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新王国时期埃及的日常生活

森奈扎姆（Sennedjam）是一位在帝王谷参与建造王陵的石匠，死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第11年，所以应该曾为修建这位法老或其家人的陵墓出过力。森奈扎姆的墓于1886年在工匠村代尔麦迪纳被发现，且未遭盗掘。他与妻子伊奈菲尔（Iynefer）以及子女们的木棺仍完好地保存在地下墓室里，而该家族其他不那么重要的成员在下葬时仅裹有一层裹尸布。

墓室东边墙壁上的壁画十分精美，描绘了当时农业劳作的场面。壁画分别描绘了森奈扎姆与伊奈菲尔夫妇手持燧石镰刀，在田野中收割谷物、收获亚麻以及播种的情景。在壁画靠下的位置，结满椰枣与无花果的果园与开满鲜花的花园被一道灌溉用的水渠分开。画面中这对幸福的夫妇在劳作时却衣着讲究，显然他们并不是真正需要在农田里挥洒汗水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群沙布提（shabits）——一种手持工具的象征仆从的小型墓俑——会在冥界为他们劳作。而在闲暇时，这对夫妇会像另一幅壁画所表现的那样，玩一种名为塞奈特（senet）的棋类游戏来打发时间。

这些壁画展现了古埃及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但这种和谐而富足的冥世生活只属于那些能够通过奥西里斯审判的人。古埃及的现实生活又如何呢？这毕竟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总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幸而尼罗河却不一定泛滥的世界。普罗大众的声音大多被时间所湮灭，但在《对各职业的讽刺》中，透过作者对那些不认真练习书写技巧的学徒的警告，我们可以一窥普通人的真实处境。文章如此写道：

记住农夫面对税册时的处境吧，毒蛇已经夺走他的一半收成，而河马又吞掉了另一半。田鼠横行，蝗虫肆虐，牲畜吃光秧苗，麻雀带来贫困。打谷场上仅存的收成又落入盗贼手中……税吏登上河岸登记租税，带着手持长棍与努比亚短棒的家丁。他们高喊“交出谷物”……尽管农夫早已一无所有。他们把他痛打一顿，头朝下投入井中……于是粮食都不见了。

森奈扎姆的冥世生活虽过于理想化，但他在现世的生活实际上要优于大多数埃及人，因为他有一技之长，并能领一份旱涝保收的口粮。他所居住的村庄代尔麦迪纳，是埃及境内考古发掘最充分的遗址之一，并为我们展现了新王国时期事业有成的工匠的日常生活画卷。

代尔麦迪纳村的村民

代尔麦迪纳村与底比斯的帝王谷毗邻，其居民坚信该村系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一世下令建立（即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此后的400年间，代尔麦迪纳居住着一支有技能的劳力，其中包括约70名工匠及其家人，另外还有一些辅助人员。代尔麦迪纳是一座人为形成的聚落，绝非那种居住着大批农夫的自然村落。无论收成如何，这里的村民都能得到稳定的食品供应。他们大多识字，毕竟他们要为陵墓镌刻铭文。这为考古人员带来了意外的惊喜。纸草本身价格低廉，一卷纸草大约相当于一双凉鞋。这使文本在具有读写能力的人群当中广泛流传成为可能，有一些卷轴就是当时的初学者抄写的古代文本。从20世纪20年代至1951年，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Oriental Archaeology）曾在此广泛发掘。代尔麦迪纳村为我们了解普通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与其所思所想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材料。

设立代尔麦迪纳村的唯一目的就是在荒凉的帝王谷开凿并装饰王陵。每位新法老在即位之初就会对自己的陵墓做出规划，而工匠们则开始着手开凿山岩、粉刷墓室、绘制壁画。此外墓中的各种陈设也需要开始制造。王后们另有自己的坟墓，与王陵相比要稍逊一筹，坐落在另一条山谷里。一旦法老去世，工匠们会迅速为70天后的葬礼做好一切准备，然后便着手为即位者建造新陵墓。

