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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985—前1795年）是一段和平的时期，而在当时的政治宣传中更成了埃及历史上伟大的时期之一。在中王国时期初期，作为地方首脑的州长，其墓葬与棺椁堪称现存最精美的文物之一。墓室墙壁上绘满了打鱼、狩猎和丰收的场景，因为州长们希望死后能继续享受壁画中的生活。陵墓的正立面均装饰着立柱。州长的墓葬在山坡上的位置也比低级官吏的墓葬更高。
然而这一片祥和的背后却潜伏着法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统治秩序的决心。随着时间推移，陵墓的等级差别变得不那么明显，而较小的墓葬的数量增加了。相反，王室修建的纪念建筑彰显着自己的权威。例如法老塞努斯瑞特（Senusret，约公元前1956—前1911年在位）就在全国各个重要宗教中心大兴土木，以此来重新宣示王室的权威。法老所修建的这些公共建筑令当地的神庙黯然失色，事实上挑战了地方宗教精英的权力。与此同时，国家官员对州长施加了更为紧密的控制。州长也会被赋予某些特殊使命，比如保卫边境或组织远征，意在通过这些事务强调州长是法老的仆人。而且州长一旦外出执行公务，其在本地的权力基础便会随之萎缩，而国王的权威则会相应地增强。
中王国时期的法老们把其影响力扩展到了埃及的传统疆界之外很远的地方。他们比以往更有效地控制了努比亚，尤其是塞努斯瑞特三世统治的时期（公元前1870—前1831年），他不但在当地修建了一系列的要塞，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视系统。埃及人还利用一套由围堰与沟渠组成的灌溉系统，在尼罗河西侧的法尤姆（Fayum）绿洲开垦了大片土地。他们经海路和陆路越过西奈半岛的沙漠，与小亚细亚乃至整个东方进行了意义重大的首次接触。黎巴嫩沿海城市比布鲁斯是当时最重要的贸易中心，珍贵的雪松以及制作木乃伊所必需的树胶都是由此地源源不断地输往埃及的。比布鲁斯与埃及的交流如此频繁，以至于其统治者竟采用了埃及式的头衔和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然而，当时埃及的许多文献史料都对亚洲人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比如塞努斯瑞特就曾自称“割开亚细亚喉咙的人”，而约瑟被其哥哥们卖给埃及人为奴的故事（见《创世记》第37章28—36节）可能也确有真实的成分。此外，埃及还与克里特岛存在着贸易往来。当然不宜过分夸大埃及在当时的影响力。尚无任何考古证据显示埃及受到来自海外的影响，而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马瑞遗址（毁于公元前1760年前后）中所发现的大量档案中，甚至没有提到过埃及。
中王国时期的行政精英具有惊人的工作效率。消极怠工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每个官员都应该是多面手，刚刚还在领兵作战，马上就要组织远征队运输沙漠采石场的石料，之后又要在法庭上主持正义。政府小心翼翼地监管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王室船坞的木匠甚至要记录船上每块木板和每张羊皮的去向。距离都城数百千米之遥的努比亚边塞都能获得充足的驻军与给养。当工匠们被塞努斯瑞特二世调集到位于尼罗河与法尤姆之间的卡浑（Kahun）建造金字塔时，一座可容纳9000人、各种设施齐备的城镇立刻拔地而起。
中王国时期的法老们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发展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概念为玛阿特（Ma’at，这一概念常被人格化为女神的形象），即通过正义与正确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和谐。法老们自称其使命是通过有节制的作为来维持统治者与众神间的平衡关系，而这种平衡正是玛阿特得以存在的基础。某篇文献曾做过如下描述：尘世中法老，“他审判凡人、宽慰众神、建立秩序［即玛阿特］以取代混乱。他既向众神献上供品，又向受保佑的亡魂献上供品”。这自然也涉及慷慨与宽恕。古埃及有这样一则民间故事，其主人公西努赫（Sinuhe）原本是塞努斯瑞特一世的随从，因某件小事触怒了法老而逃往叙利亚避祸。若干年后，思乡心切的西努赫返回了埃及，完全听凭法老的发落。最终他不但得到了法老的宽恕，还被允许再次与王室成员居住在一起，甚至得以在王陵附近下葬。故事中的这种法老形象正是当时的统治者们所乐于宣扬的一种形象。与此同时，法老的雕塑也不再追求单纯的雄伟，而是透过传统的造型去展现法老本人的个性。然而即便如此，人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些雕塑感受到法老们的无上权威。比如，塞努斯瑞特三世的雕塑虽然仍把这位法老塑造为传统的那种年轻而又阳刚的统治者形象，但其凝视的眼神中透露着严厉、执拗。
官僚们合力维持政权温和而公正的形象。在现存的某篇文献中，一位父亲如此训诫其子：
不要打倒官府之人，不要煽动正直之人。不要只注意衣着光鲜者，也要留意衣衫褴褛者。不要接受强者的奖赏，也不要为强者迫害弱者。
在这类被称为智慧书（Wisdom Literature）的作品中，有一些内容可追溯至更早的年代，但绝大部分文本无疑体现着中王国时期的道德风貌。
《能言善辩的农夫》（ Tale of the Eloquent Peasant ）是中王国时期最流行的民间故事，也展现了类似的观念。在故事的开头，一位农夫赶着一队驮满货物的驴子从三角洲前往尼罗河谷地。他突然被一个贪婪的地主拦住。地主诱使农夫把驴子领入自己的大麦田。当其中一头驴子开始啃食大麦时，地主就理直气壮地没收了农夫的驴子。故事的剩余部分主要讲述这个农夫如何依靠自己的能言善辩，从地方官那里得到了公正的裁决。在案件审理期间，农夫每天都能享受到口粮供应，他的妻子与此同时也能收到偷偷送来的粮食。尽管受委屈的农夫需要巨大的毅力，但这则故事真正的教育意义在于政府会为受压迫者伸张正义，甚至在他们遭受磨难时支持他们。
对想要做官的人而言，书写技能是最基本的要求。中王国时期的一部文献《对各职业的讽刺》（ The Satire of Trades ）就建议其读者：“当个书吏吧，你的四肢将变得光滑，你的双手将变得柔软。你将能身着白衣昂首阔步，而侍从们都要向你问候致意……”作者还对书吏之外的各职业进行百般挖苦。然而学习书写是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据后世的一份埃及文献的记载，这一过程长达12年，因为古埃及的文字不仅有数百个符号需要自如运用，象形文字的书写也是一门艺术，就像中国和日本的书法一样。
埃及象形文字是一种真正的文字，主要用于书写那些镌刻在石头上的宗教文本。直截了当地说，单个象形文字就是书写者直接用图形表达其想要表达的内容，比如人的图形即代表人，金字塔的图形即代表金字塔。这些图形都对应某个音节，进而可用于表示多音节单词当中的相应音节，例如表示权杖的符号读作h(e)dj，任何包含h(e)dj音节的单词都可用该图形来表示该音节。某些图形符号被用于表示单辅音。但象形文字本身没有元音，所以表示权杖的符号实际上不仅可读作hedj，还可读作hadj、hidj、hodj或hudj。因此必须添加额外的图形符号来使单词的含义更加明确。例如权杖后面跟着一条项链表示白银。图形符号还可用于表达抽象的概念，比如用纸草卷轴表示书写，用扬帆航行的船表示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即向南航行；收起风帆的船表示顺流而下，即向北航行。 [1]
存世的古埃及文献大多为行政与司法方面的日常文书。书吏们在书写时通常使用一种被称为祭司体（hieratic）的字体。祭司体起初只是对圣书体中最常用符号的简化，是一种速写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祭司体的笔画变得越发简练，从而成了一种与圣书体完全不同的文字。大多数文献都写在纸草上。纸草就是把一种沼泽植物的茎切成细条，黏合在一起，从而制成具有光滑表面的“纸张”。纸张的规格大体一致，长48厘米，宽43厘米。由若干张纸草拼接成的卷轴最长可达40米。古人主要以芦苇杆为笔，以木炭为墨，但在书写重要的词汇时会使用以赭石为原料的红墨汁。
