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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要掉下来了，全世界的人都来看它：男人们穿上最隆重的西装，是出于敬重之情；而女人们呢，排着队去买葬礼上用的花束，是为了表达伤逝。地球从未有一刻如此分配不均，其中一半被观礼的人群挤得满满当当。当天早上，我们驱车前往太鼋湖，痛苦地发现那里全是人。
多多说：“我真担心，人们全跑到这一面，会使地球不再倾斜旋转。”
那是一片碧蓝的湖水，坐落于群山之间，水平如镜。人们在湖边扎营，升起袅袅炊烟。我们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搭上了帐篷。阳光透过婆娑树影，把多多脸上的汗水照得闪耀。白昼漫长，足足有二十小时。我们都祈盼夜晚的到来。科学家们说，是月球对海洋的潮汐作用消耗了地球自转的动能，所以每天的时间才越来越长，以至于达到了二十八小时。
月亮还没计划掉下来的时候，人们都痛恨它。在许多人眼里，它始终是生活的象征，十八小时工作制的罪魁祸首，一个折磨人类神经的遥远形象。据说，很久以前，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而在更遥远的中生代，恐龙的一天有十八至二十小时。对此，人们感到不满。我们是如此怀念遥远的过去，以至于把月亮还没坏的日子称作黄金时代。我们过分沉湎于有关月亮的种种古老幻想，以相同的动作和神态表达了想要重返黄金时代的愿望，由此患上了一种名叫“疯月亮”的综合征，具体表现为：人们无心工作，因漫长的白日而惊悸，到了茫茫黑夜降临之时，又恐惧天上的月亮。政府想了很多种方案，但始终没能解决问题。当罢工潮席卷全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爆发时，硅谷的一位企业家站了出来，提议说：“如果月亮让所有人感到不快，那我们就该打掉它。”
这话说得在理，很快引起一小部分人的赞同。这位企业家是造火箭的。事后，他所在公司的股价节节攀升。然而，真正使这项提议走向高潮并演变为现实的，却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在社交网络上，人们自发参与，分成两派。其中一方提出，要是月球被摧毁了，产生的碎片该怎么办？这一问题最终被妥善解决，政府决定用一张人们难以想象的网拦截体积较大的陨石，而那些小的会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
中午，我和多多沿着湖边散步。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她站在岸边打水漂。微风吹拂她的短发，飘来阵阵洗发水的清香。时隔多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站在阳光底下抛石子的画面，让我回忆起了一些甜蜜的往事。四年前，我们那畸形而决绝的爱，几乎不会使彼此联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像陌生人一样并肩站着，疏远到没了共同语言。我看着石子从她手里飞出，荡起涟漪，切进湖面。湖水像天鹅绒一样柔软。石子在水面跳跃了二十八下。我学着她的神态和动作，往水里使劲儿一抛。石子只在记忆中弹跳了几下，便沉入湖底。
多多笑了起来，眼睛眯成弯月牙。
“哮天，”她说，“在月亮上，我不是你的对手，但在地球上，你显然不会应付现实。”
打水漂是一种古老的游戏，最早可追溯至石器时代。我从未见过有人可以让石子飞这么远，要让它暂时摆脱地心引力的影响是一回事，但要打出一个漂亮的水漂，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月球上，我有过一次惊人的好成绩。那是院方组织的比赛，奖品是一次自由的月球漫步。多年来，医学家们始终坚持，“疯月亮”综合征是一种神经过敏症状，患者应尝试脱敏疗法。为此，他们要政府在月球上建立一家康复中心，以此来治疗我们对月亮的恐惧。