由于这些工匠能够接触到王陵当中的机密与宝藏，所以他们与埃及社会的联系被切断。比如他们夜间就只能待在村庄的围墙之内。村庄的物资供给依赖于外界，粮食由当地神庙的粮仓提供，饮水则由村庄的运水工用驴子驮来。村民不与外界通婚，技艺由各家族世代相袭。这些家族的规模通常不会太大。据某次“人口普查”的记录，仅有一个家庭的成员数量达到了5人，甚至有几名男性都过着独居生活。子女成年后必须搬出父母的房子，要么组建自己的家庭，要么离开村庄。这个村庄最古老的墓地位于该聚落的东边，发掘显示夭折的婴儿都被正式安葬在了“婴儿区”，还有一个区域用来安葬青少年。

居住在代尔麦迪纳的工匠包括书吏、画师、木匠、石匠、雕工和粉刷匠，当然还有身无长技的苦力。此外，村庄还有自己的警卫人员和“家政人员”——信使、洗衣工、看门人以及磨面粉的女奴。在村子里，房屋均朝向主干道开门，建筑样式也千篇一律。每座房屋由前后相连的3或4个房间构成。第一个房间可能用于供奉祖先或保护神，第二个房间是客厅，通常有几根立柱、一个天窗，然后就是卧室，最后面是露天的厨房。房屋内还设有存放财物用的地窖（屋主常把自己的床摆放在地窖入口的上方），而屋顶也可用于生活或睡觉。屋内墙壁上设有壁龛，用于供奉家庭所崇拜的神祇。侏儒神贝斯（Bes）既保佑家族的兴旺，也可以保佑分娩的妇女，因此通常最为显眼。女神塔维瑞特（Taweret）也十分常见，其形象是一头怀孕的河马，护佑妊娠、分娩、哺乳的妇女。另一位比较常见的女神则是哈托尔，她是妇女与家庭幸福的守护神。值得一提的是，村外即建有一座哈托尔神庙。（哈托尔是太阳神之女，其形象集合了多种特质，既表现了慈母的柔情，也有雌狮保护幼崽时的狂暴，而其曼妙的身姿还象征着女性的性魅力。）神庙内的陈设颇为朴素，但十分精致，例如矮凳、木床、陶器以及用灯芯草编制的草席和提篮。

工匠每10天可以休息1天，到新王国晚期，假期可能延长到了2天。这些相当于“周末”的日子通常会被用来做一些自己的营生或自家的营建工作。许多工匠拥有成套的工具。他们精心装修自家的房屋并在门楣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其后几个王朝统治时期，一处新的墓地出现在了村庄西侧的山坡上。这片墓地经过了精心的规划。普通工匠的墓簇拥着工头的墓（工匠们当时被分为两支队伍，每支分别负责建造王陵的一侧），并与工匠们在山谷另一侧建造的王陵遥相呼应。墓室或在山体中开凿或在地下挖成，整个家族共同使用一座墓室，但只有地位较高的家庭成员才配享用棺椁。作为坟墓一部分的祭拜堂一般用泥砖建成，常被粉刷为白色，顶部还建有一座微型金字塔，矗立于入口处。

当地出土的陶片上常写有文字，内容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书信、卷宗、纠纷档案、赞美诗与其他文学作品的片段到祛除疾病的咒语，可谓无所不包。这些文献生动展现了村民的人生百态，例如遭妻子抛弃的丈夫、被蝎子蜇伤的工匠、生日聚会上的烂醉如泥、哀悼友人时的痛哭流涕，以及为了感谢诸神或某位法老而大摆筵宴。村庄里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争吵与冲突（尤其是当墓中的物品被盗时）。这些争端一般交由村庄的议事会来解决。当有些事件陷入僵局时，村民们会举行仪式，由村庄中的长者抬着该村的创立者——已经被神化的阿蒙霍特普一世——的雕像在整个村子里游行。这个仪式似乎是为了凝聚共识。所以在仪式结束后，一名书吏就会起草最终裁决，并由长老们签字生效。惩罚可能十分严厉，比如杖责一百、苦役或刺字。在第十九王朝，某个名叫佩奈布（Peneb）的人曾被押往沙漠深处的矿山服苦役，因为他被指控假公济私、强迫劳工为其干活并与村民的妻子通奸。然而，一旦遭遇什么重大变故，例如赖以为生的口粮配给不能及时发放，村民们就会搁置分歧一致对外。 ^[1]