中王国时期的文献表明，古埃及人有一种为了学习本身而热爱学习的态度。一位出身卑微的父亲亥提对其子说道：“我要使你热爱书写胜过热爱自己的母亲，我要让你了解书写的美妙之处。书写比任何营生都要好，在世间没有什么能与之媲美。”中王国时期被视为埃及文学的古典时代，上文中所提到的那两则故事曾被埃及人世代传抄。然而文学文本只占大量传世的行政档案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处方、丧葬碑铭以及宗教仪式的相关记载也得以保存至今。
埃及在中王国时期的另一重大文化成就是珠宝制作。珠宝承担着许多功能，它既是地位与财富的象征，也是法老恩宠的证明。国王向宠臣赏赐礼物的传统延续至今。早在古王国时期，王室便已经开始向战斗中表现勇敢者授予颈饰作为奖励。珠宝还被认为具有魔力，可帮助人们抵御疾病和妖魔。诸如绿松石和青金石这类宝石也各自具有特殊意义。中王国时期王室女性的陵墓中出土了许多头饰与胸饰，展现了古代工艺大师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精湛技艺，其中最为人称道者便是珐琅工艺，即在金器上镶嵌宝石的工艺。
宗教自远古时代以来就维系着社会的等级框架和对共同体的认同。埃及人在意各种复杂的灵性力量，需要抚慰那些可以保佑他们远离动乱、破坏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幸的神明。埃及人把众神纳入同一个谱系来维持其宗教观念的一贯性，而世间的冲突则被合理化为神明间的冲突。奥西里斯、荷鲁斯、塞特三位神祇的故事便是典型。政治分裂的威胁则可以通过把不同的神明相互融合来化解，例如来自北方赫利奥波利斯的拉便与来自南方底比斯的阿蒙（Amun）合二为一。埃及人常为灵性力量赋予人或动物的形态。例如拉便是一个鹰首人身的神祇（即向着太阳飞翔的鹰），头顶着象征太阳的圆盘；智慧之神托特生有朱鹭的头，手中握着书写工具；塞特总被塑造为一种鼻子细长、尾巴分叉、充满邪性的生物。
对中王国时期普罗大众的信仰而言，这是一个奥西里斯的时代。奥西里斯的神话讲述了这位神的死亡、受难和重生。重生为救赎者的奥西里斯会迎接那些恪守其规矩者前往另一个世界。该神话可能源于古代每年一度迎接万物复苏的仪式，许多古代文明都存在类似仪式。在中王国时期，阿拜多斯是奥西里斯崇拜的中心，因为自古以来就认为奥西里斯的遗体遭塞特肢解后，就是在这里被重新拼合的。各地的墓室壁画都会描绘墓主人的遗体在正式下葬前被送往阿拜多斯。对于造访阿拜多斯的朝圣者而言，在当地的公墓中为自己建造一座小型祭拜堂或衣冠冢已成为一项传统，以永久纪念生命的赐予者。此外，埃及人每年都会在当地的神庙中聚集，重演奥西里斯复活的神话。古埃及人会为奥西里斯举办一场“葬礼”，而奥西里斯的棺椁在“葬礼”期间将遭到“敌人”的袭击。之后便是这位神祇的重生，以及为神像被送还神庙而举办的盛大仪式。
奥西里斯会审判每个死者的灵魂。有文献记载了做一个好人的标准，同样强调节制与和自然世界保持和谐。死者不仅要保证自己从未杀人、通奸、渎神，从未剥夺幼儿的奶水，还要保证从未筑坝截流，从未把畜群驱赶出自己的牧场。这的确是一部人人心向往之的生活法则，规定明确且简单易行。行善者在来世能过上快乐且美好的生活，而作恶者的灵魂将被吞噬，本人也会被后世遗忘。此时的埃及人尚无永世接受惩罚的观念。这种观念会在后世那些不太宽容的宗教传统中大行其道。“原罪”观念此时还未出现。
每个社会的理想与其实际成就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中王国时期的法老们无论如何美化自己，无疑都是那种不会容忍任何反抗的可怕人物。今人所看到的文献全部出自当时的精英阶层之手。该阶层可能仅占全国人口的1%，也是这种强势统治时期最大的受益者，或者说是习惯于接受这种理念的人。中下阶层被征召起来承担各种徭役，例如当兵或服劳役，而试图逃避徭役者会被流放到帝国的边陲或押往采石场做苦力。学术界对当时农民的生活所知甚少。虽然我们清楚中王国时期的埃及曾对努比亚地区发动过野蛮的报复性远征，但我们几乎对于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努比亚人一无所知。即便如此，中王国时期无疑是古埃及文明的一个高峰。在经历了第四王朝的好大喜功后，这几个世纪中重新出现一种表现普通人生活情趣的趋势。用伽埃·卡伦德（Gae Callender）的话说，中王国时期“尽管是一个充斥着大量发明、宏图远志和大兴土木的时代，但对日常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器物和装饰品也有对细节的精心和优雅的关注”。正是这两方面的结合使这个时代充满了魅力。
中王国时期可能与古王国时期一样，是逐渐衰落的。第十二王朝结束于公元前1773年，之后埃及经历了一系列法老的短暂统治。由于这些法老声称来自不同的家族，所以可能是几个家族轮番掌权。埃及逐渐丧失了对边境的控制，但巴勒斯坦此时正欣欣向荣，其移民如潮水般涌入了三角洲东部。在公元前18世纪末或前17世纪初，一股融合了埃及与亚洲文化特质并操塞姆语的精英统治成员占据了三角洲东部的阿瓦利斯城（Avaris）。该城的位置曾长期以来无人知晓，如今被确认为今天的达巴土丘遗址。这些外来者注意到了自己的外族血统，所以自称外邦酋长（Heqau-khasut）。上述称谓在古希腊语中演化为希克索斯人（Hyksos）一词并沿用至今。希克索斯人成为埃及历史中一段奇妙的插曲。
奥地利考古学家曼弗雷德·比塔克（Manfred Bietak）对达巴土丘遗址进行了专业的发掘。该城最初是由阿蒙尼姆赫特一世（AmenemhatⅠ）建造，用于界定埃及与亚洲的边界。在中王国时期，该地可能既承担防御功能，又是贸易据点。贸易吸引了来自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乃至塞浦路斯岛的移民，他们可能与当地的埃及人通婚。当地出土的手工制品种类繁多，例如产自米诺斯文明的陶器与珠宝，产自叙利亚的滚筒印章，使该城仿佛一座大都会。学术界对该遗址的断代尚存有激烈争议（由于很难把当地出土的手工制品同其他地区的年表联系起来）。该城可能于公元前1710年前后经历了一场瘟疫——考古人员发现大量遗体被草草埋葬在数个浅坑之中。
正当伊提塔维的第十三王朝走向衰败之际，阿瓦利斯城迎来了复兴，一个新崛起的富裕阶层控制了该城。第十三王朝最后一位能有效掌握政权的法老名叫索贝克霍特普（Sobekhotep），于公元前1725年前后在位。而在阿瓦利斯，一个名叫涅赫西（Nehesy）的人也建立了政权，并沿用了“两土地之主人”等法老的传统头衔。此人可能是埃及人也可能是努比亚人，他把自己与“当地”的神祇塞特联系在了一起。塞特通常被认为是混乱之神，但此时受到了新政权的推崇。涅赫西及其继任者们把埃及文化与叙利亚—巴勒斯坦文化的种种特色融为一体，并依靠对外贸易而盛极一时。其中一位统治者希安（Khyan，约公元前1610—前1580年在位）的宫殿最近被发现。据文献记载，阿瓦利斯当时进口的商品包括“马和战车、船只、木料、黄金、白银、青铜、青金石、绿松石、油脂、香料、蜂蜜和不计其数的斧头”。阿瓦利斯城迅速扩张，其规模比同时期任何一座巴勒斯坦城市都要大至少2倍。
希克索斯王国此后开始向南扩张，其中尤以希安最为渴望通过埃及的传统方式证明自己是全埃及的统治者。他把“坐拥尼罗河两岸的王”作为自己的荷鲁斯名，以宣示自己的雄心壮志。希安攻克了伊提塔维和孟菲斯，并且把孟菲斯以南200多千米处的基斯（Kis）划定为希克索斯王国与上埃及的边界。尽管阿瓦利斯是希克索斯王国的都城，但该王国对埃及北方的控制仰赖孟菲斯，因为孟菲斯直接扼守尼罗河，其地理位置比阿瓦利斯更具战略价值。阿瓦利斯的法老们通过穿越沙漠的小道与努比亚建立了联系。埃及的羸弱致使当地崛起了一个独立政权——库施王国（Kush）。库施王国的都城为克尔马（Kerma），该城兼具宗教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双重身份，并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00年曾凭借庞大的贸易网络而繁荣一时，其中自然也包括与北方诸国的密切交往。