那年中秋节，当第一批试验对象抵达月表，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类似高原反应的症状，纷纷倒下了。数周后，院方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应对机制：患者在飞向太空前必须服用布洛芬，并注射小剂量的镇静剂。十二月到了，轮到我登月。由于药物的影响，这一路上我都是在半睡半醒间度过的。飞行的过程好似梦游。倘若不是事后和多多聊起，我便不会知道，其实我们是搭乘同一航班到达。
月球，远比我想象中的样子还要荒凉。第一次踏上这片银灰色的土地，我便陷入一种不合时宜的感伤之中。当时，我在镇静剂的作用下，做了一个清醒的白日梦。我看见，自己倒在宇宙的摇篮里，地球就像上弦月，被茫茫黑夜吞没了一半。月亮去哪里了呢？夜空中到处都没有月亮的踪影。地球看起来好孤单。这时，我那后知后觉的大脑，在梦中回想起，原来自己并非躺在宇宙的摇篮中，而是被埋进了月壤——我们在月亮上望向虚空，在月亮上寻找月亮，自然什么也找不到。
后来，我把这个梦讲给多多听。她很喜欢，一听我讲这个故事就笑，像个孩子。直到她笑得自己都没有力气了，笑得我骨头都酥软了，我也没明白，这个梦有什么是地方好笑的。然而，这个梦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从那时起，我便有了一个新的外号，那是专属于她的亲昵称呼。多多唤我“哮天”。全世界，全太阳系，全宇宙，只有她一个人会这么叫我，只有她一个人可以这么叫我。每当我为了逗她开心，向她讲起这个梦，多多总是说：“傻呀，哮天，你看见地球只有一半，那是因为你把它吃了。”有时，我会佯怒，死命反驳，说自己才不是狗呢，何况哮天犬吃的是月亮；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一方面既庆幸于自己不像狗一样有尾巴，以免暴露了内心的愉悦；另一方面又懊恼于自己并不是真的哮天犬，不能替她吃掉天上这轮令她害怕的月亮。其实，我很喜欢她这样叫我。这个专属于她的称呼，带来一种完美无瑕的亲密感。
圣诞节快到了，十二月接近尾声。这一个月来，我们所有人都住在幽闭的单间里，被每天定点服药的闹钟吵得神经紧张。这里是月球，一个离家几十万公里的地方。当最初的那种新奇感褪去后，月球开始显得一无是处起来。在这样一种孤立无援的处境中，我们的一日三餐被安排好了，活动范围也局限于一个可控的与世隔绝的泡泡当中，几乎无法进行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社交。病人们对外界失去了兴趣。我们的内心，被一种晕眩的黑暗的漩涡撕扯。有时，吃过晚饭后，才七点多，人们便陆陆续续回房间睡觉了。
为了缓解这种状况，院方组织了多项娱乐比赛。在一处小石潭边，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夺得了打水漂的冠军，奖品是一次自由的月球漫步。我和多多正是在这次比赛上相识的，参赛的就我们两个。月球的引力很小，技巧的用处远小于力道。我就这样把她打败了，正如四年后，她轻而易举战胜我一样。那是很早之前的事了。事后，她不服气，约我私下里再比一次。我不是一个懂得谦让的绅士，她也不是什么肯轻易认输的淑女。久而久之，便有了来往。但我想，真正让我们互相吸引的，是相处过程中那种奇怪的胜负欲。我们针锋相对，势均力敌，试图从言语和行动上战胜对方。换句话说，我们乐在其中，并不盲目，也绝不止步于一次简单的打水漂，而是渐渐演变为逻辑和智力的较量。我们会挖苦彼此，安慰彼此，也关心彼此。在一个陌生的、完全异己的世界里，我们几乎是一个原型的两道影子，在不同角度的同一束爱情之光的照耀下，陪伴彼此度过漫长的黑暗岁月。