生存技能

代尔麦迪纳的村民虽然衣食无忧，但仍会在闲暇之余利用手中的资源从事一些小买卖。他们必定互相帮助来修建自己的坟墓，或以物物交换的方式互通有无、换取额外收入，至少也能积攒一些粮食。拥有驴子的人则会把它们出租给送水工。时间较早的文献进一步展现了古埃及的经济生活的某些细节。例如在第十一王朝，农夫赫卡纳哈特（Heqanakhte）曾于公元前1950年给家人写过一些信。这些信件表明此人虽没有自己的土地，但积累了一些“资本”，主要是一些铜、油、谷物、亚麻等物资，可在将来用于交换或支付租金。此外，赫卡纳哈特还有另外一份收入，因为他还是一个灵仆（ka-servant），负责看管蒙图霍特普二世时期的宰相伊皮（Ipi）的坟墓。如今，赫卡纳哈特已上了年纪并且喜欢抱怨。他虽已经把家业传给了儿子们，但还未打算彻底撒手不管。在他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名叫梅利苏（Merisu）的，因为懒惰而遭到了父亲的呵斥：“埋头犁地，尽你最大的努力，照看好我的谷种，照看好我所有的财产。我要让你为此负起责任！……锄好我所有的土地，筛掉粮食中的杂质，把你的心思都放在农活上面。”赫卡纳哈特还抱怨梅利苏交来的大麦是干瘪的陈麦而非刚刚收获的新麦，也未能尽心照料最小的弟弟斯尼弗鲁——他是赫卡纳哈特最宠爱的儿子。他于是要求梅利苏犁完地就马上把斯尼弗鲁送回来。此外，赫卡纳哈特刚刚迎娶了娇妻优腾赫布（Iutenheb），但儿子们对这位年轻的继母态度轻慢，甚至出言不逊。这让赫卡纳哈特十分恼火。 ^[2]

古埃及也一定存在大量的商机。古代壁画中描绘了从停泊的船只上卸下商品并在码头旁叫卖的商贩的形象。一份公元前1137年尼罗河上某艘货船的货物清单则显示了当时商品的琳琅满目——这艘船装载了大量盛满芝麻油和葡萄酒的罐子，以及橄榄、葫芦、食盐、清理好的鱼（至少有5000尾）和去了内脏的水禽，还有50卷纸草和110捆蒲草。这也佐证了乌鲁布伦沉船上的发现，即古埃及的日常商业活动主要以种类繁多但数量不大的商品为主。非正式的交易大多由所谓的舒提（shuty）负责经办。他们受雇于国家或神庙，但不放过任何中饱私囊的机会，把多余的物资囤积起来私下售卖。新王国时期的盗墓案件也表明，在销赃环节充当中间人的可能也正是这些舒提。

剩余产品的价值用德本（deben）这种重量单位来表示，1德本约合90克。古埃及人用相同重量的金、银、铜等贵金属来表示德本的价值。所选的金属越贵重，德本的价值也就越高，比如1德本白银就相当于约100德本黄铜。我们至今仍能读到书吏佩那瑙基特（Penanouqit）的交易记录。他出售了一头牛，估价为130德本黄铜，换回了以下商品：一件细亚麻布短袍，价值60德本；其他两件短袍各值10德本；用于制作项链的小珠子，价值30德本；最后还有价值20德本的粮食。埃及人从未发展出使用货币的交易手段（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埃及才引入货币）。

埃及人在数学领域奉行实用主义，主要致力于解决管理与建筑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他们虽未能把算术与几何区分开，但却运用这些知识解决了统计劳工薪水、农田面积、谷仓容积等诸多问题。（当洪水退去时，古人需要为农田重新划分地界，数学知识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埃及人还运用数学知识计算应征收的赋税，或施工所需泥砖的数量。早在公元前3500年，埃及人便已经掌握了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但直至3000多年后希腊人入主埃及，他们的数学知识才有了新的发展。莫斯科纸草（Moscow papyri）和林德纸草（Rhind papyri，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是现存最重要的两份数学文献，主要记录了一系列应用题及其解答，涵盖了书吏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例如其中有这样一道颇具代表性的题目，即如何在一群地位各不相同的人当中分配一定数量的面包或啤酒，其中一些人由于具有较高的地位能够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份额。埃及人不使用分子大于1的分数，这导致他们在表示分数时饱受困扰，例如他们得用1/2+1/4+1/8来表示7/8，而6/7则必须记为1/2+1/4+1/14+1/28。只有通过使用提前准备好的计算手册，古埃及人才能进行速算。

