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国各民族的风俗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民俗的采集、编纂工作也从很早就开始了，因此，在历代典籍中保留有许多关于社会风习、民间信仰等的资料，并有不少有关的论述，所有这些都是科学的中国民俗学的前史。中国现代民俗学活动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伴随着民族觉醒，适应民主、科学的要求而开始的，它在旧中国艰难的条件下获得了初步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民俗的一个重要部分——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在1979年顾颉刚、钟敬文等七位教授发表《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接着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之后，重新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地发展了起来。目前不少省市都建立了民俗学会一类的研究机构，并着手进行民俗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有的还召开了这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了采集和研究的成果。民俗学和它的姐妹学科民间文艺学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道上并驾齐驱。

我国近年来重建的中国民俗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中国各民族民俗的历史和现状为出发点，它与新中国成立前的民俗学活动既有学术史上的联系，又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目前很多地方着重的首先是民俗现状的了解和调查，但基础理论的建设和一些专门问题的探讨，包括国外这方面论著的介绍也在进行。在这样的时候翻译出版日本白川静先生的《中国古代民俗》，对于中国民俗史的研究和传统民俗学理论的了解，都是很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的。

白川静先生是日本著名民俗学者，1910年生，文学博士，现为日本立命馆大学特任教授。他专攻中国古代文学，著有关于甲骨、金文、汉字，以及关于《诗经》、中国神话、中国古代文化等的多种著作。白川静先生这部《中国古代民俗》也是以中国古代文字、《诗经》、《左传》、乐府等为材料，但是它不是以研究古文字和古代文学为目的，而是运用这些材料，并通过这些材料来探讨中国古代的民俗，是一部对中国古代民俗进行探源溯流的著作。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作者提出了自己关于民俗和民俗学的基本观点以及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方法。

作者认为民俗学主要是研究文化传承的学问，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传承探求该民族的文化特质。因此，他特别重视民族固有的体验，努力寻求研究中国古代民俗的出发点，区别古代民俗固有的东西和古代社会崩溃、接受外来影响之后的形态。对于文化的传承，作者认为“传承之支柱，不言而喻是宗教方面的东西，是社会方面的东西”。但在实际的论述和对于民俗的本质的认识上，作者只强调“宗教方面”，一再讲“民俗的本质不外乎是人类在与神有关的活动中的状态”，并且认为中国古代民俗的基本观念，就是《韩诗章句》关于《诗经·郑风·溱洧》所说的“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此水招魂续魄”，他说，“‘招魂续魄’一语最好地表现了它的本质”。因此，他把“民俗”与“习俗”加以区分，认为后代都市繁荣，在那里没有神的影子，民俗的东西被风俗化；而古代的《四民月令》《荆楚岁时记》等，由于它们把自然节序与人间生活的对应关系作为中心，所以仍然属于民俗范围。本书就是在上述这些基本观点的指导下，对古代万物有灵观、巫术以及阴阳五行思想等影响下的民俗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分别进行了论述，从一个侧面厘清了中国古代民俗最初的源头和它早期的发展脉络。对此，作者在《结束语》中做了如下的概括：

殷人被认为“尚鬼”，古代式的信神习俗颇为丰富。在代之而起的周朝贵族社会繁荣时期，古习俗被礼制化，古传承被经典化，唯有诗篇《国风》表现了民众的生活。可是由于春秋战国列国时期向领土国家的发展和长期持续的战乱，古代的共同体解体，农村生活遭到破坏，民俗传承场所随之丧失。对秦汉以后的民众而言，可以保持古老信仰的场所被剥夺，几乎被投入迷信的世界。

后汉王充在《论衡》里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迷信，但承认经典所规定的祭祀，如被称为五祀的“司命”“行”“厉”等。这一形式上的合理主义扼杀了古代的民俗。魏晋以后志怪之风盛极一时，也可以视为对它的反动，但已采取传说故事的形式。古代民俗的时代，可以说在传说文学之前有它的实践期。因为传说文学业已掺入道、佛等其他思想，而逐渐丧失民俗的固有性和纯粹性。

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作者在《后记》中概括为三点：一、通过古代文字的构造，研究古代人的生活和思维；二、通过古代歌谣的发想和表现，观察生活习俗的状态；三、将由此得到的材料与日本古代民俗事实加以对照和比较。作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民俗不能搬用日本民俗研究的方法，即民俗语汇的采集和乡土研究的方法，但他又没有简单抛开日本民俗的研究方法，而是根据民俗语汇的采集与分析可以显示语言所承担的文化史、社会史的方法，把中国古代文字作为古代语言资料，作为民俗语汇来使用，从古代文字构造的原理中看出文字创造时代及之前的文化传承、被字形化了的神话式传说的表现等。这样他就为自己找到了通过古代文字构造来探讨殷和殷以前古代民俗的可靠的出发点，从而也为在与有关文化科学的联系中研究民俗学开辟了道路。

通过古代歌谣来观察习俗是本书另一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作者吸取了日本其他学者关于《万叶集》的研究成果，并在这基础上把《万叶集》与中国的《诗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从而把比较民俗学的方法广泛地运用到本书中来，这就突破了柳田国男一国民俗学的闭塞的倾向。作者十分强调《万叶集》对于日本古代民俗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拒绝对《万叶集》进行民俗学方面的研究，对民俗学来说等于自杀。他说《万叶集》“整体来说确乎是民俗式的东西，并且是我国民俗的源流。民俗研究首先应当究其本源，然后沿流查明千波万浪的变化。在中国也是如此”。因此，他提出：“作为《诗经》的解释学方法，民俗学的视角最为重要，这一点几乎应当说是不言自明的。”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是他从中国古代民俗的源头和沿流千波万浪变化中摘取的几朵浪花，全书的论述分为七章。