曼涅托王表对这一时期的记载曾令学术界长期困惑不已，但如今已被一一破解。曼涅托笔下的第十四、十五王朝应该是以阿瓦利斯为都城的两个王朝，第十六、十七王朝则应是与前者并立、以底比斯为都城的两个王朝。后者虽自视为第十三王朝的直接继承者，但其政权面临着阿瓦利斯与库施的南北夹击，可谓孤立无援、命悬一线。底比斯政权在铭文中着重强调军事实力，但起初又无计可施，只得与希克索斯统治者并立。但有证据表明两个政权之间存在贸易往来。希克索斯法老阿波庇（Apepi）之女甚至可能嫁入了底比斯的王室。
然而，底比斯政权在公元前1550年后的某个时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并在挫败库施的入侵后向北方发动了进攻。第一场战事由第十七王朝的末代法老卡摩斯（Kamose，约公元前1555—前1550年在位）发动。阿波庇对此大感震惊，写信乞求库施国王帮助自己抵御来自底比斯的进攻，并许诺割让埃及南部的土地作为报酬，但这封信被卡摩斯拦截了。卡摩斯的继承者是一代雄主雅赫摩斯一世（AhmoseⅠ，约公元前1550—前1525年在位）。此人率军向三角洲进攻，在攻克孟菲斯后，继而切断了阿瓦利斯与巴勒斯坦的联系，以便下一步进攻阿瓦利斯。考古证据表明，希克索斯人仅装备有铜兵器，但底比斯军队则装备了更加坚硬的青铜武器。幸存的希克索斯人遭到驱逐，阿瓦利斯的大部分城区被彻底废弃。埃及人拆除了当地的要塞，代之以巨大的仓库。
雅赫摩斯一世的成就得到了埃及人的承认，他本人则被尊为第十八王朝的开创者。一系列新的宫殿在阿瓦利斯拔地而起，其米诺斯风格的壁画尤为著名。尽管这些壁画如今已支离破碎，修复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但它们使人联想起雅赫摩斯一世迎娶克里特公主的古老传说，而如今人们推断，这些壁画属于更晚的时期——公元前15世纪初。无论这些宫殿是否标志着埃及与其他地区的外交与贸易往来，都清晰地表明希克索斯人令埃及向古代近东和地中海东部敞开了大门，而当时也是这些地方的几个大国崛起的关键时刻。最终，雅赫摩斯一世向东攻入巴勒斯坦，划定了埃及与亚洲的边界，尔后又挥师南下，恢复了埃及对努比亚的控制。埃及就此进入新王国时期，不仅在此后500年间保持着繁荣与稳定，还发展成为一支在亚洲大肆扩张的强权。
雅赫摩斯一世的辉煌胜利使埃及再次实现了统一与稳定。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前1069年）的埃及拥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气质。希克索斯人虽开启了埃及与近东的交往，但被埃及的新统治者永久地指斥为异族篡位者，他们的罪行可以被用来激发埃及人的民族主义。埃及第一次组建了常备军，而阿瓦利斯的地方神塞特得到了新政府的认可，其毁灭性的力量被导向了埃及的敌人。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Ⅰ，公元前1504—前1492年在位）兵锋直指幼发拉底河，并击败了位于叙利亚的米坦尼王国。埃及确立了对巴勒斯坦各城市的控制后，当地君主便在埃及驻军的监视下，成为保卫新生的埃及帝国的工具。
新王国时期的法老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努比亚建立起严密的统治。图特摩斯一世据信击败了库施王国，并于胜利在望时在某处岩壁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铭文：“努比亚的弓箭手丧命于剑下，曝尸荒野；他们的恶臭充塞山谷……他们的残肢断臂堆积如山，连飞鸟都无法将之尽数带到别处。”埃及的势力范围向南延伸至尼罗河第四瀑布，可能甚至更远，远远超越了以往。此外，埃及还在一座平顶山博尔戈尔山（Gebel Barkal）山脚下的纳帕塔（Napata）建立了前哨。穿越沙漠前往埃及的商人可以把这座山作为地标。埃及人第一次能够直接掌控这些商路，从非洲中部大量进口富有异国情调的商品。埃及人大肆开采努比亚的黄金，以致当地的黄金资源在新王国时期末期便已完全枯竭。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仍需要一些时间积蓄实力。雅赫摩斯一世虽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但直到他统治末期才重新开启图拉的石灰岩采石场。他所兴建的一切建筑均使用泥砖作为建筑材料。雅赫摩斯一世的继承者阿蒙霍特普一世（AmenhotepⅠ，公元前1525—前1504年在位）虽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尚武的武士国王（其荷鲁斯名为“征服大地的公牛”），但证据显示他治下的20年却是一派和平安定的景象。种种迹象显示埃及恢复了繁荣——崭新的神庙在底比斯和努比亚拔地而起，各种原材料被用于支持艺术创作的复兴。该王朝把底比斯视为龙兴之地，而阿蒙则被尊为该王朝的守护神。底比斯的阿蒙神庙装饰有华丽的浮雕。在浮雕中，法老向神明献上供品，并转而接受祭司献上的供品。
第十八王朝之后出现了埃及历史上十分罕见的女王。王后的权力早在第十八王朝的初期即有显著加强。雅赫摩斯一世的母亲和妻子似乎都是女强人，在底比斯拥有各自的崇拜仪式。雅赫摩斯—奈菲尔塔利（Ahmose-Nefertari）是雅赫摩斯一世的胞妹和妻子，被宣布为阿蒙神的妻子，这使她得以直接控制阿蒙神庙的巨大财富。图特摩斯一世之女名叫哈特舍普苏特，嫁给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图特摩斯二世。哈特舍普苏特虽未产下子嗣，但图特摩斯二世的侧室却生有一子。这个孩子在图特摩斯二世死后，于公元前1479年继承了王位。哈特舍普苏特成为共治者。在许多早期浮雕中，哈特舍普苏特还尽职尽责地陪伴在举行王室仪式的年幼法老身旁，但她只是在等待时机。不久之后她便夺取了绝对权力，自命为图特摩斯一世的正统继承人。
在古代埃及，每位成功的统治者都必须使自己契合早已根深蒂固的王权意识形态。但对女性而言，这无疑是一道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哈特舍普苏特小心翼翼地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她虽乐于表现其女性的身份，比如在某些雕像中，她甚至还采用了一个女性化的荷鲁斯名——“纯金的女荷鲁斯”。但在神庙浮雕等更加传统的语境中，她只得以男性形象示人——她不但身着男装，甚至还留着法老式的胡须！此外，哈特舍普苏特还编造故事以神化自己的血统。在代尔巴赫里（Deir el-Bahri），她建造的神庙的墙壁上详细记叙了阿蒙使王太后受孕的神话。这段耐人寻味的铭文写道，阿蒙幻化为图特摩斯一世的模样来到她的母亲床前，被王后搅得春心荡漾：“他的爱意传入了她的身体；王宫中弥漫着神圣的芳香。”哈特舍普苏特就此成了神的女儿。哈特舍普苏特在另一段铭文中甚至篡改历史，宣称正是她推翻了希克索斯人的统治，并正在致力于恢复埃及最初的纯洁。这个例子颇为有趣，展示了那些非正统继承人如何在传统的王权意识形态框架内塑造自己的形象。
哈特舍普苏特在位大约15年，其统治成功且稳定，也是一段和平的岁月，这或许是因为她无法完全信任军队，因此从不动用。她是新王国时期第一位对中埃及地区实施有效统治的君主，并在当地兴建了大量神庙。她在底比斯北部的卡纳克（Karnak）为阿蒙神庙修建了一道巨大的新大门，并以6尊她本人的巨型雕像作为装饰。哈特舍普苏特有一位名叫塞南姆特（Senenmut）的官吏为她效力。此人出身卑微，但步步高升，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他因此不可避免地被视作女法老的情夫。人们甚至发现了画有女法老和她的情夫的当时的涂鸦。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尊雕像证实了塞南姆特与王室间的亲密关系。这尊雕像表现他怀抱着女法老唯一的孩子，也就是她与图特摩斯二世所生的女儿。）