埃及人在几何方面的成就更加卓著。例如他们知道，当一个三角形各边边长符合3∶4∶5的比例时，与斜边相对的角一定是直角。当他们需要画一个直角时，可能会使用一根按上述比例打结的绳子。此外，埃及人还能计算出三角形的面积以及金字塔的角度。他们所推导的圆周率为3.16，与今天常用的3.1416已经十分接近。他们的长度单位是肘尺（cubit），长度与成年人的前臂大致相当，因而在象形文字中，表示肘尺的符号就是一只前臂。常用的测量土地的面积单位则是塞塔特（setjat），1塞塔特即100肘尺见方的面积。

埃及人仅把数学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这意味着他们从未发展出科学意义上的数学。数学史学者莫里斯·克莱因（Morris Kline）曾这样总结埃及人在数学领域的局限：“几乎无数学符号，鲜有对抽象问题的自觉思考，未把一般方法转化为公式，缺乏证明的观念，甚至没有值得称道的证明方法，从而无法论证某个步骤或算式的正当性。”当埃及人被某些人描绘得高深莫测时，我们应时刻牢记上述冷酷的评价。他们虽在某些方面堪称智慧，但在另一些方面则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家与家族

积累财富有许多诱因，尤其是在满足家庭的迫切需要方面。家庭是构成埃及社会的基本单元，许多壁画和雕像都刻画了夫妻相拥相抱的幸福模样。在新王国时期末期，动人的情歌表明当时两性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层面的平等关系。情歌中，女孩这样唱道：“我日夜企盼你的爱，辗转反侧至天明，你的样貌让我的心再次焕发生机。我炽热的感情全部属于你，你的声音让我的身体充满了活力。”而另一个男孩也曾追忆自己的罗曼史，他不顾水中潜伏的鳄鱼，勇敢地游过水位暴涨的河流，去见心上人。而另一个女孩则诱惑她的爱人前往河边，答应让他偷窥自己沐浴更衣。此时已经出现年轻人应赡养父母的观念。某位书吏这样写道：“报答你的母亲，毕竟她抚养了你。她需要多少面包，就给她多少面包。像她曾经背着你那样把她背起。整整三年，她让你吮吸着她的乳汁，也从未在你的秽物前退缩。”然而，代尔麦迪纳的证据也表明，家庭生活并非总是风平浪静。就像其他地方一样，不忠与嫉妒在埃及十分普遍。

当时的女性一般刚步入青春期就会出嫁，也就是12—14岁。男性可能迟至20岁左右才成家。那些精英阶层的子弟在这个年龄已开始在政府中供职了。在缔结婚约前，双方的家族可能都要向对方提供一些财物，这也正是埃及人积累财富的一个诱因。在王室内部，可能存在着亲兄妹之间的婚姻（伊西斯与奥西里斯的传说为上述做法提供了依据，当然也可能是该传说被改造，以便为上述做法提供依据）。然而，对普通埃及人而言，亲兄妹之间的婚姻几乎闻所未闻，但表兄妹或叔侄辈之间的婚姻则非常普遍。

女性一般遵循着现代人看来极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负责操持家务并肩负着生下一个能够传宗接代并打理家族墓地的男性继承人的重任。家庭主妇要么亲自动手，要么指挥仆人，碾制面粉、烘烤面包、纺织布匹。上述工作并不卑微，妇女也享有一定程度的权利。男性被特别叮嘱要把家事留给妻子，而女性不仅有权拥有并管理着自己的财产，当这些财产遭到侵占时，她们甚至可以提起诉讼。此外，遭丈夫休弃的妇女则有权继续得到前夫的赡养。

壁画中的女性通常肤色较浅。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埃及壁画的创作习惯，但也可能反映出她们在室内的时间更长。（较浅的肤色表明女性不必在烈日下工作，暗示此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女性不仅被描绘为在农田里协助丈夫劳作（如森奈扎姆墓的壁画所示），新王国时期晚期的铭文显示，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外出旅行。然而女性独自谋生的例子比较罕见。这类女性可能在神庙里担任着低阶女祭司或唱诗班领队，但她们更可能的角色是在宴会上献艺的优伶，或在法老的寝宫里充当女官或杂役。（法老们拥有华丽的寝宫，有一幅壁画就描绘了拉美西斯三世在寝宫中休憩的场景。）埃及的社会面貌可能类似于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民族，女性虽未在公共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仍在幕后发挥着不容小觑的影响。

