅会回忆过往，也会憧憬未来。 [17] 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思维模式，促使我们对周遭事物背后看不见的原因做出新的解释。我指的并不仅仅是分子生物学或量子力学这类高深理论，还有一些日常所见，比如，谁把牛奶盒放在了外面。
这种现象极其普遍，因此与其说我们是智人，不如说我们是幻人——精于想象和幻想的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那样，我们也是想要拥有记忆的动物。人类的记忆能力和认知能力代表了地球生命进化中本质性的新突破。正因具备这样的思维模式，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尽管从生理角度看，智人属于弱小的灵长类动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征服世界。我们的意识，及其所代表的内心语言，是我们塑造形象思维和前瞻性视野的基础，也是人类在和其他动物的竞争中获得巨大优势的前提。我们利用这些优势穿越五洲四海，足迹遍布世界。简而言之，我们是没有毛发，不够强壮，但非常善于思考未来的猿类。
[1] 不过，对于其他动物或许有意识存在这一点，查尔默斯始终持开放的态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也乐于进一步发掘它们所拥有的是怎样的意识。
[2] 或许我们必须先试着理解部分动物世界，然后才能理解我们人类的感知和思维的不同寻常之处。
[3] 作曲家巴托克于1920年创作出名为《苍蝇日记》的作品。
[4] 略讽刺的是，很多人觉得，最红（也最脏）的夕阳才是最美的。还有很多人发现，某些颜色（包括楸果和一些树叶的橘红色，还有普通树叶的亮绿色）在晴天看平平无奇，反倒在阴天里更显得强烈。
[5] 关于颜色恒常性的产生原理，其中一种理论是，我们大脑中的视皮质会自动排除掉所谓的照明物。
[6] 该现象被称为浦肯野效应（根据其发现者扬·浦肯野的名字命名）。
[7] 这是画家保罗·塞尚的名言。
[8] 该著作的作者身份至今仍存在争议。
[9] Brent Berlin and Paul Kay,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10] 不知变通地坚持某种对自身无益的行为，用神经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顽固性。
[11]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2014）的第11—14页阐述了这些宏观的历史事件。
[12] 帕博因为这些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领域的研究发现获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编者注
[13] 除了智人外，幸存最久的史前人类应该是佛罗里斯人。他们长期居住在印度尼西亚与世隔绝的小岛上。根据该地区的民间传说，佛罗里斯人很可能有一种类似鸟鸣的语言。
[14]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详细探讨了这一可能性。
[15] 最早的语言，很可能在所谓认知革命诞生十几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可参见：Andrew Whiten,“The second inheritance system of chimpanzees and humans”, Nature , 2005:437。
[16] 根据观察不难发现，不同于和现代人类具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包括类人猿和其他哺乳动物），人属的出现和他们卓越非凡的能力密不可分。在最早一批智人的生活里，已经出现了携带工具长途跋涉的趋势。这一理论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考古发现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大约200万年前，生活在坦桑尼亚大草原上的能人（ Homo habilis ）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石器，考古发现的地点距离工具制作地点有好几千米之遥。这种工具运输方式表明，我们的人族祖先对于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在脑海中是勾勒好了愿景的。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需要完成何种任务，携带工具出行才具有意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类人猿充当工具或武器的器物，其获取和使用的地点往往靠得很近。类人猿往往在激烈的打斗过程中使用工具，不像人类那样使用工具是出于深谋远虑。至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高级语言进行交流，现在仍无法确定。人类语言很可能在所谓的认知革命诞生十几万年前就已经出现。有个实验表明语言可能在更早的时期便出现了，对该实验的描述见Morgan et al.,“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the Co-evolution of Hominin Tool-making Teaching and Language”, Nature Communications , 2015。另参见Whiten,“The second inheritance system of chimpanzees and humans”, Nature , 2005:437。
[17] Thomas Suddendorf and Michael C. Corballis,“The evolution of foresight: What is mental time travel, and is it unique to human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