塞南姆特天资聪颖，兴趣广泛，是那些在宫廷中身居高位者的典型代表。他的墓室装饰有天文符号，陪葬品中还有中王国时期的宗教文学典籍。作为女法老的首席建筑师，他最伟大的成就便是在代尔巴赫里为女王建造的祭庙。该庙就坐落在中王国时期的开创者蒙图霍特普二世陵墓的北边，很值得一游。一条坡道把谷地与陵墓的主建筑群连接起来。100座狮身人面像陈列在坡道的两侧。这些雕塑的面目均模仿了女法老。一连串石阶在石质柱廊的支撑下向上延伸，通向山腰处一个天然形成的盆地。旁边的祭拜堂供奉着阿蒙、图特摩斯一世以及哈托尔（Hathor），后者是埃及最受欢迎的女神之一，也是埃及王室的守护神。一条在山岩中开凿的走廊通往山体深处的内殿。尽管该建筑群不禁使人联想到蒙图霍特普二世的祭庙，但又有许多独到之处，并强化了对王室图腾的推陈出新。
哈特舍普苏特并未被安葬于此。她在代尔巴赫里后面的荒谷中为自己建造了两座陵墓。第一位如此营造陵寝的法老可能正是哈特舍普苏特的父亲图特摩斯一世（但有某些证据暗示阿蒙霍特普一世可能早已被安葬于代尔巴赫里）。这条山谷被今人称为帝王谷，里面散布着62座陵墓，墓主人几乎全都是王室成员。哈特舍普苏特之所以这么做，或许是因为她预感自己的遗体不会不受侵扰。 [2]
哈特舍普苏特的建筑群中最著名的一组浮雕，讲述了埃及对蓬特（Punt）的一次远征，很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位女法老缺乏武功而做的宣传。（这组浮雕在当时必然会引起巨大的轰动。）神秘的蓬特早在古王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了埃及文献之中，可能就位于红海南部的非洲海岸，尽管人们未曾确认任何一处遗址。这组浮雕表现了穿越红海的航程，不仅描绘了蓬特的热带植物与树屋，还细致地描绘了蓬特女王那臃肿而扭曲的体态。远征的战利品包括用于制作焚香的芬芳植物以及乌木、琥珀金、短角牲畜等特产。商人们似乎在蓬特滞留了3个月，也许在等待顺风返程。哈特舍普苏特把具有外国风情的器物献给“其父”阿蒙神。相较于以往的法老，她对待阿蒙神庙更加慷慨。
文献对哈特舍普苏特的记载于公元前1458年戛然而止。有一种观点认为，塞南姆特转而反对她，并帮助图特摩斯三世夺取了权力。纪念她的文字和艺术品起初并未遭到污损，但大约20年后，她的名字被系统性地从每一座纪念建筑上抹去，甚至连方尖碑的顶端都未遗漏。一旦开了先例，紧随其后的是对其雕像的破坏。对埃及人而言，让名字永存是确保死者进入来世的一种方式，所以哈特舍普苏特无疑遭遇了灭顶之灾。图特摩斯三世在全国到处清除哈特舍普苏特的痕迹，可能是为了发泄对这位强悍继母的愤恨，但更主要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正本清源，重新构建一段聚焦于男性统治者的过去。
公元前1458年至前1425年，图特摩斯三世是埃及唯一的统治者，而埃及对亚洲的控制正受到威胁。此前曾被图特摩斯一世击败的米坦尼王国，现在开始与埃及争夺黎凡特地区的控制权。米坦尼试图通过煽动巴勒斯坦城市相互敌对来削弱埃及对该地区的统治。图特摩斯三世在亚洲发动了至少17场战事，并且骄傲地把战果镌刻在了卡纳克的阿蒙神庙的墙壁上。其中最著名的一战发生在米吉多（Megiddo）。当时他不顾将领们的群起反对（为了表现自己的用兵如神而有意强调了这一点），带领军队穿过一条十分危险的山路，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并将之击败。卡纳克神庙的墙壁上详细记载着战利品的数量——已成为当时武士的标准装备的战车有894辆、200套甲胄、2000匹战马和2.5万头其他牲畜。他不仅重新确立了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并把这种控制又延续了400年。他还攻打过米坦尼本土，甚至乘胜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他还大力强化对努比亚的统治，利用埃及的机构直接榨取当地的资源，致使当地土生土长的文化几乎被彻底根除。
图特摩斯三世在与王室相关的神话中被塑造成埃及最伟大的法老之一。他远非仅是一位成功的征服者。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长串底比斯国王的继任者在历史上的地位，他的祖先名单被设立在卡纳克的神庙里，受到特别的尊敬。他富于修养与好奇心，不仅狂热地阅读古代经典，还亲自创作了一些文学作品。相较于前几位君主，他显然被叙利亚文化折服，并且有可能娶了3位叙利亚妻子。产自叙利亚的云石玻璃成了当时广受欢迎的奢侈品。他还把叙利亚的花草植物的标本带回了埃及，并在卡纳克神庙的墙壁上的植物学场景中描绘了它们。埃及与米坦尼的敌对关系使米坦尼的敌人纷纷前来联络：巴比伦送来了青金石，赫梯送来了的宝石、白银与木材。简而言之，此时埃及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更加从容和积极，而精英阶层的子弟甚至正在学习巴比伦的楔形文字。
埃及帝国在这个时代第一次用“法老”来称呼其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政治宣传与他们真实的所作所为之间存在有趣的反差。图特摩斯三世的继承者阿蒙霍特普二世（公元前1427—前1400年在位）热衷于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战争英雄。其荷鲁斯名为“力大无穷的强壮公牛”，使人联想到他那些徒步猎杀狮子、手刃叙利亚君主的传说。但实际上很多这类故事不过是在国内的自吹自擂。他在位的27年中，仅发动过两场针对叙利亚的战争。法老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运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性。阿蒙霍特普二世的继承人是图特摩斯四世（公元前1400—前1390年在位）。埃及在其统治下与米坦尼实现了和平。赫梯此时正崛起于米坦尼的北方。米坦尼对此深感忧虑，因此在加强对叙利亚北部的控制的同时，认可了埃及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正是在图特摩斯四世任内，武官的数目似乎正在减少而文官的队伍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后来的阿蒙霍特普三世（公元前1390—前1352年在位）迎娶了米坦尼公主，两国间的和平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这段时期的国际关系的真实情况可在阿玛尔那信札（Amarna letters）中略窥一斑（请参阅专题1）。
新王国时期的行政组织早已广为人知。在法老之下，政府被划分为3个主要部门。第一个部门是王室，其规模可能十分庞大，相传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公元前1279—前1213年在位）拥有160名子女。王室虽拥有崇高的地位，但其许多成员可能未被授予政治权力。想必是法老小心翼翼地不想让王室成员培养自己的势力。然而凡事总有例外，继承人可能会被授予军权，而王后或法老的长女也有其传统政治角色——阿蒙的最高女祭司。（埃及人坚信王后的长子乃是阿蒙的骨血。阿蒙神此时已取代了太阳神拉，因此该职位是她应得的，使其地位不可动摇。）国王通过王后，可以直接染指阿蒙神庙的财富。
政府的第二个部门负责管理努比亚与亚洲。除了生态环境与埃及非常类似的努比亚，埃及人在其他地方的殖民活动并不成功。埃及人生活的世界严重依赖尼罗河谷地那种波动并不剧烈的环境，故而很难适应国外的生活。埃及军队在抵达幼发拉底河时，曾对这条向南奔涌的河流倍感困惑，因为它与他们熟悉的尼罗河的流向截然相反。埃及人对此做出的最佳解释是，幼发拉底河是一条“水从下游流向上游”的河流！