抚养子女的开销并不算大。幼童在温暖的阳光下往往不需要穿衣服，并且只食用纸莎草的根部也能活命。然而儿童的死亡率依然很高，刚刚断奶的婴儿尤其如此。男孩14岁时，在经历包含割礼在内的一个宗教仪式之后，便标志着步入成年人之列。据第一中间期的一份文献记载，曾有120名男孩同时接受了割礼。这表明割礼是被整个社群所公认的最有意义的成年仪式。女孩一般留在家中，除了婚礼可能不必像男孩一样经历类似仪式。

男孩14岁时，可能已在父亲从事的行业里接受了一些训练，也可能是在神庙开设的学堂里接受正规教育。（有文献表明某些孩子早在5岁时便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了。）对于立志成为官吏的学徒而言，学习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的过程。一位书吏在给某个学徒的评语中曾这样批评道：“我被告知你荒废学业、耽于嬉戏，浑身酒气地在大街上游荡，还被人看见在墙头上玩杂耍……”学徒可能要花费12年才能掌握书吏的全部技能。（他们要学习的技能不止书写这一项，他们还必须掌握管理方面的许多具体知识，例如应供给士兵多少口粮，建造一条坡道需多少泥砖，搬运并竖起一尊石像需要多少人手。）

营建住宅是财富的一项重要用途。在埃赫那吞的都城阿玛尔那士丘，官吏的宅邸远比建在代尔麦迪纳的房屋更宽敞。这些房屋拥有一个长方形的院子，其面积足够容纳庭院和一间附属祭拜堂。主屋绘有彩色纹饰，某间房屋曾装饰有天蓝色屋顶与红棕色立柱，墙面以白色为主，但有一条绿色背景上画有蓝色莲叶的饰带。浴室等设施可使主人的生活更加舒适。沐浴者站在一块石灰岩石板上，而后用水冲洗自己的身体。此外房屋内还配有石质马桶。厨房位于主屋的后面，其附近建有存放粮食的库房。在一些壁画中，房子周围还有池塘以及被各种树木环绕的花园。房子的主人可以自己种植一些蔬菜，洋葱和韭葱是最受欢迎的品种。最受欢迎的水果则是葡萄、椰枣和无花果。中王国时期某遗址出土的种子中，既有罂粟、茉莉、羽扇豆、木樨草、天芥菜和鸢尾花等花种，也有豌豆、大豆、黄瓜和小萝卜等蔬菜种子。另外，希克索斯人也为埃及饮食做出了一定贡献，引入了苹果和橄榄。

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需要大量的家政服务。一名富人外出时可能需要两名仆人的陪同，一名仆人携带着一张草席和一个用于驱赶苍蝇的掸子，另一人则提着他的一双凉鞋。抵达目的地后，仆人会为主人洗净双脚，换上干净的凉鞋。之后主人会坐在草席上，并有仆人在一旁驱赶苍蝇。在家时，保洁、烹饪和服侍用餐等工作均由仆人或战争中俘获的奴隶来承担。

精英阶层的社交生活颇为雅致。他们的宅邸拥有精美的陈设，家具上刻有兽首图案或镶嵌着象牙、乌木和琉璃。人们精心打理着自己的仪容。某位生活在新王国时期巅峰的第十八王朝、名叫图图（Tutu）的女子留下了一个化妆箱，里面装着她的粉底、眼影、一块调色板、一柄象牙梳和一双粉红色的皮凉鞋。宴会是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具有一套精心设计的流程。主人会亲自在门口迎客。刚抵达的宾客庄重地向主人致以问候，而主人则热心地回礼并把来宾引入室内。来宾无论男女都可以坐下来享受美食。音乐是宴会不可或缺的元素。舞女们在簧管、笛子、竖琴和鲁特琴等乐器的伴奏下翩翩起舞。