圣诞节那天，我收到一份来自她的礼物，是一支钢笔。惭愧的是，我竟什么也没准备。随钢笔附上的，是两张明信片，它们的外面用一张白纸自制的信封包裹着。信封上写着：“好好写字，天天开心。（虽然我的字也不怎么样。）”末了，还画了个剪刀手。我想起，原来是有一次我们交谈时，我告诉她自己的字写得并不怎么样，当时她嘲笑了我，现在却督促我好好写字。我拆开信封，看见第一张明信片上画了一棵圣诞树，边上用箭头标出：“圣诞树诶”，并写着“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她写道，“也可以是元旦快乐了，还可以是新年快乐！无所谓了，哈哈。”第二张明信片是一份解释，说自己不小心把刚才那张上面的“诶”字按花了，明信片上满是油墨的痕迹。所以，她又写了一张，最左下方写着“For You
”，边上同样附着剪刀手。从明信片上的那团油墨，那一行行字，还有那个小小的剪刀手图画，我看见的是无数细节，以及一个女孩的用心。她那别出心裁的祝福我至今还留着。从月球返回地球后，每每拿出来看，回忆起这段无疾而终的恋情时，我便总是不可避免地思念她。我想，我们都把一切弄得一团糟了。
收到这两张明信片后，我去找她。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哪怕是表白，也是她后来向我发起的。但那天晚上，我像突然开了窍似的，约她去看电影。康复中心的电影院中正在播放《真爱至上》。在电影院里坐到人都散场后，我才告诉她，自己也准备了一份礼物。当多多得知，我准备把打水漂赢来的奖品与她共享时，她的眼睛再一次眯成了弯月牙。我们向护工请求，希望能把两小时的月球漫步均分为两份。就这样，我们各自得到了一小时的私人时光，不必再羁于形式的束缚或孤独的折磨，而是模糊了彼此的边界，让内心的光明与黑暗都涌向对方：当我们在冰冷的虚空中找到地球时，我们十指相扣，掌心抵在一起，能感受到彼此传递的温暖；当群星在汹涌的黑暗中闪耀时，她那银白色的臂弯沐浴着银河的亮光，看上去像精细的银砂做成的，触碰起来感觉十分美妙；当情感消弭为一种纯粹时，两道影子回归同一束光，我的身体从月海上飘了起来，慢悠悠飞向她——也许，那是一种狂热的爱情的美化，在我的世界里她的引力就与月球相当，没有迟疑，没有顾虑。我爱上了她，我们就这样成为彼此，这一刻虚室生白，天地皆爱，这次相逢让万物齐一。
我好像被治愈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体验到那种晕眩的黑暗的漩涡。小的时候，在家乡，我的母亲告诫我，不要用手指着月亮，否则耳朵会烂掉。这一迷信的说法是她从她的母亲那儿听来的。那时，我一直认为，月亮有某种魔力，可以诅咒那些对它不敬的人，并对他们产生影响。现在，我就站在月亮上，和多多一起迎击黑暗。月亮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不过是一堆银白色的尘埃，它甚至没有能力开出一朵花。每天早上九点，我去帮她买早餐，我们在取药的地方碰面。院方提供的特效药并不能治愈疯月亮综合征，反而会使我们神志不清。多多总是把药藏在舌头下。吃早餐的时候，她向我展示那枚藏在灵巧舌头下的胶囊，然后吐掉。后来，我也这么做了。我们会在午后一起散步，依偎在窗边一起欣赏窗外的月海。到了晚上，我们都希望康复中心的电影院能开得晚一点，因为我们还没尝试过在午夜场看电影。负责播放电影的护工从不满足我们。
有一次，多多对我说：“要是允许我们在月壤上种点什么就好了。”
我答应过要送她一束玫瑰花，便在物资清单上写下了需求。他们送来了种子，说玫瑰用扦插的方式无法在月球存活。我们便把种子浸泡在温水中，然后再放进凉水中继续浸泡。我们一起把它埋进门前的空地，期盼来年玫瑰能长得茂盛。最后，一个好心的护工指点我们，若是盖上一层保鲜膜并扎几个小孔，可以增加空气的湿润度，我们便这么做了。玫瑰喜欢阳光，于是我们每天约好了用紫外灯照它。其实我们一点儿经验也没有，办事全凭直觉，但那种想要一起做点什么的愿望，就像人类血脉的延续，几乎已成执念。然而有一天，多多消失了。她在野玫瑰还没发芽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我去找护工。那人说，根据院方的观察，她已经康复，可以出院了。所以说，她走了，只留下我和玫瑰独自生长。