最终，埃及依赖军事实力来维持其统治。在埃及历史上，法老们第一次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兵力可能在1.5万至2万人之间。埃及军队被编为若干个步兵营和战车营，每个营都以一位神祇的名字命名。大多数兵员征召自埃及本土。但维持一支军队需要庞大的资金且不易管理，而且当兵从不是受欢迎的营生。实践中，多数法老都只是在其统治初期对亚洲或努比亚发动惩罚性的袭击，其目的不外乎政治宣传的需要或镇压叛乱分子，之后就返回宫廷，享受更安定的生活。埃及对附庸的统治通常也是间接的。埃及派驻当地的总督受使节与驻军的支持，通过附庸国的君主进行统治。总督的职责是维持秩序，收缴赋税、贡品与原材料。最成功的亚洲征服者图特摩斯三世开启了一项政策，把巴勒斯坦各附庸国的君主作为人质带回埃及，以确保他们的母邦保持对埃及的忠诚。
许多重要原材料都产自帝国治下各个地区。努比亚向来如此，而亚洲为帝国提供了大批战利品和重要商路。图特摩斯三世就曾占用米吉多平原收获的粮食。叙利亚的锡、塞浦路斯岛的铜和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奇里乞亚出产的白银，都源源不断流入埃及，而且白银在埃及一直被认为比黄金还要珍贵。倘若神庙中的铭文真实可信，那么就有数以千计的战俘被带回了埃及。另有许多外国人在埃及充当画师、仆人、酿酒师和雇佣兵。亚洲的神祇也随着他们一道进入埃及。其中，马背上的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甚至被纳入了埃及的神话体系。
第三个部门负责内政。该部门又被细分为4个分支，分别管理王室地产、军队、民政、宗教等事务。每个分支均由一小组法老的顾问领导，他们总维持在20至30人的规模，通常由国王的亲信充任。整个埃及被分为两个行政区。上埃及以底比斯为行政中心；下埃及以孟菲斯为行政中心。国家治理的成败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性格。只有法老具有必要的精力维持横亘数百千米的尼罗河谷地中的各州政府的联系。地方的中心设有镇长，他们负责执行上司的命令，还负责收税。税率大约是收成的1/10。由军官、祭司和官吏组成的法庭负责审理刑事案件和层出不穷的土地纠纷。尼罗河为期4个月的泛滥常使田产边界难以辨认，自然会引发许多纠纷。
官员的坟墓越奢华，越能反映墓主人生前的成就以及与法老的亲近关系。比如阿蒙霍特普二世在位时期担任底比斯城长官的森奈菲尔（Sennefer），他自称“使法老心情舒畅之人”。森奈菲尔的精美陵墓至今仍保存完好，而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大总管克纳蒙（Qenamum）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其墓室的壁画在其死后全部遭到污损。这表明在仁政的平静表象下，充斥着嫉妒与相互倾轧。依照一项可追溯至古王国时期的传统，好的行政治理不但要公正、尊重继承权，还要赈济饥荒与贫困者、倾听穷人的呼声。但现实并非如此。根据文献记载，官吏在收税时态度粗暴，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农民的生活有丝毫改善。尽管统治者希望维持一个秩序井然且运转良好的社会，但这绝非是一个“福利社会”。
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漫长统治下，埃及达到了国力的巅峰。以往的统治者尚与神明保持一定距离，而阿蒙霍特普三世则自视为神，某些浮雕甚至在表现他向自己奉献供品的场景！他把自己等同于“光芒四射的太阳”。让统治者等同于太阳神的做法标志着王室在意识形态方面有重大转变。他不仅启动了埃及历史上最雄心勃勃、最恢弘的建筑工程项目，更热衷于举办盛大的登基庆典，甚至在尼罗河沿岸建设了不计其数的港口，以方便他携王后泰伊（Tiye）在河上向臣民展现自己的风采。
上述策略的一个成果，就是出现了一批可以被列入古埃及最伟大艺术品之列的雕像。这些雕像制作于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的不同阶段。在尼罗河西岸就矗立着这位法老的两尊巨像，总重达到了720吨。这两尊巨像如今仍屹立在阿蒙霍特普三世那座宽敞的祭庙前，尽管该祭庙基本上已经解体了。阿蒙霍特普三世存世的各类建筑中，最宏伟者当数位于底比斯的阿蒙神庙和“众神之母”穆特（Mut）的神庙。底比斯是一座圣城，第十一、十二王朝以及之后的第十八王朝都是以此城为大本营，最终统一了埃及。阿蒙一直被视作该城的保护神。阿蒙是一位不可见的神明（“阿蒙”在埃及语中即意为“隐匿者”），但其“动物”形态被描绘为一个人。
阿蒙早在中王国时期就已经与传统的太阳神拉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位复合神——阿蒙—拉（Amun-Ra）。这种关系在阿蒙霍特普三世在位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强调。阿蒙霍特普即位之初，最重要的阿蒙神庙位于卡纳克。第十八王朝早期的历代法老（包括哈特舍普苏特）在此建造了一个祭祀阿蒙的庞大建筑群。新王国时期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被归功于阿蒙。阿蒙霍特普三世又在卡纳克以南3千米处的卢克索新建了一座雄伟的神庙，其墙壁上的浮雕描绘了众多武士国王的功绩。一条由小型狮身人面像组成的柱廊连接着上述两座神庙。对该柱廊的发掘工作至今仍在继续。
卢克索与卡纳克的神庙是专门为神建造的居所。这两座神庙通过数条漫长的步道与外界相连，道路两侧陈列着不计其数的狮身羊首阿蒙像（公羊是阿蒙的神兽）。神庙的入口处建有宏伟的石门。穿过它们，一连串的庭院和柱廊通向神殿。阿蒙霍特普三世为阿蒙神庙增建了一座“太阳庭院”，也就是一个柱廊环绕的阳光可以直接照射进来的露天庭院，以表示拉在阿蒙崇拜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神庙建筑群深处的庭院全部建有屋顶。当众人穿过前庭进入最为神圣的内殿时，天花板变得越发低矮，地板亦不断抬升，象征创世神话中万物之初的一座土丘。内殿室内的光线受到限制，神像几乎矗立于黑暗之中。 [3]
法老在理论上是唯一具有完整神性者，唯有他能通过仪式供养并维持神明的灵魂。经过选拔的祭司只有在法老缺席时才能充当其代表。祭司在进入内殿前需要净身，所以必须在圣水池中反复洗涤身体和所使用的礼器（圣水池因而成为神庙的重要标识）。之后，祭司开启内殿大门上每夜护卫着阿蒙的封印，庄重地步入内殿。神像每天都会被涂抹油膏并围上干爽的亚麻布，并有人在神像面前诵读规定的祈祷词。
欧佩特大典（the great festivity of Opet）是民众参与底比斯神庙中各项宗教仪式的唯一机会。埃及人每年都会在尼罗河开始泛滥的喜庆时刻举行这一重要节庆。欧佩特大典把阿蒙霍特普三世在卢克索新建的神庙与卡纳克的神庙联系在了一起。众人把装饰着黄金与珠宝的阿蒙神像由卡纳克神庙抬出，安放在一艘神船上，再把神船抬到河边。神船将顺流而下，造访卢克索的阿蒙神庙。尼罗河两岸的围观者在神船经过时载歌载舞、挥舞旗帜或顶礼膜拜。
古埃及的神庙并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场所，还是国家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底比斯的阿蒙神大祭司既可以来自职业的祭司阶层，也可以由法老在其廷臣或将领中选拔。大祭司的职责既包括管理谷仓，又包括负责招募修建王室陵墓的工匠和其他一般公共工程。神庙拥有巨大的财富，其中大多来自法老的捐赠。法老可能希望由此得来的产品的一部分将被返还给国家。据估计，卡纳克的阿蒙神庙在新王国时期晚期曾占有2400平方千米的土地，几乎是埃及全部耕地的1/4，所控制的劳动力亦超过了8万人。底比斯的各阿蒙神庙每年的总收入接近200万袋谷物。
然而，阿蒙霍特普三世做得过头了。在其统治的末期，也就是在公元前1350年前后，过于富有的神庙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变成了法老的竞争对手。阿蒙霍特普三世在去世之前，似乎就已经开始疏远底比斯的神庙。他在孟菲斯培养其子阿蒙霍特普，并开始扶持埃及北部的宗教势力，例如萨卡拉的圣牛与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一种新的宗教崇拜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任期内出现，其崇拜对象是阿吞（Aten），也就是物理形态的太阳。阿蒙霍特普三世之子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52—前1336年在位）拥有另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埃赫那吞（Akhenaten），即“对阿吞有益之人”。这位法老妄图发动一场宗教和社会革命，把阿吞树立为唯一的神，以取代传统的埃及众神。 [4]