埃及的医学

古代埃及人的寿命普遍较短，也应该比当今世界大多数地区的人的寿命都要短。尽管有许多骨骸不符合检测的条件，但学术界仍对大量符合条件的木乃伊进行了检测。研究表明，死亡率的高峰出现在3周岁，这也正是幼儿断奶并改食固体食物的阶段。平安度过儿童期之后，埃及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据估算仅为29岁，只有少数人能活过60岁。精英阶层的预期寿命虽然较长，但对26具王室木乃伊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些人中仅有1/3活过了50岁。许多埃及人可能因受污染的水源而感染各种寄生虫，他们的肺也饱受沙尘与烟尘（可能产生于炉灶与灯火）的折磨，肺结核同样十分普遍。古埃及人的牙齿磨损十分严重，可能因为面粉中夹杂着来自碾制谷物用的石头中的硅成分。此外牙龈发炎也比较常见。学术界在对骨骼进行检测后发现，埃及人罹患着各种令人痛苦不堪、变得越来越虚弱的慢性病。许多到了40岁的人患有脊柱骨赘病。这种赘生物的成因主要是脊椎过度负重。较富有的阶层的墓葬中未检测出有人罹患此类疾病，代之以高脂肪饮食所引发的动脉硬化。癌症较罕见，但这大概是由于当时很少有人能活到癌症高发的年龄。 ^[3]

在《奥德赛》中，荷马曾赞美埃及的医学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发达。希罗多德在3个世纪之后也对荷马表示了赞同。埃及的医生无疑有一定的造诣，这得益于大量的医学实践与对各种病症的细致观察。有一份古埃及的医学文献曾详尽描述了不同种类的蛇所造成的伤口以及各种症状，例如，“对于沙土色的眼镜蛇，倘若被咬的人在未被毒牙穿透的一侧有痛感，而被咬的一侧无痛感，我能处理这种情况”——治疗手段无外乎催吐和放血。艾伯斯纸草（Papyrus Ebers）记载了700余种内科处方，并且按照发病器官分门别类，埃德温·史密斯外科纸草（The Edwin Smith surgical papyrus）收录了有关各类外伤与处理方法的经验性知识，其中包括现存有关大脑的最古老记载：倘若有颅骨在某起事故中开裂，你将看到这个器官的“褶皱仿佛坩埚中熔化了的铜水，你的手指在触摸时会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跳动，就好像儿童那尚未闭合的囟门”。该文献的其他章节则重点讲解如何处理关节脱臼。古埃及的医生似乎能够治疗骨折与开放性伤口。某些穿孔的颅骨上发现有愈合的痕迹，这表明患者在手术后曾成功存活。

然而，即便古埃及的医学成就堪称辉煌，医者仍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地施救，因为他们对人体机能缺乏真正的理解。木乃伊的制作工艺虽使他们可以近距离观察人体，但他们把心脏视为人体的中枢，认为血液、唾液、尿液、精液等一切体液均由心脏流出。此外，他们坚信一切疾病均由体液流通不畅所致，而不畅的原因则常被归结为某位神明的愤怒。而让体液恢复顺畅流动，则依赖复杂的技术与药物，但多数手段对任何疾病都没有效果。他们常常在草药以及动物提取物中掺入其他物质，例如老鼠的粪便、尼罗河的泥浆甚至患者指甲缝里的泥土。绝大多数患者实际上纯粹是自然康复的，或者偶然使用了某种对症的药物成分（例如用发霉的面包——其中含有青霉素——来处理伤口感染）。

简而言之，古埃及医学实际上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混合了经验性的积累与巫术（古埃及医学在处理蛇的咬伤时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研究人体内部机理时则是彻底误入歧途的）。在他们看来，倘若不对病人吟诵一段咒语，任何治疗手段都不会生效。当然吟诵咒语可能相当于对患者施用安慰剂，因为与医生交谈的确有助于病人康复。某些看似不可理喻的规定其实有其合理之处。比如某医学文献要求医生必须在日出前采摘某种药用植物，看似毫无道理，但是像吗啡这类的生物碱成分在植物特定部位的含量的确随昼夜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然而，埃及人缺乏对人体机能进行更深层次研究的动力，医学文献常被赋予神圣的地位，代代相传，不容置疑。比如埃德温·史密斯外科纸草虽属第二中间期（希克索斯时期）的文献，但所载内容在当时就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对古埃及人而言，越古老的疗法就越受推崇。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史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在游历埃及时曾提到，当地的医生只要严格遵照医学文献中的方法施救，即使患者医治无效身亡也不会受到非难，但如果他无视古代文献并造成了患者的痛苦，就可能被追究责任，甚至被判处死刑。