整整一周，我都守在我们的玫瑰旁，有时能望着远方发一整天呆。月海是如此苍白，覆着一层尘埃，像死人脸上的妆粉。在那荒凉而孤寂的月海之上，我们的蔚蓝色星球是如此闪耀，千万年岿然不动，始终与月亮保持着合适的距离。这距离正在逐渐拉长；而我在月球上，像一颗小小的人体卫星，绕着地球日复一日地旋转。我永远乐观积极地看待她，没有负面的观点。可是，现在，她不告而别。我也康复了。内心的撕扯感的确消失了，只留下一片爱被吞噬的空洞。我没办法向别人解释这一切，这只是治疗期间两个神经病的爱。有时，我也会想，会不会她根本就不存在，只是我的想象。有时，我倒情愿她并不真实存在，这样一来我的失去便无足轻重了。有时，我想象她的确就是我内心的产物，而她的离去只是回归了自我。我还拥有她。我还没失去她。我想，这会儿她都已经抵达地球了。
后来，他们关闭了这家医院，因为脱敏疗法虽然行之有效，但劳民伤财。回到地球后，我打听到了她的消息，得知她已投入工作，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社交网络上，你很容易就能窥见一个人的生活细节。她总是能比我更好地应付现实。我知道她养了猫，知道她有了新的对象，知道她如今每天都不缺玫瑰，知道有人每天都会帮她买早餐。我知道那个人本该是我。那个献上玫瑰、围着她旋转的人本该是我。有一种关系已经失衡。月亮坏了。我们不再势均力敌，不再针锋相对。我们不是黑暗里向着彼此靠近的那两个人，不会在苍白而死寂的月海边漫步，不能向对方展示那枚藏在舌头下的秘密胶囊，我们从未一起看过午夜场的电影，我们的玫瑰也永远不会开花。我们是相交的两条线段，在短暂的相遇后，朝着与彼无关的未来飞逝。我们不再是同一束光的两道影子。她已是一束光，而我一辈子也许都只能在阴影里游荡。
傍晚，我们在湖边吃晚餐。一个小姑娘捧着一束玫瑰走过来，问道：
“哥哥，你要给姐姐买一束花吗？”
我后知后觉地看着她。
她说：“不用了。”
小姑娘走了，带走了我的花束。
我们没再提起月球上的那朵玫瑰，只要她不问，即使后来它真的盛开了，我也不会告诉她。野玫瑰色泽黯淡，开得丑陋，只是一个永远不会有结果的花骨朵儿。这真的没必要。我们并肩站在湖边等待月亮。夜幕很快降临。在地球上，月亮是这般小，这般微不足道，就像有人在天上点了一盏小夜灯。月亮因过分遥远而显得美好。它还没掉下来呢，我就开始怀念它了。在湖的另一边，伴着钢琴声，一个女中音唱起了康果尔德的《月亮，你又这样再次升起》，调子听起来很悲伤，水汽打湿了她的裙角。
我说：“如果月亮坏了，我们不该只想着摧毁它，而应该去修复它。”
她没说话。多年后，我和她约好在这里见面。褪去爱情的迷幻光芒，她的真实外表显得很普通。我失望地发现她压根儿就不是我一直想念的那个女孩。多多变了。她变得成熟，理智，不那么烂漫。也许，她是真的被治愈了，而我还留在月亮上，站在原地，望着星空，痴痴地寻找那一束光。我们都在月亮上寻找月亮，自然不会找到。我想吻她，但做不到。我想牵起她的手，还是不行。我无法向她表述我那自太古至永劫的思念，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忘。
七点，夜空中布满玫瑰色的光轨。七点半，月亮在天空中炸开。其中构成主体的三分之二大小部分，迅速向着我们飞来。那时，我心里有一种荒唐的想法，并把它说了出来：“要是这一刻是世界末日就好了，我们死在一起。”
她仍不讲话。
月亮的碎片继续向我们靠近。
湖面忽地掀起巨浪。
我们被淋了一身水。
她笑了起来。
“你呢，哮天，这么久了，你想我吗？”
“我不知道。”我说，“有时我感觉你特别遥远，好像只是一个符号，五官线条组成的模糊形象。很多个夜晚，我都在想你，但更多时候的是在想，你是不是真的，是否真实存在。”
“那只是一种疯狂，是‘疯月亮’综合征的余热，由奇怪的对月亮的狂躁转化而来。”她说，“我有喜欢的人了，我有约会的对象，你不能把太多的感情寄托在我身上。”
八点，月亮的残骸——构成主体的三分之二部分——被第二波红光击碎，余下的陨石和碎块被一张看不见的网拦截了。世界又恢复了平静。湖面一片狼藉，漂着鲜花、木炭、热灰和帐篷上的碎布料，但很平静，像死了一样平静。我知道，在我们的余生里，地球的江河湖海，永远不会再有波涛。
九点，多多站在湖边。我又看见一枚石子从她手里飞出，荡起涟漪，切进湖面。记忆像天鹅绒一样柔软。石子在我的心中弹跳，如此反复多次，最终沉入湖底。石子犹如弃子，没入不可追回的过往。