对太阳神的崇拜在埃及宗教中根深蒂固。每次日出都被埃及人视为创世的象征性再现，而对太阳的崇拜在埃及控制下的中东地区也十分常见。埃赫那吞倘若仅强调阿吞神在埃及诸神中的地位，可能不至于引发巨大的骚动。无论他是否受到了其父的启发，他最终走上了一条史无前例又特立独行的道路。他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阿吞之外的所有神祇，尤其针对阿蒙神，同时又把自己树立为阿吞与凡人之间的唯一媒介。这种转变也体现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阿吞被描绘为一个代表太阳的圆盘，辐射出一道道光线，光线的尾端是抚摸法老及其家人的手。王后娜芙蒂蒂（Nefertiti）的地位得到提升，于是法老夫妇看起来像是阿吞的双胞胎儿女，表明当时开始强调法老家庭成员的重要地位。
埃赫那吞发动这场宗教革命的动机尚不清楚。可能他受到其父的影响，他在父亲去世前可能是父亲的共治者（并非所有学者都赞同此说）。他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母亲泰伊的影响。这位令人敬畏的王太后活到了埃赫那吞统治时期。他可能只想证明自己不是神庙势力的傀儡，或者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宗教。无论动机如何，他都为自己设立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毕竟传统宗教信仰早已被深深嵌入埃及人的世界观中，他实际上是在挑战整个埃及的认知结构。
改革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神庙被关闭，其财产亦被没收。当土地直接转移到法老的手中时，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混乱。各种传统节庆被废除，以致农民无法掌握节令。随着埃赫那吞对阿蒙的攻击逐渐升级，不但阿蒙的名字，甚至“诸神”这类意指众神的字眼都被从神庙中彻底抹去。倘若埃赫那吞未得到军队的支持，如此剧烈的宗教革命应该永远不可能发生。
埃赫那吞建造的第一座阿吞神庙位于底比斯。它有自己单独的区域，内部拙劣的浮雕说明它是仓促建造的。事实证明，这座神庙过于靠近阿蒙神崇拜的大本营，所以埃赫那吞在继位5年后，顺尼罗河而下，迁都至中埃及的一片处女地，并把新都命名为埃赫塔吞（Akhetaten），但当地现在的地名——阿玛尔那土丘——则更加为人熟知。迁都之举表明法老渴望彻底摆脱来自埃及传统以及底比斯和孟菲斯的上层官僚，但应该还有其他因素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阿玛尔那土丘东岸的峭壁上，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隘口与一个山谷相连通。朝阳发出的第一缕阳光正好穿过隘口。阿玛尔那土丘的阿吞神庙气势恢弘，且与山谷位于一条直线上。阿吞崇拜更强调生活中的积极方面，比如白昼而非黑夜、光明而非黑暗、重生而非死亡。阿吞神庙的露天式设计也一反阿蒙神殿传统的封闭式设计。与埃赫那吞有关的浮雕与壁画大多描绘他沐浴在阳光下的场景，而代表阳光的线条末端总有一只小手在轻抚着法老。
阿玛尔那土丘的一座陵墓里仍保存有一首赞美阿吞的颂诗，其中一段写道：
你从天边升起，大地重现光明。
你是白昼的阿吞，照耀着万物。
你驱散黑暗，发出光芒。
两片土地一派欢腾。
众人醒来并起身，
是你唤醒了他们。
他们沐浴更衣，
高举双臂礼拜你的升起。
万物各司其职，
牲畜游荡于野，
草木吐露新芽；
鸟儿展翅离巢，
感激你的恩泽。
脚踏大地的走兽，
翱翔天空的飞鸟，
皆仰赖你的光芒。
你的升起使道路畅通，
使船只往来于南北。
河鱼在你面前跃起，
你的光芒直达海底。
这首热情洋溢的阿吞颂歌以俗语写成，与典雅的官方用语有很大差异。历史已经证明此诗极具影响力，尤其是以色列人那些赞美他们唯一的神——上帝——的诗歌可能就受此启发。然而，新宗教在埃及未能广泛传播，因为传统宗教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众对于抛弃传统宗教缺乏动力。埃及的传统宗教在民间具有令人震惊的韧性。埃及形形色色的神明可以被赋予不同的身份和属性，从而满足形形色色的身体及精神需求。神明们或被组合在一起，或被合并为复合神，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神话体系，涵盖了从创世到来世的各个主题。用只有一种形态的单独一个物质实体去代替传统的众神，当时的埃及人显然无法承受如此剧烈的文化冲击，所以连那些在阿玛尔那土丘工作的工匠都保持着对传统众神的忠诚。
埃赫那吞的统治并未因为推广阿吞崇拜的失败而减色。作为一位强势的君主，他执着于宣扬自己是阿吞神与埃及之间的唯一媒介。他没收其他神庙的财产，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还牢牢控制着行政系统。能为埃及带来巨大文化变革者寥寥无几，埃赫那吞无疑是其中之一。许多艺术作品以一种相较于传统范式更加轻松、更加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法老、王后及他们的家人。王室俨然已经取代神话中众神的家族，成为艺术家的创作主题。某些肖像甚至描绘出了法老独特的体貌特征，例如臃肿的腹部。相较于此前的法老肖像，这种手法无异于离经叛道。他还抛弃了自古以来应用于各种文本的古典埃及语，转而使用一种由他刻意创造的新语言。这种语言既保留了古典埃及语的某些特征，又借鉴了当时通行的口语，以进一步彰显其自身的身份。简而言之，此时的埃及对于传统的坚持有所放松，从而孕育出了更加自由的艺术风格。
阿玛尔那土丘远离尼罗河洪水的水位线。该城在埃赫那吞死后即被废弃。这意味着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来了解往昔的一切。 [5] 城区通过14块界碑划定，并经过精心的规划。足够丰富的古代遗存使今人能够准确定位宫殿以及与之相连的后宫、阿吞神庙和行政机构的位置。该城还曾建有多座园林，郊区坐落着行政官员的宅邸。工匠的村落建有完整的围墙，其居民在夜间不能外出。该村落不禁使人联想到更南边代尔麦迪纳（Deir el-Medina，见第5章）的工匠村落。
阿玛尔那土丘的规划展现了法老统治的本质。法老及其家人居住在易守难攻的宫殿中。宫殿则位于城市北部，远离其他城区。一条宽阔的大道连接着宫殿与举行各种典礼的场所。法老可以每日沿着这条大道出巡。在他途经之处，居民们会跟在他所乘坐的黄金战车后面欢呼致敬。法老最终会抵达另一座甚至更宏伟的专门用于展现王家威仪或接待外国使节的宫殿。这座宫殿的核心是一个巨大的庭院，庭院周围矗立着法老的巨型雕像。庭院的石板路面上描绘着外国人的形象。法老的战车每每碾过外国人的形象，可以提醒人们，这位法老正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法老夫妇还会在名为“露面之窗”的阳台上赏赐群臣。这样的场合也令公众有机会目睹法老的风采。埃赫那吞可能是一位强势且特立独行的君主，但新都的布局仍表明，为了令人敬畏和控制手下的官员，对统治者权力的呈现可谓费尽心机。