葬礼仪式

某些流传下来的宴会歌曲感叹生命的短暂与死亡的必然。这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主题，因为富裕阶层的生活虽然安逸且雅致，但仍难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死亡总是不期而至。在第一个千年纪初期的某些文献中，人们请求众神保佑子女远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威胁，并罗列出可能遇到的危险。这其中当然有疾病，但也包括被倒塌的墙压死、溺亡、蝎蛇蜇咬乃至被鳄鱼吞食。在那些据信会对儿童造成伤害的原因中，还包括叙利亚人、努比亚人以及西部沙漠中的游牧部落。古埃及人甚至惧怕有人对自己说外语，可能是担心对方用自己听不懂的语言施诅咒。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神秘力量需要防范。某些神灵据信会在乡野中捕捉凡人并在村镇中杀死他们。他们还普遍恐惧赫卡（heka）这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用于行善，也可用来作恶，因而可能会对自己的子女造成伤害。这些文献的出现其实与埃赫那吞改革带来破坏之后，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人开始变得越来越虔诚有关。当时的埃及人意识到，最终还是神明在保佑他们，而非某位强大的法老，所以必须向众神虔诚地祈祷。向神明求取神谕的行为也越来越普遍。

由于认识到死亡无法避免，埃及人从20岁时便开始为自己营建坟墓。如前文所述，新王国时期的坟墓包括建在岩壁前的一个庭院（以底比斯西侧群山之中的坟墓为例），在岩壁中开凿出的一系列耳室、大厅和用来摆放祭品的祭拜堂，以及一条通往地下墓室的甬道。墓室的大门上刻有警告性的咒语，以保护墓主人免受打扰。早期的墓葬中还立有相当于墓碑的石碑，以记录死者的名字与功绩。

埃及人通常会在墓中留下《通往光明之书》（ Book of Going Forth by Day ），以引领死者前往奥西里斯的国度，书中记录了让死者得以被接纳的仪式。（该书还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亡灵书》［ The Book of the Dead ］，最早出现于中王国时期。）最精致的版本现存于大英博物馆，被称为阿尼纸草（Papyrus of Ani），其主人阿尼曾是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的一名普通书吏和会计。纸草上的内容主要是咒语和祈祷词，还有表现通往最终审判的各个环节的插图。在这部书中，死者曾这样恳求奥西里斯接纳自己：“现在我站在您的面前，冥界的主人啊。我的身体未犯下恶行，我从未被记录过撒谎，从无细微的过失。奥西里斯啊，愿我能像那些居于你的庙堂之上的幸运儿一般，成为一个被善良的神所青睐的人、一个被两片土地的主人所喜爱的人，得以在奥西里斯面前被证明无罪。”（《亡灵书》，第30条咒语）死者必须在42位法官面前为自己申辩。审判对个人道德的要求很高，而且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死者不仅要证明从未犯下偷盗或谋杀等罪行，还要证明从没有通奸或猥亵男童。此外也不得诋毁国王，损坏量器，非法闯入、侵占邻居地产。在审判的最后，豺狼神阿努比斯（Anubis）把死者的心脏——情感与智慧的源泉——放在天平上，而砝码是一根羽毛。死者倘若有罪，其心脏就会因为过重而导致天平倾斜，一头怪兽将会吞食死者的心脏；反之，死者便可通过一扇大门前往芦苇之原（Field of Reeds），相传那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极乐世界，位于西方尽头。 ^[4]

坟墓中的某些壁画还描绘了使死者由现实世界前往另一个世界的仪式。此类壁画当中，最精美的作品发现于奈菲尔塔利的墓中。她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王后。1904年，意大利考古学家埃内斯托·夏帕雷里（Ernesto Schiaparelli）在底比斯的王后谷发现了该墓。由于这座陵墓被视为以奥西里斯为首的众神的居所，所以壁画中描绘众神迎接奈菲尔塔利的场景。在陵墓前室的一幅壁画中，奈菲尔塔利为奥西里斯献上了数量可观的面包、肉类和蔬菜等供品。在通向陵墓内室的楼梯间里，壁画描绘奈菲尔塔利已经掌握通往奥西里斯之国的每一扇大门的咒语。棺床四周的壁画描绘了奥西里斯的各种化身，还刻有一篇铭文。铭文中，奥西里斯向奈菲尔塔利保证，她将永远居住在奥西里斯统治的神圣国度，而伊西斯、哈托尔、阿努比斯等其他神祇也将为这位王后提供庇护。 ^[5]