本书第一章“民俗学的方法”和第二章“古代歌谣与民俗”，都是关于研究方法的论题，它们论述的特点都是从具体著作的探讨出发，并结合具体问题和实例来阐明所采用的方法。第三章以下是作者对中国古代民俗的几个方面所做的论述。作者首先在第三章中论述“言灵的思想”，即古人关于语言具有神秘力量的观念，这是因为这种观念是原始万物有灵论思想的遗留，按照作者的观点，正是这种万物有灵观和有关神的种种观念、巫术等构成古代民俗的核心，因此，首先阐述言灵的种种现象（如祈祷、咒语、巫祝和巫祝文学等），对其他民俗事象的理解和论述也就更为方便了。

第四章“诗经民俗学”是在第二章基础上展开的，从民俗的内在联系说，以诗歌形式反映民俗也是“言灵的思想”的延伸。这一章通过采草、祝颂、恋爱等内容的诗歌，论述了《诗经》作品所反映的古代祭神、预祝方式、投果辟邪的民俗观念，以及对饮食、衣服等在恋爱诗歌中的象征意义，古代对歌风俗，等等。

第五章“卜辞的世界”是对卜辞所反映的自然观念、人生各阶段的民俗，以及有关农业、狩猎、战争等礼仪的论述。作者系统引述了关于虹、龙、巫蛊，与农耕仪礼有关的出生习俗、在农耕仪礼上伴随着的性方面的模拟行为等丰富的资料。

第六章“语部与巡游者”是从传承者的角度来考察古代故事和歌谣。本章分析了《左传》中“贵族流离谭”的故事因素及“巫史卜祝之流所传承的神怪故事”，指出乐府歌曲大多为古代社会崩溃后由巫史沦落下来的巡游者或歌妓所传诵，并且厘清了由古代桑树崇拜、“桑中之会”到歌咏采桑女主题的乐府的发展，以及“邯郸倡”等歌妓的活动在乐府诗歌中的反映，等等。

第七章“月令与岁时记”研究《诗经·豳风·七月》以来保留下来的古代岁时风俗及人的诞生、结婚等仪礼。在这方面作者着重指出阴阳五行思想对《月令》等岁时记的影响、古代民俗被制度化的倾向、《荆楚岁时记》对日本岁时风俗的影响，等等。

从上述各章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三、四、五章所论是中国先秦古俗的三个重点，六、七两章则是上述古俗的另外一些方面，以及由上述古俗发展演变而来的汉代以后民俗的一些内容。最后作者又在《结束语》和《后记》中对上述各章的论考和有关民俗学的问题从理论上做了提纲挈领的说明，为全书纷繁的内容清理出明晰的线索和概念。

本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民俗的专著，比起我国过去这方面同类的著述，如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尚秉和的《中国社会风俗史》等，它更富有理论的色彩，尽管它并不是民俗学一般理论的陈述。另外，由于本书在论述古代民俗时，主要从中国古代文献如古文字、《诗经》、《楚辞》、《左传》、乐府诗歌等取材，论述中又广泛涉及先秦至南北朝的各种文学创作，因而它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自然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例如，本书依据“兴”字的构造，经过考辨，认为《诗经》中兴的原义是野外祭祀，举行以酒灌注地灵、迎接地灵的仪礼，是一种唤起地灵的行为，并且研究了兴如何发展为比，认为赋、比、兴本质上是一个系统。还有本书对《诗经》某些篇章和屈原作品的看法，对于调戏采桑女主题的诗歌和《陌上桑》的分析，对于《左传》故事与神怪因素的论述，对于古代谚语的起源、寓言的产生、志怪小说的发展，某些作家“都邑赋”产生的背景，《古诗十九首》和乐府诗歌的关系，以及纠正《说文》给一些字所做的解释（如“告”字）……都是作者从民俗学观点出发而提出的。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有一些在学术界还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古代文学，必然会发现和提出一些传统文学研究较少接触的问题，这是肯定无疑的。我国学术界也早已注意及此，本书一再提到的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在我国已经被公认为《诗经》研究史上最近一个重要阶段（参看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此外，孙作云先生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郑振铎先生关于《汤祷篇》的研究等，也是这一类著作。特别是近年学术界对于楚文化的研究（包括对于屈原和楚辞的研究），更是广泛地应用了民俗学和民族学知识，并已取得相当成绩。

当前，我国民俗学的学术活动，正在出现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个高潮。我国民俗学的起步比欧洲一些国家大约要迟半个世纪左右，这是我国近代沦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所决定的。但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民俗学就在我国生根开花，经过曲折的道路直到今天。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国外一些学者对中国民俗的某些方面首先着手研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这些著作，只要它的成果具有科学价值，中国学人从来不拒绝吸收其中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但是我国民俗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必将密切联系国际学术的发展走出自己的道路，因此在这过程中我国流行的某些学术观点和研究重点同国外学者有所不同，同样是十分自然的。例如白川静先生《中国古代民俗》一书，如上所述，它有许多值得我们吸收的东西。但我们也感到在这方面，正如他所说，文化传承有两大支柱，宗教方面的东西和社会方面的东西，而在本书中他对古代民俗只着重从宗教方面进行研究，而对社会方面的这个支柱则很少接触。在这方面，我国学者过去已经做过些工作，今后也会继续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当然，民间信仰以及与它相关的民俗，同样也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另外，我国目前关于民俗的范围、对象以及它的本质等的认识，也和白川静先生在本书中所表述的不完全相同。还有，白川静先生在书中关于中国民俗学现状的一些说法，也只是就我国个别历史时期而言，并未顾及近年来这方面发展的趋势，这是因为他在本书写作和完稿之际，我国民俗学刚刚重建的缘故。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想我们的广大读者对这一点是清楚的。

许钰
1985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