埃赫那吞于公元前1336年前后去世，埃及随即陷入了混乱。埃赫那吞的继承人名叫斯蒙卡拉（Smenkhara）。此人身份不明且在位仅短短数月（有可能是娜芙蒂蒂取了一个男性的名字斯蒙卡拉）。此后，埃赫那吞与另一名妻子所生的儿子——图坦哈吞（Tutankhaten）——继承了王位。他的名字表明阿吞崇拜此时仍是官方宗教。但不到一年时间，他便改名为图坦哈蒙（Tutankhamun），阿玛尔那土丘亦被废弃。这位年幼的法老发出了一道“复辟法令”，哀叹神庙的衰败以及众神抛弃了埃及。埃及经历了一场反对阿吞崇拜的政治风暴。贵族现在参照小型神庙的样式营造陵墓，仿佛是在向民众宣示他们对宗教的控制力。其陵墓中满是描绘传统神祇的雕像与壁画。（奥西里斯作为最重要的葬礼之神的地位迅速得到了恢复。）随着埃赫那吞现在被认为背叛人民、搅乱了宇宙秩序，他的前任们被给予了无与伦比的尊重。阿蒙则一跃成为全宇宙的至高神，可以化身为其他任何埃及神祇，而且任何信奉阿蒙者都可以亲近这位神。当时的文本中还出现了阿蒙“在远方注视着一切，在近处倾听着一切”的描写。阿蒙被认为能直接干预信徒的生活。
图坦哈蒙未及亲政便已去世，年仅19岁。其死因可能是脑出血或由腿部骨折引发的感染。然而，他的死亡也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为的是在他完全掌握权力前将之除掉。无论真相究竟如何，他得到了一位法老应有的风光大葬。纯粹出于偶然，他的王陵可能不久即被人遗忘并被后来隧道施工产生的碎石所掩埋，总之令他免于被盗墓贼所打扰，直到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才使之重见天日。图坦哈蒙陵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随葬品轰动了整个世界，而围绕这位英年早逝的法老所演绎出的各类凄美故事，更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图坦哈蒙热”。 [6]
第十八王朝在图坦哈蒙去世时已是山穷水尽。埃及仍处在混乱之中，图坦哈蒙的遗孀——也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姊妹——为了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甚至可能尝试寻找一位赫梯王子作为她的丈夫。倘若此事属实，则她的计划被一位名叫霍伦赫布（Horemheb）的将领所挫败。霍伦赫布趁机夺取了埃及的最高权力。他自视为传统秩序的恢复者，并彻底抹除了埃赫那吞及其继承人的痕迹，自称其王位直接继承自阿蒙霍特普三世。此外他还修改官方档案，让自己成为第十八王朝的王室成员。在萨卡拉为自己建造的陵墓中，他将本人塑造为一位意志坚定的将军，而来自近东与努比亚的战俘则匍匐在其脚下听候发落。此外，他雷厉风行地整肃了宫廷中的腐败现象。他拆毁了埃赫那吞为阿吞神兴建的神庙，并把拆卸下来的建筑材料用于在卡纳克大兴土木。由于没有子嗣，他把王位传给了一位青年将领——第十九王朝的创立者拉美西斯一世。埃及在第十九王朝结束后便永远地失去了大国地位。
拉美西斯一世的家族来自三角洲东部，因而权力中心回到了埃及的北方。底比斯的祭司们可能收回了神庙，但在新王国时期的剩余年月中，从未被允许重建其政治影响力。拉美西斯家族并无王室血统，因而拉美西斯一世之子塞提一世（Sety Ⅰ）于公元前1294年左右继承王位后，精明地试图掩饰这一点。他曾与69位先王出现在同一组浮雕中，最早的一位就是据传首次统一埃及的那尔迈。值得注意的是，哈特舍普苏特、埃赫那吞及其直接继承人则被刻意忽略。过往的历史必须要按王权的传统意识形态来重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完成传统宗教的“复辟”，塞提一世在埃及各主要宗教中心广建神庙，其中最精美的一座位于阿拜多斯。上文提到的那幅刻有69位先王的浮雕就位于这座神庙的一条柱廊里。这座神庙若因循传统，应连接着一座奥西里斯神殿，但实际上它连接着7座神殿，也就是寓意众神共同支持这位法老。底比斯也享受到了特殊关照。卡纳克的阿蒙神庙增建了一座崭新的巨型立柱大厅。阿瓦利斯因成为法老在北部的陪都得以复兴，当地的塞特神庙也得到了重建。
埃及帝国此时面临着一个新敌人——赫梯帝国——的威胁。赫梯帝国在公元前14世纪晚期达到鼎盛，其势力不仅越过了安纳托利亚中部，还吞并了曾属于米坦尼王国的大部分领土，并且向南深入至黎凡特（赫梯的详情请参阅上文第2章）。两国在埃及北部爆发边界冲突已是在所难免，而且埃及早在塞提一世在位时期便不得不发动深入亚洲的新战役，以便重新控制那里。双方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就是公元前1275年左右爆发的卡迭什之战。卡迭什这个叙利亚城镇被埃及默认为埃及的帝国边界。当时在位的是塞提一世之子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79—前1213年在位）。双方国王亲率大军，每一方都拥有大批的战车与步兵。尽管拉美西斯二世在埃及神庙的墙壁上宣传自己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流传至今的赫梯文献也有对这场战斗的记载。在赫梯人看来，埃及军队不过侥幸从赫梯的战车洪流中全身而退。实际上，两国的战争陷入了僵局。拉美西斯二世明智地意识到，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与如此强大的帝国作战是十分危险的，于是在公元前1263年左右与赫梯缔结了盟约。盟约被雕刻在了银版上。该盟约也结束了拉美西斯二世的军事生涯。无论他如何吹嘘自己作为一个全能的埃及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有证据表明两个帝国都尊重彼此的实力。 [7]
拉美西斯二世大肆宣扬这场“胜利”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他宣称，无能的将领们是在他的激励下才投入战斗的。此外，他也通过更加传统的方式经营着自己的形象，自然也少不了大兴土木。至今仍屹立在埃及土地上的神庙遗址中，有近半数能追溯到他统治的年代。阿布辛拜勒神庙是拉美西斯二世最著名的遗产之一。由于阿斯旺大坝建成后所形成的纳赛尔湖将会淹没该神庙，因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对其实施了整体搬迁。拉美西斯二世之所以要在埃及势力范围的最南端建造如此雄伟的神庙，显然是想凭借那种令人恐惧的实力震慑他的努比亚臣民。山岩正面凿有4尊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坐像，每尊高21米。略小一些的正室奈菲尔塔利的雕像和其他王室成员的雕像则被放置在上述雕像之间。神庙的内殿深入岩体达60米，内殿深处供奉着阿蒙—拉等众神的雕塑。拉美西斯二世也遵循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先例，把自己塑造为众神当中的一员。这些雕像每年会被阳光照耀到两次，日期分别是冬至日之前与之后的第60天。他还沿着峭壁专门为王后奈菲尔塔利建造了一座较小的神庙。这些神庙如今被搬迁到了地势较高处，且依旧保持着昔日的魅力。
为了荣耀位于三角洲的家乡，拉美西斯二世在阿瓦利斯附近建造了引人瞩目的新都培尔—拉美西斯（Pi-Ramses）。据铭文记载，新都建有大量鱼塘和粮仓，每天都有船只运来谷物，因而没有人会挨饿。该城虽位于内陆，但可以通过河道抵达。城市北部的开阔地可供外国工匠在此定居，例如经发掘发现，当地的一个战车作坊即由赫梯人经营。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此发现了供奉着叙利亚女神阿斯塔特的神庙，与供奉阿蒙、塞特、拉等传统埃及神祇的神庙比邻而立。以色列人可能就是因为拉美西斯二世在该城及其周边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皮索姆（Pithom）大兴土木，而被吸引加入移民大军的。他们的境遇（可能与今天那些受到盘剥的外籍劳工相差无几）以及后来被“释放”或主动返回亚洲的故事，可能为《出埃及记》提供了素材。（“以色列”一词仅在埃及铭文中出现过一次，即拉美西斯二世之子麦伦普塔赫［Merenptah］消灭了一个来自迦南的名为以色列的部落。）