假如死者的遗体未能得到妥善保存，上述转变过程就无法实现。事实上，对亡魂而言，再没有哪种命运比遗体无法复原更加凄惨。古埃及的防腐技术在新王国时期达到了巅峰。死者去世之后不久，其大脑和内脏就会被从体内移除，只有被视作身体内核的心脏仍留在体内。之后整具尸体被包裹在干燥的泡碱当中。这种矿物质产自三角洲以西的矿床，可吸干尸体中的水分。尸体在放置40天彻底脱水后，工匠会用亚麻布或锯末进行充填，以免尸体变形。内脏与吸收了死者体液的泡碱被分别存放。内脏会被装入专用的脏器罐（Canopic jars）中，由荷鲁斯的4个儿子为这些罐子提供庇护。然后，死者的遗体被用布条包裹起来。这是葬礼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历时达15天。下葬时，木乃伊的面部会被戴上一个面具，而法老的面具则由黄金打造。当时的人希望，灵魂在回到墓中时，可以通过面具认出自己的木乃伊。

制作完成的木乃伊将被放入棺材里（木乃伊源自阿拉伯语中mummiya［沥青］一词，但实际上沥青很晚才被用于制作木乃伊）。王室成员使用三重棺，最里面的一重是金棺，另外两重是鎏金的木棺。这具三重棺将被放入一具更大的石棺中。在新王国时期，普通人的棺材大多只用木料制成。但所有棺材都装饰有与葬礼仪式有关的文字。此外棺材的某侧通常会画有一双眼睛，应该是为了让棺中的死者可以观看日出。从死者去世到木乃伊制作完毕，整套流程必须在70天内完成。所以一旦某人突然死去，这70天便成为建造坟墓的工匠们仅余的施工时间。一些墓葬明显有赶工的迹象，例如有的石棺被密封在了墓井的底部。

古埃及的陵墓中还存放着大量各种器物，以供死者在冥世中使用。富有的精英阶层会力求无所遗漏。墓中会摆放桌椅、寝具乃至船只和战车。图坦哈蒙的陵墓是目前唯一一座被发现时大体上仍保存完整的王陵，除了石棺、三重棺以及黄金面具，墓中还有一个鎏金木质宝座，以及不计其数的布匹、书写板、棋盘、扇子和其他各色珠宝。

古埃及人极度担心自己在冥世从事体力劳动从而有辱身份。所以在新王国时期末期有一种常见的习俗，就是为死者提供365个沙布提人偶，以及36个充当工头角色的人偶，以使死者在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有沙布提可供役使。这些沙布提人偶质地各异，陶土、琉璃、金属均可。此外，它们还配有各种劳动工具，例如锄头、装粮食的篮子、轭上的水壶。

古埃及人把如此多的财富转移到了封闭的坟墓当中，足以佐证当时的繁荣。埃及人巧妙地平衡着生者与死者的需求，这恰恰表明了埃及社会的稳定与成熟。古埃及社会与其他社会一样，在生活中充满了忧虑和恐惧，却发展出了应对不安与接受现实的方法，即各安天命。在新王国时期晚期，古代经典《普塔霍特普的教导》（ The Instruction of Ptah-hotep ）重新受到欢迎，文中提出这样的建议：“不要自视为饱学之士，要像请教智者那样请教无知者，因为终极的卓越是不可能达到的，任何工匠都无法完全掌握他的技艺。”可能此处才真正体现了埃及人的智慧。

[1] 有关代尔麦迪纳的介绍，参见：A. G. MacDowell, Village Life in Ancient Egypt: Laundry Lists and Love Songs , Oxford, 2001。

[2] 关于赫卡纳哈特与其他埃及平民的日常生活，参见：John Ray, Reflections of Osiris: Lives from Ancient Egypt , London, 2001。

[3] 参见：John Nunn,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 London, 1997。

[4] 参见：Raymond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 London,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