拉美西斯二世在培尔-拉美西斯城为自己建造了主宫殿。由于他在位已近30年，所以为筹办塞德节而建造了典礼大厅（Jubilee Halls）。他自然也不会忽视自己的后事。他按照传统在帝王谷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王陵。这座陵墓甚至可能是所有古埃及王陵当中最奢华的一座。他还在底比斯的尼罗河西岸建造了一座巨型祭庙，即拉美西斯祭庙（Rameseum），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与之配套的粮仓规模十分巨大，其库存可满足3400个家庭的一年之用。他为奈菲尔塔利建造的华丽陵墓还展现了这位好大喜功的君王温情的一面。
对培尔-拉美西斯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当地的航道也被设计用作防御屏障，而且当地至少建有3座兵营。尽管法老正高调地公开炫耀王室的排场与自信，但早已有迹象表明埃及此时正变得越来越采取防御姿态。埃及与赫梯形成的僵局一定令他感到震惊。带有拉美西斯名字的铭文总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装饰法老名字的王名圈被刻得很深，仿佛拉美西斯担心自己的名字会被抹去一般。在拉美西斯二世去世后，埃及所承受的外部压力日益加剧。撒哈拉沙漠越发干旱，迫使那些渴望土地的游牧民族开始频繁袭击富庶的河谷地区。来自西部的利比亚人首次集结为一支精良的突袭部队，屡次突破埃及的防御。利比亚人的袭击可能与“海上民族”的入侵同时发生。“海上民族”可能也只是地中海地区大动荡的一种表现。
拉美西斯二世在位长达67年。期间他生育了不计其数的子女，其中许多先他而去。他去世后，其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麦伦普塔赫继承了王位。但拉美西斯仍有众多子孙企图争夺王位，从而令帝国的稳定受到破坏。之后的第二十王朝也只有一个能力出众的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84—前1153年在位）。拉美西斯三世以传统战略打击进犯沿海地区的敌人，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他还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精美的纪念建筑，例如在毗邻底比斯的麦迪奈特哈布（Medinet Habu）建造了一座巨型神庙。他在此大肆宣扬其击败“海上民族”的功绩，这一胜利也成了古埃及荣耀的最后一曲挽歌。
然而真相是无法掩饰的，他的王国显然正在走向崩溃。长期的穷兵黩武正在榨干埃及的资源，“海上民族”造成的破坏又使传统贸易路线陷入瘫痪。拉美西斯三世曾试图向祭司集团寻求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向神庙大施恩惠，底比斯的阿蒙神庙受惠颇丰。他赠给神庙的耕地可能占埃及全部耕地的15%，换言之，神庙控制了埃及1/3的耕地。结果适得其反，法老丧失了作为税源的大片土地。在拉美西斯三世的晚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埃及内部已危机四伏，而利比亚人的袭击又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后宫中甚至有人曾密谋行刺。由于官僚机构罕见地陷入了瘫痪，在帝王谷工作的工匠竟未能按时领到口粮，遂组织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工。由于王室已经威严扫地，盗墓贼洗劫了帝王谷的一座座王陵。公元前1100年前后，代尔麦迪纳的工匠村落最终被完全废弃。
第二十王朝的后9位法老全部取名为拉美西斯。他们可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名字上，希望这个名字能扭转国运。然而他们都被证明无力扭转埃及的颓势。埃及衰败的部分原因在于许多法老在登基时便年事已高，在位时间太短，加之精力衰退，根本无法巩固自己的权力。第二十王朝历代法老的平均在位时间不足12年，与此相比，第十八王朝则接近20年。法老手中的资源正逐渐枯竭。努比亚的金矿此时已经枯竭。法尤姆等重要的农业产区则无力抵御利比亚人的袭击。年迈体衰的法老与捉襟见肘的资源使埃及的帝国开始分崩离析。拉美西斯六世（公元前1143—前1136年在位）统治时期，埃及丧失了对亚洲的控制。努比亚地区的人口随着金矿的枯竭开始下降，而当地的埃及官吏也于第二十王朝末期撤离。到公元前1060年，埃及已经退回到河谷地区的传统疆域内。
关于盗墓案件的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埃及社会的崩溃。尽管盗墓活动一直存在，但规模在此时急剧扩大。底比斯西部的贫困居民在偷取神庙的粮食和盗墓方面最为出众，甚至连王陵也不放过，这标志着王室的权威已荡然无存。一个名叫阿蒙帕努弗尔（Amun-panufer）的石匠供认，他从第十七王朝某位法老与王后的棺椁中偷走了全部宝石并纵火烧毁了棺椁，然后与同伙瓜分了所有随葬品。文献中列出了经办案件的官员们追回的财物，包括黄金、白银、黄铜、青铜、亚麻布、木材和成罐的油。腐败也在四处蔓延。负责运粮的官员在船只停泊时监守自盗。原本为了维持秩序而训练的努比亚人部队，竟也卷入到盗墓和洗劫纪念建筑等犯罪活动中。当时的统治者在绝望之余，把拉美西斯二世等列位先王的木乃伊汇聚起来，集中安葬在了代尔巴赫里的一个隐秘之处。这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直到19世纪它们才被重新发现。
当时的一首起源于早期宴会歌曲的挽歌，捕捉到了新王国时期末期的情绪：
那些安息于金字塔中的远古的众神，与那些受祝福的高贵的逝者、祭拜堂的建造者，他们的安息之地早已消失，仿佛从未存在。无人从另一个世界返回，为我们讲述他们的境遇和他们的处境，宽慰我们，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前往他们已到达的世界。
埃及人曾为良好的秩序与悠久的历史而备感自豪，所以对他们而言，当时无疑是一场浩劫。埃及虽然日后还会迎来复兴，但再未能像新王国时期那样繁荣和强大。
[1] 参见：Mark Collier and Bill Manley, How to Read Egyptian Hieroglyphs , London, 1997。
[2] 关于帝王谷，参见：Nicholas Reeves and Richard Wilkinson, The Complete Valley of the Kings , London and New York, 1996。
[3] 对于埃及神庙的初步介绍，参见：Richard Wilkinson, The Complet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 ,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4] 参见：Cyril Aldred, Akenaten, King of Egypt , London and New York, 1991。
[5] 英国考古学家巴里·肯普（Barry Kemp）于1977年开始在此发掘。他对该城的详尽描述可参见：Barry Kemp, The City of Akhenaten and Nefertiti: Amarna and its People , London, 2012。
[6] 关于该王陵的发掘和文物，参见：Nicholas Reeves, The Complete Tutankhamun: The King, the Tomb, the Royal Treasure ,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7] 参见：T. G. H. James, Ramesses II, New York, 2003；Joyce Tyldesley, Ramesses: Egypt’s Greatest Pharaoh ,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二者皆为极好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